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香港电影制作的再探索——围绕“香港电影百年”的疑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香港电影论文,疑问论文,电影百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有不少庆祝“香港电影一百年”的活动，比方3月举行的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就有纪念专题；香港电影发展基金在5月的戛纳国际电影节大搞庆祝香港电影一百年酒会；至于以此为题的展览、研讨会亦陆续有来。但与此同时，质疑香港电影应从哪一年、哪一部影片算起的声音也有不少。笔者打算从两个方面去探讨这个议题：1.如何界定“第一部香港电影”。2.以新近的研究发现为基础，重新审视最早期的香港电影制作。
如何界定最早的香港电影？
香港最早期的电影拍摄活动，目前有确实证据的，可上溯到1898年爱迪生摄影队来港拍摄的五个各长不到两分钟的风光片段：《香港街景》、《香港总督府》、《香港码头》、《香港商团》和《锡克炮兵团》。这五部片现存美国国会图书馆，香港电影资料馆亦存有影像资料，片子后附的说明写上制作于1898年，影片亦曾在香港国际电影节（1988、1995年两届）公开放映。但史书、业界和民间都不以此作为香港电影的起点，而都从《偷烧鸭》说起，并公认拍摄年份为1909年。其理由虽未有明确给出，可以想见，是要从本地制作的故事片算起；外国人来港拍摄的风光片、新闻片不算数。
国人常用的“故事片”是指有故事构想的、有人演出的影片，以别于非虚构的新闻片、纪录片、风光片，观念相当清晰。但怎样才算香港本地的制作呢？史书上都说《偷烧鸭》是外国人布拉斯基在上海设立亚细亚公司后来港拍制的，只雇用了中国人当导演、演员，为何如今都算做“香港电影”呢？
所谓本地制作一向有多重标准：一是在本地出品拍摄的，二是由本地人主导拍制的，三是不论是否在本地拍摄、只要出品公司是本地注册的。但往往，具有其中任一意义的影片都可声称为“本地制作”。因此，香港银都机构出品、全部由内地人在内地拍制的《秋菊打官司》是香港片；周星驰导演、主演、外国公司投资在内地拍制的《功夫》是香港片；1960年代不少台湾拍摄的影片只在香港登记一间公司，把底片运来香港冲印，就当是香港片。在跨地区制作愈来愈普遍的今日，要严格分辨影片的出品地区是相当困难的；即使有外资、外来人才的合作，联合出品的任何一方都可把影片视为它的“本地制作”。这就出现台湾、香港都可宣称《卧虎藏龙》是它的本地制作的问题。
由于对早期香港电影的研究考证极其不足，有记载的最早影片1900—1910年就只能找到《偷烧鸭》、《瓦盆伸冤》这两部，1910—1920年就只找到《庄子试妻》一部，但都是外国人出资、在香港拍制的。因此对早期影片权宜沿用的是一种比较宽松的标准：有中国题材的故事、有本地中国人参与、在香港拍摄的就算是香港电影。即便如此，《瓦盆伸冤》仍未能达标，由于能找到的数据少得可怜，连是什么样的故事、有谁演出都无法肯定；而《偷烧鸭》却有故事和工作人员、演员的记载，① 遂顺理成为最早的香港电影了。
其实要标举最早的香港电影，还有其他不同的提法。在2009年4月初香港国际电影节举行的一个《香港电影诞生之谜》的座谈会上，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指出，要决定何为“最早的影片”问题很复杂。其一是实证经验上的问题。早期的影片制作很多，但留存下来的只是一小部分，文献记录亦很不足，往往依赖口传资料，或仅有的记忆，或公众沿用的说法。《偷烧鸭》的情况就是如此。因此要明白所谓“最早第一部”的局限性，只应视之为一种说法。其二是观念上的问题。要看什么情况下的最早、怎么样才算做一部影片。就以美国电影为例，要界说最早拍制的美国电影，可以标举出1891年爱迪生制出的仅长3秒的影片，但史家认为这只是个片段，不算是一部影片；也可举1893年向小群科学家示范放映的《铁匠店》；如果以最早的收费公映做界定，则有1894年4月在纽约一间音乐厅公映的一部影片；此外还可以用最早有版权登记的、有一定长度的影片做界定。这是说，可以有不同的界说，却很难决定哪个界说才是最正确的。依此，波德维尔说《偷烧鸭》可视为有记载的最早一部在香港拍摄的影片；《庄子试妻》（1913）可视为香港第一部长两本但未证实公映的故事片；《金钱孽》（1924）可视为第一部正式公映的香港影片；《胭脂》（1925）可视为香港第一部故事长片。② 这样厘清了观念，有多个第一，就不必有谁是真正第一之争。
然而，关于最早的“香港电影”还有其他的争议性，就是影片的产地身份和制作年份。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第一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把《偷烧鸭》、《瓦盆伸冤》（皆1909）定为上海亚细亚公司在香港拍摄的影片，即认为是中国影片；认为要到香港华美影片公司的《庄子试妻》（1913）才算做第一部香港出产的故事片。余慕云的《香港电影掌故》（第一辑，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8页），标示《偷烧鸭》是“第一部在香港拍摄的故事片”；《庄子试妻》是“第一部香港出产的故事片”。到他1996年出版的《香港电影史话》第一卷（香港次文化堂1996年版），则把“第一部在香港拍摄的故事片”等同于“香港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见第46—51页）。这样就无形中把《偷烧鸭》的身份从中国影片转移成香港影片，即把香港电影的出现推前了四年。之后，《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7—30页］中，作者周承人、李以庄更肯定《偷烧鸭》“应该是在香港本土诞生的最早影片”，并把制作年份敲定为1909年；但认为《庄子试妻》拍制于1914年，是美国人布拉斯基独资的华美影片公司出品，“难于将之视为香港影片，更难于说是香港第一部影片”。但考虑到它们都诞生于香港，视之为香港电影“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结论是“1909年可以定为香港电影的启动年份”（同书第45页）。
但《偷烧鸭》既无当年的制作报道，亦无当事人的口述可资参考，更无制成放映日期的佐证，目前所据的都是第二手资料；如此就把《偷烧鸭》认定为最早的香港电影，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下面我尝试重新审视有关早期香港电影制作的文献，做一些质疑、考证。
关于《偷烧鸭》制作年份的质疑
先追溯一下《偷烧鸭》的记载来源。中文的史料中，最早提及《偷烧鸭》影片的是《香港电影的曙光》一文，作者明明，载于1924年香港出版的《新比照影戏录》小册第5期，第2页（香港电影资料馆有收藏）。文中只略提数语，说《偷烧鸭》一片成于1912年，但并无举证。中国内地的文献中最早有记载的是1927年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中程树仁写的《中华影业史》，其中谈到“新式影戏由洋人输入中国之时期”，在（乙）制片……项下有这么个小段落：
1.前清宣统元年（公历一九零九年），美人布拉士其（Benjamin Brasky）在上海组织亚细亚影片公司（china cinema Co.）摄制《西太后》和《不幸儿》、在香港摄制《瓦盆伸冤》和《偷烧鸭》。③
记载极简短，无举证，亦无数据来源，程树仁只视为“洋人输入中国”的“新式影戏”，以别于“中国人自行经营”的“新式影戏”，可见是不承认其为中国电影制作的。但此后，不少史书都沿用了这一资料，包括1933年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的《中国实业志》（江苏省）和1936年的《中国年鉴》，以及1936年郑君里著的《现代中国电影史略》，并逐渐把这几部影片纳入为中国电影业最早的出品。但引用之余，并没有加添新的资料，或对制作年份加以确证。直到1963年出版的巨著《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著，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仍然沿用这一说法：
同年（按：指1909年），美国电影商人宾杰门·布拉斯基（Benjamin Brasky）投资经营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成立，并开始在上海和香港摄制影片，就现在所知，亚细亚公司在上海摄制过短片《西太后》和《不幸儿》，在香港摄制过短片《瓦盆伸冤》和《偷烧鸭》。（见第一卷，第16页）
注意文中并未确指《瓦盆伸冤》、《偷烧鸭》两片拍摄于1909年，但在附录的影片目录中，却列为：（1909年，摄于香港）制作人：宾杰门·布拉斯基，导演：梁少坡。
直到二十多年后的《香港电影掌故》第一辑（1985）和《香港电影史话》第一卷（1996），余慕云仍承认对《偷烧鸭》制作年份的提法是根据程季华等著《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但他加入了较多的资料；除道出它的制片人是宾杰明·布拉斯基、导演是梁少坡外，并引前辈影人关文清的口述资料，说出演员是梁少坡、黄仲文、黎北海和故事大纲，并说关文清在1915年（另一说是1917年）曾在美国洛杉矶看过此片和《庄子试妻》。然而，余慕云在说到《偷烧鸭》的制作年份时，也举出1924年《新比照影戏录》的《香港电影的曙光》提到《偷烧鸭》拍制于1912年。因此他认为“真实的制作年份尚有待我们去追查和考证”。④
程树仁是最早在中文文献中提出布拉士其（Benjamin Brasky）于1909年在上海组织亚细亚影戏公司（China Cinema Co.）的。据上海图书馆研究员张伟的研究报告，⑤ 程树仁在1919年9月至1923年1月间留学美国；1922年曾在纽约进修电影专业。回国后，1924年开始收集中外报刊资料为编写电影年鉴做好准备，1927年初主编，是年成书《中华影业年鉴》在上海出版。程树仁能首次写出布氏的英文名和公司名，相信有参考英文报刊，可能是上海、天津出版的。他标出Benjamin Brasky之名说明了他引用的不是香港和美国的原始资料，因为当年香港和美国报刊都是用的Benjamin Brodsky。香港和美国的布道从未提过布氏1909年在上海开设影片公司。China Cinema Co.1914年才在香港成立。⑥ 程树仁的记载不知何所依据，但把1909年的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等同于1914年香港的China Cinema Co.很可能是混淆了。
近年北京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黄德泉写的《亚西亚中国活动影戏之真相》，⑦ 对早期上海的电影制作活动重新审视，有新的启发。文中分析了大量当年的史料，归结指出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正名是亚西亚影片公司）是“由美商开办，存在于1913年至1915年底，具体成立和结束时间以及创办人待考”。细读此文，觉得它有充分理据从根基上动摇了程树仁所提：亚细亚影戏公司成立于1909年之说，也因此修正了郑君里和程季华等所提的：布拉斯基在1909年成立亚细亚影戏公司，1913或1912年让盘给别人继续以此名义经营下去的说法。影响所及，《瓦盆伸冤》、《偷烧鸭》拍成于1909年、是布拉斯基用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名义来港拍摄之说，就更令人深表怀疑了。
布拉斯基在中国和香港的电影活动
笔者并不怀疑《偷烧鸭》的存在，只怀疑它的制作年份是1909年之早。笔者和澳洲友人法兰宾（Frank Bren）多年来追查布拉斯基在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的行踪，他的电影发行、放映、制作活动，到目前的结论是：1912年之前他在中国、香港只经营发行放映，并无制作影片。1912年下半年到1913年底可能开始有少量拍摄，1914—1918年在中国、日本大量拍摄，其中多部长篇纪录片曾有公映记录，并有拷贝留存。在此我综述一下我们的发现，更仔细的研究法兰宾将有另文详述。
布拉斯基被史籍记载为早在1909年在上海创业、拍制出《西太后》、《不幸儿》、《瓦盆伸冤》、《偷烧鸭》四部影片的制作人，1912年因“经营不善”把上海的亚细亚公司盘让给别人返回美国。但对他的生平、事迹极少有谈及，甚至视之为早期来华做投机性放映赚快钱的江湖客。其实布氏早年在中国、香港工作的时期相当长，回美反而是匆匆数月，办妥公务即返回远东，以香港、横滨为基地，设立多间公司，在远东发展他的发行放映和制作业务，并时常亲自参与摄制。此外，他亦经营进出口生意，干得颇有规模，在美国和远东之间经常往来。这方面的活动，美国、香港的英文报刊1912—1919年间时有报导。直至1919年他才回美国定居，转营别业不再搞电影。
布氏晚年曾口述他的一生经历，由别人整理出一份据他家人说长达二百多页的记录，存放在美国加州法院。其中长28页的节本被中国台北电影资料馆在美国购得收藏，并于1995年译出一部分发表。⑧ 我们取得原文细读，察觉其中和中国有关的部分约占10页，但记述笼统、事件多且不附年份，而且颇多夸张失实之处。但以之和报界的记载和其他资料互为对证，则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自言在1905年日俄战争时就来过中国，1906年亲身经历旧金山大地震，后在美经营食物店，之后转营新兴的电影放映。约1908年去纽约买了一批西洋旧片、放映机来华，在天津、上海、广州各地巡回经营放映。初期中国人害怕银幕上的外国人，认为是“白魔鬼”，不敢入场，布氏要付钱找人进场充场面以作招徕，逐渐买票入场者多，生意好起来。但一次因观众被银幕上的西部牛仔枪战吓得争相走避，引至放火烧场而令他血本无归。其后得中国军政贵人之助东山再起，大量兴建戏院，放映发行搞得有声有色，因此招同行外商之忌，在政府调解下改组成跨国股份公司，并获准进入紫禁城拍摄电影。其后他把股份转卖给中国人，赚一大笔钱回美国。此后重回中国被敬为上宾，主持银行业务。由于应酬太多弄坏身体，被迫返美国休养，此后改营别业。口述历史总有夸张失实之处，不可尽信；但至少给我们一个大概的图像：布拉斯基其人其事殊不简单。
就我们在美国报刊上找到的资料，布氏1912年确曾返美，5月接受《电影世界》访问，大谈他在华搞放映的传奇经历。他认为，中国革命后，现正进入共和国阶段，政局仍混乱，但进步人士推崇美国的政制，美国人应多认识中国，和中国交好；日本人很排外自保，和他们打交道困难好多。目前政局不安定，但动乱过后电影事业有可为。他的发行公司Variety Film Exchange Co.总部设在旧金山，在远东各地包括上海、香港设有分公司，从事电影发行和进出口。但未有片言只字提到他有制作电影。记者说他受访后不久已回到远东去。⑨
我的推想是布拉斯基1909年只搞发行放映，到1912年或其后才搞制作。就以常识判断，1908—1909年是清末中国人对外国人既惧且恨的时年，布氏人生路不熟、搞流动放映都不容易拉客，他可以在1909年找到中国人为他演出影片吗？布拉斯基来华只一年，放映事业尚未稳定，他有能力自行拍制影片吗？如果有，以他好吹嘘的性格，为什么在1912年的访问中完全没有提及，要到1916年的访问中才大谈他在华的制作；说是在上海、香港都拥有片场，并举出《不幸儿》的故事和一帧剧照，又大吹大擂《西太后》是如何的大制作，说一年内会在美国公映。⑩ 可见《不幸儿》、《西太后》是有拍出的，但都在1912年后。至于《瓦盆伸冤》、《偷烧鸭》的考证留待下节再谈。
推想1912年下半年到1913年底，布氏来港不止一次。期间他积极进行远东的发行业务，亦可能他有带备摄影器材以便拍摄风光新闻片段。Variety Film Exchange Co.亦在此期间开展业务：1913年在横滨成立分公司，香港分公司则约在1913底成立并拍摄新闻纪录片。据法兰宾最近找到的资料：香港《中国邮报》和《香港电讯报》1914年2月27日报道了前一天在九龙弥敦道Variety Film Exchange Co.放映室举行的盛大放映，有总督梅夫人和马会的高层莅临观赏，放映的是1914年马会打吡大赛四天赛事的纪录片《皇者的体育》（The Sport of Kings），并称该公司仅在两个月前成立，将从事本地影片的制作。(11) 此片其后在九龙又有两次放映。同年6月间亦有报道该公司借出此片和其他几部影片做露天慈善放映，有数百人观看，影片“各有特色，拷贝素质极佳。特别有趣的是拍下连串九龙街景，不时见有名人经过，引得观者大乐”。(12) 证实1914年初起布氏的公司已在港拍摄新闻、风光片。
1916年秋，布氏在美国东西两岸奔走，安排他制作的长篇纪录片《经巡中国》（A Trip Through China）公映。有几份报刊报道布拉斯基1914年在中国、香港拥有大量戏院，在上海、香港建有片场和洗印间，起用本地人大量拍制中国题材的影片以供戏院之用。(13) 亦有报道布氏在纽约华尔街和中国驻美代表、中国大商家、美国投资者闭门会议，商讨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电影投资，并谓布氏在香港经营的制片公司China Cinema Company Ltd.两年前（即1914）已在港拍制本地影片。(14) 法兰宾在香港商业登记处旧档案中查到China Cinema Company Ltd.确有注册，日期为1914年11月27日，至1918年6月6日注销。期间，布氏确在香港、中国内地拍摄了长10本的纪录片《经巡中国》。我曾看过此片的录像带，里面有香港、广州、苏杭、上海、北京等地风光、生活习俗，并有紫禁城内景色和1914年飓风吹袭东南沿岸的一些场面，可见是认真的制作。此片1916—1917年在美国东西岸多个城市公映，宣传上号称用了胶片10万尺、费时五年拍成。(15) 此片和成于1919年的《从基督教女青年会看中国》（Seeing China As It Is by the YWCA）以及拍摄于日本的《美丽的日本》（Beautiful Japan，1919）、《基督教女青年会带你游日本》（A Trip Through Japan with the YWCA，1919）都有拷贝流传，(16) 足见布氏身兼企业家、电影制作者、发行人数职，在引领香港、中国内地电影制作、推动早期的东西电影文化交流方面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庄子试妻》、《偷烧鸭》制作年份再探
但1914年前布氏有没有和中国人合作拍故事片呢？和黎民伟初次相识是1913年的哪个月份？《庄子试妻》拍制于何时？再往上推，《偷烧鸭》、《瓦盆伸冤》又拍制于何时？
翻看公孙鲁对黎民伟的记载，(17) 说民国二年（1913）有美国人来港拍摄风景影片，在罗永祥的介绍下认识了其时正在搞新剧的黎民伟，有意合作从事电影制作，相约先由黎民伟选定剧本。不久外国人再来港，黎氏即组织“人我镜剧社”，开拍《庄子试妻》。再对证黎民伟的自述文有关《庄子试妻》的筹拍经过，(18) 亦说是1913年布氏和美国人万维沙“来港在九龙弥敦道成立华美公司，摄制新闻片”，经罗永祥介绍认识布氏，两人相谈合作拍片。可见公孙鲁提到的外国人应是布拉斯基，黎氏所说的摄制新闻片的华美公司可能正是设于九龙弥敦道的Variety Film Exchange Co.。但黎民伟文没说布氏再来港时才展开拍摄。黎民伟在1926年一次讲话中提到1913年拍成《庄子试妻》之后，有意“作大规模的组织，由摄影师魏恩返美筹办机件，好事多磨，适其岳翁弃世，其妻得了一笔大遗产，所以他老先生也无心再到中国来干电影事业了”。(19) 对照美国《电影世界》对万维沙的一次访问，万氏提到他曾低薪受雇（雇主姑隐其名，相信是布拉斯基）在华当摄影师，拍过片名类似《庄子试妻》、《瓦盆伸冤》、《不幸儿》、《偷烧鸭》的四部片；他形容后者只是“简单的追逐”。并说出准备回国时“有一伙中国富商找他”，提议和他合作在香港兴建制片厂大搞制作，并给他数千美元回美采购器材。(20) 这和黎民伟的说法吻合。有两个当事人的对证，加上关文清的证言，可以肯定，《庄子试妻》一片确实是由布拉斯基制作、万维沙掌摄影、黎氏兄弟等参与拍制。但拍制的年份是否就如黎民伟所说的1913年呢？万维沙未有明确说出这四部片的拍制年份。黎民伟的说法仍是未经证实的。因为同是1926年“民新”中人，亦有徐卓华写下：“黎君既富摄影经验，于民国元年更进一步而研究电影，孜孜不倦。如是者三年乃与其昆仲同人我镜剧社摄制《庄子试妻》以为尝试。余在粤时曾观此片。”(21) 则制作年份最早也是1914。即使黎民伟日记手稿亦有：“甲寅（即1914）与淑姬等担任制《庄子试妻》影片，伟任庄妻，姬扇坟”这样的记法，(22) 和他后来自述文所说拍制于1913年有异。
万氏是哪一年回美国的呢？据我们查到的资料，魏恩即万维沙（Roland F.Van Velzer）1903年起曾在美国各地结婚四次，有三次是重婚，最后一次是1913年在旧金山。因此在1916年初被第四任太太控告重婚，当时他是演员，周薪50美元；而她更穷，靠在影片中当临时演员日薪5美元，因此要求他赔偿赡养费。看来他不像是因其妻得了一笔大遗产而不回来，而是回美后结了婚，拿了数千元逃之夭夭。这么说，他拍的四部片都成于1913年或之前，因为1913年他已回美国结婚了。
但这也只是一个推想。也有可能万维沙在1913年婚后再来香港帮布氏摄影，到1914年拍完《庄子试妻》后才拿了黎民伟等人的钱回美国不再回来。因此1914年以后布拉斯基大搞制作都没他参与。按照《中国邮报》和 《香港电讯报》的报道，布拉斯基的Variety Film Exchange Co.1914年初才展开拍摄新闻、风光片，之后才从事本地影片的制作，则《庄子试妻》拍制于1914年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法兰宾追查过1912—1913年外洋轮船来港的旅客名单，只找到1913年12月16日抵港的洋轮上有布拉斯基夫妇，入住香港大酒店。(23) 那么黎民伟和布拉斯基初识应在1913年底。据黎所说“双方闲暇、时相过访”，才偶然谈起合作拍片，而黎民伟在1914年1月初正值新婚，2月又是农历新春佳节，推想的开拍最早要在1914年3月之后。1914年9月20日的《纽约时报》有一段消息提到：“最近两个月，一间美国制片公司和中国演员合作在香港拍摄中国故事片。主要的困难是男主角强烈反对睡棺材，而这又是剧情必需的。最后终于肯进棺材了。”(24) 这会不会是指布氏和黎北海、黎民伟等合作的《庄子试妻》呢。若是，则此片可能拍摄于1914年7月间了。
当然，以上的说法都非定论。布拉斯基1912年中到1913年底有做了些什么？1912年下半年报道说他回到远东，这以后到1914年中，相信是他伙同万维沙进行一些简单的拍摄工作的时期，却有待更深入的追查。《偷烧鸭》只是一段店前偷鸭、街上追逐的谐片，长一本（10分钟内）。《香港电影的曙光》一文说的《偷烧鸭》拍于1912年应有可能。《瓦盆伸冤》的资料虽极少，但摄影师万维沙说拍过此片，而余慕云亦提过“在翻查文献时，我查到一段有关《瓦盆伸冤》的记载，说《瓦》片是1913年华美影片公司的出品”，(25) 则我们不应漠视《瓦盆伸冤》的存在，若继续追寻1913年间的资料，可能有新的发现。至于《庄子试妻》由于制作上比较复杂，有剧本、布景、外景、棺材等道具和鬼魂出现的特技，相信筹备费时较多而拍制于更迟。《不幸儿》故事场景复杂，又牵涉多宗谋杀案，(26) 通俗剧情节趣味之强“足可在纽约公映”，可能和《西太后》同是1914年后在中国内地拍摄。但《庄子试妻》究竟是拍制于1913年10月前（布氏1913年11月25日在檀香山上船，推想11月初已身在美国，则至迟10月初已离港），还是在布氏1913年底再来香港之后，即前述的1914年3月与7月之间？仍须更深入的追索研究。
历史是在不断修正、发现的过程中逐渐完备的。香港早期电影史多年来一直缺乏长期认真的整理研究，现有的史书、史料实在仍有不少尚待确证、补充的地方，一些沿用的“史实”其实只是某种“说法”；历史必然集合许多种说法，以此为蓝本让后来者陆续予以证验、修正。我以为在未曾完备确证之前应该采取比较开放的、探索的态度，不把说法说得太死，留有余地让后来者继续去探索求证。本文只是一些探索的成果，而没有一个定论，事实上距确实的结论仍远。还望方家批评、指正，并继续探索。最后，本文写成得好友法兰宾长期的协助，无私地共享他辛勤找回来的一手资料，和经常的通信、面谈讨论。谨在此深表感谢。
注释：
① 指出它的导演是梁少坡，演员是梁少坡（饰小偷）、黄仲文（饰烧鸭商贩），黎北海（饰警察）。故事是讲述一个又黑又瘦的小偷，想偷一个肥胖的卖烧鸭商贩的烧鸭，那小偷在偷的时候（在偷烧鸭时有些诙谐动作），被一个警察捉住。见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第一卷，香港次文化堂1996年版，第46—47页。
② 见该座谈会上波德维尔的讲稿大纲，一些重点亦发表于网上，见http://www.davidbordwell.net/blog/?p=4155。
③ 转引自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4页。
④ 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第一卷，第47页。
⑤ 张伟《民国影坛的第一代“专业海归”——程树仁其人其事》，《电影艺术》2009年第3期。
⑥ 法兰宾查到China Cinema company Ltd.在香港公司注册处登记成立的日期为1914年11月27日，至1918年6月6日注销。
⑦ 载《当代电影》2008年第7期。
⑧ 1995年6月4日台北出版的《中国时报》第34版有全版专题《俄罗斯摄影机里的亚细亚》，作者张靓蓓简述布拉斯基和中国的渊源，并译出布氏自述文三大段。
⑨ 专访稿标题“A Visitor from the Orient”，作者H.F.H.，载纽约出版的Motion Picture World Vol.12,No.1912.5.18。
⑩ 见George S.Kaufman 专访B.Brodsky特稿，刊New York Tribune,Sunday,1916.8.27。
(11) 香港China Mail,1914.2.27; Hong Kong Telegraph,1914.2.27,和美国Variety 1916.8.11。
(12) 香港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14.6.17。
(13) 见George S.Kaufman特稿，刊New York Tribune,Sunday,1916.8.27; Grace Kingsley特稿，刊Los Angles Times 1916.11.10.1916 12.17; 另1916.11.12的简短报道。
(14) Variety,1916.9.15;1916.8.11.
(15) 见“See China in New York”,Motorgraphy,Vol.XVII,No.22,1917.6.2。
(16) 《经巡中国》、《美丽的日本》在美国和日本都有机构收藏；专门研究布拉斯基的冈田正子Okada Masako及其夫曾在日本、美国搜得拷贝并加以修复，制成研究用的影带。其余二片现藏澳洲National Film and Sound Archive。
(17) 公孙鲁《中国电影史话》第一卷，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62年版，第124页。
(18) 俞小一、黎锡编《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黎民伟》，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页。
(19) 同(18)，“在民新影戏专门学校开学典礼的讲话”，第164页。
(20) 转引自Jay Leyda,Dianying-Electric Shadows,an Account of Films and the Film Audience in China,MIT Press,1972,Supplement,第519—520页。
(21) 见《本公司成立小史》，《民新特刊》第1期，1926.7.1。
(22) 同(18)，《拍电影》，第117页。
(23) 该日本洋轮Chiyo Maru 1913年11月19日由旧金山开出，经檀香山，布氏夫妇在此登船，11月25日开船，经横滨（12月8日）、神户（12月9日）、长崎（12月11日）、上海（12月15日），12月16日抵香港，布氏夫妇离船上岸。见China Mail,1913.12.17的船期、旅客表。
(24) “He Feared the Coffin”，The New York Times,1914.9.20.
(25) 余慕云《香港电影掌故》第一辑，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26) 同⑩，布氏道出故事大致如后：卢君Lo Sing Pak有个美满婚姻，生有一子。吴君爱上卢妻，杀害了卢霸占其妻，诚恐卢子长大后知情报复，对卢子亦动杀机。谋杀此起彼落，终于水落石出。记者听到亦说：“通俗剧的情节足与美国片比美，除了一些中国人的心理动机（美国观众较难接受）外，直可以在纽约公映”，并谓布氏有此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