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扩招、毕业生就业难与“人才高消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毕业生就业论文,高消费论文,高校论文,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3—0047—06
一、引言
1999年初，国务院提出了在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自此拉开了各高校大幅度扩招的序幕。从1998年到2006年，普通高校专科生招生人数、本科生招生人数和研究生招生人数分别增长了389％、298％和452％。
高校扩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和机会间的矛盾，并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扩招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最明显的便是毕业生就业难。自2001年到2005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逐年下降，加之高校扩招所带来的毕业生人数增加，毕业时无法落实工作的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高校扩招在导致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同时还带来了“人才高消费”现象，即在人才使用过程中岗位与人才学历不匹配，造成人才闲置、高才低用等。诸如“夜总会月薪五百招本科生”[1] 之类的现象不断发生。
我们认为，这些现象并非主要因为毕业生的数量超过了经济发展对其的需求量。恰恰相反，根据曾湘泉等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未来我国每年对高校毕业生需求的数量实际上将超过每年的毕业生人数。[2] 出现毕业生就业困难和“人才高消费”的原因在于高校扩招后，就业市场没有同步强化高校之间的层次差距，导致了文凭信号甄别功能弱化。按信号传递（Signaling）理论的观点，教育（或文凭）是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传递自身能力的重要信号。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信息不对称市场，用人单位一般根据劳动者传递的教育信号来推测其能力的高低。由于高校扩招实际上降低了高等教育的入学门槛，使得教育文凭信号的甄别功能大打折扣，就业市场“逆向选择”问题加剧，这就导致了毕业生就业困难以及“人才高消费”。本文运用一个简单的信号传递模型，说明解决毕业生就业难和“人才高消费”的出路在于拉开高校之间的层次差距，通过政府对高校进行有公信力的排名，将毕业生水平信息传导到就业市场，同时强化高校对考生入学时的筛选。
二、理论回顾
19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高校毕业生由政府“包分配”，基本不存在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直到高校大扩招后的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之前，问题亦不是很突出。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高校毕业生就业之间的关系探讨不多。随着近年来社会对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关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才逐渐增多，但仍显不够深入。关于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成因，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种观点主要依据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认为就业难受毕业生供求关系影响。如鹿立、朱秋白认为，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在于高校的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不均衡。[3] 蔡昉则认为毕业生就业难与整体国民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有关，特别是我国产业部门近年来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因而应改变宏观经济政策单纯追求GDP的倾向，将扩大就业作为统筹发展的主要目标。[4]
第二种观点是按照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中的工作搜寻理论，认为毕业生就业难与劳动力市场分割密切相关。分割市场中由于额外工作转换成本的存在，毕业生保留工资上升，而单位用人成本也由于某些制度安排被提高，从而增加了毕业生就业难度。因此应尽量消除分割，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鼓励毕业生去农村和西部地区就业等。[5]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赖德胜、田永坡等。
第三种观点主要依据阿克罗夫的“柠檬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即用人单位由于不知道毕业生的真实信息，会尽量压低工资待遇以减少风险，而优秀的毕业生会因报酬太低对自己吸引力不够而退出应聘，造成毕业生失业。[6]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曾之光、沈士仓等。
此外，还有陈成文和谭日辉提出的社会资本观点，认为父母社会地位、学校就业指导中心、亲戚社会地位对毕业生就业机会的获得有着显著的影响；[7] 朱伦提出的毕业生盲目攀高心理造成失业的观点等。[8]
上面提到的各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目前大学生就业困难以及“人才高消费”现象的原因。然而，这些分析忽略了高等教育本身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传递作用。根据斯宾塞信号传递理论的观点，教育除了增加人力资本，还可以作为一种传递劳动力供给者能力信息的信号，使雇主可对劳动者进行筛选，将他们安置到不同的职业位置上，从而使经济运行更为有效率。该理论认为，接受教育（或者说获取文凭）需要一定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心理体力等非货币成本）。低能力者受教育的成本高，工资收入无法补偿其教育成本，但对于高能力者来说，教育带来的工资收益可以弥补教育的成本。因此雇主倾向于借助教育文凭判断求职者能力的高低，高能力者也愿意发送文凭信号证明他的价值。[9]
三、模型
我们的模型主要借鉴了斯宾塞及张维迎的信号传递理论。
假设劳动力市场中有能力高低不同的两类雇员和一个雇主。雇员的能力以参数θ表示。θ的取值可能为
（高能力）或者
（低能力），＞。高能力雇员和低能力雇员所占的比例分别为p和1－p。雇员知道自己的能力，但雇主仅知两类雇员所占的比例。雇员在寻找工作前可选择接受教育的水平s∈｛N，U｝，即不接受大学教育（N），或者接受大学本科教育（U）。雇主观测到雇员的教育水平之后得到雇员具备高能力的后验概率μ（θ＝│s），并根据这个概率决定应支付的工资水平w（s），雇员可以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当雇主雇佣一个能力为θ，教育水平为s的雇员时，他的期望产出为
y＝θ［1＋φ（s）］ （1）
（1）式中，φ（s）代表教育水平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假设φ（N）＝0，φ（U）＞0。假设劳动力市场充分竞争，那么雇主支付的工资水平等于雇员的劳动生产率，即w（s）＝y。如果雇员不接受雇主提供的工资，则可选择自主创业或者退出劳动力市场。自主创业的雇员可以得到报酬y，但必须付出一笔固定创业成本F＞0。
雇员需要为接受教育付出成本。这些成本包括为取得入学资格以及入学以后所付出的时间和心理成本。令一个能力为θ的雇员接受水平为s的教育所需付出的成本为c（θ，s）。我们假设c（，U）＞c（，U），c （θ，N）＝0。即，当雇员选择接受大学本科教育时，高能力雇员所付出的成本低于低能力雇员所付出的成本。如果雇员选择不接受大学教育，则其成本为零。
在模型中，我们使用的均衡概念是精炼贝叶斯均衡（perfect Bayesian equilibrium）[10]。在该均衡中，雇员选择其教育水平s（θ），雇主观测到s得到其后验概率μ（θ＝│s）并决定工资水平w（s），使得：（1）给定预期的工资w（s），s（θ）是能力为θ的雇员的最优选择；给定雇员的教育程度s（θ）和后验概率μ（θ＝│s），w（s）也是雇主的最优选择；（2）后验概率μ（θ＝│s）满足贝叶斯法则（Bayes'rule）。
首先，考虑大学本科教育文凭可以充分传递雇员能力信息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高能力的雇员选择接受大学本科教育，低能力的雇员选择不接受。雇主根据雇员是否出示大学本科文凭能够准确判断雇员的能力，并且分别给出等同其劳动生产率的工资水平。这种情形要在均衡中出现必须满足：（1）高能力雇员接受大学本科教育所获得的期望收益大于其不接受大学教育可获得的期望收益；（2）低能力雇员不接受大学教育所获得的期望收益大于其接受大学教育的期望收益。上述条件可表达为
不等式（2）和（3）可进一步被简化为
命题一：当不等式（4）满足时，以下战略组合及雇主的后验概率构成一个精炼贝叶斯均衡：
（i）s（）＝U，s（）＝N
（ii）w（N）＝，w（U）＝［1＋φ（U）］
（iii）μ（θ＝│N）＝0，μ（θ＝ │ U ）＝1
在均衡状态下，所有雇员接受雇主给出的工资。
证明：首先，条件（4）保证给定雇主给出的工资水平和其所持的后验概率，选择命题一中指定的教育水平并接受雇主的工资是不同能力雇员的最优战略。另外给定雇员选择的教育水平和雇主自己所持的后验概率，雇主所给出的工资也是最优的。我们只需要证明雇主的后验概率与贝叶斯法则一致。雇主认为一个雇员为高能力的先验概率为p。由条件（4）我们有
pr（U│θ＝）＝1
pr（N│θ＝）＝0
pr（N│θ＝）＝1
pr（U│θ＝）＝0
根据贝叶斯法则μ（θ＝│N）＝
于是我们证明了雇主所持的后验概率是由贝叶斯法则得到的。证毕。
命题一描述的是一个分离均衡（separating equilibrium）。在这种状态下大学本科文凭准确地传递了关于雇员能力的信息。低能力的雇员之所以选择不上大学是因为本科教育为他们带来的预期收益小于必须付出的成本。雇主同时也了解这种情况，从而可以利用文凭更新他对一个雇员能力的判断。在这种状态下不存在失业，并且每个雇员所获得的工资刚好等于他的劳动生产率。
现在考虑大学扩招后的情况。扩招意味着取得大学文凭的成本下降，当这个成本低到使条件（4）的后半部分不满足时，命题一即不成立。此时那些原本选择不接受大学教育的低能力雇员现在也可以进入大学，从而大学文凭丧失了信号传递的作用。下一个命题说明了这种情形。
命题二：令F[*]≡（－）（1－p）［1＋φ（U）］假设c（，U）满足φ（U）＞c（，U）／。当F≤F[*]，以下战略组合及雇主的后验概率构成一个精炼贝叶斯均衡：
（i）s（）＝s（）＝U
（ii）w（N）＝，w（U）＝［1＋φ（U）］
（iii）μ（θ＝│N）＝μ（θ＝│U）＝P
在均衡中，只有低能力雇员接受雇主给出的工资，而高能力雇员选择自主创业。当F＞F[*]，以下战略组合及雇主的后验概率构成一个精炼贝叶斯均衡：
（i）s（）＝s（）＝U
（ii）w（U）＝［p＋（1－p）］［1＋φ（U）］，w（N）＝
（iii）μ（θ＝│N）＝μ（θ＝│U）＝p
在均衡中，所有雇员将接受雇主给出的工资。
证明：给定雇主出的工资和其所持的后验概率，如果低能力雇员选择接受大学教育，他们的预期收益为［1＋φ（U）］－c（，U）。如果他们不接受大学教育，那么他们的预期收益为。当φ（U）＞c（，U）／，前者大于后者。由于c（，U ）／＞c（，U）／，所以高能力雇员也一定选择接受大学教育。
现在考虑雇主的战略。先假设F≤F[*]。给定其所持的后验概率，在观测到雇员出示大学本科文凭时雇主认为雇员为高能力的概率为p。假设他给出的工资水平等于雇员的期望劳动生产率，［p＋（1－ p ）］［1＋φ（U）］，那么高能力雇员通过自主创业将获得更高的预期收益，于是只有低能力雇员会接受这个工资水平。此时雇主的最优战略是支付［1＋φ（U）］。如果F ＞F[*]，那么高能力雇员也将接受［p＋（1－p）］［1＋φ（U）］的工资水平。
最后，我们证明雇主所持的后验概率符合贝叶斯法则。我们已证明，无论F取何值，都有Pr（U│θ＝）＝Pr（U│θ＝）＝1。根据贝叶斯法则
μ（θ＝│U）＝
即，雇主观测到本科文凭后判断雇员为高能力的后验概率是由贝叶斯法则得到的。而雇员不接受大学教育的情况（即选择行动N）不在均衡路径上，但μ（θ＝│U）＝p与贝叶斯法则不矛盾。因此雇主的后验概率符合贝叶斯法则。证毕。
命题二描述了一个混同均衡（pooling equilibrium）。在该均衡下，雇员选择的策略（即是否接受高等教育）无法传递任何关于其能力的信息，从而雇主对雇员能力的判断前后保持一致（即认为雇员具有高能力的概率始终为P）。此时，无论雇员自主创业的成本高低，雇主给出的工资水平都低于高能力雇员的实际劳动生产率。这样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毕业生就业困难。当雇员自主创业成本较低时（F≤F[*]），高能力雇员会拒绝接受雇主给出的工资而选择自主创业。当创业成本较高时（F＞F[*]），高能力雇员将被迫接受低于其劳动生产率的工资水平。无论哪种情况出现，在实际的劳动力市场中我们都可观测到毕业生在短期内就业率不高。但更重要的是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无效率的。可以想像，在信息完全的情况下，自主创业至少对部分毕业生来说不是其最优选择。但由于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并且信息传递机制失效，从而这部分人放弃接受雇佣转向自主创业。其中涉及的真实成本支出对社会来说是一种浪费。在创业成本很高的时候，虽然所有雇员都接受给定的工资，但这个工资水平不能准确反映雇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也造成经济运行的无效率。
我们对上面的模型作简单拓展。在拓展后的模型中，雇员除了可以选择接受大学本科教育以外还可以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利用这个模型我们试图说明大学扩招的另一个后果——“人才高消费”。
现假设s∈｛N，U，G｝。这里G代表研究生教育。类似的，我们假设研究生教育将提高雇员的劳动生产率，即φ（G）＞0。同时教育的成本记作c（θ，G）。另外，我们有c（，G）＞c（，G）＞0且c（，G）－c（，U）＞c（，G）－c（，U ）。即高能力雇员为取得研究生学位所需付出的总成本和边际成本都低于低能力雇员。
在之前的讨论中，我们发现扩招可能导致本科文凭丧失其作为传递雇员能力信号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生教育则可能成为高能力雇员用以证明自己能力的一种新信号。让我们继续沿用命题二中的假设，令大学本科文凭所需的成本足够低，满足φ（U）＞c（，U）／θ。我们知道此时低能力雇员将选择接受大学本科教育。如果接受研究生教育能够准确地传递一个雇员具备高能力的信息，从而使雇主可以分别按照雇员的劳动生产率给出最优工资，那么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φ（G）］－c（，G）＞［1 ＋φ（U）］－c（，U） （6）
［1＋φ（U）］－c（，U）＞［1 ＋φ（G）］－c（，G） （7）
条件（5）是参与约束，保证高能力雇员经过研究生教育较不接受任何高等教育获得更高的期望收益。① 条件（6）和（7）是激励相容约束，保证高能力雇员经过研究生教育所得到的期望收益大于只接受本科教育的情况，同时低能力雇员接受本科教育所得到的期望收益大于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情况。条件（6）和（7）可以被简化为
c（，G）－c（，U）＜［1＋φ（G）］－［1＋φ（U）］＜c（，G）－c（，U） （8）
我们之前的假设c（，G）－c（，U）＞c（，G）－c（，U）保证了条件（8）中的区间不为零。
命题三：当不等式（5）和（8）满足时，以下战略组合及雇主的后验概率构成一个精炼贝叶斯均衡：
（i）s（）＝G，s（）＝U
（ii）w（N）＝，w（U）＝［1＋φ（U）］，
w（G）＝［1＋φ（G）］
（iii）μ（θ＝│N）＝0，μ（θ＝│U）＝0 ，μ（θ＝│G）＝1
在均衡状态下，所有雇员接受雇主给出的工资。
证明：同命题一。此时雇员不接受大学教育的情况（即选择行动N）不在均衡路径上，但μ（θ＝│N）＝0与贝叶斯法则不矛盾。证毕。
与命题一类似，命题三描述了一个分离均衡。但在此均衡中，雇员所接受的教育水平较之前整体提高了一个档次。原本选择不上大学的低能力雇员现在接受大学本科教育；而原本接受本科教育的高能力雇员现在选择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和命题一中的均衡相比，雇主为招聘高能力雇员所付出的工资水平由［1＋φ（U）］上升为［1＋φ（G）］。虽然在我们的简单模型中这个工资水平反映了雇员因为获得更高级的教育所带来的劳动生长率的提高，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有可能雇主所提供的岗位并不会因为雇员所受教育的提高而有更高的产出。也就是说，对于某些岗位可能会出现［φ（G）－φ（U）］很小甚至为零的情况。那么高能力雇员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而付出的更高成本以及政府为培养研究生所付出的额外教育成本将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这也是所谓“人才高消费现象”的问题所在。可以想像，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文凭作为高能力劳动者传递自身能力信息的信号作用也在迅速削弱。这样将有可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进一步恶化毕业生的就业环境。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在目前情况下，要缩减我国高校整体招生规模是不现实的。但是高校扩招意味着取得大学文凭的成本下降，未强化高校间梯度层次的扩招结果，仅仅是将毕业生整体学历层次往上平移。使过去要求专科的岗位变成要求本科，过去要求本科的岗位变成要求研究生，并出现大量无法就业的毕业生。个人在整个劳动力供给队伍中的相对位置还是没有变化，解决毕业生就业难和“人才高消费”问题的关键在于强化文凭作为传递劳动者能力信号的功能，同时强化同级文凭的分层，使就业市场由单纯追求更高的学历转变为追求更好的学校。
（二）政策建设
1.扶植重点院校，拉开大学间的梯度
我国在1990年代初提出要建设“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院校。1998年，教育部又决定实施“985工程”，重点支持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我国的高校教育资源开始向部分重点院校倾斜。但从毕业生文凭信号甄别的角度来看，这种倾斜的力度还不够大，大学的层次并没有有效地传递到毕业生的就业市场中。因此，国家扶植重点院校的政策应该更加明确，并使这种政策产生社会共识，特别是就业市场的共识。
2.政府权威机构推出有公信力的大学排名
我国的大学排名活动都是由非官方机构组织的，大学排名引起了很多争论，使人们对大学的认识十分混乱。目前发布的大学排名由于没有统一的客观评价标准，致使各家的排名往往大不相同。如网大2005年中国大学排行综合排名中，中国人民大学列第十位，华中科技大学列第十四位；而武书连课题组的2005年大学排名中，中国人民大学排在第二十六位，华中科技大学排在第六位。其他许多学校的排名也都大相径庭。即使同一机构所作做排名，不同年份的变化也令人吃惊。甚至有些排名活动可能带有商业目的，不排除有大学为提高排名以不正当手段影响排名者，或排名者为了牟利而引诱大学的可能性。因此，有学者提出“现阶段中国大学排名有害无利！政府有责任制止！”。[11]
但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府制止大学排名，而在于政府拿出一份有公信力的排名来。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除了极个别国人公认的名校外，其他大部分学校颁发的同级别文凭之间区分度非常小。要使得同级别文凭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有公信力的大学排名。一个可行的办法是由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排名建立合理的指标体系，以使排名具有权威性。曾有教育部官员对媒体表示坚决不会以政府名义进行大学排名，[12] 但从信号传递理论的观点来看，要缓解毕业生失业和人才高消费，必须要求通过选拔性考试将潜在劳动者的能力分布对应到大学水平的分布上去。因此，大学排名不仅是对学校进行评价的问题，而且是信号传递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主管部门不应该回避大学评价问题，反而应该承担起大学排名的重任。
3.允许高校完全自主招生
文凭信号必须具有可信性和有效性才能发挥甄别劳动者能力高低的作用。即如果用人单位认为甲校的毕业生优于乙校的毕业生，那么甲校毕业生的人力资本均值必须大于乙校毕业生的人力资本均值，且两者的标准差都较小。要缩小这个标准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校在招生时对生源的甄别。目前我国高校招生过程中还不能做到完全自主。比如，学校面对一些地域指标的限制，这种限制性计划迫使学校在不同省市必须采取不同的标准录取新生，从而使得入校新生的水平参差不齐②，这必将加大同一所学校毕业生的能力差异，不利于发挥不同层次学校的教育文凭对学生能力信息的传递作用。如果学校有权力完全自主招生，同时又有一套基于权威排名体系的激励机制，那么各个学校都将有积极性尽量录取根据本校水平可能录到的最优秀的学生，学生也有积极性根据自己的能力报考有可能达到的最好的学校。这种自选择的结果将形成一个学校水平和学生能力之间按高低排列的较为准确的对应，从而强化学校文凭的信号传递功能。
注释：
① 假设φ（U）＞c（，U）／，故低能力雇员的参与约束自动满足。
② 这同时也引发了“高考移民”等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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