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年代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仰韶文化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仰韶文化因瑞典学者安特生于1921年在河南渑池县发现的仰韶遗址而得名[1]，20世纪50年代[2]和80年代[3]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对其文化内涵有了进一步认识。目前，这一考古学文化在渭水流域、晋南、豫中等广大区域也多有发现，且文化类型丰富，延续的时间也较长。
关于仰韶文化的测年工作，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1965年建立后，在70年代初着手对半坡、庙底沟等仰韶文化遗址开展年代测定。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和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前身)碳十四实验室分别在70年代中期和末期也开始了这项工作[4]。
随着相关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进展，测定的遗址和碳十四数据量的增加，关于仰韶文化绝对年代的讨论也逐渐热烈，这期间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5]。通过不断地研究和总结，仰韶文化绝对年代的轮廓日渐清晰。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严文明先生综合考古研究和碳十四数据结果，列出了包括仰韶文化各类型序列、年代范围的分期年表[6]。其中，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4900-前4000年，庙底沟类型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4000-前3500年，秦王寨类型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
80年代初，巩启明先生依据考古学研究结果，并结合碳十四年代测定，推定各文化类型及其相互关系(图一)。认为仰韶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7]。
图一 仰韶文化各类型关系示意图
80年代中期，魏京武先生考察了渭水流域周边地区仰韶文化的序列和年代，认为其中半坡类型的年代为距今6800-6000年，其后庙底沟类型的年代为距今6000-5000年，再之后的龙山文化年代为距今5000-4000年[8]。
80年代末，石兴邦先生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又结合新的发掘资料和测年结果提出了新的分期年表[9]。其中，半坡类型为公元前5000-前4500年，史家类型为公元前4500-前4000年，后冈类型为公元前4500-前4000年，庙底沟类型为公元前4000-前3600年，西王村类型为公元前3600-前3000年，秦王寨类型为公元前3600-前3000年。
90年代后期，在新的碳十四数据集面世以后，依据高精度校正的年代数据，戴向明先生又将仰韶文化各文化类型的年代序列精细化，以示意图的形式展示了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10]。据其图中所示，仰韶文化在关中、晋西南和豫西地区主要为半坡类型(文化)，年代范围大致为公元前5000-前3900年；庙底沟类型(文化)，年代范围大致为公元前3900-前3500年；半坡晚期类型，年代范围大致为公元前3500-前2900年。豫北、豫中地区主要为后冈一期类型(文化)，年代范围大致为公元前4100-前3900年；庙底沟类型(文化)，年代范围大致为公元前3900-前3500年；秦王寨类型(亚文化)或大司空类型(亚文化)，年代范围大致为公元前3500-前2500年。
最新的研究成果体现在2010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该书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汇集进入21世纪之后的新成果，使仰韶文化年代框架的细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体现了中国考古学年代研究的新进展[11]。其中，半坡文化为公元前4900-前3800年，庙底沟文化为公元前3900-前3600年，西王村文化为公元前3600-前2900年，后冈一期文化为公元前4500-前3800年。
国内的碳十四年代学研究，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世纪末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有了较大的发展。通过高精度测年方法和技术的研究，使测年精度得到明显提高，为考古学的深入探讨提供了条件。近年来，结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相关研究，我们对于仰韶文化遗存的年代开展了一些新的测年工作，现将这些测年结果与先前的研究相结合讨论如下。
一、遗址及测年情况
(一)遗址概况
本文最新进行的测年分析所涉及的遗址包括西安鱼化寨、郑州西山、灵宝西坡以及陕县庙底沟。
1.鱼化寨遗址位于西安市西郊鱼化寨村北300米以远的岗地之上，古皂河(渭河支流)从遗址东、北两侧绕过，东距半坡遗址18公里，东北距姜寨遗址36公里，西距客省庄遗址12公里。该遗址发现于1937年，原有面积4万多平方米，2002年结合遗址的保护工作曾对遗址边缘部分进行抢救性发掘[12]。
2002年10月至2005年5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完整的环壕、灰坑葬、墓葬、陶窑，以及数量较多的房址、灰坑、瓮棺葬等，出土各类器物数百件，包括石斧、铲、镞，陶钵、瓮、盆、罐、瓶等。发掘者认为，鱼化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主要文化遗存属半坡类型，是一处仰韶文化早期的聚落，是西安地区继半坡、姜寨、客省庄遗址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我们选取该遗址出土的部分人骨和兽骨样品进行碳十四测年分析。
2.西山遗址位于郑州市北郊的古荥乡孙庄村西。该遗址发现于1984年，1993-1996年进行发掘[13]，发现了目前所知黄河流域年代最早、建筑方法最为先进的仰韶时代晚期城址，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城市起源等课题提供了重要资料。西山遗址共发现墓葬300余座，其中包括部分瓮棺葬，另外还有少量灰坑葬。据考古学文化分期，该遗址的文化遗存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大体相当于仰韶文化的早、中、晚三期。我们选取出土的部分人骨样品进行碳十四测年分析。
3.西坡遗址位于河南省灵宝市阳平镇西坡村西北，坐落在铸鼎原南部，为目前发现保存最为完好的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时期)大型中心性聚落。1999年至今已进行了六次考古发掘[14]，因其特大房址、壕沟、墓地、大型墓葬等的发现令学术界瞩目。该遗址共清理墓葬30余座，我们选取部分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进行碳十四测年分析。
4.庙底沟遗址这是仰韶文化发现较早的遗址，位于河南陕县南关的东南，1955年发现，1956-1957年进行了发掘，发现的遗存主要有仰韶时期房基、灰坑、墓葬，以及龙山时期的房基、窑址、灰坑、墓葬等[15]。近年来配合基本建设进行了新的发掘，发现仰韶文化灰坑等，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以及动物骨骼等[16]。我们采集2002年发掘中出土的部分兽骨进行碳十四测年分析。
(二)测年方法及数据结果
上述四个遗址进行碳十四测年所用方法为加速器(AMS)测年法，即将骨样品通过骨胶原提取、水解纯化制备成明胶之后，再通过真空制样系统制备成石墨，最后应用加速器质普仪进行测定[17]。所得结果[18]，鱼化寨遗址的测年数据见表一，西山遗址的测年数据见表二，西坡遗址的测年数据[19]见表三，庙底沟遗址的测年数据[20]见表四。
二、年代分析与讨论
(一)各遗址测年结果的分析
1.测年结果的比较
(1)鱼化寨遗址 按照表一所列的数据，鱼化寨遗址的年代范围大约是公元前4450-4070年。发掘者认为该遗址所出器物基本属半坡类型早期。
(2)西山遗址 由表二可以看出，属于早期的样品有2个，碳十四年代为距今5300-5100年，校正年代范围为公元前4230-前3960年。属于中期的样品有16个，碳十四年代除去其中1个偏老的距今5431±23年，其余15个为距今4793-4534年，校正年代范围为公元前3640-前3120年。属于晚期的样品有14个，碳十四年代为距今4642-4181年，校正年代范围为公元前3500-前2700年。
发掘者认为，西山遗址早期属于后冈类型，中期属于庙底沟类型，晚期属于秦王寨类型。其年代序列为后冈类型(公元前4230-前3960年)—庙底沟类型(公元前3640-前3120年)—秦王寨类型(公元前3500-前2700年)。
(3)西坡遗址 由表三可见，西坡遗址所测样品的校正年代范围为公元前3340-前2885年。
根据西坡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所出墓葬依据出土器物类型分析可分为早、中、晚三组。第一组包括M6、M14(公元前3300-前3020年)和M18(公元前3340-前3100年)，第二组包括M8(公元前3300-前3100年)和M31，第三组包括M3、M11(公元前3090-前2930年)、M13、M16、M17、M24、M26、M27、M29、M30和M34，其余墓葬因无随葬品而难以分组。
由样品的测年结果可以看出，年代较早的组，其绝对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300-前3100年；年代较晚的组，其绝对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100-前2900年(所测年代最晚的M1为公元前2905-前2885年)。发掘者将西坡墓地归入庙底沟类型，认为属于该类型的最晚阶段。
另外，在2003年，西坡遗址测定了两个木炭样品的碳十四年代[21]。其中，ZK-3118(原编号2001HLXF102②下CⅢ)为距今4743±58年，校正年代为公元前3640-前3380年；ZK-3120(原编号2001HLXT5③H110)为距今4321±41年，校正年代为公元前3020-前2880年。
这样，整个西坡墓地所测定的年代大致为公元前3600-前2900年。
(4)庙底沟遗址 由表四可以看出，该遗址19个样品所测得数据的校正年代范围为公元前3490-前2465年。若再细分，19个数据依据碳十四年代大致可以归并为三组。第Ⅰ组9个数据，距今4500年左右，校正年代为公元前3490-前3100年；第Ⅱ组4个数据，距今4200年左右，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898-前2710年；第Ⅲ组6个数据，距今4000年左右，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830-前2465年。
发掘者认为，所测样品主要属庙底沟类型、庙底沟类型晚段以及西王村第三期(西王村Ⅲ)类型，所测定的三组数据基本与之相当，则其相应的年代序列为庙底沟类型(公元前3490-前3100年)—庙底沟类型晚段(公元前2898-前2710年)—西王村Ⅲ类型(公元前2830-前2465年)。
将上述各遗址的测年分析结果归纳为表五。可以看出，鱼化寨遗址半坡类型的年代为公元前4450-前4070年。其他三个遗址相比较，庙底沟遗址年代偏早的一组数据(典型庙底沟类型)基本处于西山遗址中期阶段；而庙底沟遗址年代偏晚的一组(西王村Ⅲ类型)则晚于西山遗址晚期(秦王寨类型)阶段。西坡遗址年代偏早的部分数据(庙底沟类型)基本处于西山遗址中期阶段，年代偏晚的部分数据(由庙底沟类型向仰韶文化晚期的过渡阶段)基本处于西山遗址晚期中段的范围，并与庙底沟遗址的庙底沟类型相衔接，不晚于庙底沟遗址的庙底沟类型晚段。测年结果及相互关系见图二。
由西山遗址早、中、晚期序列的测年结果，并结合另外两个遗址的数据，可看出相当于庙底沟类型的时间段应大约在公元前3600-前3100年，庙底沟遗址的庙底沟类型晚段以及西坡遗址庙底沟类型晚段和过渡段均在公元前3100年之后，可以延伸到公元前2800-前2700年前后。再其后为西王村Ⅲ类型。
由此所得到的序列及其年代范围大致是半坡类型(公元前4450-前4070年)—后冈类型(公元前4230-前3960年)—庙底沟类型(公元前3640-前3100年)—庙底沟类型过渡段及晚段(公元前3100-前2700年)—秦王寨类型(公元前3500-前2700年)—西王村Ⅲ类型(公元前2800-前2500年)。
对于所得到的结果，还可以通过校正曲线进行观察(图三)。从所涉及的校正曲线主要年代段来看，比较明显地大致在公元前3620-前3380年、公元前3320-前3100年、接近公元前3100-前2930年，以及公元前2800-前2600年这几段，其走势都比较平缓。这种情况下，即便是较小的年代误差也难以确定相对具体的年代范围。结合得到的测年结果，庙底沟类型、秦王寨类型以及西王村Ⅲ类型的年代范围基本上都涉及到这样的曲线特征。这样的条件下，文化类型之间年代上较为明确的区分只能通过系列样品方法进行尝试。
另外，还应该注意到，由于目前碳十四测年所给出的误差一般仅是计数统计误差。考虑到测年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为尽可能降低数据统计概率风险，这里做了2个标准偏差，即95.4%概率统计下的年代考察。
图二 各遗址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示意图
图三 碳十四—树轮年代校正曲线部分区段图
所分析的四个遗址，2个标准偏差概率分布下的年代范围，鱼化寨遗址为公元前4460-前4050年；西山遗址早期为公元前4240-前3950年，中期为公元前3640-前3100年，晚期为公元前3520-前2670年；西坡遗址为公元前3640-前2880年；庙底沟遗址第Ⅰ组为公元前3500-前3100年，第Ⅱ组为公元前2920-2700年，第Ⅲ组为公元前2840-2460年。所得到的序列及其年代范围大致是半坡类型(公元前4460-前4050年)—后冈类型(公元前4240-前3950年)—庙底沟类型(公元前3640-前3100年)—庙底沟类型过渡段及晚段(公元前3100-前2700年)—秦王寨类型(公元前3520-前2670年)—西王村Ⅲ类型(公元前2840-前2460年)。
图四 西山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拟合结果
将2个标准偏差和1个标准偏差概率分布下的年代范围相比，其差别基本在30年左右。由此可以看出，由于所处校正曲线的这样一个位置，即使统计概率增大到95.4%，其年代范围变化也并不十分明显。
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遗址间的年代轮廓已经相对清楚。但由于相互间年代有些重叠，更进一步的年代关系的考察，只能尝试应用系列样品方法。
2.应用系列样品方法的考察
系列样品拟合方法依据数据间的相互关联性可以有效减小校正后日历年误差[22]，使碳十四测年结果相对更为清晰，由此可以对遗址内以及遗址间各分期的年代关系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西山遗址早、中、晚三期的数据拟合情况见图四，是舍去4个符合率较低的样品ZK-8164、ZK-8180、ZK-8147、ZK-8154之后得到的结果。由此图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出，西山遗址中期(庙底沟类型)与晚期(秦王寨类型)年代明显重叠，显示了该遗址两种文化年代之间的关系；西山遗址晚期(秦王寨类型)有几个数据明显后延，其年代为公元前2900-前2500年。
庙底沟遗址的数据拟合结果见图五，可以看出庙底沟遗址的庙底沟类型、庙底沟类型晚段以及西王村第三期(西王村Ⅲ)类型这三组数据分得较开，但在第Ⅰ和第Ⅱ组之间有年代上的空当。
庙底沟—西坡遗址的数据拟合结果见图六，显示出西坡遗址所测定的数据中有部分同庙底沟第Ⅰ组相近，有部分处于第Ⅰ组和第Ⅱ组之间。依据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可知秦王寨类型及其之后的序列为秦王寨类型—西王村Ⅲ期—庙底沟二期。
将西山遗址中期(庙底沟类型)、晚期(秦王寨类型)的数据与庙底沟遗址第Ⅲ组(西王村Ⅲ期)的数据按序列作一比较，图七是舍去3个符合率较低的样品ZK-8180、ZK-8154、ZK-8147得到的结果。由此图可见，庙底沟遗址第Ⅲ组(西王村Ⅲ期)的年代基本处于西山遗址晚期即秦王寨类型之后。
最后，可以将上述各遗址的庙底沟类型按照大致的年代排序放在一张图上进行观察。首先，各遗址庙底沟类型的年代范围(西山遗址中期—庙底沟遗址第Ⅰ组—西坡遗址—庙底沟遗址第Ⅱ组)由图八可以看出，西山中期、庙底沟第Ⅰ组以及西坡的大部分数据均处于公元前3100年之前，其前端最早的可到公元前3600年，西坡的庙底沟类型过渡段以及庙底沟遗址的庙底沟类型晚段的年代应在公元前3100年之后。
图五 庙底沟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拟合结果
再将图八中的数据作拟合，其中数据ZK-8042、ZK-8050、ZK-8053和ZK-3118由于符合率偏低而被删除。图九的拟合结果显示了各遗址庙底沟类型之间大致的年代排序，即西山遗址中期(庙底沟类型)—庙底沟遗址第Ⅰ组和西坡遗址的部分(庙底沟类型)—西坡遗址的部分和庙底沟遗址第Ⅱ组(庙底沟类型晚段及过渡段)，使我们对其年代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二)以往测年结果的梳理和比较
下面结合以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对仰韶文化各类型的年代进行讨论。
1.半坡类型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已发表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共计26个，涉及的遗址有西安半坡[23]、临潼姜寨[24]、宝鸡北首岭[25]、蓝田泄湖[26]、西乡何家湾[27]、垣曲古城东关[28]、铜川瓦窑沟[29]、天水师赵村[30](表六)。
通过表六可以看出，除去个别遗址(瓦窑沟)有偏离较大的几个数据，半坡类型以往测年数据的年代范围大约在公元前5000-前3900年，目前测定的年代数据(公元前4450-前4070年)也处于这一范围之内。
发掘者认为，鱼化寨遗址靠近下层的遗存基本上属于半坡类型早期，但目前的测年数据与原先测定的半坡类型早期的年代数据相比明显年轻，有几百年的差别。这有可能是由于遗存本身年代差别所致，需要今后通过更多相关遗址的测定作进一步的研究。但也不能排除有可能存在数据偏老因素的影响，这一点将在后面集中讨论。
2.后冈类型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已发表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共计8个，涉及的遗址有安阳后冈[31]、濮阳西水坡[32]和正定南杨庄[33](表七)。
图六 庙底沟及西坡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拟合结果
后冈遗址的两个样品中，ZK-0134层位较清楚[34]，其测年数据可代表后冈类型较早的年代；而西水坡遗址的蚌壳样品ZK-2304，据以往的经验，其测年数据的不确定程度较大。结合西水坡遗址其他几个数据和南杨庄遗址的数据，后冈类型大致的年代范围应为公元前4400-前4000年前后。与之相比较，西山遗址早期的两个数据为距今5175±25年和距今5307±23年，校正后年代为公元前4230-前3960年。可以看出西山遗址早期的两个数据基本处于先前测定的年代数据范围之内。
3.庙底沟类型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已发表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共计22个，涉及的遗址有陕县庙底沟、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蓝田泄湖、华阴西关堡、西安南殿[35]、荥阳点军台[36]、长葛石固[37]、荥阳青台[38]、甘谷灰地儿[39]、武功浒西庄[40]、天水师赵村[41](表八)。
由表八可以看出，庙底沟类型以往大部分测年数据处于公元前4000-前2900年，仅有个别的后延到公元前2700年。而目前测定的数据与之比较，基本没有超出这一范围。
图七 西山遗址中、晚期和庙底沟遗址第Ⅲ组(西王村Ⅲ期)碳十四测年数据拟合结果
4.秦王寨类型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已发表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共计8个，涉及的遗址有郑州大河村[42]、洛阳王湾[43]、荥阳青台(表九)。
由表九可以看出，以往所测定数据校正后的年代为公元前3780-前2788年，表明秦王寨类型与庙底沟类型的年代有明显重叠。而目前测定的西山遗址第三期的年代基本处于公元前3500-2700年左右，也与庙底沟类型有重叠，这显然与先前测定的数据类似，只是先前的数据相比较更老一些，重叠程度更大些。
图八 各遗址庙底沟类型的年代比较
关于西王村Ⅲ类型，典型的考古发掘资料除芮城西王村[44]外，还有夏县西阴村遗址[45]等。另外，20世纪末对新安麻峪及马河遗址[46]的发掘中也有发现，但这一类型的测年数据还没有见诸报道。
(三)造成年代数据差距的因素
通过上文对仰韶文化以往测年数据的梳理，并与最新的测年结果相比较，可看出目前测定的结果基本在先前数据的范围之内。但两部分数据间明显存在一定的差距，即先前的数据有些明显老于目前测定的数据，下面就对造成年代数据之间差距的可能因素略作讨论。
1.造成数据偏老的可能因素 由前面分析的数据情况可以看出，无论半坡类型还是庙底沟类型，以往测定的数据和目前测定的数据相比校，似乎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老。比较典型的如半坡类型的年代，目前测定的结果虽然处于先前测定结果的范围之内，但据考古发掘资料，鱼化寨遗址靠近下层的遗存基本上属半坡类型早期，其测年结果最早的为公元前4500年前后，较之先前所测定半坡类型最早的数据(公元前4900年)晚了约400年。
数据的偏老，一方面可能是源于样品所代表的遗存本身较早，即样品本身较早。另一方面则由于其他因素，如误差过大或样品的不同而导致了不同程度的偏老。这里先讨论后一方面的因素。
图九 各遗址庙底沟类型系列年代拟合结果
(1)数据误差过大所导致的偏老 以往的测年数据同现在相比，误差明显过大。过去测定的庙底沟类型年代数据中，误差都在80年以上，误差在100年以上的占到40%，有个别甚至达到了170年。半坡类型的年代数据也类似，误差都在80年以上，误差在100年以上的占到80%，而且也不乏误差170年的数据。一般来说误差较大往往会使其校正年代范围增大，由此导致年代的偏老。而在校正曲线的一些特殊的位置上，则更为明显。
我们还可以结合树轮年代校正曲线的具体情况，了解误差大小给年代早晚带来的影响(图一○)。由图中可以看出，若碳十四年代在距今4400年左右，测年误差为100年左右时，其校正年代范围大致为公元前3320-前2900年，即校正后年代误差为400多年。测年误差为30年左右时，其年代范围大致为公元前3080-前3000年。此结果显示，在曲线的这个位置上，若误差增加70年左右，则校正后年代范围明显增大，前端向前延伸了大约240年。而在曲线比较陡直的位置上，由于误差增大给年代早晚带来的影响则小得多。
上面仅是单纯考察了误差因素，实际上由于年代数据的误差同年代数据本身是不可分的，误差较大表明了数据本身可能会有较大偏离。
说明：1.本文所涉及以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除专门注明者外，均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后列各表均同。
2.骨样品的测年数据，由于分馏效应一般应加200年左右进行校正。后列各表中的骨样品除专门注明者外，均按此处理。
3.铜川瓦窑沟的样品数据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二一)》，《考古》1994年第7期。
(2)木炭样品所导致的偏老 另一个可能引起测年数据偏老的因素是木炭样品本身有可能偏老。地层中的碳，其来源比较复杂，有时未必能与反映人类活动的地层堆积相互对应。先前我们在一些文章中也曾多次提到，木头、木炭一方面由于砍伐时间和所测定遗存的堆积时间不一致而导致年代的差别引起偏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所测定的样品有可能不是靠近树皮的部分而导致年代的偏老。以往所测定的基本上都是木炭样品，而目前测定的样品均为骨样品。实际上骨样品也存在偏老因素，这是由于年长者代谢的滞后所引起的。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也即老年的骨样品一般比较少，即便有的话，由此所引起的偏老较之木炭可能引起的偏老程度也小得多。
图一○ 碳十四—树轮年代校正曲线部分区段图
(3)淬灭所导致的偏老 还有一个可能引起测年数据偏老的因素是由淬灭所导致的。样品制备过程中，一般由于环境因素等，如接触空气而导致的放射性衰变不能最大程度地被观察到，这种现象被称为淬灭。由于淬灭的发生，使得年代偏老。这种偏老因素是针对液闪方法而言的，而以往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基本上全部是由液闪方法所测定的，所以其结果存在着这种可能性。由于淬灭所引起的偏老通常可以达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般对于新石器时代的年代来说影响不大，可以忽略；但对于较高精度的测年研究，则是应当考虑的。
2.相对地域关系的考察 由于某些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具有分期或上下层位清楚的序列关系，这里不妨先对此作更为详细的考察，然后进行分析和讨论。
(1)宝鸡北首岭遗址该遗址的测年数据情况见表一○。由分析结果和上下层位关系可以看出，中层属于半坡类型的样品年代大致为公元前5000-前4300年，史家类型的样品年代为公元前4300-前4000年；上层庙底沟类型的样品年代在公元前3900年之后。若如前所述考虑到骨样品的分馏效应，北首岭上层庙底沟类型的骨样品ZK-0533，其年代为距今4980±85年，加上200年并作校正后为公元前4000年以后。
(2)姜寨遗址 该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见表一一。如前所述，由于分馏效应，一般中原地区的骨样品需增加200多年以进行年代的校正。若该遗址史家类型的人骨样品取已测定的碳十三数据大致平均值[47]，增加245年，则其碳十四年代为距今5135±85年，校正后年代为公元前4040-前3790年。庙底沟类型的兽骨，因未注明是家养还是野生，按照两者的平均值取值δ[13]C为-13，则需增加212年，其碳十四年代为距今4962±150年，校正后的年代为公元前3950-前3630年。这两个样品相比可以看出，由于样品ZK-0157误差较大，造成两个样品之间重叠较严重。若误差小一些，或许三期的庙底沟类型样品的实际年代还应晚于二期的史家类型。
另外，若据史家类型样品的年代来看，庙底沟类型应处在史家类型之后，即庙底沟类型的年代应晚于公元前3800年。这样，史家类型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4000-前3800年，庙底沟类型的年代晚于史家类型，而半坡类型的年代应在史家类型之前，即公元前4000年以前。还可以参考渭南史家遗址[48]的碳十四测年结果，ZK-0453(M43∶29)为距今4860±100年。因为样品是入骨，也需进行分馏效应的校正，若按照上面计算的取值增加245年，校正后年代为公元前4040-前3770年。
依据现有测年结果，北首岭遗址的史家类型年代大致在公元前4300-前4000年，而姜寨和史家遗址的史家类型年代大致在公元前4000-前3800年。这样也使这几处遗址中后续文化类型的起始年代产生了差别，北首岭遗址庙底沟类型的起始年代可以早到大约公元前4000年，而姜寨遗址的庙底沟类型最早也只能开始于大约公元前3800年之后。
(3)蓝田泄湖遗址 该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见表一二。可以看出，虽然可能由于数据误差较大，数据间的重叠较严重。但显然史家类型晚于半坡类型，为公元前4035-前3790年；而庙底沟类型在史家类型之后，晚于公元前3800年。
(4)长葛石固遗址 该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见表一三。其中，史家类型的年代为公元前3986-前3782年，庙底沟类型的年代位于史家类型之后，晚于公元前3800年。
上述现象有可能因为所取样品较少难以涵盖或代表整个层位，也或许这种差别确实存在，都需要今后进一步研究，这里先就现有数据进行尝试性的讨论。
我们对目前所发表的属于庙底沟类型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再作考察，发现年代上的这种小差别似乎是存在的。宝鸡北首岭遗址(1个数据)，年代范围为公元前4230-前3800年。西安南殿遗址(2个数据)，年代范围为公元前3970-前3109年。甘谷灰地儿遗址(1个数据)，年代范围为公元前3980-前3640年。武功浒西庄(1个数据)，年代范围为公元前3893-前3637年。蓝田泄湖遗址(3个数据)，年代范围为公元前3358-前2910年。陕县庙底沟遗址(2个数据，其中1个数据为公元前3990-前3780年存疑)，年代范围为公元前3775-前3360年。荥阳青台遗址(2个数据)，年代范围为公元前3508-前2929年。荥阳点军台遗址(4个数据)，年代范围为公元前3778-前2910年。临潼姜寨遗址(1个数据)，年代范围为公元前3900-前3350年(±150年)。长葛石固遗址(1个数据)，年代范围为公元前3296-前2922年。华阴西关堡遗址(2个数据)，年代范围为公元前3380-前2730年。天水师赵村遗址(2个数据)，年代范围为3945-前3530年。另外，半坡遗址史家类型的年代也比较早，为公元前4350-前3990年。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分析中均未包括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40]的测年数据，因为该遗址的情况相对复杂一些。其中几个样品数据，如WB80-54、WB80-53、BK79029、ZK-0742，原先测定时认为是属于庙底沟类型[50]，但后两者校正后的年代早到了公元前4400年之前，而且是经过两个碳十四实验室的测定。在后来出版的发掘报告中，这几个数据列在庙底沟类型之前的二期[51]。另外有两个数据被认为是石岭下类型的，其相对年代在庙底沟类型之后，发掘报告中也列在庙底沟类型之后的第四期，但其校正后年代也早到了公元前4000年以前。由发掘报告也可以看出，尽管在年代研究上最终也参照了碳十四数据，但明显感觉到存在问题，所以依据考古资料作了较大的取舍，最终推断的年代为公元前3900年前后。同时也有学者认为该区域与陕晋豫交汇处相比较，在同一文化类型的器物上存在着文化面貌的差别[52]，这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或许碳十四年代数据上的差异正是探寻这一问题的线索。
由各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可以看出，北首岭、南殿、灰地儿、浒西庄、师赵村等遗址，庙底沟类型的年代范围均可早到公元前4000-前3900年前后。而泄湖、庙底沟、青台、点军台、姜寨、石固、西关堡等遗址，庙底沟类型的年代大致均在公元前3800年之后。上述年代偏早的遗址基本上处于相对偏西的区域，而年代偏晚的遗址位置相对偏东，邻近渭水、黄河到豫中的区域。
若上述研究结果能够客观地反映遗址、遗存的年代状况，则我们目前对于庙底沟、西坡以及西山遗址庙底沟类型的测年结果就比较容易理解。如前所述，庙底沟、西坡以及西山遗址庙底沟类型目前的测年结果显示其上限基本处于公元前3600年前后，而这个区域中以往的测年结果基本处于公元前3800年前后。但其中仍然存疑的是，庙底沟遗址最早测定的两个数据中有一个年代相对较早，样品ZK-0110的碳十四年代为距今5080±100年，校正后年代为公元前3990-前3780年。同目前测定的结果相比，确实存在着差距，不太好解释。有可能它代表着较早层位的年代，但也不能排除是年代偏老样品或存在其他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察。
上述分析是建立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但毕竟用于统计的数据是有限的，因此所反映的情况也难免具有局限性。
综合以往的测年数据和目前新测定的数据，可以得到仰韶文化各类型的序列及其大致的年代，即为半坡类型(公元前5000-前3900年)—史家类型(公元前4200-前3800年)—庙底沟类型(公元前4000-前3100年)—庙底沟类型过渡段及晚段(公元前3100-前2700年)—秦王寨类型(公元前3700-前2700年)—西王村Ⅲ类型(公元前2800-前2500年)。而后冈类型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4400-前4000年。其中，某些文化类型在不同区域中可能存在的年代差别应该引起注意。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依据现有的碳十四测年数据给出了目前所能获得的年代序列的范围，但其中仍然存在可以讨论的问题，在使用时应有所把握。
通过综合以往和目前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获得了目前条件下所能得到的仰韶文化各类型的年代。虽然其中有的文化类型的年代改变不是太大，但通过较高精度测定的数据的支撑，可以使其年代序列更为可靠。
目前较高精度的测年结果，首先进一步证明了以往测年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其次，使庙底沟、后冈以及秦王寨类型的年代更为明确。第三，提供了西王村Ⅲ类型的大致年代范围。西王村Ⅲ类型(也即西王村上层)属于仰韶文化的最晚阶段，这一年代的逐步具体化将对庙底沟二期文化乃至龙山文化年代的研究产生一定的作用。第四，为仰韶文化早期半坡类型年代的深入探讨提供了新的线索。第五，较高精度的测年将使遗址间、区域间以及文化类型之间年代上的较小差别研究成为可能。而通过应用系列样品方法对测年结果的考察，使遗址内部以及遗址间各分期的年代关系更为清晰。总之，通过对以往测年数据的梳理并结合目前新的测年结果，使仰韶文化序列得到充实和细化，也成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考古学研究是年代研究的基础，只有在考古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使年代学研究有明显进展，特别是在经过夏商周断代工程后碳十四测年技术已有了较大发展的今天。年代框架的进一步细化需要通过高精度系列样品方法作深入探讨。
附记：本文的研究得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资助，殷玮璋先生给予了指导和帮助，特此致谢！
[1]a.安特生：《中华远占之文化》，见《地质汇报》第5号，1923年。
b.夏鼐：《河南渑池的史前遗址》，《科学通报》第2卷第9期，1951年。
c.陈星灿：《安特生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早期研究——为纪念仰韶文化发现七十周年而作》，《华夏考古》1991年第4期。
[2]同[1]b。
[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渑池仰韶村遗址1980-1981年发掘报告》，《史前研究》1983年第3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
[5]有学者曾对这些研究做过详细的梳理。参见王仁湘：《仰韶文化绝对年代研究检视》，见《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
[6]严文明：《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见《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7]巩启明：《试论仰韶文化》，《史前研究》1983年第1期。
[8]魏京武：《碳-14测定年代与陕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史前研究》1985年第1期。
[9]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10]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变》，《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12]张翔宇、郭永淇：《西安再次发现大型史前环壕聚落遗址》，《中国文物报》2003年8月29日。
[13]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
[1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
[16]近年来该遗址的发掘情况可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三门峡市庙底沟遗址仰韶文化H9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12期。
[17]具体操作方法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加速器质谱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美队：《河南虞城县马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碳十四测年》，《考古》2010年第12期。
[18]本文表格和插图除注明者，涉及到的碳十四年代半衰期均按5568年计算，距今年代起点为1950年；树轮年代校正曲线和校正程序均使用OxCal 3.10版本，列出的结果为16范围。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西安加速器质谱测试中心：《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三七)》，《考古》2011年第7期。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西安加速器质谱测试中心：《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三六)》，《考古》2010第7期。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碳十四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二九)》，《考古》2003年第7期。
[22]仇士华、蔡莲珍：《解决商周纪年问题的一线希望》，见《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2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
[24]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队：《一九七七年宝鸡北首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2期。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六队：《陕西蓝田泄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6期。
[2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队：《陕西西乡何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首次发掘》，《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
[28]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
[29]王炜林：《瓦窑沟史前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5年5月21日。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甘肃天水师赵村史前文化遗址发掘》，《考古》1990年第7期。
[31]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1971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
b.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2年春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5期。
[32]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2期。
[3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正定南杨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
[34]张忠培、乔梁：《后冈一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
[35]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南殿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36]郑州市博物馆：《荥阳点军台遗址1980年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
[3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葛石固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1期。
[38]郑州市文物工作队：《青台仰韶文化遗址1981年上半年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7年第1期。
[39]马承源：《甘肃灰地儿及青岗岔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1961年第7期。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功发掘报告——浒西庄与赵家来遗址》，文物出版社，1988年。
[41]同[30]。
[42]a.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
b.李昌韬：《试论“秦王寨类型”和“大河村类型”》，《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
c.杨建芳：《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43]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44]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b.张忠培：《试论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存的文化性质》，《考古》1979年第1期。
[4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西阴村史前遗存第二次发掘》，见《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46]河南省文物管理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发掘报告》(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47]Ekaterina A.Pechenkina,Stanley H.Ambrose,Ma Xiaolin,Robert A.,Benfer Jr.,Reconstructing northern Chinese Neolithic subsistence practices by isotopic analysis,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2005:32,pp.1176-1189.
[48]西安半坡博物馆、渭南县文化馆：《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1期。
[49]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6年。
[50]同[4]。
[51]同[49]。
[52]同[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