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行人”、“行人部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蕃论文,行人论文,敦煌论文,时期论文,部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敦煌文书中的唐五代时期“行人”的含义和吐蕃沙州“行人部落”的性质，中外学者先后进行了探讨，发表了各自的看法，①然而观点各异，至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笔者以为对于这一问题仍有继续讨论的必要，本文拟就敦煌文书中的“行人”之含义、吐蕃敦煌“行人部落”的性质及演变进行考索，提出自己的见解，求教于方家。
一、敦煌文书中的唐五代行人与吐蕃统治前期敦煌的行人部落
据姜伯勤先生研究，唐代的“行人”含义有三种：一为征人、军士、士兵之意。其二为工商人户之意。其三为一般意义上的“旅人”、“路人”、“使人”之意。②敦煌藏经洞出土归义军时期文书中也多次出现“行人”，P.3730号文书《慈惠乡百姓李进达状》云：“慈惠乡百姓李进达右进达，宿生薄福，种果不圆。……□/□官庶事无亏。慈父在日，充行人征行数年。去载四月，不意□/□之役城(？)内有(？)合一□并闱
等，去年早被
骨路达将□/□”③
该件文书中除了这件状文外，前面还抄有数件吐蕃时期寺院牒状，吐蕃时期并未设乡，所以《慈惠乡百姓李进达状》系归义军时期牒状，李进达父“充行人征行数年”，具体职责是从军出征，该文书中的“行人”含义为征人、士兵殆无疑义。李进达父“身充行人”的时间可能在归义军时期，也有可能在吐蕃统治时期。
S.4504号《行人转帖》云：“行人转帖。已上行[人]，次着[上]真(直)三日，并弓箭、枪排、白棒，不得欠少一色。帖至，限今日卅日卯时，于南门外取齐。捉二人后到，决
(杖)七下。全不来，官有处分。其帖人各自是(示)名递过者。十一月五日，队头、副队张帖。”④
队为唐朝军队之基本组织单位，《通典·兵一》云：“凡以五十人为队。”⑤队设队头、副队之职。此文书为归义军军队中的某队召集所属士兵执军器集合执行任务的通知转帖。文书中的“行人”明显是士兵之意。S.6309号《行人转帖》记载：“[以]上行人，官中寒食座屈设，帖至，限今月十日午时于衙内取齐。”⑥这里的“行人”亦即士兵，表明归义军士兵在寒食假日受到官府宴请款待。
此外，唐五代时期敦煌文书中的行人还有一般意义上的路人、旅人之意，如ДX.1462+P.3829号《吐蕃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云：“城中吏庶，更沐来苏；路上行人，皆传颂德。”⑦敦煌文书中还出现有“行客”，敦煌研究院藏《行客王修智卖奴文书》⑧记有从事商业交易的“行客”，这一称谓系专指工商业者，与唐代工商人户“行人”的含义相同。
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逐步占领了河陇西域之地，吐蕃占领敦煌后，开始取消唐朝的乡一级建制，划分部落，敦煌文书中的行人部落也开始出现。
S.1864号《佛说维摩诘经题记》云：“岁次甲戌年九月卅日，沙州行人部落百姓张玄逸……敬写小字维摩经一部”，⑨此甲戌年为公元794年。S.1475号借契记载酉年十一月行人部落百姓张乜奴：“为纳突不办，于灵图寺僧海清处便佛麦陆硕。”⑩吐蕃在敦煌实行突田制，由该借契可知行人部落百姓还要向吐蕃当局交纳突田税。
S.2103号《酉年(公元805年？)十二月沙州灌进渠百姓李进评等请地牒并判》云：“右南沙灌进渠用水百姓李进评等，为已前移灌进□向五石口前，逐便取水，本无过水管道，遂凭刘屯子边卖(买)合行人地一突用水。今刘屯子言是行人突地，依籍我收地，一任渠人别运为。进评等今见前件沙淤空闲地，拟欲起畔耕犁，将填还刘屯子管道地替溉灌。”(11)
李进评等于刘屯子处买行人地一突(突为蕃制，一突等于10亩)用于开挖引水管道，文书中的行人突地当是行人部落的突田。除去交纳突税外，S.5824号《经坊供菜关系牒》记载行人部落与丝绵部落一起为经坊僧人和写经生供菜：“应经坊合请菜蕃汉判官等。先子年已前蕃僧五人，长对写经二十五人。僧五人，一年合准方印得菜一十七驮，行人部落供。写经廿五人，一年准方印得菜八十五驮，丝绵部落供。昨奉处分，当头供者，具名如后：行人大卿、小卿、乞结夕……安国子、田用用、王专，已上人，每日得三十二束。丝绵苏南、触腊、翟荣胡……尚热磨、安和子、张再再，已上人，每日得三十三束。右件人准官汤料合请得菜请处分。”(12)
值得注意的是行人部落只负责为蕃僧五人提供一十七驮蔬菜，而丝绵部落则要为二十五名佛经抄写人员提供八十五驮蔬菜，远多于前者。两个部落的供蔬菜人员中，多数都是汉人，也有几个吐蕃等族人，他们当是自其他地区迁入。根据该文书记载：吐蕃统治前期敦煌地区除了行人部落之外，还有丝绵部落。而丝绵部落又与擘三、上、下等部落同时出现。S.3287号背《子年(公元九世纪前期)五月左二将百姓汜履倩等户口状》记载：“左二将状上……午年擘三部落已后新出生口：男，性奴，出度；女，担娘，嫁与丝绵部落张□下张清清；女，意娘，出度……远远妻，娶同部落吴通下鄯石奴妹女鞠□；女，扁娘；男，迁迁；妻，娶本将程弟奴女。”“左二将午年擘三部落依牌子口：户泛国珎，死……男，不羡，娶左十将索十一女七娘；男住住；(妻，)娶下部落王海女十二。……右通午年擘三部落口及已后新生口如前，并皆依实，亦无隐漏不通。……子年六月一日，百姓泛住住状。”(13)
此文书出现了擘三部落、下部落、丝绵部落。文书中的擘三部落人户被分为午年见在人口和午年后出生人口，午年应是划定部落之年。P.3774号《丑年(公元821年)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中就记有“从分部落午年”字样，(14)公元820年吐蕃在敦煌又重新设定了两个汉人军事部落阿骨萨和悉董萨，取代了以前的部落(详后)。S.3287号文书中的擘三部落、下部落、丝绵部落都存在于820年之前，文书年代在公元786(吐蕃占领敦煌之年)至819年之间。该件户籍状记载左二将在午年后出生的人口，到了子年已有出嫁和出度者，所以午年当为790年，子年为808年。
山口瑞凤先生认为进驻敦煌的吐蕃中翼擘三千户军队管辖着敦煌汉人(包括粟特后裔)组成的上、下二部落，此二部落按左、右将进行编制。(15)擘三部落系吐蕃本部军事部落，英藏敦煌吐蕃文书千佛洞，9，I，37号中有擘三(Phyug tsams)部落使、瓜州节度使、姑臧节度使等吐蕃官员关于吐蕃、唐、回鹘三国会盟的纪念祈祷文。(16)P.t.997《瓜州榆林寺之寺户、奴仆、牲畜、公产物品之清册》记载担任榆林寺寺产财务官岸(mngan)的擘三(Phyug tshams，即Phyug tsams)部落赞拉囊长官(btsan la snang dpon)与其他官员一同清点瓜州榆林寺寺产。(17)则出自吐蕃中翼擘三千户的军队确曾驻扎于瓜州等地，瓜州与敦煌毗邻，所以擘三千户当管辖着瓜沙一带地区。另外敦煌吐蕃历史文书P.t.1287X，Pl.570—571《赤松德赞时代的扩张》记载吐蕃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攻陷河陇地区，赞普赤松德赞对“臣属中凡英勇参与征服多尔部和擘三部者均赐以虎皮制品作标志/vbangs kyi nang na/dor te pyugs tshams ste vdzom(vjom)dpav ba vi mtshan mar/stagi thog bu stsal to/”，(18)据陈践先生教示，此句也可以译为：“多尔部和擘三部之臣属中凡英勇参与征服(河陇地区)者均赐以虎皮制品作标志。”dor te即为多尔部落(dor sde)，pyugs tshams ste即为擘三部落(Phyug tsams sde)，二者都是吐蕃本部中如(ru)的军事千户部落，是攻陷河陇的主力部队。吐蕃攻陷河陇地区后，将该地区分别交给进驻当地的本部中如(ru)多尔部落(dor sde)和擘三部落(Phyug tsams sde)为首的一部分军队来统领。擘三部落当是具体统领瓜、沙、肃等地，以该部落成员为主要骨干建立了吐蕃瓜州节度使等军政机构。
杨际平先生曾对此提出质疑：“宋代，‘擘’字，补革切(《宋本玉篇》卷26《革部》‘革：居核切’)。”中唐时期“擘”字的读音应近于宋，“则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擘’字与‘Phyugs’也并非对音。”并认为所谓擘三部落就是将敦煌居民分成三个部落。(19)对于杨先生这一观点，武内绍人、岩尾一史先生表示赞同。(20)Phyugs即Phyug，实际上在吐蕃时期(公元7—9世纪)，藏语声母中辅音和后置辅音还没有合并或融合成一个音素，不像现在多数方言已合而为一了，这一点国内外藏语研究者已达成共识。据研究藏文phya带下加字ya，在吐蕃时期其后置辅音ya可能就是读成j或接近汉语的介音i，在《唐蕃长庆会盟碑》中，phyi在碑文中音译为“纰”phji[21]。(21)则吐蕃文phya发音为phja，Phyugs先发Pha音，再发ya音(读成j或接近汉语的介音i)，然后发ugs之音，读音相当于“破”，与“擘”字宋代读音“补革切”非常接近，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同。(22)所以擘三即Phyug tsams之对音殆无疑义。根据S.3287号背《子年(公元九世纪前期)五月左二将百姓氾履倩等户口状》内容来看，可以认为进驻河西地区的吐蕃擘三千户(军事部落)管辖着敦煌上部落和下部落，左将属上部落，右将当属下部落，而上部落和下部落可以被统称为擘三部落。
由于吐蕃擘三千户具体统领瓜、沙、肃等地，敦煌的丝绵部落也应归其管辖。S.5812号《丑年八月女令狐大娘牒》云：“丝绵部落无赖抟(？)相罗识人张鸾鸾见住舍半分……经七、八年后，致三部落了监军，借张鸾堂一、南房一、厨舍一、小庑舍，共四口，又借尊严庑舍草院，着马。亦经五、六年，监军死后，两家各自收本分舍，更无言语理论，今经一十八年。”(23)
“致三部落”应指驻扎于河西地区的吐蕃中翼擘三军事部落，“致”为“擘”字的误写，“擘”有分裂、裂开之意，与“致”含义也有相同之处。“了监军”当是擘三部落监军，“了”可能为其姓，亦有可能系笔误衍文。该文书内容表明敦煌丝绵部落也系由驻扎于瓜、沙等地的擘三部落管辖，所以擘三部落监军长期借用丝绵部落民户宅院居住。由此可知，吐蕃擘三部落在蕃占前期管辖着丝绵和上、下等部落。S.5812号文书中的丑年，陈国灿先生考定为公元821年(辛丑)。(24)
山口先生认为左将可推测为上部落中的一个区域，这在敦煌文书中得到部分证明。P.3444号背《寅年(公元810年？)四月五日上部落百姓赵明明便豆契》记载：“寅年四月五日，上部落百姓赵明明为无种子，今于处便豆两硕八斗。”(25)可证明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确有上部落存在，其百姓要从事农业生产。S.2228/1《亥年六月十一日修城役丁夫名簿》云：(一)“六月十一日修城所，丝绵：右一，十二日宋日晟……右二，十一日雷善儿……右三，十一日安佛奴……右四，十一日张延子……右五，九日社斋，十一日田广□……右六，十一日曹保德……右七，十一日张加珍……右八，十二日张达哈……右九，十一日翟胜子……右十，十一日李顺通……右已上夫丁并于西面修城，具件如前，并各五日。上部落十一日李清清……王国子八人，亥年六月十五日毕城。”(二)“(前缺)左七，赵安子……各五日，欠一人；左八，傅太平……欠一人；左九，阴验(？)验(？)……各五日；左十，米和和……已上各五日。”(26)
文书(一)中记载了丝绵部落右一至右十将修城民户姓名和上部落八人修城名单。山口瑞凤先生认为左将为上部落的区域，文书(二)中的左七至左十可能就是上部落所属的将。该文书表明上部落与丝绵部落民户都要修筑城池，应征服役。
据以上论述，可以归纳出三点：(1)行人部落和丝绵部落在S.5824号文书中同时出现，分别是两个部落。而丝绵部落又和擘三、上、下等部落在S.3287背、S.2228/1两件文书中同时出现。所以行人、丝绵、擘三、上、下等部落存在于同一时期。(2)吐蕃中翼的擘三千户一部分军队在吐蕃统治时期驻扎在河西地区，对瓜、沙、肃等州进行管辖，在敦煌管辖着主要由当地汉人(包括在当地定居的粟特裔居民)组成的丝绵、上、下部落。行人部落同样也基本上是由敦煌汉人组成的部落，又与丝绵部落同时存在，也应征服役，交纳赋税，自然也当受到擘三千户的管辖。(3)行人部落和上、下部落都要从事农业生产，(27)并服纳各种劳役赋税，性质相同。根据这三点结论，笔者认为行人部落很可能就是上、下部落。即行人部落又分为上、下二部，称为上、下部落，在敦煌文书中分别以行人部落和上、下部落两种不同的名称与丝绵部落同时出现，直接受驻扎在瓜、沙等地的吐蕃本部擘三千户部落的管辖，所以行人部落(上、下部落)、丝绵部落又被统称为擘三部落。
二、行人部落的性质
前面已经提到中外学者先后对吐蕃敦煌行人部落性质发表了看法。由于当时吐蕃与周边各国长时期处于敌对状态，商业往来很少，敦煌地区的工商业大为衰退，民间交易主要使用麦粟、布匹作为货币，所以姜伯勤先生提出的行人部落系吐蕃攻陷沙州之后编组工商行会而成的部落的观点笔者不能赞同。张广达先生在探讨敦煌行人部落的性质时认为行人部落不仅见于敦煌藏文文书，而且见于M.I.××ⅷ.0036号木简，其为藏文nyan rna'i(’即v)sde一词的对译殆无疑义。nyan rna本为“探子”、“探马”、“细作”，后来转意为“使者”。把行人部落与吐蕃担任刺探军情、巡逻哨卡、传递讯息乃至供应驿骑的任务联系起来，可能接近当时的实际情况。(28)这一观点与山口瑞凤相同。M.I.××ⅷ.0036号实际是新疆米兰出土的纸质文书，该文书托马斯英译相关内容如下：“必须跟随一组犯人……上部卓部落(tsog stod gyi sde)的穆杰波(mog kyen po[？])和信使之部(nyan rnavi sde)的彭拉葛(bong la ku)……这组人(rad pa)受命负责运送八百两(srang)重的物品，与其它信使协力……”(29)M.I.××ⅷ.0036号文书中出现的nyan rnavi sde确切含义为“探子、探马、信使之部”，它究竟设在何处，该文书没有说明，文书出土于新疆米兰，所以它和上部卓部落(cog stod gyi sde)很可能设在西域萨毗地区，而非敦煌地区；此编制在敦煌文书中尚未出现，没有汉藏文书能够明确证明“nyan rnavi sde”就是敦煌“行人部落”的对译。所以窃以为“行人部落”的吐蕃文对译究竟为何尚待探讨。(30)再者据陈践先生研究：敦煌吐蕃文驿传文书已记载吐蕃驿传系统由笼区(slungs)、笼馆负责，并无证据显示敦煌行人部落与驿传有关。
英藏敦煌吐蕃文文书Ch，75，ⅲ号是蕃占时期敦煌比丘尼名录，托马斯先生做了如下译释和说明：“千佛洞，75，ⅲ(卷56，叶39；25×52厘米；35行，优美的楷书字体，一部精心书写的文书)。‘比丘尼光康；沙州Rgod(部落)……邦，项氏才……比丘尼朗雪；沙州丝绵(Dar—pa)部落；白氏海卫；比丘尼……’‘在这些记录中，提到的有一部分部落(Sde)，不是Rgod而是Dar—pa(丝绵)。’”(31)
藤枝晃先生在《敦煌发现的藏文文书试释》(32)一文中，曾将千佛洞(Ch)，75，ⅲ号写卷中的Dar pavi sde、Rgod kyi sde分别译为“丝绵部落”、“阿骨萨部落”。山口瑞凤先生认为Dar pavi sde即丝绵部落，而Rgod kyi sde应直译为“军部落”，而非“阿骨萨部落”。Rgod kyi sde是指从吐蕃本部迁来的擘三千户。(33)后来山口先生又认为在藏文文献里，可能是把军部落和丝绵部落看作是擘三部落管辖下的部落。(34)笔者以为山口先生这一看法更为合理。Rgod kyi sde直译为“武士之部”或“军部落”、“军事部落”，而前面已论述了的唐代传世史料和归义军时期敦煌文书中的“行人”有征人、军士之意，吐蕃时期“行人”含义当与唐朝和归义军时期相同，所以吐蕃敦煌的“行人部落”亦即“军部落”、“军事部落”，“Rgod kyi sde”正是汉文文书中“行人部落”的吐蕃文对译(岩尾一史先生也这样认为，他还认为丝绵部落为民户部落，该部落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一直存在)。行人部落(Rgod kyi sde)与丝绵部落(Dar pavi sde)是公元790-820年间吐蕃在敦煌设置的两个汉人部落，它们正是驻扎在河西地区的吐蕃中翼军事千户擘三部落管辖下的部落，按分工不同而分别组建，一个主要负责征战防御，另一个主要负责农桑生产。行人部落又分为上、下二部，分别称为上部落和下部落。
这一情况在吐蕃文文书中也可得到证明，藤枝晃先生指出在Ch，75，ⅲ号写卷中，“比丘尼的原籍大部分是沙州的dar—pa(pha)hi—sde和rgod—kyi—sde。……在当时的文书里，前者译为‘丝绵部落’，后者译为‘阿骨萨部落’或‘曷骨萨部落’。”“阿骨萨部落似乎是格外更大些的部落……与阿骨萨部落二十一人相比，丝绵部落也有八人”。(35)Rgod kyi sde实即行人部落，藤枝晃先生将其译为阿骨萨部落或曷骨萨部落，系误译。在此尼籍名单中行人部落(Rgod kyi sde)中的女尼为二十一人，是丝绵部落(Dar pavi sde，h即v)女尼人数(八人)的两倍多，也反映了行人部落有上、下两部落，人数是丝绵部落的两倍左右这一实际情况。820年之前敦煌行人部落即军部落，主要负责治安防御和出征作战，当然平时也要从事农牧业生产。而丝绵部落则主要负责养蚕植桑，纺纱织布以及农牧生产。二者成员也都要服劳役并交纳赋税，但丝绵部落承担的赋税劳役相对要多一些。前引S.5824号《经坊供菜关系牒》记载行人部落与丝绵部落一起为僧人和写经生供菜，丝绵部落供菜数量远多于行人部落的原因即在于此。
在其他几件吐蕃文文书中也同时出现有丝绵部落和行人部落。P.t.1166号文书中的吐蕃文杂写出现有：“blon mtsho bzher gyis Dar pavI sde dang rgod gyi sde gnyis gyis khral pon la spring ngo论措热给丝绵部落和行人部落二者税务官的信函。”(36)P.t.1166号文书中的杂写正反映了当时在敦煌设立了丝绵和行人二部落的情况。
P.t.1077《都督为女奴事诉状》中出现有rgod gyi brgyevu rje，王尧、陈践先生译为“军中‘百官’”，另外在文书中还出现有丝绵部落(Dar pavi[sde])。(37)匈牙利学者乌瑞(G.Uray)先生认为该文书中的rgod gyi brgyevu rje可以译为“猛士”的“小百户首领”。(38)日本学者武内绍人先生认为brgyevu rje(百户主)即为lnga bcu rkang(五十岗)，亦即将或将头。(39)笔者认为P.t.1077《都督为女奴事诉状》中的rgod gyi brgyevu rje可译为行人部落百户主，为该部落的基层官员。P.t.1077号与P.t.1166号正是790-820年吐蕃在敦煌设置行人、丝绵二部落时期的文书。英藏敦煌文书千佛洞，86，ⅱ号文书的背面记载：“鸡年春，军士(Rgod)令狐林六之妻宋三娘，在受雇于白乌香时，向令狐什德之女佣借得四只杯子。”(40)Rgod可以译为行人，此文书表明令狐林六属于敦煌行人部落。
与吐蕃军事部落(Rgod kyi sde)相联系的是吐蕃本部属民有“桂”(rgod)、“庸”(g·yung)之分，“桂”(rgod)即武士之意，桂是吐蕃本部执行军事任务的高等属民，吐蕃本部划分了六十一个军事部落，其中就包括擘三部落在内。(41)“桂”(rgod)身份较高，是军队作战的主力，“庸”(g·yung)则从事农牧业生产，交纳赋税，其身份较低，属于下等庶民和奴仆。
吐蕃占领河陇西域之后，在这一地区也出现了“桂”(rgod)，如新疆出土的73RMF26：16号木简云：“农田使官(zhing pon)拉罗领受属桂(rgod)之田一突。”(42)敦煌汉人军事部落的建立无疑受到了吐蕃本部军事部落(Rgod kyi sde)制度的影响，但“桂”(rgod)、“庸”(g·yung)制度在敦煌已发生变化(详后)。
三、吐蕃统治后期的敦煌行人三部落
由于吐蕃统治下敦煌汉人的地位日益重要，不容忽视，吐蕃当局也逐渐调整了统治策略，于公元820年在敦煌原有的行人、丝绵二部落的基础上，重新设置了阿骨萨和悉董萨两个独立的汉人军事部落。它们频繁出现于820年之后的蕃占时期敦煌汉藏文书中，而行人、上、下、丝绵等部落随之被取代，不再出现。P.t.1089号《吐蕃官吏呈请状》记载了吐蕃在沙州编制两个汉人军部落的情况：“但自去年[鼠年]以来，沙州汉人组成军团之后，随即定下了千户长和小千户长的[职位]。”“鼠年之夏，大尚论到边境举行陇州(long cu)会议之际，将把沙州汉人分成两个部落(sde gnyis)，分派公务与任命官员，并下达布告。”
组成军团即成立军部落。经山口瑞凤、杨铭先生考证，鼠年即为820年。(43)这件文书中出现了敕命递送大臣论悉诺热合乾(phrin blon stag bzhre rgod khyung)，二位先生认为此人就是公元821年《唐蕃长庆会盟碑》北面第17行记载的“给事中勃兰伽论悉诺热合乾(bkavi phrin blon bran ka blon stag bzhre hab ken)”，所以P.t.1089号《吐蕃官吏呈请状》与821年《唐蕃长庆会盟碑》年代接近。由于此两人官职相同，姓名也仅有最后二字不同，而rgod khyung与hab ken又发音相近，可能是同名异写，所以此二人很可能是同一人。岩尾一史先生则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二人姓名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应该是两个不同的人，故而鼠年即为820年不能成立，具体为哪一年还有待研究。(44)实际上敦煌藏汉文文书中都经常出现人名同名异写的情况，不足为奇，此二人应该是同一个人。
另外杨铭先生认为P.t.1078《悉董萨部落土地纠纷诉讼状》对于820年吐蕃在沙州将汉人百姓编成汉人二军事部落之事也提供了证据。该件文书记载悉董萨部落姓王的两兄弟与邻居窦氏因土地纠纷争执不下，某吐蕃官吏把有争议的田地据为己有，占用近二十年。后来，“自沙州百姓编军(vbangs rgod)分出之后”，王氏提出申诉，要求当局归还其地。吐蕃官吏占田的时间为808年，王氏申诉要求归还其地的时间为824年，这段时间正好符合文书所记土地占用“近二十年”。所以这件文书反映了820年吐蕃在沙州将汉人百姓编成汉人军事部落的事实，并表明“悉董萨”即军事部落之一。(45)阿骨萨部落和悉董萨部落的藏文转写分别为rgod sar gyi sde和stong sar gyi sde，直译为“新武士部落”和“新千户部落”，均有军事部落的含义，这两个部落就是军事部落。它们保持独立，不再是吐蕃本部中翼(如)擘三千户的直接下属部落。与吐蕃本部的千户部落相类似，平时由部落使及其下属官吏组织部落民户进行农牧业生产，交纳赋税，应征服役。战时则按部落成员身体强弱及职业特点编成由充当作战主力之“射手”(vphongs)和负责承担“射手”的一些杂务并参与作战的“护持”(dgon)两部分人员组成的军事编队出征，“射手”(vphongs)为桂(rgod)，“护持”(dgon)为庸(g·yung)，只不过二者身份并无高低贵贱之分。(46)比之以前的行人部落和丝绵部落，这两个部落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至于820年以前的行人部落，窃以为该部落由擘三千户直接管辖，主要负责敦煌地区的防御治安，并出征作战，其部落成员军事编队方式当与后来的阿骨萨部落和悉董萨部落相同。汉人被划分为桂(rgod)、庸(g·yung)者身份同样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充作桂者在出征作战时充当主力，被定为庸者在作战时主要承担后勤杂务，并且也参加战斗。
吐蕃在敦煌先设置由本部军事千户部落直接管辖的汉人行人部落和丝绵部落，然后又将这两个部落都设置成独立的行人部落(军事部落)，这一做法也应该是源自本部地区。藏文史籍《拉达克王统记》记载吐蕃先王聂墀赞普时期有：“四卫戍部保卫陛下，四十四个豪奴东岱征服外敌，四十四个驯奴东岱管理内务。”(47)乌瑞先生认为这实际记载的是8世纪初期三四十年间通行的吐蕃王朝的国家组织形式，也许早在7世纪下半叶时这一组织形式已经通行。豪奴东岱就是军事千户部落(rgod stong sde)，主要负责军事行动，驯奴东岱就是民户千户部落，主要负责农牧业生产。后来到了赤松德赞时期(755-797年)，吐蕃本部设有五茹六十一个军事千户部落，不再设有民户千户部落，这应该是吐蕃执政者对后者进行改编合并，将它们都变成了军事千户部落。吐蕃在敦煌同样采取了这些做法，也体现了当地汉人地位的逐步提高。
此后，吐蕃在敦煌又编成了一汉人军部落，即Ch.73，XV5号等吐蕃文文书记载的悉宁宗(snying tshom)部落，(48)该部落地位与阿骨萨部落和悉董萨部落相同，它们在敦煌文书中统称为沙州三部落。据山口瑞凤先生考证悉宁宗(snying tshom)部落设置于公元824年之后，其具体设置年代尚不能确定。(49)
敦煌文书ДX.1462+P.3829号《吐蕃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中有如下内容：“大蕃古沙州行人三部落兼防御兵马及行营留□/□记曰：国之治也、道泰寰被……□/□其监军论、宗源本吐蕃国人，望高则大□□□□□□曾皇祖论乞利悉耶，名悉囊西，征勃律国行军大节度使……皇考君，论乞利陁欻临波，任宰相幕府兼度支使……既监军论字号董勃藏，名金刚，敕补充沙州三部落兼防御兵马行营留后大监军使，授大鍮石告身。”(50)
此功德记的写作年代据考证为824年以后。文书开头记载：“大蕃古沙州行人三部落兼防御兵马及行营留□/□”，这一行文字当是该功德记的标题，前面留存部分正是吐蕃官员监军论董勃藏的职衔，论为吐蕃官员之意。文书首先指出监军论董勃藏系吐蕃人，在记述了董勃藏之曾祖、高祖、祖、父在吐蕃的任职情况和功业后，又提到董勃藏名金刚，所任官职全称为“沙州三部落兼防御兵马行营留后大监军使”，为吐蕃统治敦煌的高级军政长官。将其与文书开头标题“大蕃古沙州行人三部落兼防御兵马及行营留□/□”相对照，可以发现沙州行人三部落正对应沙州三部落。敦煌文书中的沙州三部落系指阿骨萨、悉董萨、悉宁宗三个独立的敦煌汉人军事部落。那么据上引《吐蕃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的记载可知阿骨萨、悉董萨、悉宁宗三个军事部落可总称为行人三部落，而前面已论证了行人部落即军事部落，正与此相符。
P.2449V0号《尼患文》中有对吐蕃瓜州节度使论悉殉乞利塞去罗的一段赞文：“流沙僧俗，敢(感)荷殊恩；百姓得入行人，部落标其籍信。”(51)此中的“行人”同样正是征人、军士之意，该文书称颂的正是吐蕃政权在公元820年以后将敦煌汉人全部编成独立的军事部落，使其地位得到提高的善举。
公元790-820年期间吐蕃在河西地区驻扎有擘三千户，下辖敦煌行人、丝绵部落，这两个部落在820年被改建成阿骨萨部落和悉董萨部落两个独立的军事部落，二者的藏文转写为rgod sar gyi sde和stong sar gyi sde。阿骨萨部落(rgod sar gyi sde)应是从行人部落(Rgod kyi sde)演变而来，而悉董萨部落(stong sar gyi sde)的前身当系丝绵部落(Dar pavi sde)，由于此时敦煌汉人部落都成了独立军事部落，都可称为行人部落，所以原来的行人部落(Rgod kyi sde)改称为阿骨萨部落(rgod sar gyi sde，新行人部落)以示区别。而丝绵部落则易名为悉董萨部落，表明该部落已成为独立的新军事千户部落。S.5812号《丑年八月女令狐大娘牒》中出现有丝绵部落，前面提到该件文书年代丑年陈国灿先生考证为821年，此时丝绵部落已于820年改建为悉董萨部落，由于易名不久，所以文书沿用了该部落原来的习惯称号，这也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晚的出现有丝绵部落的敦煌文书。这一情况也同样有力证明了沙州汉人二军事部落确实成立于820年，在此之后当地原来的行人、丝绵二部落便不复存在。
820年以后，敦煌汉人部落成为独立的两个军事部落，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820年之前敦煌行人部落内部有上、下两部落，按左右将编制，规模约为丝绵部落的两倍。行人、丝绵两个部落820年后分别成为阿骨萨部落和悉董萨部落，仍然保持了原有规模。这一点可以在P.t.1089号《吐蕃官吏呈请状》中得到证明：该文书记载在公元820年成立的敦煌汉人二部落中，有一个部落设置的职官名额较多，比另一个部落多设置了小千户长(stong cung)、财务官(mngan)、总水官(spyivi chu mngan)、部落营田官(sdevi zhing pon)等重要官职，基本上相当于一个部落的职官设置，(52)说明该部落较大，人数为另一部落的两倍左右，它的前身应是820年之前的敦煌行人部落。820年该部落康塞堂(khang sevu tam)为副千户长(stong zla)，敦煌文书《大蕃纥骨萨部落使康再荣建宅文》则记载847年纥(阿)骨萨部落使(实为汉人担任的副千户长)为康再荣，(53)《册府元龟》记载吐蕃职官为父死子继，“绝嗣则近亲袭焉”。(54)这表明康氏家族一直担任由原来的行人部落改编而成的敦煌阿骨萨部落的汉人部落使。
至于再后来成立的悉宁宗(snying tshom)部落，据敦煌吐蕃文文书Ch.73，XV5号记载：悉董萨部落有10将，阿骨萨部落有10将，悉宁宗部落有9将。(55)笔者以为悉宁宗部落当是从阿骨萨部落中分出。阿骨萨部落原有19将，分出悉宁宗部落后只剩下10将，数量与悉董萨部落相等。悉宁宗部落成立后，敦煌共有三个独立的汉人军事部落，这也就是敦煌汉藏文书中经常提到的沙州三部落或沙州汉人三部落。
注释：
①参见[日]那波利贞：《唐代行人考》，《東亞人文学報》三卷四号，1944年；[日]藤枝晃：《吐蕃支配期の敦煌》，《東方学報》(京都)第31册，1961年；姜伯勤：《敦煌文书中的唐五代“行人”》，《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日]山口瑞凤：《講座敦煌》2，《敦煌の历史》，《吐蕃支配時代》，大東出版社，1980年，该文由高然汉译为：《吐蕃统治的敦煌》，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兼论敦煌行人部落》，《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陈践践(即陈践)：《笼馆与笼官初探》，《藏学研究》第7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179页；[日]岩尾一史：《吐蕃支配下敦煌の漢人部落——行人部落中心に——》，《史林》2003年第4期。
②参见姜伯勤：《敦煌文书中的唐五代“行人”》，《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
③《法藏敦煌西域文献》27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
④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413页。
⑤(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94页。
⑥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412页。
⑦李正宇：《吐蕃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两残卷的发现、缀合及考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页。
⑧参见施萍婷：《本所藏敦煌唐代奴婢买卖文书介绍》，《敦煌习学集》上，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⑨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14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13页。
⑩《英藏敦煌文献》第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11)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374页。
(12)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412页。
(13)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378—379页。
(14)丑年由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考证为公元821年，参见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284页。
(15)参见[日]山口瑞凤著、高然汉译：《吐蕃统治的敦煌》，《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辑，第52—53页。
(16)参见[英]F·W·托马斯(Thomas)著，刘忠、杨铭译：《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84—85页。
(17)参见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藏文部分第29页。
(18)参见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2、294页；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页，该书将pyugs tshams ste译为秋琛部，系按现代藏语读音音译。
(19)参见杨际平：《吐蕃子年左二将户状与所谓“擘三部落”》，《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
(20)参见Tsuguhito Takeuchi(武内绍人)，"Tshan:Subordinate Administertive Units of the Thousand Districts in the Tibetan Empire",Unites of the 6th Sen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Fagernes,1992,Volume2,edited by Per Kvaerne,Oslo,1994,p.858；[日]岩尾一史：《吐蕃支配下敦煌の漢人部落——行人部落中心に——》，《史林》2003年第4期。
(21)参见华侃：《吐蕃时期phya和bra的读音考》，《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王尧：《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22)“补”字《广韵》为博古切，发音为pu；“革”字《广韵》为古核切，发音为kaek。参见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05页。
(23)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287页。
(24)参见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史事新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3页。
(25)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80页。
(26)《英藏敦煌文献》第4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页；参见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404—403页。
(27)S.1475号4V《酉年下部落百姓曹茂晟便豆种帖》云：“酉年三月一日，下部落百姓曹茂晟，为无种子，遂于僧海清处便豆壹硕捌斗。”表明下部落百姓也要进行农业生产。见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83页。
(28)参见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兼论敦煌行人部落》，《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第186页。
(29)F.W.Thomas,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partⅡ,pp.51—52,London,1951.
(30)参见[日]岩尾一史：《吐蕃支配下敦煌の漢人部落——行人部落中心に——》，《史林》2003年第4期。
(31)[英]F·W·托马斯(Thomas)著，刘忠、杨铭译：《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第63—64、421页。该书中文译者将Rgod译成阿骨萨(rgod sar)，系误译，笔者在引文中对照托氏英文版原书(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partⅡ，pp.71—72.)予以更正。
(32)该文收入《内陸アジア史论集》，内陸アジア史学会，1984年，第140—155页。后由徐秀灵、陈国灿译成中文，载于《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
(33)参见[日]山口瑞凤：《沙州汉人による吐蕃二軍团の创立とmkhar tsan軍团の位置》，《東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研究施設研究紀要》第4号(1980)，第32页。
(34)参见[日]山口瑞凤著、高然汉译：《吐蕃统治的敦煌》，《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辑，第55—56页。
(35)[日]藤枝晃著，徐秀灵、陈国灿译：《敦煌发现的藏文文书试释》，《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
(36)Tsuguhito Takeuchi,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p.178,plates,p.14,Daizo Shuppan,Tokyo,1995;[日]岩尾一史：《吐蕃支配下敦煌の漢人部落——行人部落中心に——》，《史林》2003年第4期。
(37)参见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第56、61页；藏文部分第73、90页。
(38)参见[匈]乌瑞著、吴玉贵译：《公元九世纪前半叶吐蕃王朝之“千户”考释》，《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二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52页。
(39)参见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69—270、280页。
(40)[英]F.W.托马斯(Thomas)著，刘忠、杨铭译：《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第35页。
(41)参见黄颢：《〈贤者喜宴〉摘译(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42)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43)以上见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第118、122—123、128—129页；王尧、陈践：《吐蕃职官考信录》，《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
(44)参见[日]岩尾一史：《吐蕃支配下敦煌の漢人部落——行人部落中心に——》，《史林》2003年第4期。
(45)参见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44—46页；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79页；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第25页。
(46)参见陆离：《吐蕃统治敦煌基层兵制新考》，《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47)[匈]乌瑞著、王青山译：《〈贤者喜宴〉分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藏族研究所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一集，1983年，第122页。
(48)参见[英]F.W.托马斯(Thomas)著，刘忠、杨铭译：《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第71页。
(49)参见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第26—27页。
(50)《俄藏敦煌文献》第8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页；《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8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页；参见李正宇：《吐蕃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两残卷的发现、缀合及考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第250页。
(51)《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
(52)参见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第123—124页。
(53)参见罗福苌编：《沙州文录补》，《罗雪堂先生全集》四编第12册，台北大通书局1972年版，第5838—5839页。
(54)(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961《外臣部·土风三》，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36页。
(55)参见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第273—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