（四川大学 四川 成都 610207）
摘要：学为去向圣人之域的必经之途，如果说，生命在其历程中欲图实现什么的话，便为成己。一个欲要成己者所须直面的乃是“六经”系统，这些来自于先我们而在的古人之作品，不仅阐发的是被理解为“他们”这样的与己相外群体的传述，也是人所不异，无有古今差别的“心”理。正为如此，我们之于经典，乃为对象。而这一对象非是由经典来决定展现之方式的，毋宁说，正是无异之人心在此,受领来自经典所揭示的圣人之道。由学问之牵引所敞现的知识间架，为学习者自身的人性实情，并循此落实下去便可以成就出来本质之己，朝向天地之性的灵明者。
关键词：学问、为己、文本、义理；
前言
“为学须是切实为己。”[《朱子语类》卷八，中华书局，2015.1，页140.]学之须切实，此“切”字，便为发生向己而去立意的说法，它透视出“学”之走向，即为“己”而已。这一方向的指涉，来自于人性，即内在于人我之本然的根据——天命之性上，这是活动在此并为任何投身到学问关系的人敞开，而为其所实切体验的。由学问关系所牵涉的“文本”，其意义的敞见，依据于阅读者在面向文本之际，便开始形成着经由自身投射出来的具有焦点地位的理解维度，这种历程式的开始，随着阅读的深入而留滞为固定的，保持在其实践的开始方式中，进而演化为一种循环，即问与学间的抵近模式。当对文本上的圣贤之言进行理解之时，“学”不仅是一种合于“知识”学习的记忆，仅就与此的话，不过意味着，这是一场借由语言的发声而已。因为到此，“学”只是限定在内在的意义化之外，始终就“己”而言，是以对象的方式而滞于客体中，没有用“学”来围绕着“己”建构起他的意蕴的整体结构。那么如何才能够既真实地展开文本本身的含义，又能把含义内在的与“己”贴合上呢？首先得来看下，“学”自身是怎样的情形。一个人在“学”并不是说把外在的知识填塞给自身的记忆结构中抑或是说知识成为一种独立于人的意识本身的“存储物”，而是同时涉及向内而去的有效意义的转化。这种意义转化是根据于自我的能知。即是说至始至终都是能知的自我在规定“什么”本身，也即规定哪些内容在能知-所知结构中从而成为自身性的“我知”。当面对文本中的义理时，义理首先以“知识”的面貌呈现出来，因为它在文本上是由文字被说明出来的，这样义理就是得以在语言之中成为公共的接触媒体，在此对“知识”的学习就意味着获悉文字背后的义理本身，由此便造成理解的意义是否真实、完整等问题出现，怎样的理解才能完整地还原出义理本身？当此之时，在理解之下的实体，又在多大程度说明理解的正确度？以及随着理解而来的对“己”的意蕴建构是否有效？这些问题都将带来关于进行有效的“转化”的探讨。
（一）
“知”并不是现成的所知，而是能知。它在过问周遭，并与此同时联系自我之经验，其展现出来的样式即为“如何关联”主体的发问与体会，其可能的表达形式就是“学”。“学问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学问，则是欠阙了自家底；知学问，则方无所欠阙。今人把学问来做外面添底事看了。”[ 《朱子语类》卷八，页132.]我们在从事阅读时，文本的进入我的“知”中，是通过“学问”的自家运作而牵连来的，不是因由文本的展露而将“学问”经验在我的“知”中，一旦“学问”在面向文本而运作起来，整个“己”的结构因此也随着这一运作囊括了文本整体，随着“学问”的深入，理解会逐渐充实，文本将会逐步地展现出它的整体，这其中核心的部分便是其义理，这样对“己”而言获得的东西是在其自家的“学问”上的理解内容，当义理成为自我能够达及之事时，摆在读者面前的另一个问题是，内在为己，如何使得文本上获悉的义理成为内在为己的东西，与己为一，乃至于成为己的行为之法则？其实这一问题的思考方向并不完全正确，在此的义理并不是与人无关涉的“知识”，这是之前我们已经谈到的，这一点在阅读之前就已然是明确的，它是圣贤们自身实切经验的文字书写，它之传承至今，除了保存文本的手段之外，便是来自于其所具有的内涵之意义的脉络，经行在人之性理上的，我们可以说这便是一种侧向的文化传统的需求在心理上之反映，进而在世人，无论何种时代之下而言，阅读便会打开在中之所孕育的文化当事者的性理之心，而为此逐求来自精神之认同的人心所昭示。从而具有了实际的体验价值，并对任何人都是公开的。
与我们之所以还阅读圣贤言论，即就是因为在此的相同的“实切”是还可以同样实然体贴到的，这个根据就在于此“心”的无异，前人与后人照见的对象皆是此“心”，进而圣言的指道，都将能够围绕着这里借由在此现身在“学问”里，而共同指向相同的“心”，“入道之门，是将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而今入道理在这里，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朱子语类》卷八，页140.]相与为一的实现的可能便是“心”之澄明于“己”之“知”的结构中，去照见在中的理解之内容，而使得“知”与所知在有“己”的现下成为内在的东西，这其中用以确定这种内在化的东西，即经由反思限度下，逐步形成人格的品质生成，所以说反思是“己”之得以作为内在的自身以把握到能知-所知的依据，“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以手自指）推究。秦汉以后无人说到此，亦只是一向去书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会。自家见未到，圣人先说在那里。自家只借他言语来就身上推究，始得。”[ 《朱子语类》卷十一，页181.]推究的进展，联系着理会的程度，同时又关系“己”之“学问”自身，一番地推究不在向“学问”转进便就只是沦为一番言论，无论如何都无法关切起来自我，此间用“心”也不过成为寄寓于此作为假想的对象，如同现在学科内的名词术语，乃至于在分析技术之下被定性为模糊不清的术语，如此便不会展开见得这种圣贤-文本系统的精理，它在先见中就去掉了一切可能的走进心理的条件。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二）
“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凡平日所讲贯穷究者，不知逐日常见得在心目间否。不然，则随文逐义，赶趁期限，不见悦处，恐终无益。”读书的指向只在于优先读者自家的心身，心身的示现不是说把读书作为独立于外的行为，这种示现是在读书之中便有着心身，那心身可以说不仅有读者之“我”，还存在作者之“我”，甚至还有着他那个世道之“我”，和古今之“我”，如此而言，读书不仅是在“学问”间陶然、经历，它有着多方其中的一种汇聚和交流，作者与读者、古与今。当我们说“学”是走向切己的方式与途径，也是将文本之中存在的义理揭示出来并与己为一的贴切之克己途径时，在这里不可忽略“学”经行在作者之“我”上，正因为于此，我的臆测、意见、想象、先见等不能带入“学-问”之中，如果这样的话，“学”的照见就不是对作者之“我”的内立，作者之“我”倒是成为“他”这样的外立情形，因而在面对文本之际，一个成功的阅读不是在诠释它，而是与之协从，要在文本之中建立起来共识，每一次的理解，都要优先圣贤-文本本身的道理，尤其是在面对文本中的圣人，圣人之为圣人其拔擢在常人之上，他们的言论是自身切己的经验，其中对“心”的实切体认，成就了学与道统交互的谱系系统。
可以说在此之中，唯有成为那个圣贤之“我”才是阅读本身的目的，这点有别于其他专业书籍的阅读，在阅读圣贤-文本的过程中，阅读成为整饬自我的工夫，“我”一旦莅临在“学问”关系之中便立刻应该是经行在圣贤之“我”中的一种认识与生成的关系，因而组建起来圣-贤-学者的内立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我的自觉信仰下，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佛教徒同样面对儒家经典之际，道理在“学问”系统之下也能获得理解，然而且无法做到“切己”之下的实切体认的经验，他不在这种圣贤-文本系统之中，没有信仰的奠基，促使宗教徒，乃至于敌意者们，抑或是自以为是的学者，失去了与文本系统间的共识的达成，因而作者之“我”永不可能成为内立于“己”中，而是读者之“我”成为照见本身于作者立意之中的代命，“六经注我”的说法因此而来。如此而来，既是不知六经，也是不成“我”。六经本由作者立意，岂能因为“心”之所同，便拂去作者之“我”因以自我代言，这样的阅读方式在阅读之初始就已经失去了“学问”的必要，同时，读者之“我”在此也失去了照见圣贤之“我”的实体，实然流入空疏之中，即如朱子在《语类》里所谈到的：
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义，发明经指，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如举业一般，非为己之学也。曾见有人说《诗》，问他《关雎》篇，于其训诂名物全未晓，便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某因说与他道：“公而今说诗，只消这八字，更添‘思无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诗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 《朱子语类》卷十一，页191.]
不是在结论处寻得所是，而是要到文本之中去寻得其所以然。“所以然”脱离不了迈向“学问”的“己”到文本里将文字引向自我，从而敞见在其间的“心”，并凭借着“心”的照见而实有地内立到“己”去，以成就出学者-贤-圣的这种德性历程的发展。这种历程正是一种涉及转化而来的内立的诚实在己问题的进展。
（三）
有效的转化是将文本中的义理转化到与自我的能知-所知结构整合到一起以形成属于学者的自身实情的过程。“旧见李先生说：‘理会文字，须令一件融释了后，方更理会一件。’‘融释’二字下得极好。”[ 《朱子语类》卷一百四，页2612.]所谓“融释”就是将文本内容转化为学者的实情上去，这种“融释”不仅意味着对义理的理解，还进一步消弥掉那种借由“学”而呈现出来的作者与学者之界分的边界，“融释”的达成是圣贤在自我之中内立呈现，虽然于此我并没有企及到圣贤高度，但是因此却可以说圣贤因我的这次“融释”而从文字之中出离出来，文本不再是由文字组成的，而是圣贤脉络在其流淌之，文字暂时失去了它表达的功能而突出地成为了一种纪实的报道，也即是有着图像的生成，有着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展现在眼前，这便是古今之“我”的于此汇聚，学者游走在圣贤的身旁，亲临到圣贤之域中，古今失去了在时间上的距离，而距离因而成为了时间性的在此。
当圣人教诲学生之时，我就是那个学生，话是对我当下说的，有着这种切身质感，那么反躬而来在“学问”的自我审视之下，所学终究成为了一种在我的能知-所知结构上自身的“我知”，凭借我的能知-所知结构之内的“我知”又不断的进行“学”的行为。终究“学”是通过这个自我之“我知”引向实切而来的我自有之的实情，那么在此之后也就可以说“读书乃学者第二事。”[ 《朱子语类》卷十，页161.]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即“放下书册，都无书之意义在胸中。”[ 《朱子语类》卷十，页170.]这就是文字自是文字，学者将读书当成第一事在做，其间自不必说缺失掉“己”，实然也未能贯彻“学问”的工夫，书成为材料，乃至于书中那些堪称为经典书籍在这种材料堆中也得是作为历史之史料，才得以经由历史学而获得研究上的价值，方才能够够得上“经典”之称。如此而来，不过将所读之书当成实验样品一般对待，读书也就成为一件学习任务、课题，因而在这样的系列主题上，也就可以设置名目来作为读书的目的、动机，随着这样情况，以如此为正当，忽视掉了最为重要的去立“己”的问题，而被外在的目的牵引着，进而遮蔽了本来的东西，终于率先跨过第一事，直接地走向仅仅读书，将圣贤-文本作为对象与其他知识门类等量齐观了，全不知自家心身这回事。所以有言“学者不立，则一齐放倒了”[ 《朱子语类》卷八，页138.]。
结语
“在”阅读意味着这里时刻莅临着关照在此的切己之心，把自己带入其中随同着共识的东西而流连往返在圣贤-文本与读者之间，读者自家在其中晓得了几分，自然就往返给那个要去获悉着几分到“己”处去的体会，所谓共识意味着读的内容不再被限定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下，而是借由对文本的阅读在“学问”之展现下，现身于读者自己的“追认”，圣贤之言表露出来的是他切道理于己的经验，这种前言的昭示直陈道理，读者在此的阅读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在“追认”那个他自己若在圣贤的境遇下也当如此那般的实情，而这时也就意味着，读者不再仅仅以一本书籍的阅读者的身份呈现，而是以一个学者走进一个由前言指引的在“己”一侧的体道，无外乎这个“己”被放到了公共的领域之中，因而当我们陈说着“己”的时候，最后返现出来的已经不再是那个在先前之我一侧的“己”，而是圣-贤-学者共同面对并且遭遇的共同的领域，或者说正因为有着这个共同的领域因而牵涉出来共同性，而使得“己”公共化了，乃至于可以说圣就是学者要去成为的“己”，抑或说学者的“己”其实先已在圣人之中。形成这种转变便是意味着首先要拥有成就为圣人而可以以“学问”进一步介入一种真实体验的“学者”身份，一旦成立了这个“学者”品格，也就可以建立起来完整的自为的“学者-贤-圣”的修身机制。
参考文献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2015
作者简介：游森（1990.10—），男，四川省彭州市人，成都市武侯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哲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
论文作者:游森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7年12月下
论文发表时间:2018/4/11
标签：圣贤论文; 学问论文; 文本论文; 义理论文; 在此论文; 学者论文; 圣人论文; 《知识－力量》2017年12月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