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沈佺期、宋之问的两重人格及其审美境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人格论文,两重论文,境界论文,沈佺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学界对沈佺期、宋之问的研究，多探讨其在律诗定型上的贡献，而于其人格类型、审美境界，则鲜有论及。本文认为，沈、宋存在着功利、审美的两重人格，并呈现出共时态的双重性、历时态交替性的特点，造成其人品与诗品的离合同异现象。宫廷中，沈、宋两重人格并存，其应制诗有着两重性的特点；日常生活中，沈、宋复归于真实的人格，诗表现出感情之真；贬谪时期，渐近于人格的纯化，其抒情方式与抒情境界相对于“四杰”有了新的发展。文中论述了以下内容：一、官廷应制诗的两重性；二、审美人生的逆向追求；三、感情之真与诗境之美；四、人品与诗品的同异离合；五、人格心理的纯化与抒情境界的深化。
历来对沈、宋的评价中存在着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一者鄙薄其人品低劣庸俗，如宋祁《新唐书》卷202《宋之问但》载：“于时张易之等烝昵甚，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倾心媚附。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葛立方《韵语阳秋》卷7谈到“匿张仲之家，而告其私，规以赎罪”时，感叹说：“之问亦含齿戴发者，所为何至如是乎！”一者称誉其诗才，肯定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及作用。如宋祁《新唐书》卷202《宋之问传》云：“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秀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王世贞《艺苑卮言》也云：“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明代诗论家钟惺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之问竟躁人，其为诗深静幽适，不特峻整而已。故诗文有绝不似其人者。”[1]即使象《唐诗三百首》这样精中选精的读本，也不能摒弃沈、宋的传世佳作。对这一现象当如何认识？从诗歌作者这一方面来看，我们认为沈、宋在其人格上存在着严重的两重性，即在其人格构成上存在着两个层面：功利庸俗的一面和审美向善的一面。二者既对立又统一，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并且沈、宋的两重人格同样也影响其诗歌创作，呈现出不同的诗歌风貌和诗歌境界。本文旨在探讨诗品与人品关系的复杂性，而以沈、宋诗说明之。沈、宋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可大致分为宫廷时期和贬逐时期。沈、宋作为著名的宫廷诗人，倾心媚附武后内宠张易之兄弟，多应制之诗，沈佺期生活的后期又曾活跃在中宗、玄宗宫廷。
沈、宋又都曾由于武后政权的终止，遭贬南荒，宋之问甚至两次遭贬，最后被赐死于贬地。他们身为逐臣，多述怀之作。沈、宋的两重人格因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也存在着差异。大体而言，宫廷时期以功利庸俗为主，审美向善在其人格构成上则占次要地位；贬逐时期审美向善居主导地位，功利庸俗在其人格层面上有所削减而处于次要地位。两个时期，在生活中都表现出共时态的两重人格；相比之下，往往又是庸俗人生与真实人生的转换，这又表现出历时态的交替人格。
一、宫廷应制诗的两重性
宫廷时期的沈、宋是武后时较为典型的御用文人，流连于宫廷，出入王公贵族、士宦显达之门，将奉和应制、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倾心媚附权贵视为一己之天职，并为之尽心尽力，以资荣身进阶，表现出较为浓烈的功利性。这一时期，他们的诗歌创作也多应制之作，或奉和、或扈从、或侍宴、或代人应制，诗于此已非言志述怀，而变为一种谀上和自炫的工具，一种作为取宠媚附，讨得荣名利禄的工具。诗的内容非常狭隘，品味也较为低俗。由于诗歌创作之目的仅为追求功利，其诗歌境界非常肤浅，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境界可言。这是沈、宋应制诗的大致情况。
此期的沈、宋虽然功利性较强，庸俗势利，利欲薰心，在假、丑、恶的泥潭中打滚，但毕竟没有消泯心理意识中的真、善、美的基因，他们的诗人气质，仍然有所流露。他们也有着对审美的追求，他们人格层面上审美向善的一面并没有因庸俗势利而泯灭，心灵深处还有着对真、善、美的企盼。支配他们生活趋向的主要是本能驱力的本我，功利追求的自我，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失去对审美境界的超我的向往。即使在一些应制诗中，透过颂美君主的表层意象，我们仍可以观察到诗人对自然美、境界美的敏锐感受。
沈、宋应制诗题材、主旨与前代宫廷诗作并无甚差异，他们着力于诗歌技巧、形式、声律、词藻的探讨，同时还努力开拓诗境，追求弦外之音、韵外之致。如宋之问《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云：“谷转斜盘径，川回曲抱原。风来花自舞，春入鸟能言。”江山如此娇娆而又春意盎然，令人神往。谷转盘径，川回抱原，更着“斜”、“曲”二字点染，尤觉写景如画。《夏日仙萼亭应制》：“高屹逼星河，乘舆此日过。野含时雨润，山杂夏云多。……悠然小天下，归路满笙歌。”此诗不特意境优美，而且抒写了诗人的豪情及其胸襟之阔大，虽旨在夸饰奉颂，但也较真切地反映了国势的强盛。沈佺期《仙萼池亭侍宴应制》云：“川长看鸟灭，谷转听猿稀。天磴扶阶迥，云泉透户飞。闲花开石竹，幽叶吐蔷薇。”写景清新流畅，表现出诗人对自然风景的敏锐细腻的感受力。沈、宋整日揣摩着如何奉迎，如何趋炎附势，心理处于扭曲状态，这种对自然美的追求，多少可以调解一下他们失衡的心态。如宋之问的“御气云霄近，乘高宇宙宽”[2]、“乘舆历万户，置酒望三川”[3]等句，虽是歌颂帝王，毕竟境界阔大，辞气飞动，流荡着颇为豪迈的思想感情，在这里帝王已经成为强大帝国的象征。又如宋之问的《明河篇》是奉献武后之作：“八月凉风天气晶，万里无云河汉明。昏见南楼清且浅，晓落西山纵复横。……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成都卖卜人。”流丽高华且清气发越，那清浅的明河之境不也正是诗人所企羡的一种心境吗？此诗不特造境优美，情韵悠然，且复有见寄之意。宋之问又有“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4]一联，尤陡骞举。故翁方纲《石渊诗话》评曰：“沈、宋应制作诸作，精丽不待言，而尤在运以流宕之气，此元自六朝风度变来，所以非后来试帖诗所能及也。”
沈、宋的宫廷应制诗的美学价值，类而言之，有以下诸方面：一、自然美的欣赏。诗人身在宫廷应制场合，却将视野投向明丽素朴的自然中去，使得贫乏苍白的应制之作变得鲜活清新可爱了，从中可见诗人内在情趣的指归，对自然美的欣赏与企羡，并欲藉此来抚慰自己被扭曲的心灵。除了上述诸篇外，宋之问《嵩山石漴侍宴应制》，沈佺期《兴庆池侍宴应制》也是此类诗中的佳作。二、人文景观的玩赏。如宋之问《龙门应制》，沈佺期《嵩山石漴侍宴应制》等作，流露出诗人对人工技艺美的赞赏以及沉浸于人工技艺美欣赏之中的潇洒情致。三、表现胸襟气魄，大唐气象。如宋之问《扈从登封途中作》：“扈从良可赋，终乏掞天才。”言感受万千，惜己才浅难以达之也。沈佺期《龙池篇》：“龙池跃龙龙已飞，龙德先天天不违。池开天汉分黄道，龙向天门入紫微。邸第楼台多气色，君王凫雁有光辉。为报寰中百川水，来朝此地莫东归。”此诗作于玄宗宫廷，笔墨酣畅，一气流转，连下五个“龙”字，四个“天”字，尤为奇绝。方东树评曰“气象高华浑厚”[5]，沈德潜评为“体格亦复超拔，一结有万国来朝之意”[6]。
总之，沈佺期、宋之问的宫廷应制诗既有庸俗的一面，也有美感的一面，表现出两重性。其审美价值在于他们对大唐盛世的描绘，对自然美、技艺美、意境美的追求，这正是沈、宋人格层面上审美意向的流露。
二、审美人生的逆向追求
长期生活于宫廷的沈、宋，依附权贵，阿谀奉承，在人格上卑劣低俗，软弱无品，然而他们在心灵深处也有对贞洁孤直品格的企盼。宋之问《题老松树》云：“岁晚东岩下，周顾何凄恻！日落西山阴，众草起寒色。中有乔松树，使我长叹息。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诗用五古体，风格质朴刚劲。迷醉于世俗，浮沉在官场生活中的他，庸俗、势利、卑俗、软弱；孤直、贞洁正是他因追逐世俗荣禄而失去的，却也正是他内心深处所企羡而又无从得到的。正因为如此，他希望在诗歌境界中得到某种心理补偿，故而他见到在寒色中挺立的孤直之老松不禁为之“长叹息”。宋之问又在《绿竹引》中写道：“青溪绿潭潭水侧，修竹婵娟同一色。徒生仙实凤不游，老死空山人讵识。妙年秉愿逃俗纷，归卧嵩丘弄白云。含情傲睨慰心目，何可一日无此君。”诗用七言歌行体，表现出潇洒自然的情趣松的孤直、竹的潇洒都是他内心不能不为之向往的。由此，我们想及魏晋之潘岳，史称潘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7]但潘岳却写出“高情千古”的《闲居赋》，表现出潇然澹泊的境界，这正是潘岳所企羡而又难以臻至的理想品格与生活境界。同样，宋之问所咏叹的那坚贞、高洁的松、竹，不也正是一种理想人格的象征吗？与现实人生中的追名逐利不同，这是审美人生中非功利的逆向追求，正是两重人格的表现。清人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斥责之问说：“倾险如此，而曰‘自惟最忠孝，斯罪懵所及’，又曰‘吾惟抱忠信，吹啸自安闲’真是厚颜！”宋之问的自我标榜，实是自我欺骗，更是对道德失落的自我抚慰。这正可以说明其内心深处并没有失去对道德境界的慕恋吧？沈佺期早年因事下狱，曾写《枉学》二首，《题狱中无燕》等诗为自己申辩：“我无毫发瑕，苦心怀冰雪”，“平生守直道，遂为众所嫉”，对因坚守直道而为众妒嫉表示强烈的愤怒与控斥。又以曾子、公冶长自比，言一己品格之洁，应该说沈佺期也是希冀求真向善的。
吟啸林泉而求得心灵慰藉的欲念，往往是作为一种心理调节的结果而出现于沈、宋内心世界中。他们被仕途挣扎、官场劳累、营走权贵的苦痛烦恼，以及自己为人鄙薄的庸俗品格折磨得厌倦了，想休憩一下那疲惫不堪的心灵。于是乎田园的静谧、山川的悠远，自然成了他们心所向往的美好天地。仕途功利、荣名利禄是他们持久的追逐，隐归仅是暂时的心理调适，是一种释散郁闷，排遣忧愁，调解心理平衡的方式。宋之问有陆浑山庄、蓝田山庄等有名的别业，他常于朝宦之余，到山庄徜徉盘桓，赋写了许多意境清幽隽美的佳作。其《陆浑山庄》诗云：“归来物外情，负杖阅岩耕。源水看花入，幽林采药行。野人相问姓，山鸟自呼名。去去独吾乐，无然愧此生。”其旨趣酷似王绩，诗人以隐者的面目出现，俨然世外高人，忘却了世俗生活。其《见南山夕阳召监师不至》诗云：“夕阳黯晴碧，山翠互明灭。此中意无限，要与开士说。徒郁仲举思，讵回道林辙。孤兴欲待谁，待此湖上月。”此诗竟有盛唐人孟浩然气度。《答田征君》诗云：“出游者何处，迟回伊洛间。归寝忽成梦，宛在嵩丘山。”此诗又宛然王维、裴迪的小诗风味。（诗人晚年历遭贬放，对昔日的功利生活有所反思，悔恨自己当日违背了归隐之初志。如《入泷州江》云：“余本岩栖客，悠哉慕玉京。……违隐乖求志，披荒为近名。”）以致于后来王维买了宋之问的蓝田林园作为自己的辋川别业，这决非偶然。甚至杜甫在经过宋之问陆浑山庄时，也写诗追怀道：“宋公旧池馆，零落首阳阿。枉道秪从入，吟诗许更过？”[8]宋之问的这些诗意境谐和，格调淡远，语言本色自然。虽然同样是作于宫廷时期，却全然不同于宫廷诗的富丽，而形成另一种艺术规范。钟惺称其诗“脱尽唐初浮滞，朴中藏秀，心目快然”[9]，正是指此等诗而言。沈佺期少田园诗，但对自然美的执着与宋之问是一致的。沈佺期有不少游山览水之作，可见一斑。《夜宿七盘岭》云：“独游千里外，高卧七盘西。晓月临窗近，天河入户低。芳春平仲绿，清夜子规啼。浮客空留听，褒城闻曙鸡。”夜幕将退，月光淡淡，天河清浅，子规清啼，满城鸡鸣，多么幽美的景致！自然美的追求有望峰息心的效果，诗人浓烈的功利之心消融了，甚至由此进入释道的清净虚寂之境。如宋之问《雨从箕山来》云：“雨从箕山来，倏与飘风度。晴明西峰日，绿缛南溪树。此时客精庐，幸蒙真僧顾。深入清净理，妙断往来趣。意得两契如，言尽共忘喻。观花寂不动，闻鸟悬可悟。向夕闻天香，淹留不能去。”故斥责宋之问“厚颜”的清人贺裳也称美其诗“每遇山川禅隐，则津津宜宜，名言如屑”[10]。可见沈、宋的人生分裂为现实的人生与审美的人生，在审美人生中他们是作逆向追求的。这也正是两重人格的体现。
三、感情之真与诗境之美
周旋于宫廷，钻营于仕途的沈、宋，戴着假面具生活，顾虑着现实的利害得失，其真实的人格不可能流露出来。而走出宫廷的沈、宋，在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功利虚假面具的隐蔽，显露出真实的人格，往往就恢复了正常人的真性情。宋之问《送杜审言》云：“卧病人事绝，嗟君万里行。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可惜龙泉剑，流落在丰城。”表现了诗人因久病难得音信，未能河桥相送的内疚心情，及对杜审言遭贬吉州的深深叹惋，韵味悠然，感情真挚。后来作《祭杜审言文》云：“君子将亡，其言也善。余向十旬，日或再展，君感斯意，赠言宛转，识金石之契密，恨文章之交浅。命子诫妻，既忌且辨。”由之可见审言与之问交往之深，友情之真。《留别之望舍弟》、《别之望独宿蓝田山庄》则写出了兄弟间的手足亲情。沈佺期《送乔随州侃》云：“结交三十载，同游一万里。情为契阔生，心由离别死。”写与友人的生死契阔之情。沈、宋的这类诗，或写离情别绪，或述友情旧谊，皆发之于内心，极为真切，富有人情味，体现出诗人对人情美的追求。沈、宋还有不少乐府诗，写思妇征夫，飘泊羁旅，时光易逝，佳景难在的苦况。如沈佺期《临高台》云：“高台临广陌，车马纷相续。回首思旧乡，云山乱心曲。远望河流缓，周看原野绿。向夕林鸟还，忧来飞景促。”写临高思乡之情。《杂诗》（其三）云：“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少女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以思妇之口吻写征戍之情。宋之问《牛女》云：“失喜先临镜，含羞未解罗。谁能留夜色，来夕倍还梭。”写良辰恨短的伤感。《江南曲》云：“妾往越城南，离居不自堪。采花惊曙鸟，摘叶
春蚕。懒结茱萸带，愁安玳瑁簪。待君消瘦尽，日暮碧江潭。”“懒结”、“愁安”写思妇紊乱无奈的心绪，“消瘦尽”写思慕之切，且又以景语作结，韵味悠然。明人陆时雍称“沈佺期吞吐含芳，安详合度，亭亭整肃，喁喁叮叮，觉其句自能言，字自能语，品之所以美。”[11]多指此类诗而言。
沈、宋的大多应制诗之所以贫乏，格调不高，究其因在于将诗歌当作应酬、谀上自炫的工具，故使其诗丧失了真，当然也就谈不上美，从中我们根本看不出诗人的真性情，一切都消歇在媚附讨好、歌功颂德的泥潭中。审美与功利难能兼得。而表现日常生活的诗作，却有着真挚的感情，纯美的诗境。可见一旦离开他们生活的宫廷圈子，走入平常的生活中，诗人的心态也与平常人一样淳厚真率。平常之心即真诚之心。诗人有了这种平常之心，就将心中真挚淳朴的感情毫无掩饰地抒发出来，对亲人友朋的挚爱，对人间亲情的关怀。这是善的人格外化。沈、宋于此是一种情感的渲泄，也欲藉此补偿宫廷生活中的道德失落。读者能从诗里感染到那真挚的感情而悲哀、触动，在体味人间伦理亲情的同时，获得情感的陶冶、美的愉悦。从艺术角度看，文学创作总要有人情味，才能打动人，没有人情味的单纯为一己功利服务的诗作，是没有艺术感染力的。沈、宋的大多宫廷应制诗就是如此。而表明日常生活的诗作，却洋溢着动人肺腑的人情味，且多为律、绝及古乐府中的短小篇章，语言清新明丽，朴素自然。真的、善的，也就是美的。沈、宋如此，“望尘而拜”的潘岳不也有凄惋缠绵的悼亡之作吗？
四、人品与诗品的同异离合
沈、宋人品上为人鄙薄不齿，盖在于其谄事张易之兄弟，加之宋之问遭贬逃归匿张仲之家告密得官。沈佺期早岁曾下狱，又因考功受赇遭贬。沈、宋人品上确有令人鄙薄、诟骂的污点，然而夸大其词，恶意中伤，落井下石的因素也同样存在。昔子贡曾深有感喟：“纣之不善，不如是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12]可谓知人之言。沈、宋品行卑劣与其功利人格有关。沈、宋过分看重现实的利害得失，追求名利，希冀早居高位，实现其狭隘庸俗的自我价值。中国封建士人有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无不想染指政治，涉足仕途，而于仕途的浮沉中，又必然会有浓重依附人格的流露，即便是人格力量强大者，如李白、杜甫，也难能例外。
闻一多先生评述宋之问时曾指出：“他人格的卑污下流却是臭名昭著的，因而成为史官疵议的对象。可是他的诗的确高明，正如明末巨奸阮大铖一样，诗风与人品太不相称了。”[13]古人多信人如其文，文如其人。如叶燮《原诗》云：“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软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显然认为文学创作是作者人格精神的体现。歌德也有类似的论述：“总的来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如果想写出雄伟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人格。”[14]风格即人，人格决定或影响其风格，人品与诗品应该是统一的，然而又不尽然，人品与文品也会有错位现象。韦勒克和沃伦就认为：“与其说，文学作品体现一个作家的实际生活，不如说它体现作家的‘梦’；或者说，艺术作品可以算是隐藏着作家真实面目的‘面具’或‘反自我’。”[15]可见作品决不单是作家生活的摹本。
容格认为：“人的心理存在‘人格面具(personal)’，它是一个人公开的自我。人格面具的产生是因为人需要在社会中扮演某个角色。”并认为：“把人格面具当成整个人格的全部是错误的。在某种意义上，人格面具只是用来欺骗别人的工具，因为它只是把个人人格的很小部分呈现给他人。”[16]沈、宋可作如是观。宫廷时期的沈、宋，扮演着宫廷御用文人这一特定的社会角色，他们似乎必须歌功颂德、点缀升平、迎合满足皇帝及台阁重臣的虚假心理。沈、宋也认识到只有如此，才能讨得恩宠，加之他们本身功利心理非常强烈，无不虑及着现实中的利害得失，便戴上虚假功利的人格面具，谀上自炫，藉以升迁，满足他们庸俗的功利心理，这也可看作是一种生存需求。我们不能将戴着人格面具，虚假功利的人格看作沈、宋的全部人格，那仅是其人格全部的一部分而已。日常生活中的沈、宋，无须再用虚假的人格面具来欺骗亲友、欺骗自己，一如常人，有着淳真朴厚的情感，其浓烈的功利心理也有所缓和，趋于圆融平衡的状态，便表现出与宫廷中迥异的人格。即使是宫廷中，诗人也绝没有放弃对真实人格的追求，他们在审美境界中寻求失落的道德情感及生命之美，用幽静的自然美来补偿。沈、宋的宫廷应制诗中就有不少表现对自然美欣赏的佳作。可见，沈、宋为满足其功利心理、为某种生存所需而戴上人格面具，致使其人格分裂。
身为宫廷御用文人的沈、宋，其职责便是制造些诗赋，奉酬迎合，点缀升平，毫无独立品格可言。浓重的依附性致使沈、宋独立主体人格的失落和堕沉，而渐然失落的独立人格恰是沈、宋所企羡的。独立与依附之间，沈、宋作出了痛苦艰难的选择，独立人格是他们心之所愿的，而功名利禄又是他们不忍摒弃的，在这二难选择中，沈、宋的人格出现了分裂。宫廷生活中的沈、宋，庸俗功利、追逐利禄、卑劣无品，表现出强烈的依附性，而庸俗势利的生活决非他们所向往的，他们的心理发生了某种倾斜，失去了平衡，便在审美境界中作逆向追求，寻觅堕沉的人情之真，生命之美，于审美生活中使得失落的独立人格复归，或获取些许“替代性补偿”。这样，沈、宋以人格的分裂完成了他们痛苦的二难选择历程。日常生活中的沈、宋，不存在那种依附性，无须以人格分裂的方式作出无奈的二难选择，其诗歌创作就表现富有人情味的真实生活，玩味人生的潇洒淡泊的情趣，不象宫廷应制诗，谀上自炫，文辞虽丽，实空洞无聊，虽也间或流露出对自然美及人文景观的欣赏之情。
沈、宋的两重人格及审美的逆向追求，使得其诗品与人品出现了同异离合现象。宫廷中的沈、宋追逐利禄，人格卑劣，而在审美境界中他们希望得到心理补偿，这种两重人格就造成了人品与诗品的异与离。日常生活中沈、宋则又完全可以过真实的感情生活，并在诗中表现真情实感，而不再有人格分裂，这又导致人品与诗品的同和合。
无论是人品（人格）还是诗品都是多重因素的复杂组合。人格结构就包含许多层面，在创作活动中，作家可能将虚假的人格投入其中，也可能将真实的人格投入其中，所以作品可以反映人格的虚假部分，也可以反映其人格的真实部分。可见，诗品与人品的关系非常复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诗品的高下来衡量其人品的高下，反之亦然。故宋人吴处厚云：“或见文章铺陈仁义道德，便谓正人君子，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不尽然。”[17]我们考察沈、宋时也应如此。人品与诗品分别属于伦理道德铀审美两个不同的范畴，毕竟两个范畴各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其实，历代不少批评家正是持此态度来评论沈、宋的。沈德潜编选《唐诗别裁》时云：“不可以人废言，故薄其行而仍录其诗。”[18]
五、人格心理的纯化与抒情境界的深化
神龙元年（705年），沈、宋坐二张事遭贬南荒。写于僻远蛮荒的贬谪诗是沈、宋生命沉沦的悲壮歌吟。宋之问《高山引》：“攀云窈窕兮上跻悬峰，长路浩浩兮此去何从。水一曲兮肠一曲，山一重兮悲一重。松槚邈已远，友于何日逢。况满室兮童稚，攒众虑于心胸。天高难诉兮远负明德，却咸京兮挥涕龙钟。”沈佺期《初达驩州》：“流子一十八，命予偏不偶。配远天遂穷，到迟日最后。水行儋耳国，陆行雕题薮。魂魄游鬼门，骸骨遗鲸口。夜则忍饥卧，朝则抱病走。搔首向南荒，拭泪看北斗。何年赦书来，重饮洛阳酒。”宋诗仿骚体，言词悲切，表达了诗人一步一颠簸，众虑攒胸，求天不应，呼告无门的惨状，撕裂肺腑的绝望哭号；沈诗表述了自身处境的困厄，心境的凄惶，生命的险危。由宠幸一时的宫廷词臣骤然间沦落为负罪逐臣的沈、宋，在生命的沉沦之际，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悲愤痛楚，撕下虚假的人格面具，直面现实惨淡的人生，开始自觉地审视现实，专注于一己命运的冥冥思索。人格也发生了变异，不再是宫廷时期虚假与真实并存而偏重于虚假的两重人格，而是虚假人格向真实人格偏移、甚至接近了人格的纯化。诗也由向外干谒的工具变为渲泄愤懑幽怨、自我慰藉的抒情工具。
沈、宋由地位极高的宫廷文学侍臣瞬间变为负罪遭贬的弃臣，被逐出繁华的宫廷，弃置于荒蛮的岭南。他们根本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贬谪，心理上也难以承受这骤然间酿成的极大反差，而惶惑不安起来。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无罪遭贬，有着强烈的负屈心理，诗中也一再以屈原、贾谊、虞翻自比。那遭贬负屈的激愤怨嗟，浓烈的思归怀旧意绪积蕴心头，使得诗人愁苦忧思，痛苦不堪。他们便用人间的伦理亲情（思乡）来补偿因道德情感旁落及遭贬而引起的心理失衡，用昔日温馨的回忆（忆旧）来拂去心中的凄凉，用精神的超脱、心理的力量（悟道）来消解现实的磨难，用异域风情的欣赏来转移心中的凄楚。然而，愈是设法排遣，愈是拂拭不去。得返朝廷的希冀，返归难遂的绝望，能否生还的忧虑，死于贬地的恐惧，加之贬地水土的不服，风俗人情的隔膜，形成了沈、宋极为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这绝非四杰所能比拟，四杰位卑被逐，心理上没有沈、宋那种巨大的反差，也绝没有沈、宋如此真切凄惨的遭贬人生体验。如王勃从沛王府逐出，宦游巴蜀，诗中抒发的是亲友离别的伤感，羁旅行役的艰辛，仕途失意的苦闷，人生短促自我价值难以实现的嗟叹，而不是生离死别的哀歌，生命沉沦的悲吟。加之四杰早卒，过早地离开了诗坛，所以相对四杰而言，沈、宋的感情境界深化了，再借助于抒情方式的丰富，使得抒情境界向纵深拓展。
宋之问的五律名篇《度大庾岭》，沈佺期的七律佳什《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以及宋之问《桂州三月三日》、《晚泊湘江》，沈佺期《答魑魅代书寄家人》、《驩州南亭夜望》等作，或用方位的背离，“南翥鸟”、“北枝花”来抒发痛楚矛盾的心态。这种手法在沈、宋谪贬诗中似乎成了一种范式：宋之问“路逐鹏南转，心依雁北还”、“人意长怀北，归行日向西”，沈佺期“家住东京里，身投南海西”、“搔首向南荒，拭泪看北斗”，均用方位的背离来抒写遭弃置的孤寂与凄凉感。或用自然景象的微细变化“初含霁”、“欲变霞”来象征诗人人生命运的希冀，由此可见诗人心灵是何等的脆弱，如此细微的变化都能引起诗人的关注；或用梦境的温馨来反衬贬谪生活的凄苦；或用今昔荣辱强烈的对比，抒发浓重的嗟怨与感伤；或用奇险的语言自然表现其内心的失衡；或用诸多的意象，精密的组合，构筑情景交融，浑厚壮阔的境界。
宋之问《渡汉江》，沈佺期《入鬼门关》等诗可体现其贬谪之作的抒情高度。《渡汉江》诗云：“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此诗作于中宗神龙二年(706)，由泷州贬地逃归洛阳，途经汉水之中游襄江时。纯然写情，一气流转。末二句直而婉，浅而远，描摹出诗人因音书久断，急欲探知家人安否，却又担心隐迹被发，迁客潜归的颇为微妙的心理活动，足见宋之问诗的精致本色。《入鬼门关》也纯然抒情，痛苦至极的诗人似乎无心赏玩异域幽奇的风物，故也将写景之笔从诗中摈除，而纯粹用激切尖利的悲吟来宣泄内心的愤懑及恐惧之情。
生命险危之际的沈、宋，无暇也无心于国家兴亡、历史盛衰的深沉思考，而仅专注于一己命运的思索，故而缺乏陈子昂那样广远的时空视界与深邃的宇宙意识，而更专注于一己之情感世界的传达，其抒情广度不如陈子昂，而抒情深度却胜之。与四杰相比，似乎缺乏四杰积极进取、悲壮而又乐观的人生态度。故四杰的宦游诗虽悲婉却不低沉，充满一种乐观昂扬的情调，沈、宋贬谪诗是生命沉沦之泪浸染的绝望悲歌，流露着低沉悲观的情绪。四杰似乎缺乏沈、宋贬谪生活的真切情感体验，故情感的抒发不如沈、宋激越浓烈，更臻于性情之真。故《旧唐书·宋之问传》云：“之问再被窜谪，途经江、岭，所有篇咏，传布远近。”沈、宋的抒情诗成就相对于四杰有新的发展，甚至接近于盛唐抒情诗的成就。
诗穷而后工，遭贬时期特定的环境、心态，使得诗人的人格不再分裂，而趋于人格的纯化，加之诗人有着丰富复杂的感情世界，真切的生活体验，又借助于丰富的抒情方式，使抒情境界得以深化。
注释：
[1][9]钟惺《唐诗归》卷三。
[2]宋之问《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
[3]宋之问《麟趾殿侍宴应制》。
[4]宋之问《奉和晦日幸昆明池应制》。
[5]方东树《昭味詹言》。
[6]沈德潜《唐诗别裁》卷十三。
[7]《晋书·潘岳传》。
[8]杜甫《过宋员外之问旧庄》。
[10]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
[11]陆时雍《诗镜·总论》。
[12]《论语·子张篇》。
[13]《闻一多选唐诗》附录《闻一多说唐诗》郑临川笔录。
[14]爱克尔曼《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第39页。
[15]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72页。
[16]转引吴承学《人品与文品》，载《文学遗产》1992.1。
[17]吴处厚《青箱杂记》。
[18]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