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祎的正统论与《大事记续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统论文,大事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34(2002)05-0078-04
王祎 (1321—1372年)字子充，浙东金华义乌人，曾与宋濂同执明初史界文坛牛耳 ，是明初重要的学者之一。王祎除曾以总裁身份笔削《元史》外，《大事记续编 》是他的史学代表作。关于王祎与《元史》编纂，已有人论及。但于《大事记续 编》，尤其是《大事记续编》与其正统论的理论联系，却遑有人论及。此文试就此问题 就教方家。
王祎正统论的理论特点
王祎一生曾经经历过两个皇朝的大规模修史活动：一次是元朝末年对辽、宋、金 三史的修纂；一是明朝初年对元史的修纂。其中，前者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对三个基本 共时、共空间的不同民族政权的历史修纂，后者是一个汉族政权对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历 史的修纂。所以这两次修史，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处理“正统”这一棘手的史学理 论问题，而在当时一度也引起激烈的学术争论。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对史学理论和实 践都十分重视的王祎，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到这些史学问题的争论。
王祎关于正统论的论述主要有两篇：一曰《正统论》，一曰《改元论》。其基本 思想大致准欧阳修“正者，正天下之不正；统者，合天下之不一”的正统论观点，所以 王祎夫子自道云：“吾之说，至公大义之所存，欧阳氏之所为说也。欧阳氏之说 废，则吾之说不行于天下矣。”[1]但是王祎的正统论也有他自己的思想特点和不 同的论述角度。其中他虽然赞同欧阳修“正统之论，本乎《春秋》”的观点，指出“当 周之东迁，王室衰微，夷于列国，而楚及吴、徐，并僭王号。天下之人，几不知正统之 所在。而僭窃之邦，皆降而书子，凡以著尊王之义也。故传者曰：君子大居正。又曰： 王者大一统。正统之义，于斯肇焉”。但是王祎更强调正统问题争论的历史性， 认为由于历史在发展中，客观就存在着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两难的政治局面，即“由不 正与不一，是非有难明，故正统之论所为作也”。认为由历史的存在导致史学问题的讨 论，这样就对欧阳修原有的观点有了一些深化。
事实上，所谓正统论问题，其关键是对正统评判的标准问题，或如何看待正统的问题 。对此王祎的正统论表现出他思想进步的一面。讨论中，王祎提出了一个“ 妄”的范畴，认为以天文、天象的变化来说人事、辨统绪就是“妄”，对此，王祎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说：
呜呼!三代之下由天下者，大抵皆不正不一，而不能合乎至公大义之所在。是非之际， 于是难明者多矣。盖当其难明之际，验之天文，则失于妄；稽之人言，则失于偏。是故 荧惑守心，应乎魏文帝之殂，而吴、蜀无他故，若可以魏为正矣；然月犯大心，王者所 恶，则蜀昭烈之殂实应之，而吴、魏无事也，是蜀亦可为正也，此非失于妄哉?!
除了“妄”之外，王祎还提出了“偏”的范畴，认为所谓“稽之人言”，即以主 观的价值观念去判定历史是非，决定历史正统的归属，就是“失之偏”。对此王祎亦举例论述说：
自晋之灭，而南为东晋、宋、齐、梁、陈，北为后魏、后周、隋。私后魏者曰：统必 有所授。则推其统曰：隋授之后周，后周授之后魏，此非失于偏哉?!
因此王祎一再强调：“论正统而不推天下之至公，据天下之大义，而溺于妄于偏 ，其亦不明于《春秋》之旨矣。”
论述历史上的正统，怎样才能做到不妄、不偏呢?王祎认为，不必拘泥统绪的授 受，而应“听其有绝有续而后可，不必猬以假人而使勿绝也”。王祎认为倘若“ 猥以假人而使勿绝，则至公大义，有所不行矣”。
正是按照正统统绪在历史中的延展有绝有续，而非授受不间断的观点，王祎对历 史上的正统作出这样的排列：
故正统之序，历唐、虞、夏、商、秦、汉，至汉建安而绝。魏氏窃取汉鼎，得之既不 以正，刘氏虽汉裔，崎岖巴蜀，又未尝得志于中国，而孙氏徒保守江表而已，皆不可谓 居天下之正，合乎天下于一者也。及晋又天下，而其统始续，故自东晋建武之始，止陈 贞明只终；二百余年，其间趁时并起，争夺僭窃者，不可胜纪。其略可纪者，犹十六七 家。既而大小强弱，自相并吞，而天下犹为四：东晋、宋、齐、梁、陈。又自分为后梁 而为二；后魏、后周、隋，又自分为东魏、北齐而为二。离合纷坛，莫适为正，皆不得 其统，正统于是又绝矣。及后周并北齐而授之隋，隋并后周又并陈，然后天下合为一， 而其统复续。故自开皇九年，复得正其统，而唐继之。自天祐之亡，正统于是 又绝矣。梁氏弑其君，盗其国，以梁为伪固也。后唐之兴，借曰名正而言顺，实非所以 复唐。晋氏受国于契丹，尤无足议。而汉、周亦皆取之以非义。况此五代者，皆未尝合 天下于一，则其不得以承正统，夫复何疑?及宋有天下，居其正，合于一，而其统乃复 续。故自建隆元年，复得正其统。至于靖康之乱，南北分裂，金虽据有中原，不可谓居 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谓合天下于一。其事适类于魏、蜀、东晋、后魏之际，是非 难明，而正统于是又绝矣。自辽并于金，而金又并于元，及元又并南宋，然后居天下之 正，合天下于一，而复正其统。故元之绍正统，当自至元十三年始也。由是论之，所谓 正统者，自唐、虞以来，四绝而四续。惟其有绝而续，然后是非公，予夺当，而正统明 矣。[2]
王祎这里阐述的正统论，基本就是欧阳修“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 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3]正统论的翻版，只是将欧阳修提出的尧舜以来正统三绝三续 ，扩充为四绝四续，以元接续宋而复得正统。然而王祎所持的正统论既然承继了 欧阳修的观点，也就必然地继承了欧阳氏正统论的理论缺陷。
欧阳修正统论的理论出发点，是以空间的一统作为是否为正统的标准。这样就使他提 出的“正”和“统”二个所谓正统论的标准失去其中一个，即仅仅强调了空间意义的“ 统”，而忽略掉道德判断意义的“正”。因此王祎所谓“惟其有绝而有续，然后 是非公，予夺当，而正统明矣”的自负，貌似圆融，实际仍是一句理论上的空话。也正 是因此，后来的方孝孺诘问道：“正统之说何为而立耶?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 ”，则王莽等同样是“固有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4]更何况王祎所予之正 统之名的北宋，也并不是统天下而为一的皇朝，当时的辽、金、西夏等政权，仍占据着 大片的北部及西部的领域，依据其理论，并不足以担当“正统”之名。事实判断与道德 判断确实是史学家一个两难的论题。
除《正统论》外，王祎亦沿接欧阳修《五代史记》对改元问题的讨论，撰述了《 改元论》一文，对欧阳修谓史书记述曰初始之年为元年是理之自然，未尝是什么有深意 的历史表述之法的观点表示赞同。王祎说：
古有改正朔，而未尝有改元。非无改元也，弗以是为重事而弗之异也。夫有国者，将 以明一代之制度也，于是乎有改正朔。若称元年而后累数之者，是盖史官纪述之常体， 所以志夫人君在位之久近者也。
指出古人谓一为元乃是古人的习语，并不像有些研究《春秋》的学者所说的那样，谓 孔子书元年是《春秋》大法，“所谓诸侯不得改元，非王者不改元”，其中含有孔子褒 贬予夺的深意。王祎列举周、秦、汉以来改元的事例说：“奈何周之诸侯、汉子 臣子，不皆袭称王者之年而辄自改元?而《春秋》、《史记》顾又因其僭而书之耶?故曰 ，古未尝有改元矣”。而以后的史实说明，“其所以改元者，盖亦曰称王于是始也”， 毫无“以为重事而异之”的迹象。只是“自汉以后，一变于文帝之称后元，再变于武帝 之名年以建元，后世因之，遂重于改元矣”。于是“既已称元，而又改元；不惟改元， 而又名年以建元，说注繁芜，莫之胜纪，是以弗可革矣。”结论是：“人君即位，欲其 体元而居正，故不曰一年一日也，曰元年元日，此唐、虞、三代之常称，何足以为异乎 !”[5]
王祎的正统论，反映了宋明以来一些史家对历史哲学的思考。
《大事记续编》的撰述与王祎正统论的实践
理论更重要的价值是实践，王祎正统论的史学实践，则集中体现在他代表作《大 事记续编》中。《大事记续编》共77卷，是王祎的史学代表作。正是在这部历史 著作中，王祎以他的正统论对历史进行了富有特色的理论诠释。
王祎所授受的学术渊源是讲求心性、不废史学且重视经世致用的“婺学”。对于 吕(祖谦)学尤其心仪向往，慨然以吕学传人自任。他曾在《宋太史传》中说：
初宋南渡后，新安朱文公、东莱吕成公，并时而作，皆以斯道为己任。婺实吕氏倡道 之邦，而其学不大传。朱氏一再传为何基氏、王柏氏，又传之金履祥氏、许谦氏，皆婺 人，而其传遂为朱学之世嫡。景濂既间因许氏门人而究其说，独念吕氏之传且坠，奋然 思继其绝学，每与人言而深慨之，盖本于圣贤之学，其自任者益重矣。[6]
在《宋景濂文集序》中亦云：
……宋南渡后，东莱吕氏绍濂、洛之统，以斯道自任，其学粹然一出于正。说斋唐氏 ，则务为经世之术，以明帝王为治之要；龙川陈氏，又修皇帝王霸之学，而以事功为可 为……。[7]
这些议论虽然都是王祎为述他人学术所发，但也相当程度反映了他对学术思想史 的认识，反映了他对吕祖谦学术“粹然一出于正”的推尊和其欲以续“吕氏之传”为任 ，“奋然思继其绝学”的学术思想。
《大事记》是吕祖谦的重要史著，原书共计27卷，共中正文12卷，附《通释》3卷，《 解题》12卷，以编年体简要地记述了《春秋》以后的历史。其断限起于周敬王三十九年 (公元前481年)，迄止到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按吕祖谦本打算写至五代，但 是因病未能实现原写作计划。该书的特点是对所引述的史实皆说明出处；对于历史事件 发生的先后、地理的历代沿革、典章制度的兴废等，多有考订；所附《通释》则主要收 录些经典要义及相关的历代名儒议论；《解题》是简述的事件本末或自己对事件的评论 。王祎《大事记续编》的编纂格局，基本上是准吕祖谦原书，只是将解题附于各 条之下，而不另作一书。因此王祎《大事记后记》云：
东莱先生吕成公，躬任斯道之重，诸经既皆有所论著，而于史学尤长。其用古策书遗 法，作《大事纪》，诚史家之大法也。当时朱文公盖深服之，谓自有史以来，无如此书 之奇者。初公以为是书务存古意，故其与解题各自为书。今则《春秋》经传相附之例， 以解题附见于各条之下。虽知非公只本意，而庶几习其书者，获便于观览。间窃以臆见 复加搜辑，而补其一二，不讳不罪，则固所不敢逃也。
此外王祎《大事记续编》的史实，也是接续吕书，起于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 9年)，但是下限据俞恂谓迄于宋德祐二年(1276)，计1365年，而今所见传本却 仅止于五代周显德六年(959)年。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是书的提要认为：“或是书 钞本仅藏蜀王府中，至成化始刊版，传写有所佚脱”所致。[8]
王祎《大事记续编》最突出的特点，是将自己正统论的观点，灌注于叙事的纪年 及对一些历史事件的予夺褒贬之中，以此来表达他自己的历史见解。
首先，在《大事记续编》的纪年方面，王祎对于朱熹《通鉴纲目》“以为王莽本 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的观点及作法，很不以为然 。因此他采取“据《通鉴》以莽年接汉统书之”的书法，是以大字书新莽纪元，以“从 其实也”[9]。另外，在对待三国纪年的处理上，王祎也认为汉延康元年(220年) ，魏文帝曹丕废汉献帝而自立，翌年刘备、孙权分别建号立国，实标志着汉皇朝的灭亡 和中国之统的绝绪。因为从当时的局势看，魏、蜀、吴三国均未能并而统有整个中国， 所以王祎对朱熹的《通鉴纲目》以昭烈帝刘备绍汉统，将蜀章武纪年直接汉献帝 建安之年的书法表示不能认同，认为只能采用无统的方式处理这段历史。王祎说 ：
朱熹曰：自古亦有无统之时，如周亡之后、秦未帝之前，三国、六朝、五代，天下分 裂，不能相君臣，此谓无统。司马光《编年书》止合甲子，而附年号于其下，如蜀建兴 年、魏黄初年、吴黄武年，方是。今按《通鉴纲目》乃以刘备接汉统，又似抑扬太过， 故用无统之例书之。
同时，在实际纪年的具体操作上，王祎则是将魏、蜀、吴三国的纪年以小字并列 书之，以视在对待三国上一视同仁，同等对待。这种并列纪年的表述形式，直至司马炎 篡夺魏祚，即皇帝位，改元泰始那一年，才复以晋朝大字纪年。但仍是以东吴年号小字 附于其下，至晋灭吴统一。对此，王祎于“晋世祖武皇帝秦始元年”条下，继续 解释说：
论三国之正统者，以魏受汉禅，则推而属之魏，以蜀为汉裔，而推而属之蜀。以其莫 相统一，故以无统之例书之。以及晋武既受魏禅，而蜀汉亦以前年亡，于是天下之统复 合，故自泰始元年复大书之，明正统也。
王祎《大事记续编》的这种安排体例，实际就是他在《正统论》中提出的所谓“ 四绝四续”、以空间的一统为标志论正统的思想，在史学编纂中的具体实践。
关于王祎《大事记续编》与朱熹《通鉴纲目》因正统观的不同，所导致的纪年的 方面的差异，还表现在对武周的纪年上。在对武周的纪年上，王祎没有采用朱熹 只顾傅会所谓“公在乾侯”的“春秋笔法”，不顾客观史实，仍用唐中宗的纪年，每岁 必书“帝在某地”的记注形式，而是根据客观史实，直书武周的年号。在“唐则天顺圣 皇后武氏垂拱元年春正月丁未朔，庐陵王出居于均州，改元”条的解题中，王祎 解释并批评朱熹说：
唐史臣沈既济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复大业，虽尊名中夺，而天命未改，是以 首事表年。昔鲁昭公之出，《春秋》书其居，曰公在乾侯。君虽失位，不敢废也。今请 并太后纪合中宗纪，每于岁首，必书中宗所居，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某，太后某事 改某制。则纪称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礼不违常矣。按此盖朱熹所祖以为《纲 目》者也。然吕祖谦《大事记》之作无所褒贬，若用既济之法而黜武氏，是用褒贬也。 故每岁正月，惟书庐陵王皇太子居于某，而表年则因史之旧文。昔孔子作《春秋》而乱 臣贼子惧，其于弑君篡国之主皆不黜绝之，岂以其盗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不没其实。 所以著其大恶而不隐欤!司马迁、班固皆作《高后纪》，吕氏虽非篡汉，然盗执其国政 ，遂不敢没其实，岂其得《春秋》之意欤?唐之旧史因之列《武后纪》与本纪，盖其所 从来远矣。[10]
从这议论可以看出，王祎认为，只有不拘泥于所谓的“春秋笔法”，真实地反映 历史，虽“莫大之罪，不没其实”，才能真正起到彰恶扬善的作用。这也是王祎 不采用朱熹《通鉴纲目》对武周时期纪年的处理方式的出发点。
王祎《大事记续编》对五代诸朝的纪年，同样体现出他的正统理论。与朱熹《通 鉴纲目》为贬抑后梁为伪，不顾史实，在叙述顺序上置后晋于后梁之前的表述不同，《 大事记续编》是先叙最先改元的后梁政权，于后梁建元之年，一如刘宋代晋后的南北朝 纪年，以小字并书同时并立的分立政权之纪年曰：梁太祖朱晃开平元年、晋王李克用歧 王李茂贞淮南杨渥并天祐四年、蜀高祖皇帝王建天复七年、楚王马殷、南平王 高李兴、吴越王钱镠、岭南王刘隐、闽王王审知、契丹耶律安巴坚等，既以反 映当时的实际历史情况，又表示此时的正统统绪业已中断。
王祎《大事记续编》对五代纪年的安排，与北宋欧阳修的编纂思想有着明显的继 承关系。欧阳修《五代史记》即以后梁在先而首叙《梁本纪》，其《纪》论曰：“呜呼 ，天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 大失《春秋》之旨，以谓梁负大恶，当加诛绝而反进之，是奖篡也，非《春秋》之志也 ，予应之曰：是《春秋》之志尔……《春秋》之于大恶大君，不诛绝之者，不害其褒善 贬恶之旨也。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 为恶，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后知予不伪梁之旨也。”这也说明王祎并不是不 讲对历史善恶的道德评判，只是在对通过怎样的史学形式来表达对历史的道德评判与朱 熹等人的观点有所不同，即对于正统的理解不同。
当然在如何处理历史上之统绪的问题，王祎的《大事记续编》也不是如《四库全 书总目》的提要所说，完全依照欧阳修而悖于朱熹的观点。例如在对待南北朝时期政治 统绪的处理，王祎便是不取欧阳修而取朱熹的观点。其于刘宋永初元年的“解题 ”中论道：
欧阳修《正统论》绝晋于建兴，而复不与魏。阮逸作《元经》绝南于齐之初，进魏于 孝文太和五年。司马光《通鉴》以宋、齐、梁、陈为正统，及隋灭陈，然后以统归之。 宋庠《纪年通谱》绝南于晋亡，进魏于明元帝泰常五年。朱熹曰：刘聪、石勒诸人皆晋 之故臣，故东晋以君临之，宋、齐何可比东晋?自古亦有无统时，南北止当并书。今从 朱氏及《纪年通谱》。[11]
因此《大事记续编》在这时的书法上，是对南北各政权等量齐观，并以小字并书各国 纪年。说明王祎的《大事纪续编》，在处理历史上的正统问题，以及随之引出的 纪年形式等问题，仍然具有自己特有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则是来自于他《正统论》及《 改元论》所阐述的基本理论。
总之，王祎的正统论是具有自己品格的正统论。尽管王祎以他的正统理论 对历史进行阐释时，仍不可避免的存在有对历史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的矛盾冲突，但是 王祎所提出的，并在《大事记续编》中实践的，这种“四绝”、“四续”，淡化 “夷夏之辨”的正统论，对于明初史学及政治实践的还是具有一定影响的。其中最突出 的例子，就是《元史》的编纂。《元史》没有从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出发，将蒙古族建立 的元政权视为“伪”或“闰”朝，而是承认元朝的统一大业，将它作为“绍百王之正统 ”的一环予以叙述，其中，身为总裁宫的王祎，是起有一定作用的。
收稿日期：2002-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