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袭击后的国际格局——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民大学论文,美国论文,恐怖袭击论文,研讨会论文,研究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国际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变动趋势：美国在世界许多国家程度不等的合作下，迅速构建了一个广泛的国际反恐联盟，与此同时美国对一些国家的姿态和政策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南亚、中亚、中近东以及北非的许多国家或者直接、间接地卷入了美国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或者由于这一行动而使自己的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受到重大影响；美俄与美欧关系经历着重要的发展或变动，地处东亚的中国和日本等国也都面临"9·11"恐怖袭击和美国反恐怖主义战争造成的新形势、新问题。一向作为美国重要盟友的某些穆斯林国家是否会在阿富汗战事的背景下愈益严重地同美国疏离？这些国家内部存在着怎样的政治动乱因素和趋向？它们对区域和世界政治已有和可能产生什么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是否有必要向某些特定的地区转移？美国对阿尔·凯达组织和塔利班的军事打击会遵循怎样的战略？其中包含着什么军事、政治和外交弊端或隐患？美国能否有效地维持反恐联盟？反恐和争取反恐合作同美国的地缘政治及其他外交目标的关系如何？一些同美国进行反恐合作的重要国家有怎样的政策意图和战略？美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可能如何演进？中国在随"9·11"恐怖袭击事件而来的国际总体形势中需要有什么样的认识、方针和对策？所有这些问题都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对它们的思考和讨论有着显而易见的紧迫性和现实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本着把握主题、与时俱进的理念，邀请在京知名国际问题学者、专家于2001年11月3日召开“恐怖袭击后的美国和国际格局”研讨会。他们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景治、时殷弘、杨光斌、李庆四、林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陶文钊；欧洲研究所：沈雁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张敏谦、李绍先、王在邦；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刘建非、宫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孟祥青；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庞中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肖兰等。与会学者放眼全球，洞察趋向，立足中国，权衡利弊，就以下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和热烈地讨论，取得了在优化判断和塑造共识方面的良好效果。
一、美阿之战的现实困境
"9·11"事件给美国造成了极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也无疑是对美国人民前所未有的心灵重创。美国政府自始誓言绝不放弃铲除国际恐怖主义的元凶，以使其日益加剧的被威胁感和不安全感有所释怀。10月7日，美国和英国联合发起了对其认定的"9·11"肇事者本·拉登及其庇护者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军事打击，由此"9·11"恐怖袭击引发的事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时至今日，数周的连续轰炸，使阿富汗举国上下遭到沉重的战争打击。随着时间的推移、战火的延续，一向作为美国至关重要盟友的穆斯林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开始与美国呈现出疏离的态势。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两大“反全球化力量”突现的直接反映：其一，原教旨主义极端思潮和极端势力的愤怒以及颠覆和统治的欲望；其二，范围更为广大的伊斯兰世界（特别在中近东和北非）“前现代”的下层民众对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渗透、影响和支配厌倦横生，对本国“亲西方”的、腐败的专制政府极度不满，与此同时，"9·11"恐怖袭击恰恰鼓舞了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颠覆心态和冒险冲动，并且使之在一些穆斯林国家国内具备了更大的民众影响力和政治动员力。在沙特、埃及，与原教旨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和政治交易的政府当局出于对支持美国反恐战争而引发国内动荡、乃至政权和上层阶级被颠覆的巨大恐惧，以及伊斯兰宗教情感的左右，将会给美国反恐战争造成严重的军事和外交困难，中东乃至世界局势出现重大变化的潜因，将会使美国反恐战争遭遇厄运的可能性难以避免。
从军事战略上看，以目前美国的战争准备和阿富汗的地缘特征，美国下一步的军事棋是否会上演“伊拉克模式”或“科索沃模式”仍无定论。以一位学者的论述而言，美阿之战陷入了“困境”。首先，美国政府界定的反恐怖战争，是狭义和广义目标兼得的对外政策。这里的狭义目标是指报复和打击恐怖主义势力，预防和力争杜绝他们对美国的袭击，而所谓广义的目标，则是可以紧随报复和打击恐怖主义势力而来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意义上的副产品，同时可以通过大力主导构建全球反恐怖主义体制而获得组织国际体制和制定国际规则的优势及附带利益。为保卫美国的本土安全，并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的嚣张气焰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全面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打击，已得到全世界多数国家不同程度上的认可和道义上的支持，并认为反恐怖主义的斗争将是全球范围内的长期奋斗目标；而从其具体指向而言，美国政府抓获头号恐怖主义嫌疑人本·拉登的政治誓言将很难实现，正如拉姆斯菲尔德在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言：“这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其次，战争已经持续近一个月，美国仍未能取得明显战果，开战时历史空前的总统支持率从91%下降到70%，至50%，国内的反战呼声应势增强；美国两党的一致性和社会的凝聚力也随着其军事上的久攻不下而有所动摇，同时，政府内部的鹰派、鸽派对切实的军事目标也暴露出决策分歧。此外，随着斋月的临近，美国是否会继续作战？地面部队如何进入？布什和赖斯不放弃战争的言论是否会引起穆斯林世界新的反动，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尼是否仍会坐视？都是困境后有待关注的问题。而且，在后塔利班政权的组建上，美国与联合国在皮球游戏中踢来掷去，美国主张后塔利班势力由联合国解决，而安南认为阿富汗的政府应由阿富汗人民自己决定，在战时对战后安排的考虑上，军事战略与政治外交的运筹中，美国陷入了困境。
此外，一些学者认为鉴于美国对越战经验教训的总结，从政府决策失误，战役失误，战术失误中痛定思痛，不会在阿富汗过于深陷，否则将会拖累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而一旦美国启用地面部队，土耳其，作为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当沙特阿拉伯、埃及与美国日渐疏离时，将会成为未来美国考虑的主要因素。
二、"9·11"引起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和美国的角色
"9·11"事件后，美国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沉重打击恐怖主义，凭借“看得见的”军事战线和“看不见的”反恐阵线，在军事与政治外交的交相呼应下积极奔走，塑造反恐联盟，营造世界新秩序。提出了以对待反恐怖主义的态度划线的“鲍威尔主义”，迅速重新定位其国家大战略首要目标——赢得广义的反恐怖主义战争，据此，其诸项基本利益规定和政策目标的轻重缓急次序也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些调整虽然远非细致，但在原则上已相当明确和连贯。美国已经开始按照其国家首要目标重新定义他国对自身的价值和性质，同时反过来，也使得他国在同样大的程度上重新定义美国对他们的利益和权重。无论是开战后的英国紧跟，分歧与偏见掩盖下的俄美合作，还是美国在中东国家的积极运作都昭示了美国开始在新的平台上打造世界大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力图成为国际秩序、规则竞争、权力分配的主导者。
有的学者认为，尽管美国的军事行动之后，塔利班的军事报复被予以制止，但前线战况的长期持续，“越战泥潭”的阴影笼罩，两线战争安排的困惑重重，以及国内炭疽的屡屡纠缠，都使美国的军事打击陷入了困境，面对长期影响美国的恐怖主义，面对一支坦克可以被炸毁，但精神斗志却难以消灭的塔利班军队，尽管美国的公众继续表现出对总统的巨大支持，但每一次新的挫折都将是对这种信任的考验。在对经济、社会、国民心理的长期影响下，美国如何看待其全球角色？如何思考其安全问题都将以该事件为变革。10月1日，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出台，这是继"9·11"后经过重新评估修改后的美国第一份对外安全战略的文件，它强调美军保卫本土在其整体战略中的首要地位，放弃“必须准备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地区冲突”的战略，而改为“美军将有能力在一个战区决定性的打赢战争”的战略。美国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是否在变动与调整中发生移转决定了"9·11"事件对大国关系和区域安全可能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冷战后的美国，今天将真正的安全威胁转向恐怖主义，增强了布什总统的凝聚力，国内两党的路线之争缓和，外交上可能会走向多边主义，盟国的关系也空前团结，形成新的利益契合点，显示了美国的“一超”地位。在对大国关系的影响上，为大国合作寻找新的平台，引导国际秩序竞争从无序走向有序，对美国的角色和作用持积极态度。
具体而言，在美俄关系上，再一次表现出冷战后形成的“竞争与合作同在，摩擦与妥协并存”的特征，双方利益的疏离与聚合跃升为第一层次的大国关系。俄对外政策遵循平衡性，旨在与美双赢：一方面迅速积极地向美国提供反恐合作的言词和行动，全面支持美国对阿富汗的进攻，部分开放领空，容许中亚前苏联国家引进美国军事存在，相当全面和深入地向美国提供有关情报，积极向塔利班的北方联盟提供军援，以缓和美国企图建立单极世界和北约东扩使其面临的主要威胁，并顺势解决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及其恐怖活动的现实困扰；另一方面，双方在阿富汗战后体制、盟友选择等问题上存在着实在和潜在的利益抵触和认识分歧，尽管俄罗斯已深深卷入了国际反恐怖行动，但其自身的军事政治诉求也同时与日俱增。相应的，美国在进行反恐战争方面大有求于俄国的合作，在导弹防御的构建上有赖于俄国的许可或默许，同时在长期战略方面需要使俄国不成为中国制衡美国的基本战略伙伴，但同时担心俄罗斯在对北方联盟的支持下在阿富汗坐大，俄美合作并不能掩盖两国之间的分歧和偏见，美国在中亚的势力扩展与俄罗斯利益的潜在碰撞，将成为美俄关系发展的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
学者们对美国"9·11"之后在影响大国关系的角色表现上，各持己见，产生了一定的争论。一部分学者认为，美国现时段的军事、政治、外交动作已经引起了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并且在与多国关系的微妙演进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诸如促进中美关系的新发展（布什总统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将中美关系从“潜在敌手”定位为“建设性合作关系”），对美日同盟也可能产生的影响，日本出于对建立国家体制和强化日美安全保障的考虑，进一步加强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像欧洲的英国一样，在东亚发挥协调作用，小泉首相在上海APEC会议上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和印尼总统梅加瓦蒂的会谈，对印、巴经济制裁的解除就是其中重要的举措。同时，在美国的工作下，小泉成为第一位参观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并向中国遇难者献花圈的日本在任首相。此外，俄罗斯、英国、中亚诸国、澳大利亚、印度，以及巴基斯坦的新表态、新政策、新行动都与美国"9·11"之后的多层次外交行动密不可分，美国成为塑造、整合大国关系的主导。
有的学者则对上述看法提出异议，他们认为，"9·11"事件的后续发展还远未结束，对大国关系的影响尚未明朗化，而这取决于：第一，对阿富汗的战争是否会持续很久，美军前线战事不顺，攻击效果不佳，塔利班的精神不倒，本·拉登的目标不明是否会将美国拖入另一个“越南”，这将关系其战略资源的重新分配问题；其二，如果战争继续扩大，反恐怖战争的道义性是否会随着伊斯兰国家文化民族主义的突现而失去强有力的根基，战争的性质是否会改变？其三，美国经济的衰退趋势是否会引起对其安全战略的调整，其外交政策是否更多的受到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和牵制？美军改革的计划能否如期推行，其军事战略重点的转移能否定位，对大国之间关系的互动仍需上述问题的落实，现在断言犹显早矣！
三、对中国的影响
与会学者在眼观八方，洞察国际趋向之后，都竞相回归中国，主张立足本国，权衡得失，趋利避害，更客观、更全面地分析"9·11"之后中国面临的局势与政策选择。在对中国的影响上，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些乐观的学者认为，"9·11"恐怖主义袭击后，在美国的一系列举措以及大国关系的互动中，对中国利大于弊：就整体国际态势而言，国际社会讨论的主题从大国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的斗争，作为世界“一超”的美国，绝大部分力量已经投入对恐怖主义的军事、经济控制之中，不仅使中美、俄美、以及美国与其他强国的常规矛盾相对缓和，更是发展世界多极化的有利时机。而且，现代战争的非对称性也大大降低了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对中国而言，事件使中美之间有了更多对话的机会和理由，至少在短期内，减轻了美国的对华战略与政治压力，美国的战略部署也从东亚偏向西亚、中东，中国应抓住此契机，构筑良好的中美关系，坚持反对恐怖主义的一贯立场，有限度地支持美国，避免引火烧身；同时争取顺势解决中国的疆土问题，又要强调联合国的作用，通过发挥中国常任理事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其中，进而获得一定的主导权。
与此相对，另一些学者对"9·11"事件之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持悲观态度。他们开始疑虑：美国借助反恐战争在亚洲构筑对中国的包围圈。抓获拉登可使美国深入亚欧大陆的心脏，无论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成功与否，美都将争取进一步加强在欧亚大陆这一中央破碎带的存在。可见，反恐给美国提供了控制中亚、西亚、南亚的巨大战略机遇。美国没有遗忘其欧亚地缘战略，尽管轻重缓急稍有调整，中国依旧是其遏制的对象，美国政府至今并未真正扭转对华战略警戒、政治压力和在台湾问题上的原有政策。因此，中国不应将外交战略定位在全面支持美国、顺势解决疆土问题，改善中美关系的权宜之计上，而现阶段的重中之重即为谨慎地确定其安全目标，长远地定位其外交战略，站在全局和历史的高度，从全球化、民主化、国际规范正义化的世界潮流出发制定打击恐怖主义的方针和政策，从而塑造中国的大国形象。
综上，学者们对几大主题展开了激烈而生动的探讨，在历时五小时的会议中，营造了自由活泼、严肃求实、立足本国、放眼全球的学术氛围，在专家们的互相交流中，取得学术资源共享，研究优势互补的良好效果，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从而为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进一步开展丰富、友好的学术交流活动，求真求实，审时度势，为中国政策决策提供更充实的学术参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前行的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0级研究生郭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