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彪[1]2005年在《企业成长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对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新经济社会学的领域,其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则是兴起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在国外受到极大的重视,成为企业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这是因为企业本身就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主体——出资者、经营者、员工、消费者、债权人、政府、供应商、分销商、特殊利益集团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围绕着以经济利益为核心交织而成的多重、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虽然新经济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等学科对以人际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已较为充分,但经济学对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内容、变迁及其作用机理等问题的研究却还是个崭新的课题。 本文共分五大部分。第一大部分为导论,在对本文选题的意义阐释的基础上,界定了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内涵和类型,对本文的研究方法、结构、创新点作了交代。第二大部分(第一章)是对相关理论的评述。第叁大部分为第二章和第叁章。第二章研究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核心——信任;第叁章研究作为企业社会资本的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经济功能。第四大部分为第四、五、六、七、八章。第四章动态研究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演进;第五、六章研究企业内部的关系网络;第七章研究企业间的关系网络;第八章研究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网络。第五大部分是第九章。作为论文写作的目的和结论,探讨了如何构建企业和谐的社会关系网络。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在全面系统地梳理社会关系网络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结构洞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企业网络理论等基础上,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作为本文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信任、社会资本等核心概念的内涵进行
倪明明[2]2015年在《中国金融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金融的核心功能在于进行资本配置,不同的金融体系下形成了差异化的金融结构通过资本配置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也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持。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进入新常态,很有必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那么,从长期的视角考察,考虑到金融体系下金融结构调整以及产业发展中的产业结构优化两大方面,我国金融结构调整是否会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如有影响,其具体机制是什么?从哪些方面可能产生推动作用?同时,不应忽略的是我国金融制度属于典型的外生性金融制度,金融结构调整长期受到这种制度安排的影响,从金融制度安排的视角重新审视金融结构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可以得到哪些研究结果?此外,我国区域之间金融结构类型和产业结构形式千差万别,在此基础上考察它们的关系在区域之间的差异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首先,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根据产业结构优化叁层内涵之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的具体机制和模型构建。其次,厘清我国金融制度安排的历史变迁规律和发展路径、探讨了我国金融结构的基本特征与我国产业结构现状。再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构建金融结构综合指数和金融制度综合指数,并将这两种指数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对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从全国层面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区域差异。最后,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关于优化我国金融结构、推进我国金融制度改革、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金融制度安排下的金融结构调整提升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基于1991-2013年全国数据,利用时间序列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金融结构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进程,其中,在代表金融结构不同构成的两大因子中,间接融资结构显着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而直接融资结构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我国的金融结构调整同样也对产业结构高效化产生促进作用,其中,间接融资结构和直接融资结构都发挥了促进产业结构高效化的作用,但是直接融资结构的作用显然是要小于间接融资结构。可以发现,在加入金融制度安排变量条件下,金融制度安排增强了金融结构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2)我国金融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高效化过程中存在区域差异。在对东、中、西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水平测算的基础上,利用省域面板数据,选择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对我国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的区域差异基本保持一致,东部地区虽然以金融中介融资为主,但是金融市场也取得一定程度发展,所以两种融资结构调整都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且以间接融资结构发挥作用为主,而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发展落后,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作用不甚明显,唯有间接融资结构对产业结构的优化起到了推动作用。(3)我国金融制度安排沿着金融自由化的路径变迁,金融自由化进程对我国的金融体系、金融结构的长期形成和调整产生了深刻影响,且这种影响在金融结构内部是不平衡的。金融自由化的诸多改革集中于促进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导向,而对金融市场始终坚持审慎态度,推动力明显不足。(4)我国金融体系长期以来以银行等金融中介发展为主导,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推动也是以金融机构发挥作用为主,金融市场没有得到长足发展,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推动作用也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此,要注重对金融市场的培养和完善,形成适应各类融资主体和产业需求的金融体系。本文的创新点有：(1)既有文献在研究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关系时鲜有考虑影响金融结构的重要变量——金融制度安排,尤其是我国外生性的金融制度安排决定了金融结构的调整和变迁,金融结构调整进而会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产生影响。本文从政府制度安排这个新的视角出发,构建了“金融制度安排—金融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的统一分析框架,对这叁个重要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作以详细分析,以期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这种分析现实中也契合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2)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关键问题,本文对产业结构优化从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叁个方面进行研究,尤其是加入了高效化这一重要却常被忽视的衡量标准,分别探讨金融结构调整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视角进一步细化。此外,本文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性,从全国和区域的两个视角进行了更加深入、细化的研究,分析结果更为精确和全面,结论更具解释性,深化了对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机制认识,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制定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3)前人研究中对金融结构考量的指标选择比较零散,只反映了金融结构的某一方面特征,本文选择多个指标,进而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综合性指标。对金融制度进行衡量时,结合我国金融制度安排的变迁过程,使用金融自由化作以替代,选择了多个指标进行综合指数构建,以期能更为全面的反映我国金融制度安排的长期变迁。将所构建的金融结构指数和金融制度指数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研究它们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的作用,使得实证结果更具代表性。
刘叁江[3]2016年在《标准竞合理论模型》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标准化建设总体上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社会治理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际竞争力增强的制约因素。我国标准问题主要表现在标准缺失、滞后老化、交叉矛盾、质量技术水平不高、国际标准话语权不强等方面。形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我国标准化体制的计划经济色彩较浓,改革步伐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标准体系上,由政府主导供给的单一标准体系,既不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也难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制约了标准的有效供给和实施；在标准化管理体制上,多头管理直接导致标准的条块分割和“碎片化”,影响了标准化的整体效能。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上应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进程中同步推进标准化体制改革。为此,本论文将研究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标准化体制改革问题。研究我国标准化体制改革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标准作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技术依据,是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技术制度；标准化已逐步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具。从标准化发展看,标准化已从工业逐步应用到农业、服务业和社会公共管理等各个领域,拓展到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对规范企业生产、提高产品质量、维护市场秩序、促进技术进步、支撑产业发展、便利对外贸易等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仅以国际贸易为例,据美国商务部统计,超过80%的全球贸易受到标准化的影响。从国际看,美、英、德、日等发达国家纷纷出台国家标准化战略,加强标准研究和制定,通过标准手段抢占国际经济、贸易和科技竞争制高点,主导和影响产业及技术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从国内看,党和政府也把标准化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标准与发展战略、规划、政策并列,作为政府履行职能的重要手段,并在市场准入、政府职能转变、文化、教育、国防建设等5个方面对标准化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将标准明确为国家基础性制度,部署“加强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标准化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和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标准化体制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热点问题之一。学术界和政府管理部门关于标准化体制问题的探讨比较热烈,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叁个方面：一是国际比较研究,提出对我国标准化体制改革的启发和借鉴；二是强制性标准属性研究,探讨我国技术法规体系构建；叁是技术层面研究,关注标准的先进性、科学性、适用性和标准的简化、协调、统一等等,涉及标准制修订制度的优化完善问题。但是,这些研究更多停留在现象、技术和国际比较层面,不仅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和本质揭示,也缺乏体制机制改革的系统设计。从国外研究看,对标准问题的经济学研究比较广泛,理论研究比较深入,主要涉及标准政策、标准的市场供给、标准化活动的政府干预、标准化动因、标准对技术创新、国际贸易的影响分析等等,这些方面都与标准化体制问题密切相关。为此,本文围绕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标准化体制改革问题,深入开展标准化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为我国正在全面推进的标准化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本文以问题为导向,针对我国标准体系不完善、标准化管理体制不顺畅的实际问题,在回顾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及法学有关理论,建立标准的制度分析框架,研究标准的供给与需求关系,构建基于利益一致性的标准竞合理论模型,从理论上阐释我国现行标准化体制的问题及本质原因,并从我国标准化体制历史变迁、国际比较、数据与案例证明等方面进行实证研究,进而提出我国标准化体制改革的思路和措施。本文除绪论和结论外,主要的研究内容分为四个部分,按照问题凝练、原因分析、模型构建和政策建议的逻辑展开。第2章为问题凝练,揭示标准供给短缺的一般性问题和我国标准供给短缺与过剩并存的特殊性问题。第3章为原因分析,运用经济学供需理论对标准供给与需求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从标准化内在利益机制层面揭示我国标准问题的本质原因。第4章为理论模型构建,建立基于利益一致性的标准竞合理论模型,为标准化体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和工具。第5章为政策建议,提出改革的总体思路、政策措施和实施路径。本文第2章分析了我国标准化体制存在的问题,即我国标准的有效供给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标准的有效需求。有效供给不足,一方面表现为标准总供给不足,即存在标准供给短缺；另一方面表现为无效标准供给,即存在标准供给过剩。标准供给短缺与过剩并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化体制问题。供给短缺是标准供需矛盾和问题的主要方面。标准供给短缺并非我国标准化的独有问题,而是标准化活动的一般性问题。通过粗线条地勾勒从古至今,特别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标准化发展的历史脉络表明,标准化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它来源于实践、根植于实践、服务于实践,随着生产的发生而发生,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和制约标准化发展水平,生产力发展提出对标准的需求,标准的需求引领标准的供给。同时,标准作为一种“制度产品”,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结合标准定义及标准化自身规律看,标准的供给总体上落后于标准的需求,客观上存在标准供需缺口。在规律性总结的基础上,建立了标准供需缺口的概念模型。运用这个模型,按照我国经济发展经历的计划经济、有计划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几个历史阶段,描述了中国特色的标准化体制变迁过程,总结我国标准供给与需求关系演进的规律性。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革过程中,标准化管理的计划体制与经济的市场体制严重不相匹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由政府主导或者垄断标准供给将无法满足标准实际需求的快速增长。我国标准供给短缺的同时存在标准供给过剩的现象。在我国现行的标准体系中,政府作为单一的标准供给主体,争取预算最大化、制定更多数量的标准为其主要激励,而不以标准的实际有效需求为刚性约束,因而存在数量较多的低效甚至无用的标准,且由于标准制定主体较多而导致标准的交叉重复矛盾,标准使用效益不高,对于社会对标准的实际需求来说,表现为标准“过剩”。解决标准供需缺口问题,一方面可采取治标之策,主要是加大政府公共财政对标准制定的投入,但长期看难以持续,并有可能进一步增加标准的过剩；一方面可采取治本之策,主要是改革标准供给体制,这才是长久之策。本文第3章针对标准供给短缺的一般性问题和标准供给短缺与过剩并存的特殊性问题,运用经济学的供给与需求等理论,从理论上分析我国标准化体制问题的本质原因。对标准供给短缺的一般性问题及其原因进行经济学分析得出：标准作为一种技术制度,属于公共产品性质,具有突出的正外部性,定价存在困难,市场机制失灵；对标准需求而言,需求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且标准价格极低、收益较大,标准需求对价格无弹性,需求曲线为一条垂直线；对标准供给而言,标准成本较高、收益较小,在较低标准价格且远低于实现供需均衡的价格条件下,标准供给量远低于供需均衡时的需求量,存在较大的供给缺口；供需扭曲和供给缺口是标准利益机制扭曲导致的,而利益机制扭曲的根源在于标准化体制的不合理,即我国计划经济模式的政府单一供给标准的体制,导致公共财政经费投入成为标准供给的实际价格,这个实际价格远低于实现标准供需均衡时的价格,使供给缺乏有效激励。对标准供给短缺与过剩并存的特殊性问题及其原因,运用科尔内关于计划经济、短缺经济的有关理论进行分析得出：“价格”不是激励或者约束标准供给与需求行为的主要因素,假定标准“无价格”,政府作为标准的“生产者”,其主要约束条件就是制定标准的资金投入和技术能力等,标准的“生产者”在生产标准这一“产品”时并没有受到有效需求的约束；由于政府(标准制定者)与企业(标准需求者)的利益偏好不同,标准制定者与标准需求者利益存在不一致性,制定者偏好扩大政府标准的供给,需求者偏好自愿性标准的需求,二者的效用函数、效用曲线不一致,在预算和能力的约束条件下,政府的标准供给曲线与企业的标准需求曲线不一致,相比企业对标准的有效需求,就出现政府标准供给“过剩”和自愿性标准供给“短缺”,即存在“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结构性问题。根据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我国标准的计划性供给与市场化需求的错配是导致我国标准供给过剩与短缺并存的根本原因。基于供需理论分析,解决我国标准问题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改变标准供给与需求主体分离的现状,将标准的制定者与实际需求者相统一,建构起一个利益一致性的标准化体制,使标准供给受到标准需求的约束。具体而言就是将标准按需求分类,分为政府的标准需求和企业的标准需求,打破政府单一供给标准的体制,政府和市场各归其位,政府主要供给以强制性标准为主的政府标准,企业组成的社会团体按照市场机制自主供给自愿性标准,建立起政府主导的标准与市场主导的标准协调配套的新型标准化体制。本文第4章在对我国标准化体制问题及其原因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标准竞争与合作的内在利益机制,建立基于利益一致性的标准竞合理论模型,为标准化体制改革设计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和工具。在标准化活动中,利益相关方既存在竞争又存在合作。假设标准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只存在大量分散的事实标准(企业标准),则有利于市场竞争,但交易成本巨大,最终损害市场主体的共同利益；假设标准是完全合作的,市场上只存在集中统一的国家标准,则有利于协调而降低交易成本,但抑制了市场竞争,最终也将损害市场主体的共同利益。因此,这两种标准形态均不是最佳形态,为非稳定形态。在基于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取舍之下,在降低成本、增加收益的一致性利益驱动下,利益相关方将从完全竞争趋向一定程度合作,从完全合作趋向一定程度竞争,达到协调成本与共同收益的最佳组合,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标准形态。将标准竞争与合作的机制进一步抽象化,建立基于利益一致性的标准竞合模型。在模型中,“合作标准”“竞合标准”“竞争标准”构成叁位一体的标准体系,政府、社会、市场各归其位,各自定位准确、职责明确、边界清晰,各自分别负责供给政府公共标准、社会准公共标准、市场私人标准,各类标准满足各自相应需求,又可协调配套、协作联动,最终形成一种科学合理、结构稳定的标准形态。在进行联盟标准多案例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的团体标准正在快速孕育生长,当前正处在标准竞合模型中从左至右趋向中间发展的节点上,即完全竞争的企业标准(事实标准)向竞争合作的社会团体标准发展；在总结分析我国标准化体制历史变迁规律的基础上,指出我国政府标准当前正处在标准竞合模型中从右至左趋向中间发展的节点上,即从政府单一供给标准的模式向社会多元供给标准的模式发展。无论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其标准化体制的共性特点和变迁规律均验证了标准竞合模型的科学合理性。本文第5章以基于利益一致性的标准竞合理论模型为方法和工具,针对我国现行标准化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围绕政府、社会、市场的共同治理,构建“合作标准”“竞合标准”“竞争标准”叁位一体的新型标准体系,提出全面深化我国标准化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标准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进程中,我国标准化体制改革要以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基本目标,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战略性、系统性、规律性、渐进性原则,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从计划体制、政府管制、单一供给的模式,向市场体制、共同治理、多元供给的模式转型。将标准分为公共产品性质、准公共产品性质、私人产品性质叁类标准,主要体现为政府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分别对应“合作标准”“竞合标准”“竞争标准”,分别由政府、社会组织、企业负责供给,加快构建政府标准为基础、团体标准为主体、企业标准充分竞争,各类标准协同发展、协调配套的新型标准体系。标准化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一是精简政府强制性标准。取消我国现行的强制性行业标准和强制性地方标准,统一整合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把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定范围限定在保障国家安全、保障生命健康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等方面,大幅“瘦身”；综合标准制定和法规立法程序,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制定并批准发布。二是优化政府推荐性标准。只设推荐性国家标准一级,取消推荐性行业标准和推荐性地方标准；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制定市场不宜、不愿、不能制定的社会公益性标准,主要包括基础通用标准、与强制性标准配套的标准；将不符合制定范围的推荐性标准逐步移交给相应行业组织,直接转化为自愿性的社会团体标准。叁是加快发展团体标准。通过修法赋予团体标准合法地位；对团体标准的制定不设行政许可、不搞市场准入,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政府制定培育发展社会团体标准的指导意见和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引导团体标准健康发展；建立以独立公正的社会第叁方组织为主的评价机制,对团体标准制定组织进行自愿性评价；国家标准化管理部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标准团体承担国家标准的制订工作,或者将符合条件的团体标准直接采纳、转化为国家标准,有效激励优秀标准团体发展。四是放开搞活企业标准。通过修法不再将之作为一种法定的标准类型进行管理；取消企业标准备案管理制度,建立企业标准信息公开制度,形成对企业提升标准水平、提高产品与服务质量的有效约束。在以政府标准和团体标准为主构成的新型标准体系中,建立起标准与法律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与推荐性国家标准、国家标准与团体标准之间的内在联系机制,形成一个有机的国家技术规范体系。通过政府标准做“减法”和团体标准做“加法”的渐进式改革,不断提高标准供给满足标准需求的能力,解决好标准数量、速度、质量、效益的问题,积极稳妥地达到预期的改革目标。在构建新型标准体系的同时加快转变我国政府标准化管理机构的职能。设立国家高层次标准化议事协调机构,制定实施国家标准化战略,统筹推进标准化体制改革,协调重大标准制定；加强国家标准化主管部门对标准化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综合协调,条件成熟时将国家标准的具体制定工作授权委托给非营利机构承担；行业和地方标准化管理机构着重推进标准实施和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在标准制定中主要以利益相关方的角色参与。取消国家标准立项审批和财政经费补贴,最大程度减少标准的利益相关方在标准上的“寻租”行为,减少标准供给与需求的内在利益机制扭曲,保证标准的有效供给。
类淑志[4]2004年在《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变迁与重构》文中提出国内外研究表明,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实行的偏向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战略,对农村金融的直接干预政策以及农村金融自身的系统性缺陷,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体系未能发挥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相反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因此,对农村金融体系变迁和重构的研究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同样,重构农村金融体系也是我国金融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并行推进的。其一是在经济和金融改革过程中有组织培育的正规金融领域,由正规金融机构组织或促成的金融活动,其二是自然发育而成的民间金融领域,由非正规金融组织媒介或者资金供求双方直接交易。本文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两个方面,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历史、现状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现有农村金融体系的外生性是导致其不健全的主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金融体系作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制度安排服务于这一发展战略。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走过了由“民办”到“官办”、再到国有银行基层经营机构的发展路程:中国农业银行作为从事农业信贷的国有专业银行,也经历了“四次成立,叁次撤消”的四起叁落的变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对农村金融体制进行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初步形成了农村合作金融、农业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共存和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但这一改革成果更多是表面性的,表面上农村金融体系比较完善,但实质上农村金融机构长期经营困难,亏损严重,风险加大,自身效益和社会效益低下,发挥不了应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为严重的是,农村金融机构成了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重要渠道。在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只吸收存款,而不愿向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农村地区的大量资金通过正规金融渠道流向了城市,导致农村地区的资金更加紧张。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信贷需求更多地依靠非正规金融形式。在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正规金融。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村金融需求和供给的分析,得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现状的基本判断,即金融抑制。因此,当前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重构农村金融体系的根本目的就是推进金融深化,消除农村地区广泛存在的金融抑制问题。 论文首先界定了农村金融体系的范畴,从中国古代的农村金融思想、马克思主义
李卢霞[5]2009年在《FDI、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文中认为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趋势的发展，FDI在一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FDI的资本积累效应、FDI的技术溢出效应、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得到了普遍的重视，相对于这些“显性效应”，FDI的制度变迁效应得到了较少关注，近年来，随着流向新兴市场的FDI数量不断增加，FDI的这一隐性效应开始受到重视。对于正处在制度转型期的国家来说，允许外资进入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引入外资意味着引进了一种新的投资主体、新的分配理念、新的资源分配方式和新的企业制度，这一局部的制度安排以“推”(强制性制度变迁作用)和“拉”(诱致性制度变迁作用)两种力量促进了和正在促进这些国家制度转型的速度，降低了这些国家制度转型的成本。把制度纳入经济增长研究的范畴，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始终，要素积累、技术进步、教育水平、资源配置、宏观经济稳定、法制效率、国际贸易甚至宗教信仰都先后被纳入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这一点在制度转型的国家应尤为突出。2007年的“次贷危机”诱发了全球“金融海啸”，使得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深陷危机。抑制衰退、降低经济波动成为发展的当务之急，在这些转型国家解析危机、寻找根源的时候，FDI似乎又成了经济波动的助推器而非增长的推动力，FDI正扮演着一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角色，深入探讨FDI与一国经济波动的内在联系，又回到制度这一最根本的原因上。同时，FDI与经济波动关系的研究，从注重对增长过程的关注这一角度拓展了以往对经济增长研究单注重趋势的传统，一方面切合热点，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视角。本文尝试性地在转型经济的特定环境中探讨了FDI对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影响，并将制度变迁因素纳入FDI与转型国家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关系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中。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转型国家FDI、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关系对中国利用FDI的若干启示。全文共分九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导言部分介绍了本文选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对论文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做了说明，并对制度与制度变迁的概念做了界定。第一章为文献综述，系统梳理了国内外FDI与制度变迁，FDI、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FDI、制度变迁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相关研究文献，并做了归纳和评述。第二章对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利用FDI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全面、详尽的考察，并对两类国家利用FDI的情况进行了比较。作者利用实际数据和相关资料，选取波兰、捷克、匈牙利3个有代表性的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3个有代表性的独联体国家，从各国利用FDI的经济背景(各国经济私有化进程)、FDI的流入阶段、FDI的投资方式、FDI的行业分布、FDI的来源地区／国别、吸引FDI的优惠政策、主要投资商几个方面进行了详尽考察，并对各国利用FDI的情况进行了总结。比较分析发现两类国家在主要引资因素、利用外资的规模、FDI的产业结构、FDI的来源地区／国别几个方面存在差异，总结起来，可以说流入中东欧国家的FDI基本上属于“制度导向型”，而流入独联体国家的FDI基本上属于“资源导向型”。第叁章首先阐述了FDI在转型国家制度变迁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一般原理：FDI影响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过程既存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作用，也存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作用；既在宏观制度变迁层面发挥作用，也在微观制度变迁层面发挥作用；FDI进入也通过影响转型国家意识形态这一途径间接作用于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过程；FDI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是一连续过程，该过程存在路径依赖。在此基础上，从宏微观两个层面详尽分析了FDI对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作用。宏观层面，主要体现在推动了以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为特色的基于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微观层面，则主要体现在FDI进入影响了东道国企业组织制度、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制度变迁几个方面。第四章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经济制度结构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制度分析框架，并针对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经济转型的特征，提出了一个有针对性的PME(Private Property—Market Economics—Enterprise ManagementSystem)指标化制度分析模型。根据该模型，利用来自中东欧11国和独联体12国1992-2008年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FDI对转型国家各层次制度变迁的作用。结果显示，FDI总体上推动了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私有产权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和企业制度质量的提高，但FDI并未加快CIS国家融入全球市场的过程，FDI对转型国家宏观调控方式转变的促进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结果还显示，东道国商业竞争氛围越浓，FDI促进企业制度变迁的效应越明显，同时东道国与母国教育水平差距越大，FDI促进企业制度变迁的作用也越大。第五章构建了一个引入FDI与制度因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将制度与劳动力相结合引出有效劳动的概念，扩展了基本的索洛增长模型。在该模型中，FDI作为外生变量，通过影响制度从而影响有效劳动的数量，最终作用于经济增长。结论还表明，FDI进入转型国家，影响了东道国的资本积累增长速度、制度变迁速度、有效劳动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第六章的实证研究以制度变迁为视角，全面检验了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加入相关制度因素之后，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加显着，这一方面说明FDI在促进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效应不容忽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为了更好发挥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营造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是颇为必要的。对于制度因素的作用，样本期内未发现私有产权界定对当期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长期检验中发现产权界定的消极影响逐渐减弱；经济体制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发挥也有“时滞”；企业制度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显着。对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比较检验表明，制度变迁效应在独联体国家表现出对经济增长更大的促进作用。基于PME模型，本章最后对转型国家的“FDI—制度变迁—经济增长路径”做了剖析性总结。第七章将FDI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深化，扩展到FDI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过程的研究，即以制度变迁为视角研究FDI与转型国家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至此，本文对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以制度变迁为主线，从趋势和过程两个层面展开。从理论上分析，FDI流入可以经由资金供给平稳化等几个作用机制降低东道国宏观经济波动，也可以通过提高东道国与全球经济周期同步性等机制提高东道国宏观经济波动，使东道国经济增长更容易遭受来自FDI母国的冲击。实证检验表明，样本期内，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现代企业制度质量、宏观经济调控方式等制度变迁因素影响着FDI与东道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同时，本章实证研究也关注东道国转型的初始条件及其国内政策对FDI与东道国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影响。第八章利用前文的分析框架，在对中东欧及独联体国家的经验及预测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制度变迁视角，探讨了“次贷危机”中FDI与东道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独联体国家“资源导向型”的FDI与其宏观经济波动之间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在全球化程度及银行业外资控股程度较高的国家，危机的传播速度更快。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对比分析表明，FDI的制度变迁效应有一定平抑波动的作用，但并不明显。研究还表明，开放之初较小的经济规模、较差的工业基础和原材料出口对GDP贡献度较高的国家，在危机中更易遭受打击。第九章是结论部分，在系统总结前文各部分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研究对中国利用FDI的若干启示。
马嵩[6]2016年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背景下民营经济发展动力问题研究》文中认为2013年以来,东北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引起理论界与实践层的高度关注。国家提出的振兴东北“药方”是要靠改革激发东北的内生动力,尤其是切实消除民营经济发展障碍、形成民营经济发展新动力,是东北经济振兴的必然选择。本研究以我国经济新常态为背景,以东北经济下行为切入点,以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理论为指导,概述东北民营经济演进发展,从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劳动就业等方面,与国内典型发达地区和全国整体水平进行比较,分析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作用的差异或差距；在此基础上,基于新常态对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要求,明确民营经济在东北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中的目标定位,尝试构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结构模型,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和动力机制,提出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路径与对策。本研究包括七章。第一章,导论。在概述问题的提出及意义、研究内容及方法、主要创新与不足的基础上,重点从经济增长动力、民营经济作用、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制度约束及变迁等方面对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期对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理论及其实践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第二章,相关理论分析。通过对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区域经济增长动力、民营经济发展作用、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制度变迁以及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等梳理分析,总结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即民营经济是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中的重要动力要素；同时,经济发展基础、市场发育程度、制度变迁等又是民营经济自身发展的动力要素。第叁章,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分析。本章以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为时间划分基点,分析了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及趋势,论述了新常态背景下东北对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方向,即制度和技术的创新驱动、需求结构协调拉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民营经济发展推动,进而提出了东北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要求。第四章,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动力分析。从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入手,采用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民营经济增长贡献、就业拉动贡献以及税收增加贡献等指标,比较分析东北地区与环渤海、长叁角、珠叁角等发达地区以及全国范围下民营经济发展贡献率的差异或差距,揭示民营经济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换中的发展潜力及动力提升空间。第五章,区域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下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选择。概述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形成要素,探讨东北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中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及其组合形成的动力机制。基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模型,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需要制度、政策、金融、技术、人力等动力系统相互作用。笛六音.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大战动力转换的障碍与对策探讨。在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制度约束和非制度约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探讨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形成新动力机制的路径与对策。研究发现,“黑土地”文化、“铁饭碗”意识、“关系寻租”、市场化程度、资源环境状况、民营企业自身问题等,是障碍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重要因素,需要通过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改善民营企业融资机制等途径,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提升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第七章,研究结论。本研究的主要创新表现在：一是理论层面,尝试构建民营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模型。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基于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需要制度源动力系统、政府外生推动力系统、创新驱动力系统与资源要素承载力系统的相互作用,形成“负熵流”,进而形成民营经济发展动力机制；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提出新常态下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即以产权制度、金融配置、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为动力要素的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结构。二是实践层面,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了初步探讨。东北民营经济的经济增长贡献远不及发达地区显着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拉动就业的相关系数最低,税收相关系数显示其并没有成为区域税收增长中的倚重力量,揭示出民营经济制度源动力系统滞后、政府外生推动力系统动力不足、创新驱动力系统作用有限、低端生产要素提供的“负熵流”能级降低,引发系统走向无序,无法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叁是对策层面,提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目标及路径选择。在比较分析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长叁角地区和珠叁角地区民营经济贡献率的基础上,对四大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及其结构进行比较,揭示了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结构以及动力结构转换的条件和规律；基于此,提出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路径选择及对策建议,即通过规范政府行为、完善产权制度、鼓励技术创新、优化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源配置,从实践层面构建民营企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同时,本研究的不足表现在：对于民营经济发展历史数据的整理和运用有待于进一步强化,经验实证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研究的方法运用不足,民营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构建和设计还有待于验证。
刚翠翠[7]2017年在《语言特质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文中研究说明面对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贸易交流日渐频繁、科技与信息交流都需要语言支撑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制定有效的语言政策,使得国家既能保证传统语言的特性而避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语言趋同的现象,又能避免经济发展限于滞后,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在全面回顾了语言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基础上,综合了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和比较制度分析、宏观经济学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语言学中的语符学与结构理论,借助计量经济学双重差分法、工具变量法、随机前沿分析等多种方法就语言特质对经济增长的机制和影响效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对语言变化趋势的分析,我们首先发现了语言单一化、简单化、集中化的趋势,并以此为依据提出“语言特质”这一核心关键,用来解释由于语言的相对难度与绝对难度、工具属性与文化属性引发经济增长的国家差异。从偏好、交易成本、技术进步叁个基本概念出发,我们构建了语言特质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并提出语言特质影响经济增长的叁个基本假设,利用世界范围内的面板数据对这些基本理论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我们将视野回归至中国,观察中国在近现代的语言特质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历史联系与现实意义,并对在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外语教学的改变是否能够通过语言特质影响经济增长的叁个渠道进行检验,为中国进行语言战略规划提供现实和理论依据。研究表明:第一,语言统一于文化属性方面和工具属性,语言特质表现在语言的绝对难度和相对难度上。不同的语言传达着不同的文化信息,不同的语言在交流碰撞时也必然会收到语言及其蕴含的思维方式的制约,因而语言特质能够通过改变决策者的偏好与成本,从而对经济运行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二,在语言文化属性的约束下,语言的特质是影响交易契约形成的重要因素,他通过贸易与投资的溢出效应影响一国经济增长水平;第叁,在语言工具属性的约束下,语言的特质是未观测到的交易成本,它通过贸易成本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水平,并通过物品的规模效应反作用于交易语言选择。第四,语言特质反映了人们之间的思维交流,他通过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影响国家间的技术进步,并最终影响一国经济增长水平。第五,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语言的工具属性与文化属性相互交织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中国正进行大规模的语言制度改革为其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交易环境。第六,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语言发展具有单一化和简单化的趋势,因此需要在掌握国际贸易双边语言基础上,通过制定有效的国家语言政策短期发展和创其规划,降低语言文化交流过程中本国语言的相对难度,从而释放语言红利,促进经济增长与民族文化特色的和谐发展,构建中国文化“硬实力”。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第一,从理论上研究了语言作为制度符号(文化标识)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并阐述了其逻辑机理,构建了语言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第二,对于本文重点的研究对象——语言,我们研究了其本质特征,提出了语言的工具属性与文化属性、相对难度和绝对难度两对语言特质的基本概念,并使用语言学的基本定理对其进行理论描述和实证度量,利用世界179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检验了语言特质对于经济增长的叁个理论假说。初步探讨了贸易偏好、交易成本和技术进步形成的语言难度渊源。第叁,本文利用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语言政策的变化数据,采用准自然实验的方法检验了语言习得对于改革开放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的作用,从经济增长视角强调习得世界通用语言的重要作用,并为我国英语测试考试改革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的标准。第四,本文不仅证明了语言绝对难度差异能够影响经济增长,也强调了语言相对难度的不同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从现实意义上讲,面对英语逐渐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要语言,我们不仅用理论和实证解释了其形成机理,更重要的是从我们的理论假设出发推导出保持语言与经济和谐发展之路不仅仅可以使用通用语学习改变语言的绝对难度,而且可以通过长期文化宣传改变语言的相对难度,在保持英语学习的基础上通过长期安排汉语“走出去”战略改变语言的相对难度和绝对难度,发挥语言红利带来经济增长作用。
洪丽[8]2010年在《当代国外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经济迅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呢?它会自动转为下降不必政府干预,还是政府要采取积极措施调节居民收入差距?什么样的政策调节收入差距更有效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跳出就中国问题论中国问题的局限,把视角转向国外,系统研究国外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影响因素及其解决政策,将对正确看待并解决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关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趋势,早期最有影响的当属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和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他们都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扩大、后缩小”,类似倒U型曲线。而进入20世纪80、90年代,又有学者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类似一条U形曲线。根据从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MID2c)整理的13个经济发达国家、5个新兴工业化国家、11个发展中国家、17个经济转轨国家的基尼系数的时序数据可以发现,经济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收入差距的变化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类似“U型曲线”,转折点大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经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这种“u型关系”还通过实证模型得到了验证,结果不仅支持了20世纪80、9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的“U形曲线”的观点,也与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理论相吻合,因为“U形曲线”与“倒U假说”考察的时期并不一样,库兹涅茨等人研究的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而“U形曲线”则阐述的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和新的信息化阶段收入差距的变化规律,“倒U假说”中收入差距在工业化后期下降的阶段正好与“U形曲线”中收入差距前期下降的阶段相吻合,两者其实并不矛盾。经济发达国家的居民收入差距无论是在前一阶段的缩小,还是后一阶段的扩大,都是自然因素和政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经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之所以呈缩小的趋势,除了与二元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等自然因素有关,还受益于经济发达国家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强力干预,这段时期的政府再分配政策倾向于保护穷人、干预力度较大,高额的累进税及日益增加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一方面有效调节了过高收入,另一方面使部分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流入低收入家庭,两者结合有效缩小了贫富差距。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本从经济发达国家自由流出、“南北贸易”和外来移民增加,技术进步,政府再分配政策干预力度减弱,工会力量削弱和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都成为推动经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重量力量。这一系列相关因素对经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影响,大多数在实证检验中都得到了验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工业化过程的不同阶段,但这些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并没有明显表现出与库兹涅茨“倒U假说”相符的模式,影响这些国家收入差距变化的因素也并非简单的与二元经济发展相关的因素,而是表现出与国家的工业化战略、政府政策的导向密切相关。当政府致力于经济发展而不注重分配时,一般会伴随收入分配的恶化；当政府不仅关注经济目标而且也关注社会的公平时,收入分配状况通常会得到改善。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不一定会表现出库兹涅茨“倒U假说”这种单一的模式,很可能随着国家工业化战略、政府政策导向的变化呈现不同的模式。经济转轨国家由于都发生了特殊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的转变,其收入差距的变化又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转轨初期收入差距都迅速扩大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转轨推行的价格自由化引起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国有企业私有化使财富迅速向少数权贵手中集中,法制不健全使腐败蔓延,劳动力市场灵活化使失业增加、贫困加剧,以及社会保障水平下降,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经济转轨国家在转轨初期贫富差距的扩大。而在经历了转轨初期的混乱之后,许多转轨国家开始加强政府对经济、社会领域的干预,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结果可以看到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保加利亚、越南、蒙古等国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转向下降。这也再次证明收入差距的变化与政府政策的导向密切相关,而不是任何国家都会自然地呈现绝对的“倒U模式”。可以看到,无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经济转轨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无一例外的经历过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且当前许多国家的收入差距还非常大,巴西、哥伦比亚、南非、肯尼亚等国的基尼系数都在0.55以上,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特有现象,当前中国的收入差距与南非、巴西等国家相比要相对小得多。但是也不能因此就放任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事实上,库兹涅茨本人并不认为收入差距会无条件地随经济发展而先上升后下降,他也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像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听任收入差距扩大,而是指出采取累进税制等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对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不论其当前是否已进入“两极分化”或还“处于合理区间”,都不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不能期待收入差距会自动转为下降,而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解决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体系,来缩小中国当前的收入差距。从国外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情况来看,一类是较好地解决了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国家和地区,主要以经济发达国家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主；另一类是对居民收入差距采取放任政策或者政策不当或失效的国家和地区,如拉美的众多国家、亚洲的印度、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众多非洲国家等。中国在借鉴这些国家解决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成功的经验、并吸取其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着手,建立一套完善的解决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体系,具体包括：加强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保护低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源头上遏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协调城乡发展,加入对农业的投入和保护,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给予多种政策优惠,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加强垄断行业的市场竞争,打破行业垄断,消除垄断带来的不合理高收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完善税制结构,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征管,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有力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加大教育投资,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努力为全民创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促进劳动者素质提高,增加收入；积极发展第叁产业,并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困难群体的就业岗位,缓解贫富差距；等等。
刘冠军[9]2013年在《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机理研究》文中指出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后工业化社会和体验经济时代背景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主导产业,越来越呈现出发展潜力大、产业融合性强、资源消耗低与科技含量高的特性。在全球化与文化经济语境下,文化创意产业实现自身跨行业、跨地区和跨国界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全球文化创意相关产业每天创造220亿美金的效益,而且以5%的速度增加。文化创意产业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发展状态,随着参与主体的扩大和互动,一个以知识、文化和创意为基础的新经济体系正逐步形成。文化创意产业凭借自身特殊、优良与多维的经济特性,已经超出了它原始内涵与行业范畴,演化成了重构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形态的特殊力量形态,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博弈体系中的构造性元素。美国依托版权和高科技为战略制高点,欧洲建设“创造性的欧洲”作为战略目标,日本首推动漫大国为战略方向,韩国成立“文化产业振兴院”为战略手段,都是在根据文化创意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和新兴业态演变规律来实现创新发展的。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不仅仅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与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发展中国家也对文化创意产业空前重视和大力推崇。我国《“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推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新兴文化产业。将文化产业明确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明确要求：重点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升级与结构优化。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全局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大力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就目前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研究现状来看,虽然创意概念在全球范围日益升温,文化创意企业和文化创意园区在许多国家和城市陆续组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是,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研究水平远远落后于实践发展,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尚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如对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的定义纷繁芜杂,不加区分；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范围界定也是千差万别,从实际研究需要纵向切割产业划分；注意到了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广泛的关联性,但是对创意产业对其他产业带动的作用机制没有进一步的分析,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意识到文化创意产业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巨大作用,但是没有深入研究这种巨大的推动作用是通过何种途径和方式实现的；特别是当前的研究忽略了经济发展对文化创意产业的促进作用,以及两者的互动发展、相互促进的发展特点。这对于深入研究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无疑是一种不足和缺憾。因此,本文拟就搭建一个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机理的理论框架进行初步系统化研究,对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内在互动机理进行深入、细致、多层面、双向性、互动化研究。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概念丛林”入手,结合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的方法对其概念的来源与演化进行研究,在得出文化创意产业本质内涵与实践意义的基础上,进而剖析其产业特性与价值创造机理。以演化经济学为视角,基于文化创意产业产业特性与价值创造机理,利用价值链理论分析工具,在微观、中观与宏观叁个层面上展开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演化创新发展抽象内部逻辑和具体实践影响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理清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构建出两者互动的理论模型。然后,展开对我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以及世界经济发展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比较分析,为其后的机理分析夯实经验研究的现实基础。在经过理论模型构建与实践经验研究之后,就深入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互动机理的理论研究。最后,在文化创意产业特性和互动机理的研究结果的指导下,提出一种全新的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构建思路。本文的研究结构是按照上面研究思路逻辑展开的,共由五大块组成：研究准备、理论模型、经验分析、机制研究与政策安排。首先,研究准备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一部分主要是就本文研究展开准备工作,一方面就相关的背景给予介绍,对其理论与实践意进行阐释。另一方面进行相关国内外相关进行梳理与评述,介绍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理论模型部分,包括第叁章。这一部分对理论模型构建过程与内在逻辑进行论述。主要是将文化创意产业本质内涵和实践意义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利用文化创意产业特性和价值创造展开逻辑分析,把“创意引入—创意扩散—创意放大”作为理论分析的视角,利用价值链分析工具,论述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整合提升、分解优化、横向延长、纵向增厚、首尾链接、网状扩散,最终形成外形庞杂、内部紧密联系的、互动演化发展的价值创造星系模式,在微观、中观与宏观叁个层面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演化创新发展进行理论研究。最后,基于文化创意产业的演化创新发展抽象内部逻辑和具体实践影响,理清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构建出两者互动的理论模型。再次,经验分析部分,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这一部分对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国内外实践发展进行经验研究。第四章是我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分析,由我国经济增长现状与发展方式转变引出文化创意产业兴起历史逻辑,在体制改革视阈下的文化发展方式转变来理解文化创意产业的演进制度逻辑,进而理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演进脉络与整体现状。接着,将研究视角投向当前产业发展的横向剖面态势——新兴业态的焦聚分析与产业空间发展扫描——各区域发展状况分析。最后,在发展立体化分析与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对未来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进行趋势预测。第五章是世界经济发展典型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国际比较分析,首先,回顾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动力、梳理产业发展历程、摸清产业布局、分析产业整体特点与判断产业发展趋势。接着,在全球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性分析基础上,对典型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进行介绍,并进行发展背景、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重点、发展管理、发展政策以及发展特点的比较分析,理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规律,对其发展经验做出科学的判断。最后,分析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演化趋势和总结经验启示。然后,机理研究部分,包括第六章和第七章。这一部分对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机理进行理论研究。第六章是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经济发展内在机理分析,由五个视角分别展开,拓展与转化：资源嬗变机制、提升与整合：价值创造机制、支持与嵌入：技术耦合机制、增长与融合：结构演变机制、引致与推动：制度变迁机制,这五个内在机制,全面的解释的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第七章是经济发展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内在机理分析,由四个视角分别展开,经济基础支撑机制、市场环境培育机制、制度体系保障机制、需求结构拉动机制,这四个内在机制,全面的解释经济发展促进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内在机理。这样,就在前文构建出的两者互动理论模型研究与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国内与国外实践发展进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理清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最后,政策安排部分,包括第八章。这一部分是对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政策考量。首先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回顾的基础上,对其展开反思与总结。接着,基于本研内容与结论,构建出一个全新的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思路：以政策本质与文化创意产业特性为政策出发点,把产业政策需求与转型发展需要作政策目标,用互动机理理论与国际发展经验支持政策内容的政策安排思路。
徐兴[10]2014年在《文化视阈下的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研究》文中认为综观古今中外制度史的演变，制度的萌芽、形成和发展往往受到文化的无形支配。企业制度与其他制度安排一样，不仅是效率追求的结果，也是特定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可以说，文化构成了企业制度的基础和灵魂，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出不同的企业制度体系，催生出各异的企业制度绩效表现。回顾历史，考察当下，日本文化和日本企业制度变迁及制度绩效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且耐人寻味，在日本独特的集团主义、等级秩序、现世主义、耻感文化、恩情主义等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作用下，日本企业的成长发展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颇不相同的的道路，形成了一道具有日本特色的企业制度变迁轨辙，是研究文化影响企业制度变迁和制度绩效问题的理想国别样本。论文即以“文化视阈下的日本企业制度变迁”为研究主题，主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同时充分借鉴伦理学、博弈论、历史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及其研究方法，采取“总—分—总”的结构模式，首先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文化影响企业制度变迁的一般作用机理，总结归纳出了企业制度需要处理的五点核心利益问题以及在处理这些问题过程中体现出的伦理价值取向，提出了文化影响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的具体作用路径，即价值传导路径、自我修正路径、博弈演进路径、兼容诱变路径和变革锁定路径，进而顺着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从金字塔式垄断体制的沿革、雇佣制度的变迁、外部治理内部化的制度变迁叁个层面，详细探讨了明治维新以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一段时间内日本传统文化作用下的日本企业制度变迁轨迹和绩效表现，最后重新回到整体的视角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制度绩效的逆转和主要变革趋势产生的文化诱因，对未来日本企业制度创新与绩效优化的方向进行了展望与思考，力图通过对日本的研究，对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文化影响企业制度变迁的作用机制等共性问题形成一些创新性的认识，对中国企业制度的创新完善有所启示和帮助。
参考文献：
[1]. 企业成长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D]. 李正彪. 四川大学. 2005
[2]. 中国金融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D]. 倪明明. 西北大学. 2015
[3]. 标准竞合理论模型[D]. 刘叁江. 武汉大学. 2016
[4]. 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变迁与重构[D]. 类淑志. 复旦大学. 2004
[5]. FDI、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D]. 李卢霞. 复旦大学. 2009
[6]. 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背景下民营经济发展动力问题研究[D]. 马嵩.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7]. 语言特质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D]. 刚翠翠. 西北大学. 2017
[8]. 当代国外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D]. 洪丽. 武汉大学. 2010
[9]. 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机理研究[D]. 刘冠军.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10]. 文化视阈下的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研究[D]. 徐兴. 吉林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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