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背景、机制与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机制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的崛起和复兴无疑是二十一世纪最为引人瞩目的一件大事。根据麦迪森的研究，在长达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经济规模曾经始终居于世界第一，并且，在经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的今天，中国这条“巨龙”很快就会重新恢复她曾经拥有过的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麦迪森，2008)[1]。想一想，就在不久之前我们依然被认为要遵从于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径才能够不断取得发展，但随着我们自身经济超过三十年的高速增长，现在人们已经习惯用“中国奇迹”来描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逐渐成为他国效仿的对象。这种转变实在是值得欣慰的，正是这种转变预示着中华民族的又一次复兴，也意味着中国这条“巨龙”正在逐渐回归到她应有的位置。
当所有人惊呼中国的经济奇迹时，我们同样要问：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其作用机理是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究竟依赖于什么？其未来的走向是什么？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够进一步探索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为了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意图从“归位”的角度构建一个理解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框架。在这一理论框架内，我们试图回答：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行为主体主要有哪些？它们曾经受到怎样的历史、地理、社会环境的束缚，它们为什么能够又采用什么样的方式从这种束缚中摆脱出来？它们各自的激励与约束条件是什么？这些激励与约束条件如何共同作用形成了中国的经济改革？我们提供的回答思路是：承接于特定的历史经济背景，中国经济中三类主要的行为主体(中央、地方、民众)根据自身的条件进行了事实上的互动式的协调分工，各自对既有的约束条件进行突破，并在互动演进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了新的规则，这些规则所确立的激励与约束极大地调动了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正是在这些过程中，中国经济改革逐渐得到发展并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也最终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
本文具体安排如下：第二节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背景，并相应地梳理其激励与约束条件；第三节在此基础上从中央、地方、个体三类行为主体的互动中确立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第四节是结语。
二、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和经济背景
中国的经济改革脱胎于其历史背景，因此，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认识必须追溯其历史渊源。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也正是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因此一定程度上讲，强调其历史背景也即强调其转型背景。据此，我们重点从三个互相关联的方面来描述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背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作为二元经济国家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作为大国的中国。在我们看来，这三个方面的特征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背景。我们将三个历史背景及其引致的中国经济改革的特征表示在图1中。
图1 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背景及其特征
第一，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背景。改革之前的中国经济体制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主义体制(林毅夫等，1998)[2]。在这一经济体制当中，其典型特征是：(1)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所有的经济决策都集中于中央；(2)计划的等级性质和建立从上到下的计划执行结构；(3)指令性计划而不是指导性计划；(4)直接按照实物(而不是货币)来进行计划；(5)建立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保证计划的实现。列宁曾多次把社会主义比作“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在生产资料归社会和国家所有后，全体公民也就成为“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对应于这个国家辛迪加，政府在经济体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渗透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历史遗产，政府的高度计划性和命令性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或迅速缩减，并且由于组织的特性，政府内部的激励方式和权威命令体制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刘瑞明、白永秀，2010)[3]。这一体制背景使得中国经济改革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特征：一方面，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很强的“政府主导特征”；另一方面，政府内部对于官员的组织激励在改革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第二，作为二元经济国家的历史背景。中国的另一个特征是其二元经济的典型性，并且表现为城乡、工农双重二元结构。经典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认识到，基于农业和工业两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差别，必须要实现农业的工业化以消除二元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从世界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历程来看，农业的工业化的实现无疑是现代化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工业化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的必经阶段，其发展程度也往往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就中国的经济平衡发展来说，农业工业化也是一条必然之路。因此，一定程度上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一方面，大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构成了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农业的工业化使得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都在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正是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才涌现出了乡镇企业等改革生力军，并逐步引导中国经济的成长。
第三，作为大国的经济背景。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国背景注定中国需要走一条不同寻常的经济发展道路。首先，中国的大国背景体现在中国地域的广阔性。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如此广袤的领地注定了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条件千差万别，在地理条件、资源环境、降雨分布、民族状况等各个方面，中国各个省区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而具体到各个省区下面的市、县，更是如此。其次，中国的大国背景还体现在其人口的庞杂性。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在这些庞大的人口当中，有约四分之三的人口是农民，或者正在经历着由农民向城市人口的转变。中国的这两个大国特征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走势。首先，广袤而复杂的地域特征和庞杂的人口特征使得中国各个地区、阶层的信息极度分散，这意味着中央政府甚至地方政府不可能获取所有的信息。这样，为了有效地利用信息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经济分权就构成了改革的主旋律。其次，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构成了工业化进程的必要条件和有力保证，正是在获取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的过程中，中国的产能得到空前提高并向世界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三个背景，互相关联，共同构成中国经济改革的经济背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注定政府在整个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过程，使得其内部激励机制构成模式的焦点；农业国工业化的背景使得中国经济改革具有特定的发展中国家特征；而中国的大国特征则从分权和人口支撑两个方面使得政府分权和工业化进程得到支持，并在互动的过程中造就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三、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事必躬亲到各司其职
(一)中国经济改革的行为主体、动力机制与约束条件
在探索中国经济改革如何成功的问题上，一个需要首先追问的问题是，谁是中国经济发展改革中的行为主体？尽管有许多种划分方法，但我们认为在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和民众是三类最为重要的行为主体。正是这三类行为主体的决策与互动，共同书写了中国长达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史。因此，我们着重从这三个行为主体的互动过程来刻画中国经济改革。
一种稳定而有效的经济改革过程一定能够有效地凝结各个利益主体的共同偏好。那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如何有效地凝结了各个利益主体的共同偏好呢？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激励来自何方？我们在图2中显示了中国经济模式的行为主体及其基本矛盾和应对手段。
图2 中国经济改革的行为主体及其关系
从根本矛盾上讲，中国经济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对传统体制经济后果的压力反应。众所周知，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中国的经济状况面临着极大的考验，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从政府执政方面来看，由于长期计划体制和低效率，政府财政匮乏，无法掌握有效的信息，形成良好协调，长期的贫困和阶级斗争使得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下降并受到怀疑。从人民群众的角度看，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吃饱肚子、脱离最基本贫困线。在这种情形下，社会各界形成了一致的“增长共识”。
并且由于传统集权体制的无效率和巨大的财政压力，财政分权便成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促使政府改变现存的制度安排(张宇燕、何帆，1998；古志辉，2006)[4][5]。这些分权的措施首先体现在政府内部，这也造就了地方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改革创造了一种特殊性质的经济联邦，即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Qian,Weingast，1997)[6]。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激励，为地方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赋予了充分的能力和动力(Qian,Weingast，1997；Qian,Roland，1998；等)[6][7]。经济方面的分权不仅仅只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展开，这种不断的分权化还体现在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分权方面。按照吴敬琏(2004)[8]的认识，前一种一般被称作行政性分权，后一种一般被称作经济性分权。经济性分权更加体现为市场化，允许民众参与进市场并逐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与市场经济的形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央、地方、民众三个层次的行为主体能够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各自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利用信息，激发各层级的动力，最终导致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增长。
同时，在中国的经济体制内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原有的组织传统，使得政治环境一直处在稳定状态，配合经济的有效运行。一些研究(周黎安，2007；Blanchard,Shleifer，2000；等)[9][10]还发现，中央通过在政治上的集权保持了其权威性，从而使得分权引起的不稳定性被降低了，这也被认为是中国与其他转型国家如俄罗斯改革绩效不同的重要原因。中央政府利用其特殊的政治激励对地方进行锦标赛晋升激励，配合财政分权，使得其有动力推进经济发展。对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央的确是在按照一种相对经济增长绩效的指标来提拔官员，即将地方官员的政治升迁与当地经济增长绩效挂钩，并且在绩效考核时采用相对绩效评估的方式，尽可能消除评估误差，加大激励效果。这种经济激励体制构成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Li，Zhou，2004；Chen，et al.，2005；)[11][12]。
在转型时期，这种发展模式被概括为“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王永钦等，2007)[13]。正是这一特征使得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独特的经济业绩。经济分权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阶层的积极能动性，使他们有能力和动力进行各个方面的创新以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政治集权的中国特色使得政府内部形成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能够在激励地方官员的同时对其进行有效控制，保持政治的稳定并构成经济增长的有力后盾。
(二)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互动过程：为什么以及如何可能
从基本事实观察可以看出，整个改革过程是一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的各自归位的过程。其中，中央政府从庞杂琐碎的指令性计划角色归位于其应有的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宏观调控职能上面来，地方政府归位于其提供地方公共产品和中观协调的角色上来，而民众则从原来的高度束缚和管制中解放出来，构成了微观经济运行的主体。为清楚地描述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如何做到上述三个行为主体的协调互动归位的，我们从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地方向民众的分权分别加以详细阐述，这一逻辑体现在图3中。
图3 中国改革的变迁与分权的逻辑
1.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政府内部的科层式分权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形成了学界所熟知的“条条”和“块块”关系。所谓条条，就是从中央到地方以行业或者职能划分的系统。在各级地方政府中，中央政府各部门都相应地设置对应的下属机构，这种从中央贯通到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被称作政府机构中的“条条”。所谓块块，就是以行政关系划分的区域，简单地说就是行政区域。在改革以前，“条条”往往掌握一些特殊的权力，如物资分配权等，在实际上控制着地方的经济命脉。财权集中在中央，由中央给各省拨款，中央基本控制着地方政府的投资和基本建设，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比例也由中央确定。中央通过政治与行政手段，调拨地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地方资源。这些体制虽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严格保证了计划的实施和中央的权威，但是在中央严格进行计划控制下，地方政府往往没有积极性和动力。对中央和地方关系这对矛盾，毛泽东在其《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要扩大地方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①。因此，自1958年开始，中央曾多次展开行政性分权的体制下放活动(吴敬琏，2004)[8]，但是这种不改变基本体制而仅仅在政府内部进行分权的“行政性分权”也造就了中央和地方在协调方面的矛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形象地描述了计划经济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关系。
根据组织理论文献的认识，一般来说，一个组织究竟应该采取集权还是分权的组织结构，关键是看知识在组织中的分布状态，分散的和不确定的知识分布应采取分权的组织结构；集中和确定的知识分布应当倾向于采用集权的组织结构。当一些知识无法传递或者传递成本过高时，决策者无法获得某些特定地点、特定时间相关的知识，因此决策权的分解是保证决策正确的唯一方法。中国的大国特征首先决定了其组织内部的信息的超级分散性。从地理特征上讲，中国的具体特征在于其广袤的地域、巨大的地区差异、庞杂的人口和经济活动。信息的极度分散性意味着中央政府甚至地方政府不可能获取所有的信息，而且极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意味着不可能有一个唯一的政策使得所有地区的积极性得到调动。改革以前中央的高度集权使得整个国家承担了极度高昂的信息成本，无法及时地做出正确的决策。所以，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发展一直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人民的能动性和积极性一直被压制。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和地方的分权突破了原来的行政性分权体制。在财政和事务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权，由于进一步在微观基础上构建了市场体系，改变了原来以命令计划控制的行政方式，实现了价格机制的市场方式，因此改革的分权可以说既“做对了激励”又“做对了价格”。改革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1978-1993年)，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中央在各个层面上进行分权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比如，在财政收支方面，财政体制经历了1980、1985、1988三次变革，逐步建立起一种“财政承包制”，即各地地方政府与中央建立独自的承包关系，按照一定比例或金额将地方财政收入上交中央后，剩余部分可以由地方政府自由支配。这一财政分权改革的结果使得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占比一直趋于下降趋势，至1994年已经降到22%(吴敬琏，2004；乔榛，2009)[8][14]。但是这种分权导致了地方利益为主导的“诸侯经济”现象(沈立人、戴园晨，1990)[15]，地区间的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愈演愈烈(张可云，2001；魏后凯，2001；银温泉、才婉如，2001；)[16][17][18]。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变差，政令不通的现象一再出现。有鉴于此，中央在1994年确立了“分税制”，此即第二阶段(1994年至今)，这一阶段则可以称作再集权阶段，随着“分税制”的确立，以及中央政府采取了省一级干部人事的跨地域交流等措施，使得中央政府对经济调控能力又有所加强，特别是针对地方政府的调控能力提高了。通过人事控制和晋升激励等途径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这些能力使得中央在协调地方外部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事权方面，中央对地方的分权则贯彻始终，不仅把大量社会保障、公共物品提供相关方面的责任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而且在企业层面进行了大面积的放权，改革以前隶属于中央的作为中国工业基础的大中型国营企业纷纷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工业企业中中央所辖部分只占全体的5%，其余95%左右都在地方政府管辖之下(乔榛，2009)[14]。
正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有自己的独立利益，从而它们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展开竞争，形成了“为增长而竞争”的态势。同时，也使得更了解当地信息的地方政府能够相对更为全面、及时地搜集信息，作出决策，实现决策权和信息匹配。而地区间竞争和信息匹配构成了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2.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分权：放松管制
在中央对地方分权的前提下，各个地方政府拥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也获得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在这种情景下，中国逐渐形成了各个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情形(张军，2005)[19]，各个地方尽力提供公共产品、吸引外来投资、进行制度创新等，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政府甚至以非市场的行政力量培育与发展市场，放弃对社会经济的全面管制(黄少安，2000)[2]。
在中央和地方分权的条件下，一旦地区间竞争格局形成，出于对地区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考虑，地方政府就有可能使得原有无效率的国有企业不断民营化(Li，et al.，2000)[21]，并且鼓励高效率的非国有经济的成长为地区经济的重要支撑(Qian,Xu，1993)[22]。而且，和中央政府一样，地方政府本身对于经济活动的监督能力是有限的，而地方政府对于民众的监督更具有分散性和不确定性。这两方面使得地方政府将一些更为具体的决策权赋予民众，使得民众的信息和决策权相匹配。从改革的进程来看，地方和民众之间的分权一直遵循着市场化改革的内容。其核心是将大量本该属于民众的权力还给民众，在微观主体的形成方面来看，两种改革措施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第一，价格机制的放开与形成，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第二，现代企业的形成和企业家的出现，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参与者。而从企业层面来看，这又包括大面积的国企改革和体制外非国有经济增量两层含义。
在价格改革方面，从1985年1月开始，中国正式实施了在转型经济研究中影响深远的农产品统购统销价格改革和生产资料供应定价的“价格双轨制”战略，这成为局部改革战略的典范。1992年，事关国计民生的粮食价格的放开，标志着农村经济的市场运行机制已经完全确立。1992年末，我国在社会消费品总额中市场调节部分达90%；而农产品中国家定价的只有6种，工业消费品中除食盐、药品外，价格基本上放开；重工业品中，国家定价的已不足100种。可以说，价格最终由谁决定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最大的区别，一旦市场形成价格，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利益主体的行为便只接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指挥，市场经济微观层次的制度就得到了确立(张建君，2008)[23]。
而在企业改革方面，在先后经历了“扩权让利(1978-1981年)”、“经营责任(1981-1983年)”、“利改税(1983-1987年)”、“承包经营(1987-1992年)”、“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和抓大放小(1992-2002年)”、“现代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2002-2008年)”等国企改革措施之后(张卓元、郑海航，2008)[24]，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极大进步。与此同时，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取得了极大的增长。至2006年，非国有经济比重已经占到约2/3。从企业制度上来说，也渐趋完善，国有企业逐渐转向“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并借鉴现代企业治理结构进行了相应的改制。而非国有经济也逐渐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例如乡镇企业从最开始被称为“模糊产权”(李稻葵，1995)[5]的产权制度经历了改制而纷纷转为现代公司制度，早期的“家族企业制度”也因规模扩张逐渐实现向两权分离的现代经理人制度转变。
与此同时，企业家主体的变换也使得微观经济运行的质量得到大幅提升。企业家因其创新精神而在现代经济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构成了经济中最为重要的微观主体。由于企业家的职能是创新，他们通过引进新的产品、新技术、新的生产方法、控制原材料的新来源以及实现企业的新组织而使得创新得以实现，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灵魂，以至于熊彼特赋予其经济增长的国王的称号(张维迎、盛斌，2004)[26]。根据张维迎(2006)[7]的认识，大致来说，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革有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伴随三代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是三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一次浪潮在1980年代，主要是农村的“能人”转变为企业家。在改革早期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二次浪潮在1990年代，一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第三次企业家浪潮是200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以海归人员为主的专家型企业家。这批企业家可以说是21世纪开始以“新经济”、“网络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而从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来看，三代企业家最重要的不同是面临的产权制度不一样。第一代企业家基本是戴“红帽子”做起来的，有很多麻烦；第二代比第一代的产权状况要好，那个时候允许注册私人企业，原来的企业开始改制、摘帽子；而第三代企业家在产权治理结构方面一开始就比较正规。
从微观经济主体的形成和发展来看，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是两条主线。价格改革通过双轨制的改革实践，取得了根本性的成功，使得绝大部分产品的价格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企业改革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以后，逐渐形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存的格局，虽然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但是企业和企业家载体逐渐得到发展和壮大。而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和企业家载体的逐渐形成，正是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确立的两个最为核心的要件。
3.三类经济主体的归位与协调互动
根据前文的论述，如果我们将经济活动大体上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类的话，改革过程中正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众与这三类活动的不断匹配过程。在图4中，我们梳理了各个行为主体如何在改革的过程中使得信息与决策权得到匹配。
图4 各行为主体的信息、决策权及其匹配
从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民众三类行为主体互动的角度看，为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并有效利用信息，中央政府采取了放权让利的政策，并在这一过程中辅之以政治激励与约束，使得地方政府有充分的能力和动力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中央政府逐渐从事无巨细的计划控制经济中解放出来，能够专注于那些宏观层面的经济活动。一次次地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把握改革的宏观方向，构成宏观主体。地方政府在拥有了独立利益后，在既定的政治经济激励机制下，逐渐形成了中国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格局，其充分考虑地区经济的经济、自然、社会、历史条件，提供地方公共产品，并沟通中央和微观主体之间的信息需求，扮演了中观协调的角色。国企改革和非国有经济的迅速成长为市场经济的深化提供了微观主体，而价格改革的实行使得商品价格最终归市场来确定，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使得市场经济得到确立。各类微观主体充分利用其自身信息进行微观层面的经济活动。一定意义上讲，如果将经济比喻为一艘大船，那么改革就是过去事必躬亲的船长(中央政府)将权力下放给各级船员(地方政府和民众)，各个成员各司其职，使得大船顺利航行的过程(刘瑞明，2010)[28]。
四、结语
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取得了骄人的业绩，长达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中国奇迹”。这种奇迹的诞生不仅意味着中国这个古老文明古国的又一次复兴，而且引致了世界上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在这种大的变革过程中，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以往经验的发展道路，也造就了“中国经济奇迹”。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是一种稳定而有效的经济改革，是由于其能够有效地凝结各个利益主体的共同偏好。
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获得了广泛认可，但是中国经济改革本身在新时期也面临新的挑战(刘瑞明、白永秀，2010)[3]。这种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表现出强烈的投资驱动特征，这种增长模式下，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而且在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中，反复造成中国的经济波动。在财政分权和晋升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虽然获得了空前的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地方政府往往对经济进行行政干预，导致地区间贸易保护和市场分割。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时更多地投资于那些能够给地方带来短期经济发展的公共物品，而相对忽略了那些涉及人民福利的公共物品提供，公共支出结构出现了“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傅勇、张晏，2007)[29]。对于GDP的单一追求导致各个地区都只注重地区经济增长率而对于环境治理却不能给予重视。在新时期，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些局限和弊端为中国经济改革添上了一层忧虑，也促使人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途径，中国经济改革本身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转型任务。
注释：
①毛泽东论述到：“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论十大关系》，人民出版社，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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