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平安大街建设引发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安论文,由北京论文,大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平安大街，东起东四十条立交桥，西止官园立交桥，全长7062米，是北京旧城改造的重点工程。这一工程，将使原来的街道拓宽为28～33米，由原来的双向单股车道改造成向6股车道。这一工程要拆掉原有房屋9900多间，总计达1.5万多平方米；道路施工24万平方米；为埋设地下管道，挖土量将达50万立方米。这条大街，地处旧城区北部，传统民居和历史文化遗产众多。因此，平安大街的建设和保护北京古城风貌的问题，受到了市委、市政府及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文物保护单位、专家和北京市民的广泛关注。在改造平安大街的工程开工后，有很多热心的市民专程前往正在拆迁、施工的大街两侧，寻找旧有的建筑，观看新发现的文物，了解平安大街的建设情况。这种全社会重视文物保护、关心北京城市发展的状况，超过了以往对北京旧城区内任何一条大街的改造，其现象值得深入思考。
一、平安大街中蕴含的人文社会因素
平安大街地处旧城中心区，是老北京人居住的稠密区，其街巷形成的历史十分悠久。例如，位于平安大街中段的地安门外后门桥，初名“万宁桥”，元代亦称“海子桥”，距今已有800余年的历史。昔日桥下流水清澈，经今日东不压桥胡同入东吉祥胡同，至东板桥，沿北河胡同入北河沿大街，经沙滩、南河沿大街、正义路，出城入通惠河。昔日的东不压桥（明清曾称布粮桥和东步粮桥）就在今日平安大街上，附近居住的老人还能准确地说清楚桥的位置和形状。查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可以看出，这条河道元代属靖恭坊，坊内河道东侧已有街巷。明代河道两侧胡同已经顺序排列，并有胡同名称和关于“布粮桥”的记载。
笔者在平安大街考察中发现，居住在这条大街两侧的居民，多数是几代久居此地，昔日的四合院多数已经变成了人口稠密的大杂院，居住条件和环境也比较落后。目前，居住在宅院保存比较完整院落里的老一代人有强烈的怀旧心里，不希望拆迁；而居住在比较破旧的大杂院的居民则希望拆迁，以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
但是，这些老旧房屋群，却蕴含着比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如在平安大街西段（地安门西大街）路北旌勇祠附近，居民居住环境就比较差，院内搭建的小屋已将院落占满，行人出走都很困难。旧有的房屋已经老化，每到夏季，居民反映不仅闷热，而且潮湿。然而，就在这片房屋中，笔者见到不少石刻，还有元代遗留下的寺庙及建筑。当地居民强烈要求政府既能保护好文物古迹，又能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
二、平安大街上的古建筑是北京城的宝贵文化遗产
据文物部门统计，平安大街两侧的文物古建筑多达30余处。在这些古建筑之中，既有元、明、清的遗存，也有民国初年留下的建筑。这些古建筑是北京城的宝贵财富，记载着北京城风风雨雨的历史。例如，张自忠路3号院，清代以前就是官宦人家府邸，清康熙年间为贝子允禟府邸，以后又改为和亲王府。清朝末年，这里为贵胄学堂。1906年，清政府在这里建陆军部和海军部。现存的中西合壁式建筑就是在清政府颁布新政后建造的，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里是总统府所在地。1919年，靳云鹏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时期，这里是总理府。1924年，北洋军阀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这里又成为执政府所在地。1926年3月18日，北京爆发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的游行请愿活动，遭到段祺瑞卫队的开枪镇压。当日，执政府前枪声大作，鲜血流淌，女师大学生刘和珍等人惨死，这就是历史上的“三一八惨案”。鲁迅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据市委党史研究室同志介绍，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参加了游行请愿斗争。到“七七事变”前夕，此地改为国民党二十九军驻平军部和冀察政务委员会所在地，著名抗日将领宋哲元、张自忠在这里主持过政务。1937年8月，北平沦陷后，这里又成了日本侵华驻屯军总司令部，至今在北面灰楼地下室还保留着当年的小牢。抗战胜利后，这里是国民党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和北平警备司令部。北京解放后，此地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校舍。仅此一处古建筑，就演绎出北京社会百年的历史风云，而在平安大街两侧，重要的古建筑遗存还有孙中山行馆、和敬公主府、欧阳予倩故居、南新仓、僧格林沁祠、贤良祠、旌勇祠、徐世钊宅院、北海园林等，这里面的掌故、历史文化内容也十分丰富。
三、北京人保护文物的意识日益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对文化的需求也有所增加，保护文物的意识有了很大的增强，突出表现在对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关心、爱护和收藏。90年代以来，北京城内出现了收藏热、拍卖热、胡同旅游热的现象，私人收藏家、私人博物馆数量不断增加。在1997～1998年修复北京旧城东南角楼段城墙捐献城砖活动中，上至白发老人，下至幼稚儿童都踊跃参加。一些区县政府也意识到，本地区遗存的古建筑会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于是开始对本地区的古建筑进行修缮。例如，东城区加大对国子监街的保护和修缮，对锣鼓巷地区的小胡同、四合院进行粉刷；西城区下大决心，全面修缮了白塔寺并复建了山门；朝阳区全面整修东岳庙，等等。在北京旧城中，更有一些平民百姓，骑上自行车，出没在街巷胡同中，专门拍摄小胡同、四合院景观，寻找散落在小胡同内的砖雕石刻遗存。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旧寺庙、旧河道，甚至连旧地名都成了人们了解北京历史文化的实证。介绍北京胡同、四合院等风土人情的书或影集不断出版问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作者是平民百姓。平安大街改造工程一开始，京城市民关心、保护文物的热情又高涨起来。据张自忠路3号院传达室师傅反映，市政府关于平安大街改造工程公布后，一连几天都有人前来打听这里的古建筑拆不拆，直到报纸上公布了这里的古建筑将得到妥善保护后，询问的人才逐渐减少。
四、由平安大街改造看北京古都风貌保护的经验教训
北京旧城改造是伴随着北京城市现代化开始的。早在本世纪初，北京就开始了适应现代城市需要的改造。据《北京档案史料》（1997年第6期）介绍，20年代初期，市政府决定将城西大明濠（也称西沟、西沟沿，是元代金水河故道，现为赵登禹路和太平桥大街）由明沟改暗道，上面辟为马路。当时因大明濠改造工程需要大量石灰、水泥，材料不足。一些人看到旧城砖比石灰、水泥更经济、方便，于是京城出现大规模拆皇城墙城砖之事。到政府出面干涉时，皇城西面、北面、东面城墙几乎被拆毁殆尽，只剩下几段残墙断壁。由此，北京出现了皇城根地名。当时对皇城墙的破坏就曾引起不少北京市民的批评。在平安大街改造工程中，在北海西侧工地上，施工中出土了西北段皇城根基。皇城根的历史再次提醒北京市民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
北京解放后，旧城改造步伐逐渐加快。先是为了满足城市交通需要，将城墙开了豁口，然后打通了长安街，扩建了北海大桥，修环城地铁时把旧城墙几乎全部拆除。进入80年代，旧城改造又转向危旧房屋，成片旧房屋（其中也包括一些保存较好的四合院）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进入90年代，旧城街道改造又加快，先是西单北大街改造，王府井大街改造，继而又出现了朝阳门外大街改造，阜成门外大街改造，崇文门外大街改造，宣武门外大街改造等。这些改造工程，不仅旧房屋拆迁量大，使道路拓宽，而且沿街两侧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林立，在很多地方完全改变了北京古都风貌。
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北京要不要保留自己的建筑特色和古都风貌，引起了不少专家学者进行争论。在争论中，平安大街的改造工程又开始了，这一重大工程自然成了北京各界人士目光关注的焦点。
是保护古都风貌？还是继续破坏古都风貌？平安大街的改造，再次成为京城学者、市民议论的话题。这是因为北京的古都风貌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1991～2010年）》也指出，北京是世界著名的文化古都，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如何继承和发扬优秀的历史文化、革命传统，创造社会主义中国首都的独特风貌，是一项重要任务。（详见《北京规划建设》1993年增刊）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应该说重点是城市的传统风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和建筑群体。如果一座城市的街区都改变了，原有的建筑群体都没有了，也就失去了原有的风貌。一座城市的风貌一旦失去，是很难恢复的。在北京城市现代化过程中，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70年代末，北京东起崇文门，经前门，过宣武门，一直到西二环路，曾出现十里长街盖大楼的现象。结果，这些“火柴盒”式的塔楼和板式楼房，与前门城楼、箭楼等古建筑群体显得极不协调，既没有创造出首都北京的独特风格，又破坏了原有的古都风貌。
什么是北京的古都风貌呢？我们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有必要重温一下建筑大师梁思成的见解。他说：“大略地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这全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是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对列的大街，到达珠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着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百余公尺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过了此点，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前的宽度，是最大胆的空间的处理，衬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殿和广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峋峙，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又‘奇峰突起’的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地，也恰到好处地结束了”。（详见1954年4月10日《新观察》）
梁思成精彩的描述，道出了北京古都风貌的精髓与神韵。一般概括地说，高大的城墙、红墙黄瓦的宫殿与灰墙灰瓦的街巷、四合院所组成的北京古代城市风貌就是北京的古都风貌。如果具体地讲，就是以中轴线上的高大建筑为城市脊梁，配以中南海、北海、什刹海、积水潭碧波荡漾的水域，琼华岛上的白塔和妙应寺白塔在绿树丛中的突出点，以及东四、西四、东单、西单四个闹市商业区，和环绕凸字形城市的城墙、城楼，再加上一望无际、排列有序的街巷胡同、四合院，这一切有机的结合，就是北京独特的有着浓浓文化氛围的古都风貌。
对古都风貌的破坏与保护工作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古都风貌的破坏是伴随着清王朝的衰败、瓦解开始的。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城后，火烧了圆明园，在安定门城楼上驾起大炮，强迫清政府同意在东交民巷等处设兵营，建使馆区，建教堂。由此，中国经历几千年传统文化所积淀成的古都风貌开始染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色彩。
进入20世纪，北京古都风貌又经历了八国联军的践踏、军阀混战、日伪统治、国民党掠夺和“文革”十年浩劫。年老的北京人都知道，正阳门箭楼曾被帝国主义炮火轰塌，北京地坛、天坛的古树曾被国民党砍伐。到北京解放前夕，天安门广场堆满了垃圾，故宫古建筑群已经是一片残破景象。
但是，20世纪保护古都风貌的努力也留下佳话。最值得称赞的是北平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对北京古都风貌进行了成功的保护。1949年1月，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中共中央军委对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城问题专门发了指示电。指示电要求：“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详见《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40页，北京出版社1988年出版）同时，要求攻城的指战员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那些地方可以攻击，那些地方不能攻击。还要求攻城的指战员对北平城内文物古建筑要“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做一项纪律去执行”。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和努力，北平获得和平解放，从而比较好地保护了古都风貌。
北京解放后，针对古都风貌保护的态度基本上是两种认识思路。一种是完整地保护古都风貌；一种是在对旧城改造的同时注意保护古都风貌。当时，由于受到国内外形势的制约，我们选择了第二种思路。在近50年的实践中，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成功的经验是在改造旧城的同时真正地注意到保护古都风貌，失败的教训是在旧城改造时不注意保护甚至破坏古都风貌。
50年代末的天安门广场改造，既是对古都风貌的破坏，又是对社会主义国家首都风貌的创新。长安街的拓宽，天安门广场的扩建，在广场两侧拆除六部衙署，取而代之的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人民大会堂两座相互对称、互相呼应、气势磅礴的新型建筑，从而形成与天安门及原有格局相互协调新的建筑群体。尤其是新建筑在体量上、装饰上注意传统风格和民族特色，使新的建筑对古都风貌的破坏降到最低点。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虽然在原有的“皇权至上”的涵意上有所减弱，但做为中华各民族大团结的象征，伟大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标志却得到了增强，应该说是得大于失。
八、九十年代，在旧城危房改造中，位于西直门内小后仓民居的改造和东城区菊儿胡同的危房改造也因为注意到古都风貌的保护而受到基本肯定。小后仓民居为小院或低层住宅，在建筑设计上北京建筑设计院设计研究所的设计师们能尊重北京四合院的造型特点和北京人“近邻胜过远亲”的心理特征，使其荣获北京市建筑设计奖。菊儿胡同的四合院式中低层住宅楼，也因为设计上富有北京传统民居特色，又与周围旧有房屋建筑协调，使其荣获亚洲建筑师协会奖和世界人民环境大奖。
在旧城改造过程中，不注意古都风貌保护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在王府井、西单地区都出现超高的大型商业楼；旧城区内不少新建筑造型呆板，体积庞大，装饰显耀。尤其是沿街的一些新建筑，不仅破坏了旧城区平缓和谐的天际线，也把古都风貌的色彩视觉搞得五花八门。还有个别人，不仅没有古都风貌保护的意识，甚至无视文物法，对旧城区内挂牌保护的古建筑也敢破坏或拆除。上述现象的出现，使人们不得不进行反思，反思完整保护古都风貌的科学性和切实行之有效的方法。
早在50年代初期，梁思成先生就预见到：“今后10～20年之内，无数的新建筑将要接踵的兴建起来，街道系统将加以改善，千百条的大街小巷将要改观，各种不同性质的区域将要划分出来。北京城是必须现代化的；同时北京城原有的整体文物性特征和多数个别的文物建筑又是必须保护的。我们必须‘古今兼顾，新旧两利’”。（详见1954年4月10日《新观察》）进而他提出，要想保护好北京城整体文物性特征，就应该“甩开旧城，重建新城”。如果说在北京解放初期我们不具备条件，到世纪之交的时候，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近50年所走过的道路。否则，旧城改造总是不可避免地要破坏古都风貌，这也是为什么在平安大街改造工程开始后，京城再度出现梁思成热的原因。
五、认识上的误区与走出误区
平安大街开工后，不少市民通过旧房屋拆迁发现这条大街建成后不是笔直的，原因是施工设计者为了保护沿途多处有保护价值的文物及古建筑，不得不左躲右闪。本来拓宽道路的目的是改善交通，减少污染，但仍有市民担心这条路打通后会更加堵车。其原因一是沿途十字路口多，与东四、西四多条商业街交汇；二是由于北二环路车流被吸引过来，使汽车尾气排放、噪音污染加剧。同时由于房地产商直接介入改造工程，更有专家学者担心沿街两侧的新建筑能否与保存下来的古建筑协调。面对旧城改造所出现的一系列进退两难的窘况，笔者认为有必要剖析一下当前认识上的误区和走出误区的路径。
认识误区之一是“旧城中心论”。
北京旧城区是传统的居住区和商业区，地皮可以说是黄金般的价格，在人们心目中永远是城市的中心区域。在旧城区内原有的行政办公机构不愿意迁出，新来的房地产商、外资、外企又要进入。目前东二环路已经高楼大厦林立，东单的银街、王府井大街、西单商业街、西二环路上的金融街正在建设之中。这些地段，已经成为企业经营者竞争的一类地区。由此，旧城区负担越来越重，城市基础设施需要不断改造和更新，以至京城老百姓总感觉生活在大工地上，道路总是挖完了填，填完了又挖开。这种现象，表现出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城市化过程的一般规律。这种现象出现在一般城市、特别是新兴城市不足为奇，但在北京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就显得矛盾突出了。北京旧城奠基于元代，是一座先有规划而后营建的城市，又历经元、明、清三代的完善，这种独特的城市风貌和格局正是北京城的魅力所在。北京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不能以牺牲世界级的文化古都为代价，这样做是不利于北京优势发挥的，更不利于北京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北京的城市发展应该逐渐走出以旧城区为中心的误区，更多的借鉴发达国家对文化古都的保护和迈向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特别要借鉴象巴黎这类城市的发展经验。
认识误区之二是“旧城全新论”。
在北京旧城改造过程中，有些人认为北京已经不像西安，城墙已经没有了，古都风貌保护与不保护都一样，不如对北京旧城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在一些人眼中，旧城区内遗留下来的古建筑（特别是旧寺庙、四合院、小胡同）是“破烂”，是阻碍北京新建筑崛起的障碍物。一些重要文物毁了，他们不心疼，甚致巴不得毁了，最好连遗址都不留，以便于盖大楼。这些人并不了解，旧城区古建筑虽然比解放初期减少了许多，但现在的遗存仍是丰富的，经过北京市政府和市民的不懈努力，北京旧城区的文物精华依然存在。1988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派官员来到北京，对北京的天坛、颐和园进行考察。当他们在北京逗留期间，发现北京旧城区的文物遗存太丰富了。为此，他们曾建议北京市政府，将北京旧皇城区做为一个整体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不少来北京旅游的外国人，参观了故宫，登上了万里长城，还要看一看北京的小胡同，北京的四合院。当他们漫步在北京的四合院和小胡同时，才感觉真正到了北京。一位美国旅游客人摸着北京的砖雕石刻曾感慨地说，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比美国的历史悠久。面对北京这样丰富的旅游资源、文化遗产，我们自己怎能不加珍惜呢？
认识误区之三是“现代化高而大论”。
进入80年代，北京城内新建筑不断出现。于是，一些单位和投资商出现了盖高层建筑的攀比，片面地认为，楼房高大、设施高档、设计复杂就是现代化的标志。事实上，现代化并不等于高楼大厦。现代建筑应该让人感到外观漂亮、体量和谐、使用方便、居住舒适。目前发达国家已经放弃了在市中心区集中建造高层建筑的计划。他们认为，中低层住宅对人类的居住最为有利。在建筑外观装饰上，他们也放弃了大面积使用玻璃墙的做法。他们认为，大面积使用玻璃砖、玻璃墙不仅加剧了城市的环境污染，也不安全，而且对人体有害。
认识误区之四是“市场经济自由论”。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果，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旧城改造中，有的人却是片面地理解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自由经济，有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或是我出了钱，就得按我的意愿办，丝毫不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放在眼里，不把国家文物法放在眼里，甚至对环保、市政等主管部门的要求置若网闻。在平安大街建设过程中，因有房地产商的投资和介入，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也会显露出来。是按房地产商的意愿办事，还是按《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办事，当这两者冲突的时候，市政府以及主管部门一定要加强宏观调控和严格管理，市规划管理部门、市文物保护部门、市环保部门的管理一定要到位。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有外资要介入北京旧城区内商业设施建设，要盖大商厦、大写字楼等，当时就有专家提出我们不能完全由外资左右旧城区内商业街的建设，这是因为北京与香港不同，它不仅是一座消费城市，还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进行旧城区内的商业大厦建设时，一定要注意古都风貌的保护，我们决不能让单纯的经济效益左右城市建设。
六、乘平安大街改造之势，建北京文化大街
对平安大街建设，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应该定位在文化上。如果说北京的长安街是中国的第一街，展现的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风貌，那么，平安大街应该是北京市的文化大街，展现的是北京历史文化的风貌。
对于平安大街的建设，人们认为应有统一的规划，这个规划要分段设计，突出历史文化特点，使其为北京的文化建设服务，为北京的旅游和开放服务，为北京可持续发展服务。
从官园立交桥至平安里，从东四十条立交桥至南小街，因分别与东、西二环路相交，新的建筑在高度、体量上可以考虑与东、西二环路上新建筑逐渐性衔接，展现出北京现代城市的风貌。
由平安里至张自忠路，沿途文物古建筑集中，新的街区规划应充分注意北京传统街区的历史特点，新的建筑在高度、体量上要注意与原有建筑的和谐。同时，对孙中山行馆、段祺瑞执政府等处古建筑要加以修缮，使其成为对外开放场所。
地安门段应成为平安大街改造建设的精华地区。这里不仅因为平安大街与旧城中轴线相交汇，还因为这条大街南面原来是皇城，北面是市井，周围的景山后街、鼓楼大街、什刹海地区和锣鼓巷民宅文化积淀十分丰富，风土人情特别浓郁。建议应以平安大街与鼓楼大街交叉点为中心，规划出一片北京历史文化游览区，商贸文化娱乐区。在这一地段，最好不再搞新式建筑，严格控制高层建筑，做好已有建筑修缮、复原。乘平安大街建设之势，可以修缮后门桥，桥下疏浚水道，成为景点；可考虑复建地安门和部分皇城墙，使北京不仅有天安门，也名符其实地有地安门，有利于古都风貌的完整保护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地安门大街东面道路上可考虑建标志性的东不压桥（即在路两边象征性修建桥栏），西面建西压桥（同上），增添平安大街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