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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球经济在寒冬中蹒跚而行之时，中国经济则正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继续向前。为了充分激活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充分发挥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共“十六大”报告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进一步“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同时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
我们认为，“十六大”报告的上述内容，是中共在所有制和市场建设理论方面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为民间资本和民营经济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有利于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是造福人民，复兴中华的大智慧。
中国民间资本的发展现状
中国经济改革前２０年成就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藏富于民”。从改革开放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效应，到小平南巡以后产权制度改革步伐的加快；从中共“十五”大明确肯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到随后陆续出台的一系列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加快“国退民进”的政策，扶植了一批又一批个体和民营企业逐步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同时，党和政府的富民政策使城乡居民收入的平均水平不断提高。
然而，巨大的民间资本的运用效率（或创富能力）从总体上看还比较低，持续发展的后劲堪忧。首先，在本质上已经转化为投资的居民储蓄的创富能力低下。在８万亿的居民储蓄中，不排除有一部分是公款私存和带有灰色成分的存款，但大部分属于个人的货币积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再也不能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把这种货币积蓄简单地看做是即期消费的剩余，因为它们大多已具有谋取更大收益的特征，已从本质上转变成了投资。这些资本化了的居民储蓄存款在近年连续８次大幅降息中，其创富能力大大减弱。对于国有银行来说，近年来也因种种原因“惜贷”而未能将巨额居民储蓄存款充分贷放以获取应有的息差收益，故其对社会的间接创富能力也呈下降趋势。其次，由于实业投资方面的市场准入障碍（或说是所有制歧视因素），民间投资转化为实业投资的比重较小，其创富能力也难以乐观。据调查，在２００１年底前，即便在发达地区，允许民间投资的领域只有４１个（而允许外资投资的领域却有６２个），大多数容易获取高额利润的行业仍被国有企业所垄断。加上民间实业投资缺乏后续金融支持，私人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力度还非常有限。民间实业投资持续增长受阻。据统计：“九五”以来，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放慢，年均增长１１．２％，平均增幅比“八五”降低３１．７个百分点。其中私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由１９９６年的２５．４％回落到１９９９年的７．９％。与此相应，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九五”期间也呈下降或徘徊的趋势，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４７．６％、４７．５％、４５．９％和４６．６％。最后，民间资本投资于证券市场的创值能力令人失望（在证券投资中大部分是投向上市公司股票，以下我们主要是以股票投资来分析）。由于产权制度改革不彻底以及市场监管、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制度缺陷，在我国现有的１０００多家上市公司中，有相当一部分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加上中国股市开张伊始就未按国际惯例办事，国家股、法人股、内部职工股、公众流通股并存，且同股不能同权同利，所有权约束机制大
大弱化。在政策取向上，政府前期的政策明显具有把上市作为帮助国有企业脱贫解困之重要手段的倾向，民营企业很难分得一杯羹。尽管有少数民营企业通过并购借壳上市，但截至２００２年６月末，以沪、深１２５４家Ａ股上市公司公布的２００１年年报和２００２年部分中报为依据，可发现中国境内Ａ股市场共有１３９家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民营企业，民营上市公司占同期中国境内Ａ股上市公司总数的１１．０８％；其中，直接在主板上市的民营企业为５９家（占４．７％），通过买壳上市的民营企业为８０家（占６．３８％）。另外，从总股本来看，目前上市的民营企业之总股本只占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股本的６．７６％。而在国内资本市场上，民营企业的业绩却优于国有上市公司，从２００２年中报来看，民营上市公司的平均每股收益为０．１０３元，高于沪、深两市全部上市公司０．０８２元的平均水平。在庄家控盘和内幕交易泛滥的过度投机氛围中，由于信息获取的极度不对称，弱小的民间资本在股票二级市场的平均收益率很低。
现有的金融市场难以充分激活民间资本
如上所述，中国的民间资本有２／３左右表现为银行储蓄存款，这些存款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民间资本对商业银行的投资。然而，从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的角度来看，发放小额贷款的固定成本与大额贷款差不多，经营金额小、笔数多的小额贷款业务得不偿失。而且，由于大多数民营企业规模和实力相对弱小，缺少现行信贷制度规定的担保或抵押条件，信用状况很难把握，贷款风险不易控制。加上目前国内专门为中小民营企业服务的信用机构和担保机构奇缺，作为民间资本主要创造者的民营企业却很难从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贷到款。因此，目前民间资本（包括民营企业）对商业银行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存款）与其所享受的服务（主要表现为贷款）极不对称，通过现有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依然比较困难。
从直接融资渠道来看，中国现有的资本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单一层次的证券交易市场，即只有沪、深证券交易所（通常把它们称为“主板市场”）为合法的证券发行和交易的场所，缺乏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种从功能、服务对象，到上市规则、监管制度都各不相同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虽然近年来，管理层摒弃了限制民营企业到主板上市的做法，但毕竟主板扩容压力很大且进入门槛较高，只有少数扩张较快的民营企业集团使出浑身解数才能直接或间接地挤进“主板市场”，广大中小民营企业几乎不可能通过这种渠道直接融资。资本市场结构的单一化，同时也影响到民间投资的进入。现有的主板市场对于广大居民和中小民营企业来说是神秘莫测的，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存款利率的“挤出效应”诱导民间资本入市，但中国现行的主板市场的股价与其说随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自身发展而变化，倒不如说更多地是受庄家的操纵和跟随管理层各种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由于监管制度的缺陷和信息获取的严重不对称、由于中国基金业还不完善、由于相当一部分造假上市和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的上市公司缺乏真正的投资价值、由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缺陷等因素，民间资本入市炒股往往心有余悸。在结构单一的中国资本市场中，创富效应还较弱，还远没有将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充分激发出来。
权威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民营企业具有很强的活力。如新生代的乳业巨子蒙牛公司，其创建时间仅仅四年，增长速度却高达１９４７．３％，从１９９８年行业排名第１０００多位迅速冲入行业第４位。最近选出的全国百强民营企业，平均增长速度为２１０．１４％，净资产的报酬率为１８．４９％。民营企业的赢利能力虽令世人瞩目，但民间资本的投融资渠道却并不通畅，投资潜力还远未被充分挖掘。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礻乃曾指出，我国目前所存在的就业压力之所以未能得到有效的化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民营企业的开放不够，是民营企业发展受到压抑所造成的。
拓宽民间投融资渠道，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中国的民间资本已经超过了１２万亿元，而不久前财政部公布的国有资产总规模才刚刚达到１１万亿元。由此可见，民间资本已成为中国经济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资源。在加入ＷＴＯ后，这部分资源的配置结构是否合理，运用效率能否进一步提高，关乎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增长。从中共“十六大”报告及随后的改革举措来看，决策层正在逐步制定更加开明的政策和建立健全保护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体系，并努力改善投资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建立通畅的投融资渠道），在这种改革势头下，充分激发民间特别是２０％的富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为民营企业家）的投资热情，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从当前的宏观经济结构调整来看，进一步激发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积极财政政策在实施多年之后，其正面效应呈递减趋势，指望长期依赖政府扩大公共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并不现实。而且如果财政赤字控制失度（特别是在许多隐性的内债和外债尚未得到有效监控的情况下），还可能带来影响经济稳健发展的负面效应。因此，从长远来看，积极财政政策应该逐步淡出，经济持续增长“还看民间”。
我国加入ＷＴＯ后，解决民间资本投融资渠道狭窄的问题应该说是有了一个很好的转机。中国政府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实行了对内开放，逐步放开对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的限制。目前，已有不少民营企业取得了自营进出口权，民间资本还被允许进入金融、航空、铁路等原有的袭断行业（如民生证券公司中民间资本占到总股本的６０％），中共“十六大”之后，民间资本有望获得更大的市场准入空间。
一个更令民间资本振奋的迹象是，中国人民银行已在开办民营银行的问题上有所松动。２００２年，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在“中国：资本之年”论坛上表示政府正在考虑“吸收民间和外国资本发展中小银行”。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谈到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时提出，国有商业银行的县级以下分支机构可以成立独立的商业银行，在这种重组后新成立的商业银行中，国有资产可以完全退出。前不久，浙江省８家中小城市商业银行发起宣言，要求改变地方商业银行目前由国资（地方财政）控股的股权结构，允许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浙江省政府明确表态，同意调整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使分散的民间资本合计达到总股本的５１％。央行某司负责人则更加明确地表示，希望民间资本充分进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并允许在没有商业银行的地方兴办资本金在１亿元以上的由民间投资为主的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和各级政府的肯定态度，使民营银行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前景逐渐明朗起来。日前，被海内外誉为“中国民营银行积极倡导者”的著名经济学家徐滇庆透露，“首批民营银行极有可能在２００３年出现。国内十家筹备试点的民营银行开业申请报告先后七次报批，现在已进入最后冲刺期”。如果一批民营商业银行得以建立和发展，鉴于它们同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的天然联系，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将可以得到部分缓解。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仅仅放开民间资本办银行的限制仍然不足以充分激发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我们还要进一步从政府的政策导向、法律体系的建设、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的完善、产权制度的改革、投资创业服务体系的建设等方面进行配套的改革。就直接融资渠道而言，我们认为当前最迫切的金融创新是建立规范的场外交易市场（国内俗称“三板市场”）。
在现今的中国资本市场上，由于主板市场“一花独放”，公开且合法的直接投融资渠道异常狭窄，一方面是大批民营企业融资难，另一方面是大量的民间资本闲置或低效率运转，这种资本配置错位的矛盾刺激了地下金融（包括地下钱庄、不规范的私募基金、灰色的一级半市场等）的快速滋长。据有关学者的调查，中国地下钱庄目前控制的资金保守估计有近万亿元（在浙江省８３００个亿的民间资本当中，如果有２０％通过地下钱庄融资，则该省地下钱庄控制的资金量就高达１６００多亿元），私募基金总额则已超过８０００亿元，一级半市场上也有上千家所谓的“拟上创业板企业”和数十家原柜台市场“历史遗留问题企业”的股票以变相公募的方式进行私募和转让。另外，近十年来有数以千亿计的民间资本通过地下渠道非法逃往境外。地下金融暗潮的涌动说明，过分的金融抑制反而会诱致交易成本较高的非公开的资本流动。因此，引导民间投融资皈依正道亟待金融创新。就我国金融市场的现实需求而言，应该是尽快推出规范的场外交易市场（三板市场），并使与之相适应的金融工具———私募基金的运作公开化和规范化，为中小民营企业的直接融资和民间资本的投资建立“门当户对”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经济转轨时期形成的产权交易市场和证券柜台市场，是我国场外交易市场（三板市场）的雏形，对于这类不甚规范的场外交易市场，我们认为应该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扬弃观去批判与继承，应该在清理某些缺乏实质性产业基础的“空壳”柜台上市公司和虚假股权交易的基础上，充分整合一切可用的产权交易平台和改制企业资源，同时理顺管理体制和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以减少重构规范场外交易市场的社会成本。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资本总是朝能够获得更高利润的领域、向具有更高效率的经营者流动。尽快打造规范的场外交易市场，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结构，不仅有利于巨额的民间资本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择创富能力较强的投资工具，而且也有利于广大中小民营企业直接融资；不仅有利于鼓励和支持更多的人自我创业，缓解当前严峻的就业压力，而且也有利于减轻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有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最近在谈到中国经济的民主化趋势时说，中国经济将由政府主导转向民众主导，这是一个大趋势，也将为中国经济未来持久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还离不开政府投资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资源、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
国民众拥有的金融资产已经超过了国有资产。市场将发挥更多的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可以预计，随着我们的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民间资本将会以更高的积极性投身于各个经济领域，中国经济成长的基础将更加坚实和完善。
民间资本的投融资渠道正在拓宽，民间资本复兴中国的历史使命重任在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