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福:对理想与现实的追求_贫困问题论文

民福:对理想与现实的追求_贫困问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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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民富,以克服贫穷为起点。贫穷或贫困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世界现象。因此, 战胜贫穷和臻于富裕是一个历史课题,也是一个世界课题。古今上下几千年,东西南北几万 里,贫穷是一个幽灵、一个阴影,笼罩在几亿、十几亿、几十亿人类的头顶,始终抹不掉。 与贫穷斗争是人类最艰辛的任务、最神圣的职责和最光荣的使命。实现民富,用现代的话, 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是人类共同的殷切愿望,也是人类奋斗的终极目标,历史悠久、人 口众多的中国,在这方面感受尤深。回顾过去,正视当前,盼待新世纪和新千年,“民富” 久恒地盘桓在我们的心坎,呼唤着我们去探索、去追求。

归纳为一句话:民富是长治久安的根本之计!

贫穷是历史性、世界性矛盾的症结

历史在发展,世界在进步,但是在取得成就的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经济问题、政 治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纷至沓来,层出不尽,耗费着人类的体力、精神和智慧。这些 数不完的矛盾和问题,集中到一点,症结是贫穷。野蛮社会是绝对贫穷,姑置勿论。就是文 明社会,一步一步克服贫穷,涤而获得幸福。面对现实,贫穷仍在导致种种苦难,富裕只是 尚未实现的崇高目标。

一部人类发展史,从总体和本质看,不妨认为是一部与贫穷作斗争和追求富裕并获得了有 限收获的过程。犹太经典《圣哲箴言》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贫穷更糟糕的了——它是所 有痛苦中最可怕的。……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痛苦都放在天平的一边,天平的另一边放的是 贫 穷,而贫穷在重量上将超过所有痛苦的总和。”

什么是贫穷?拿远古来说,茹毛饮血、草叶或兽皮遮身以及穴居和树栖,固然不难想象其困 苦;就是后来,经济和社会有所发展,贫穷一直与文明并存。现在我们站在世纪之交和千年 之交。不要追溯太久,就是一千年前,人类还没有摆脱饥饿的威胁。除了灾荒年代造成种种 惨剧外,农业社会的正常景象是为收获粮食的留种和食用比例而困扰。如在欧洲,刚刚进入 两年一轮作的二田制,每年的收获要有一半用作来年的种籽。出土文物中不乏艺术精品,而 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都很简陋,可以猜测当时的平民百姓如何度日。1000年前,中国人口约 1600万,西欧和南欧人口约2700万,全球人口总数估算在6000万左右,而平均寿命只有30— 40岁,重要原因不仅是疾病,更是贫穷。

到了20世纪,进入现代和当代的100年,经济和科技有了长足发展,而贫穷并未绝迹于寰 球。人们从电视和书报上如实显示的贫民生活写真是:骨瘦如柴,赤身裸体,住在摇摇欲坠 的破草房里。这不是猎奇,而有其普遍程度。根据不同标准的统计,在当代40—60亿人口的 增 长过程中,贫穷人口的比重在20%—30%之间。居高不下,稍降又升。以国家为单位,相对比 较,富国寥寥可数,穷国占了一半以上;在大部分国家里,富裕阶层又是少数,多数陷于绝 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计算,总的水平有所提高,而贫富差距 也在扩大。1820年,世界上最富国家与最穷国家人均收入之比是3∶1,1913年是11∶1,195 0年是35∶1,1973年是44∶1,1992年是72∶1,1997年大约是727∶1(注:《20世纪人类生活面面观》,《美国新闻》1999年12月—2000年2月特刊。)。也就是说,当代 人类,多数还生活在贫穷国家,处于贫穷水平,相对贫困的程度有增无减。

不讲上述穷国,哀鸿遍野,就是号称富强的美国也不例外,虽然标准不尽相同,而贫困现 象迄未消失。其特征是贫富悬殊,在一极产生若干亿万富翁,另一极留下相当比重的贫困人 群。英国《经济学家》1998年10月3日一期的文章说,占美国家庭总数1/5的最富有者占美总 收入的一半,而占家庭总数1/5的最穷者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还不到4%。美国预算和政策 优先研究中心的1999年9月发表的题为《收入差距扩大》的报告表明,最富有的270万美国人 的 收入相当于最穷的1亿人的收入。据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的报告,美国有3580万人过着极 其贫困的生活,占总人口的13.3%,即每6.5个美国人中有1个穷人。另据其他资料,实际的 贫困人口在6000万以上,约占22.5%,而纽约更达29%(注:转引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9年的美国人权纪录》,《人民日报》2000年2月28日。)。这里,尽管有人是富了,但是,还 有人穷则是无可漠视的事实。

古今中外的贫穷或贫困现象,是造成古今中外所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种种矛 盾的重要根源。政治冲突的基础是经济冲突,根本在于贫富悬殊及其致富、致贫的关系不能 协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由此而起并越来越剧烈。从奴隶起义到农民起义,也都来自贫 穷到了无以为生的地步,才被迫揭竿。正义战争是由于反对剥削,不正义战争总是由于强化 剥削或相互争富。贫富差别及其扩大,更是导致一切社会矛盾的原因。西汉的政论家晁错指 出:“民贫则奸邪生”。贫困过甚还引起犯罪,旧社会的偷盗不少是穷人的铤而走险。辜鸿 铭说过,卖淫其实是卖贫。贫穷不仅使穷人受苦,挣扎在死亡线上,甚至贫而致病、致死, 还给社会带来震荡,其责任当然不在他们。有一句话:“贫穷是万恶之源”,当然也不是归 咎于贫困者,而是对导致贫困的社会批判。

克服贫困、走向富裕,于是成为人类的至高希望,也表现为历来所有仁人志士的同声呼喊 。

民富是前辈孜孜以求的理想

面对贫穷的历史和现实,企望脱贫致富,既是人类的意愿,又成为仁者、贤者和智者的共 同心声。从经济史到经济思想史,民富理论及其实践是很多思想家、政治家更不用说是经济 学者经常关注的一个热点和焦点。前辈志士留下警句,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理想,孜孜以求, 坚持不懈。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的富裕程度是一个严肃的标志,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 来是一个闪亮的鹄的。

民富思想或富民思想,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出现很早,传承不断,愈论愈新。随手翻翻几 本中国思想史著作,可谓史不绝书。

富民思想在《尚书》就有记载,称为“裕民”、“惠民”。春秋时期孔子屡次提到,如“ 足食”、“富而后教”、“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就把“富”和“民”相连结,意思是人民 的富足为政府提供财源和实施教化的基础。随后孟子说:“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 ”,认为富民的途径在于发展生产和减轻赋税。荀子提出“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 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从国民财富的分配看兴亡,肯定民富有利于生产,生产越 发 展,国家也越富。墨家主张“官府实而财不散”、“官府实而万民富”,要求首先充实官府 ,把民富的希望寄托于王公大人的“爱利万民”之心。这些思想,在处理国家与人民的财富 关系上倾向于藏富于民。

同时,也有其他不尽一致的学说。道家宣扬“我无事而民自富”,反对统治者干涉人民的 牟利求富活动,但又同时宣扬“少私寡欲”、“知足者富”。法家以富立国,《管子》有云 :“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甚富不可使”,认为民富不利于统治;还主张“民富则不如 贫”,“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西汉贾谊综合富国与富民思想,提出国家与人民都需积贮 的理论。董仲舒反对官僚地主兼并农民,提出“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落脚到民富。司马 迁赞成因顺人民求富的愿望,达到“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桑弘羊继承管、商思想,反对 富民,说“民饶则潜侈,富则骄奢”。

魏晋隋唐以后,出现了一批中小地主和工商业主,赞扬富民,其实是鼓励这部分人。唐代 柳宗元认为“夫富室,贫人之母也”。宋代叶适抨击王安石的抑富兼并政策,认为富人实有 惠于贫者。明代这种观点进一步突出,丘浚说:“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赖,国家所以藏富 于民者也。”王夫之把损富济贫说成是“犹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 而肥者毙矣”。明、清许多人强调保护富民,有其阶级特征,并不是主张让老百姓都富起来 。

还有一些观点,则是把富民和富国联在一起。荀子有《富国篇》,商鞅和韩非强调“富国 以农”,管子也说:“务本饬末则富”,直至宋代李觏著《富国》,主张“归农”、“通商 ”和变官营工商业为民营。也有肯定富国要以富民为基础,如清代唐甄提出:“夫富在户, 不 在府库”。诸如此类,都谈到富民,又都有历史局限,与我们今天的民富观念也不完全一致 , 但是可以借鉴和批判吸收。

除了上层人士论民富和国富外,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要求脱贫致富,往往是出于对贫富 差别过大的极不满意;然而又制约于历史条件,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所以其纲领常是“均贫 富”,其实“均富”只是“均贫”。

到了近现代,民富思想有了新的含义,渐渐着眼于人民群众。进入民主革命新时期后,一 些思想家有了民主启蒙思想,把眼光逐步转向了更多数。如清代后叶的魏源,被称为中国经 济思想史变革的发轫者,在向西方寻求富强之术的同时,竭力宣扬富民的福音;但也歌颂新 兴的私有财产制度,把富民说成是“一方之元气”,断言“土无富户则国贫”,并有对贫富 不均的隐忧。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一盆大杂烩,基本上是空想,谈到要去“贫富之别”, 还声言“教养于公产而不恃私产”。马建忠和严复传播西方经济学,后者译亚当·斯密的《 原富》,有较大影响。最后是孙中山,揭示的“民生”的经济政策,一是“平均地权”,二 是“节制资本”,在发展经济中提出“以养民为目的”,并有防止贫富不均的倾向;只是后 来制订了《建国方略》,却未见实行,也属于一种善良的理想。

民富理想成为科学,由马克思开辟新篇章,并在中国得到大力实践和逐步实现。

建国以来,我国学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发展经济中都把改 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纳入视野,有的并作为落脚点。也有突出强调富民的,如费孝通就是 旗帜鲜明的一位。1999年10月,14卷的《费孝通文集》出版。正值他的90寿辰,首都报纸发 表他的一篇文章,题为《志在富民》。“富民”是他的一句“口头禅”。在此文中,他说: “ 推动我一生学术工作的主要动力,就是希望为中国农民富足、农村兴旺、中国强盛做点实事 ”,“要让中国富强起来,首先得让农民吃饱穿暖,花销不愁”;还说:“看到乡镇企业使 亿万农民脱贫致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看到中国农民通过乡镇企业创造了一条独特的工业 化道路,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在很多经济学和社会学著作中,“民富”或“富民”的使用频率在上升。一本书名引起注 意,就是熊映梧教授的《中华富民论》(注:《中华富民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书的《序》中写道:“‘富民论’,是一个古老 的课题,历代先进人士作出了种种答案。但是,怎样使十几亿中国人富起来,还是一个有待 探讨的新问题、大问题。”这本书虽然并不意在构建一个理论体系,而是围绕“民富”主题 ,方方面面都讲到了。同时表明,民富列入了当代中国的现实议事日程,理论界给以多情灌 注,必将有利于在领导决策和实践中推进这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

西方经济学流派众多,没有专门标榜“民富”的,但是或多或少地都有触及。斯密的《国 富论》不仅谈国富,国富与民富不能截然分开。二次大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以发展中国 家的经济增长为起点,后来从不同角度落实到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把贫富关系列为要点 。特别是福利经济学,过去被认为是改良主义,却是面对贫富不均带来的社会矛盾,先是主 张“收入均等化”,后又提出“社会福利函数”,对不少国家有影响,卒至形成所谓福利国 家,某些经验对其他国家也不无启发。这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一定地位,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 (从萨缪尔森到斯蒂格里茨所编著)都有所论述,对贫穷和福利、分配和收入、效率和公平给 以研讨。

这里,再介绍一本新著《萧条经济的回归》(注:[美]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的回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作者是新生代经济学家,曾对“亚洲经济 奇迹”质疑,现把东西经济危机与1929—1933年的美国大萧条相提并论,还预言有新的爆发 ,他在该书的最后一章,认为当务之急是既要保护富裕者,又要帮助贫穷者,仁慈之心昭然 若揭。

关于贫与富问题的若干讨论

贫与富的分化,曾是历史,仍是现实。怎样看待?前人有过种种议论,见仁见智,至今分歧 犹存。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造成贫与富的原因何在?

过去的答案大体上有:(1)上帝安排,命运决定。著有《神学大全》的托马斯·阿奎那(122 4—1274)认为,在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就把人与人都区别了开来:一些人粗壮却缺少智慧 ,让他们能更好地劳动,过贫穷的生活;一些人非常聪明,能指导前面那些人,过上富有的 生活。我国也有老话:“死去有命,富贵在天”。(2)来自制度。卢梭认为私有制是产生贫 与富的根源,但这是由于人并非天生平等,有强弱之分,结果就导致了私有制。斯密认为主 要由财富的分配造成,分别归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是合理的。明代的袁采也认为贫富本 来是相生相资的,地主有田,佃农有力,佃农帮地主创造财富,自己也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 。(3)资源有限,人口增长过快。这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清代的洪亮吉也引为知音(注:参见肖名焰《贫与富:富人凭什么富有?》,《北京青年报》1999年12月31日。) 。(4)资本主义。马克思创此学说,才科学地点到了要害。我们都懂,毋需详说。

到了现代,产生其他一些说法:(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认为,不仅是资本主义 制 度造成贫富差别,因为当代差别最大的不在发达国家而在中等发达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其 原因是两个不平等即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和财产收入的不平等。于是而有巨富与赤贫。(2)美 国历史学家兰德斯最近出版《国家的富裕与贫穷》一书,并在法国《回声报》接受记者采访 ,认为各国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其原因,一是科学的进步不平等,二是更重要的,对文化的 利用方式不同。他还谈到,中国在1300—1400年间走入了死胡同,是由于落人了专制制度桎 梏,禁止了创办企业的自由和产权(注:转引自《参考消息》2000年3月12日。)。(3)面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知识社会和知识时代 ,很多人认为,贫富差距的实质是知识差距。信息化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愈演愈烈,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贫富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注:韩民春:《信息社会对世界贫富差距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00年第1期。)。这些,有的针对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别,也 包括了和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别。

其次,对贫与富的差别怎么评价?

一种认为是合理的。除了宿命论,如前面提到的托马斯·阿奎那归故于上帝安排,就说贫 穷不是耻辱、富有也不是罪过外,斯密从分配着眼,也看做理所当然。宋代朱熹认为佃户与 田 主“两者相须,方能存在”;王夫之则认为一些人富有不是另一些人贫困的原因。这些,都 是对既有社会经济制度的承认,不无曲为辩护的味道。

另一种认为不合理,这占多数。古代老子说过,天之道是要“损有余而补不足”。农民起 义都以此为理,起义领袖钟相、杨幺一致谴责那种区分贵贱贫富的制度决不是好制度,主张 人人平等,享有社会的物质财富。古今学者也异口同声。著有《乌托邦》的托马斯·莫尔(1 478—1535)问:谁说贫穷是应该的,谁说富有是无罪的?著有《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马 布利(1709—1785)说:关键是平等,要消除贫困,就得实现平等;自然赋与人们以平等的权 利,人的堕落是因为人的不平等。明末清初的颜元也问:土地凭什么就只在少数人的手里, 而广大的农民却无立锥之地?当代英年早逝的思想者王小波留下不少话,对贫与富的差别, 他明确表态:我反对。穷人凭什么贫穷?莫非他们磨起了老茧的双手是贫穷的凭证?富人凭什 么富有?难道他们懒惰的性情是他们富有的许可证?他进一步声色俱厉和饱含深情地说:“我 平生最恨的就是这种极不合理的贫富分化。今天,我要用我手中的剑为穷人做主张,让他们 也均等地享有富有的生活。”这些说法,带有某种情绪是直觉的。我们认为,贫与富的分化 有其历史条件和制度基础,过去用劫富济贫的手段未能消灭差距、实现均富。这些道理,思 想家思索过,革命家行动过,留下了不少公理和业绩;而真正看深、看透并有效地实践着的 ,是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一代又一代新人。

最后,还未富的人怎样看自己,又怎样看已有的富裕现象?

对前一问题,有各种论调,从意怀不满到愤世嫉俗,心理上不平衡,直至起来造反。这可 理解,反映了不甘贫穷、要求致富的人之常情,毋需多说。我国自古以来,在知识阶层,还 有一股安贫乐道的传统,似该肯定。一般地说,贫穷没有什么值得赞美;但在还未富起来的 ,不怨天尤人,却也难得。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过着“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的 生活,坚持“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官居御史大夫的韩愈,也曾尝过“冬暖而儿 号寒,年丰而妻啼饥”的困苦,写出了调侃自嘲的《送穷文》。在此以前,扬雄有《逐贫赋 》;在此以后,段成式有《留穷辞》,蒋士铨有《题迎穷图》。他们并不是不想富,韩愈就 说过:“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但是在那时代,贫穷没法消灭,至于“不义而 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们又不屑走邪路。这种优良传统,直至现代,从朱自清到陈寅恪 、钱钟书,一脉相承。在多数老百姓,同样有此美德,应当提倡和弘扬。

对后一问题,也有各种看法,常见的是说“为富不仁”,所谓“仇富”、“恨富”情结,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这里,从另一角度,推荐已出版并多转载的《良知文丛》的两篇文章。 一是余杰的《金钱无罪》,认为在中国这个道德主义的国家里,金钱历来被认为是邪恶的源 泉,同时又是人们不择手段的最高目标。他转引英国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的名作《金钱与 人生》中的一段话:“成功的愿望,即使是积累财富的愿望,并不是没有用处的。……事实 上,积累财富的愿望,构成了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最重要动力之一。它为个人的精力和 活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它鞭策人们努力工作,从事发明并去超过别人。”余杰还赞成 作 者在另一本书所说:穷绝不是光荣,而富也绝不是罪恶;金钱本身并不包含有价值观和道德 评判在内。他指出在中国,似乎存在着一种对贫穷的鼓励,认为贫穷代表道德的崇高和精神 的纯洁,这是相当糟糕的观念,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加剧了懒惰的盛行。

二是茅于轼的《各行各业都来推进道德建设》,谈到世界银行前任行长克劳森一次演讲, 盛赞中国的经济成就,也指出要注意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同步性,后者的几项基本指标即 诚实、透明度和讲道德。他还指出,经济发展可以被观察到,在它后面的行为准则即道德判 断不可能被人观察;……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依靠彼此欺骗、道德败坏来达到经济兴旺 。茅的结论性意见是:对社会而言,道德是保证大家有一个和谐、安宁、平静的生活环境的 必要条件,也是一个社会经济繁荣、文明健康的必要条件。我们须臾也离不开道德。

议论贫与富和由贫到富,还有很多话题,不一一列举。以上所述,也不尽是紧扣民富主题 ,只是说明,贫与富的课题内含既深又广。在这些方面有所了解,是为了争取树立比较正确 和完整的贫富观,为探索脱贫致富之路作一些思想和理论的铺垫。

共同富裕是人类奋斗的终极目标

关于贫与富的课题,尽管有过各种看法、说法和办法,共同的归结是必须消除贫穷、实现 富裕,即脱贫致富。个人有此愿望,国家有此任务。古往今来的政府和执政者大多有此标榜 和纲领,虽然有真有假,有得力有不得力,成效也大不一样。因为不这样讲,就会脱离群众 ;不这样做,就会制造不安。现代如此,古代也未尝不是如此。朝代的更替,这是个动因。 孔子说过,国家政治清明时,如果贫贱,那是耻辱。现代政府更是这样。一种传统论点,认 为资本主义国家在本质上为资产阶级服务,但是如果不考虑人民的根本利益,使阶级矛盾尖 锐化,其统治是不稳定的;于是,政治上要开放民主,经济上要退让和妥协,包括建立和发 展社会保障制度等,资本主义制度才得以存续至今。这种论点或许过时,但不失是一种批判 性的诠释。

脱贫致富,让老百姓富起来,成为一个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课题,并且不仅在中国,还在 世界,是一个普遍性的共同课题。所以,关键不在争论如何对待贫与富,而在研讨怎样富起 来。实现民富,是我们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终极点。

怎样富起来?仍是回顾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一部人类发展史也可以看做是一部致富史或民 富 史。远古时代,生产极其落后,社会财富寡乏,全民共贫。随着生产有所发展,社会财富 有所增加,人群分化,阶级出现,少数人相对地算是富,多数人还是贫。后来,生产不断发 展,社会财富不断增加,阶级分化更多层次,少数人渐富,多数人仍贫,还有一部分人处于 两者之间。直至现代,一部分人越来越富;多数人还是相对的贫;两者之间的人数也多起来 ,被称为中产阶层。总体地看,现代人比古代人要富一些,或者说富的人也多一些,贫富概 念有所转换,但是差距也越来越大。简略的纵横观,告诉我们:

首先,由贫到富,靠生产发展和经济发达。一部人类发展史,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史。经 济落后,大家都穷;经济发达,才能够富。讲经济总量,千百年来先是按算术级数、后是按 几何级数增长。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一般以300美元为最贫线。 穷国与富国,大体上也是这样区分。纵观历史,横观世界,经济发展是脱贫致富的根本之道 ,经济发达标准是区别贫富的根本尺度。

其次,有贫有富,决定于社会制度和分配制度。在不同时代,经济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加 了,总的说是由贫到富的不断提升;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不等,贫富 的 程度也不等。但在各自的范围内,平均是一回事,人群和个体是另一回事。在一个国家或地 区,有贫有富,是由社会制度并通过相应的分配制度来决定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不用说 了。当代社会有不同制度,不管贴什么标签,分配制度是多样化的。不同的分配方式导致不 同的分配收入,造成有多有少不等,进而区分为贫富的不同阶层。虽然,还有不同的调节手 段和调节机制,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富差别。有贫有富,这是当代世界活生生的现实, 可以咒诅,可以歌颂。

再者,谁贫谁富,不排斥有个人的努力。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权力和财产都是世袭制。 人 的命运和财产以投胎为转移。到了近代,虽然征收遗产税,财产世袭仍有法律保障。但在另 一方面,市场经济鼓励平等竞争,致富门路越来越宽广,致富机会也越来越公开化、平等化 。并不是人人都以发财为人生目标,但是甘于贫穷的人毕竟不多。如何致富,各有选择,不 拘一格。投资致富属于传统,知识致富不断创新。古称“将相无种”,而今富人也不靠基因 。大家都声称要构建一个先进的、合理的社会制度,除了对穷人的关怀和帮助外,重要的是 可以保证任何诚实劳动者和合法经营者都能获得相当的回报,进入相对富裕的阶层。

以上所述,只是理念。当前的现实是:从世界看,既有富国,又有穷国;无论是富国或穷 国,都是既有富人,又有穷人。虽然,经过几千年或几百年的发展,多数国家比过去富了; 在多数国家内,富人或富民也比过去多了一些。但是从总体和长远看,现在的世界和多数国 家还不算很富,特别是贫富差别还大,多数人还不算富。中国正是这样,总体地看,比过去 富了,还不算很富;长远地看,富人不多,多数人还没有富起来。

所以提出“民富”,实际上含有三层意思:一是使国家富起来,这是全民脱贫致富的前提 和基础;二是在此进程中,处理好先富和后富的关系,使富人越来越多;三是使老百姓普遍 地、共同地富起来,即使还有差别,差别不大。这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长远以来人类 孜孜以求的理想,为一切先知先觉者和平民百姓所向往。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崇高目标 ,也是行动纲领。就是未来的共产主义,以“按需分配”为憧憬,同样是共同富裕的进一步 深化和升华。其实,所有思想家莫不有类似设想,所有政治家莫不有类似标榜。如果说有什 么 区别,无非是在怎样发展生产力和怎样分配社会财富上有不同的原则、思路和具体策划。

民富,以共同富裕为归宿,仍是理想,不是现实。可以认为,人类经过千万年的艰苦奋斗 ,建设和发展现代文明,已经迈出了雄健的步伐;而实现这一理想,还需付出持续不懈的更 大努力。也可以认为,共同富裕,这是人类奋斗的终极目标。臻于此一目标,要靠科技和经 济的极大发展、社会财富的极大丰盛和社会经济制度与机制的极大完善。我们的祖国正在朝 着这个方向前进。参与这个伟大的事业,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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