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强度 、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的互动机制分析
袁晓玲，李 浩，邸 勍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二者间的良性互动，对促进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化至关重要。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3—2016年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的面板数据，应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在全国层面，产业结构升级在促进生态环境优化的同时，弱化了环境规制强度；环境规制具有“倒逼”机制，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也能促进生态环境优化；分区域看，产业结构升级均有利于区域生态环境优化，但受资源禀赋等异质性因素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之间的互动机制存在差异。发挥环境规制的功能性作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的可行性路径。
关键词： 环境规制；产业升级；生态环境；三阶段最小二乘法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靠“市场换技术”等外资驱动发展战略，创造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依靠中国人的“干劲”与“闯劲”，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然而，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相对于全球经济转型升级加快，产业分工逐步细化等状况，我国在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存在大量的“僵尸”企业。高端产业发展不够和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占有严重不足，一些关键设备、核心零部件等严重依赖进口等。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日益面临资源约束趋紧、大气雾霾、水体污染、土地沙漠化等“瓶颈”问题。《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2016年监测的中国338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仅占24.9%，未达标的城市却占75.1%。[1]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不平衡、创新驱动能力不足、高端产业发展不充分等问题日益突出。低端化的产业价值链与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不仅损害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良好形象，同时也给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埋下了隐患。[2]2018年3月以来的中美贸易战、历次美国对华301调查及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日益面临资源环境约束等“瓶颈”问题，均昭示着中国环境治理、产业结构升级的紧迫性。
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高质量发展的理念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彻底扭转我国资源环境约束的局面提供了新契机。那么，环境规制基本上是一种政府行为，产业结构升级更多的是一种企业行为，环境规制在推动环境污染治理的同时，能否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激励机制？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三者间是否存在一种良性互动机制？如果存在的话，其互动机理怎样？这种互动机制在区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基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理念，构建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的互动关系框架，应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以期对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建议。
在数学解题教学中，如果教师只是一味讲解，往往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学生很可能出现诸如此类现象：教师讲时都懂，但自己做就不会了；教师课上讲过的题目会做，但稍有变化就不会了．究其原因，往往就在于“留白”不够，学生总是在高强度地接收着教师传递的信息，而缺少自己反思、消化的时间，教师所讲述的解题思路与要领并未内化到学生自身的认知结构之中，因而当学生独自面对相似的问题情境时便又手足无措．鉴于此，数学教师在讲解完一道题或者一类题之后，应当适当留白，给学生回顾整合的机会，从而实现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不是“就题讲题”、追求数量．
二、互动机理与研究假说
(一)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也是产业结构效率或水平提高的过程或状态。理论上，企业会遵从成本约束及利润最大化的原则，环境规制的实施会在企业及产业群体内部进行一种强制性的“精洗”，会诱导企业不断调整生产行为和资源的再配置，使得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环境规制既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生产成本、进入壁垒等措施限制企业进入数量及进入领域，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占比下降；还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国际贸易、创新补偿等传导机制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倒逼污染产业转移、规模缩减及清洁产业的相对增加。在严格的环境规制下，资源密集型、重度污染的初级产品的净出口降低，而环保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产品有所增加，进而达到产业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的目的。[3]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会给予企业创新环保节能技术的动力，刺激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清洁生产，提高企业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尤其是在不考虑环境规制竞争时，我国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且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环境规制自身具有“倒逼”机制，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
(二)环境规制强度与生态环境优化
统筹生态环境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性是政府实施环境规制的目标指向。理论与实践已证明：环境规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环境规制强度会直接影响政府和企业的环境成本。企业的“逐利动机”及政府绩效的唯“GDP”动机会促使经济发展落后地区通过放松环境规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吸引更多的FDI，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区也会因此而成为跨国企业“污染避难所”；二是环境规制的实施给予企业创新环保节能技术的动力，鼓励清洁产品创新和清洁生产，进而达到优化生态环境的效果；三是环境规制提高了污染企业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迫使污染企业转移，优化了企业所在地的生态环境。[4]从“产业生态学”视角看，环境污染对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性，倒逼政府颁布环境规制政策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优化。[5]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2：环境规制的实施影响企业投资行为，“倒逼”企业使用环保节能技术，进而使得企业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得到优化。
(三)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
经济增长是一个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不断升级的过程。自Grossman & Krueger(1995)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以来，相关研究表明，产业升级和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即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产业发展会加剧环境污染，当经济发展达到某个临界点或“拐点”之后，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改善环境。[6]其中，第一产业的发展对水环境有破坏作用，但对大气环境和固体环境有显著的改善作用；第二产业对水环境、大气环境和固体环境都有破坏作用；第三产业对水环境、大气环境和水环境有积极的改善作用。[7]生产技术在生产规模和资源方面应用的变化会直接影响生态环境中工业温室气体的排放。[8]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9]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三者之间存在一种互动逻辑关系，即：环境规制的实施→企业知识积累→企业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生态环境优化；反之，生态环境既是环境规制制定的重要依据，又是管理部门吸引外资投资、鼓励企业技术创新，促使产业结构升级的前提条件。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3：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三者间存在良性互动关系。
(四)区域异质性因素的存在，使得三者之间互动机制发生变化
由于区域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及宏观经济政策等的差异，使得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存在资源分布不均衡、生态环境良莠不齐、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等问题。区域异质性因素的存在会导致环境规制的差异。一些高污染企业为规避政府环境规制的监管，会把污染产业向环境规制弱或约束小的区域转移。事实上，我国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环境效应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7]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地区则增加了污染产业的比较优势，使得这些区域的产业承接及后续的经济发展必然以牺牲环境成本为代价，进而成为新的“污染避难所”。[10]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4：由于地区异质性因素的存在，使得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之间的互动机制存在差异。
三、研究设计：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一)模型构建
由前文分析可知，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机制。在这种彼此互相影响的条件下，如果采用单一方程很难有效描述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此，本文构建包含环境规制方程、产业结构方程与生态环境的联立方程组，分别将环境规制(er)、产业结构(cyjg)与生态环境(env)视为内生变量，并对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方程如(1)、(2)、(3)所示：
除星光效应外，只有半透明或透明且色彩鲜艳的刚玉才能称做宝石。红色并含铬元素的刚玉呈红色调，故被称为红宝石；蓝色的蓝宝石则是因为含有了微量的钛和铁元素。
cyjg it =α 0+α 1er it +α 2env it +βX it +ε it (1)
er it =φ 0+φ 1env it +φ 2cyjg it +δY it +e it (2)
env it =γ 0+γ 1er +γ 0cyjg it +ηZ it +μ it (3)
在上述三个方程中，i 和t 分别为我国不同省份与年份，ε 、e 、μ 为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
方程(1)是以产业结构为被解释变量，考察环境规制强度、生态环境优化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借鉴已有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成果[11]，选取外商投资、国际贸易、企业进入、市场化程度、技术创新指数的等变量作为其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控制变量，用X进行表示。
1.生态环境。本文采用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环境综合评价中心制定的“环境质量、污染排放、环境自净能力关系”所测算的环境指数为标准，选取其中的环境综合质量指数进行评价。[14]选取的排污指标主要包括：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烟(粉)尘排放总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固体废物产生量、生活垃圾清运量、化肥施用量、氨氮排放量；环境吸收所选取的指标主要包括：城市绿地面积、城市平均相对湿度、年降水量、水资源总量、湿地面积、森林面积。对上述相关基础数据，本文首先利用极值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利用熵值法求得各类子指标权重ω j ，再利用公式：
k=1，2，…n;i=1，2，…，m分别求出污染排放指数与环境吸收因子指数。
方程(2)是以环境规制为被解释变量，考察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借鉴已有环境规制强度相关研究成果[12]，选取外商投资、国际贸易、企业进入、市场化程度、社会需求、人口密度、受教育程度、城镇化程度、人均生产总值、隐性经济水平等变量作为其他影响环境规制强度的重要控制变量，用Y进行代表。
Q 1:燃烧室输出到水浴的热量;Q 2:水浴传递给管程内LNG的热量;C:水的热容;T 1:水浴温度;T 2:管程LNG的温度;R:水浴传热热阻;Gp 1:主被控对象(NG出口温度);Gp 2:副被控对象(水浴温度);Gc1:主回路控制器;Gc2:副回路控制器;τ:副被控对象时滞;τ1:主控对象存在时滞;J(s):燃料气的干扰;E(s):入口LNG的干扰;GE(s):入口LNG的传递函数;Ge(s):前馈补偿通道函数;Y 1(s):主回路的输出;Y 2(s):副回路的输出。
方程(3)是以生态环境为被解释变量，考察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规制强度对生态环境优化的影响。借鉴已有生态环境优化相关研究成果[13]，选取外商投资、国际贸易、企业进入、市场化程度、社会需求、技术创新、人口密度、受教育程度、城镇化程度、人均生产总值、居民消费水平等变量作为其他影响生态环境优化的重要控制变量，用Z进行代表。
（1）技术措施制定更具科学性。以往井队把作为参考书的技术交底作为辅助内容，靠经验打井，势必出现以往经验老套、新的经验不成熟等问题。技术交底作为指导书以大量的实钻数据和邻井资料为依据，由公司技术专家制定，具有科学性。
(二)变量选取
本文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时间跨度为2003—2016年。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所有基础数据主要来自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港、澳、台和西藏地区)各期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相关变量选取和数据处理作如下说明：
评价区内主要分布以上更新统冲洪积砂砾卵石为主潜水含水层，自西南部山前向东北部，含水层厚度逐渐增大，揭露厚度为55.778～95.712 m，概化为非均质各向同性介质。第四系潜水含水层的水力坡度为0.385‰～1.251‰，根据地下水动态观测资料[1]，天然状态下地下水水力坡度变幅不大，渗流符合达西定律。因评价区地下水埋深较大，不存在垂向水量交换，因此将潜水含水层概化为准三维流。地下水流各要素随时间变化，概化为非稳定流。
导致仿真与实测结果存在误差的因素有很多[9]：一、LTCC工艺精度的误差，线宽、线间距以及层间对位等均存在一定的误差。二、测试时引入的误差，底板夹具及SMA头等必然会带来一定的损耗及阻抗变化。所以，仿真设计结果应当比指标要求略好，为加工误差留有一定的余量。
例如：有机硅材料耐低温达到零下70度以上，耐高温达到250度以上，1969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月时穿的鞋就是有机硅材料的。航天、航空使用的密封材料都是有机硅的。有机硅在纺织品上使用，能增加5倍的强度，能增强纺织品的柔性，防尘防水，不用有机硅材料就没有高档的纺织品。在建筑上使用有机硅材料，是最高端的防水剂。所有的高档化妆品都离不开有机硅材料。在医院所有使用的人造器官、人造血管，都是有机硅材料的。有机硅材料是高分子领域，最优质的耐老化、耐紫外线耐臭氧的材料。总之，有机硅新材料在各行各业，无所不在。
其实以门派身份而产生的正邪之分实无必要，单纯以此来分善恶更是可笑至极，谁家还没有三两好汉，谁家又缺得了集合无赖？名门如昆仑派，几十年前的前辈何足道，自在洒脱，武艺高强，令人心折。几十年后的后辈何太冲夫妇，气量狭小，忘恩负义，让人作呕。若要给他们扣帽子，昆仑派究竟是正是邪？
分别计算出各省份、城市历年的生态环境综合质量指数。
2.环境规制。环境规制强度反映政府在环境治理上付出的努力和决心。一个地区的环境规制越严格，说明政府对环境治理的投资额度与决心较大。[12]本文借鉴胡建辉等(2016)[12]的做法，从各地区实际污染治理投入的角度对环境规制强度进行衡量，具体的衡量指标为(本年度实际污染治理投入/第二产业增加值)1000。
最后利用关系式：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污染排放指数(1-环境吸收因子指数)
为避免所选变量存在单位根可能导致的伪回归问题，本文利用LLC方法对各变量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均在较高置信水平下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即各变量不存在单位根数据平稳问题。本文可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分别考察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的关系。
4.外商直接投资。外商投资的企业具备“污染避难所”“污染光环”的双重特征。[17]本文借鉴张林等(2014)[17]的做法，使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指标进行表示。由于国内统计资料中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数通常以美元计价，因此本文首先需要把各年年末汇率中间价换算成以人民币计价的价格，然后采用永续盘存法对其进行估算。
5.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不仅从宏观层面影响国家的供给和需求，影响该国家的产业结构产生变化，而且还会在微观层面上通过改变商品结构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12]本文参考徐婧和孟娟(2015)[18]的做法，选用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来表示贸易开放程度。
6.社会需求。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直接影响着以生产资料为基础的产业结构的变动，不同的投资需求又决定着不同的产业结构变化。本文借鉴胡建辉(2016)[12]的做法，选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作为社会需求的代理指标。
“S绞尽脑汁，终于灵光一闪，解铃还须系铃人，他跟Y相爱时，谁最有找人盯梢的动机或嫌疑呢？当然是前妻曲。他拿着那帧照片去找Y，Y大惊失色，没想过在床上大显身手时会被镜头捕捉。Y也想到了曲。Y现在很幸福。她再婚了，还生了孩子。她将前夫及其负面影响像大扫除从脑海和内心清理得一干二净。她发现远离了S，新生活才真正开始。但她仍对曲恨得牙痒痒的，认为曲是造成那几年她差点崩溃的根源，而不是她给对方带来了不幸。她始终认为，曲是一个滑头，S上了曲的当。S摇了摇头。也许没有人能做到真正的公允或客观。”
7.企业进入。环境规制一方面限制被规制行业的企业进入数量，势必会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占比下降；另一方面会对进入企业设置更高的环保“门槛”，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企业的产业结构，间接地降低了区域环境污染程度。本文使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对企业进入状况进行衡量。[12]
8.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一方面会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促进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另一方面会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劳动力发生转移与产业结构的变化。[11]此外，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可以改善一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节能效率。本文借鉴肖兴志和李少林(2013)[11]的方法，选取各地区2003—2016年的专利数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方程中。
9.城镇化程度。城镇化一方面会导致城市公共及私人交通的密集使用，增加城市化石燃料消费；另一方面会使得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市场需求膨胀，会带来钢铁、建材、水泥等高能耗行业的增长，进而导致生态环境污染。本文的城镇化水平用“年末城镇人口在地区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进行表示。[12]
11.隐性经济。隐性经济作为制度弱化的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环境管制的绩效。借鉴杨灿明(2010)[19]等相关研究结论，对我国2003—2016年各省市隐性经济规模分别进行测算。本文分别采用税收负担、政府管制、失业率、个人可支配收入和自我就业率作为隐性经济的原因变量，将实际GDP增长率和劳动参与率增长作为隐性经济的指标变量。
级配碎石是一种古典的路面结构层，常用几种粒径不同的碎石和石屑掺配拌制而成，粗、中、小碎石集料和石屑等材料各占一定比例的混合料，且其颗粒组成符合规定的级配要求。低标号混凝土的渗透性强，而且脆性低，在使用的过程中不需要与预应力和纤维增强技术进行结合。在房屋建筑施工中运用级配碎石+低标号混凝土进行封顶，能够保证房屋建筑的密闭性和稳定性，既实现了基底材料的均匀性，又保证了建筑沉降量大致相同。
10.市场化程度。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对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速度有直接影响，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发生改变，能够影响到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12]本文的市场化程度用“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就业人口在地区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表示。[12]
水泥混凝土路面是我国现阶段高等级路面之一。在使用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特性的影响，路面病害时常发生。其中，反射裂缝病害就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病害。在水泥混凝土路面加铺沥青混凝土面层，一旦处理不当，不仅会导致病害的发生，还会对人们的出行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在绿色理念下，本文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论述。
12.公众环保意识。考虑到政府管理体制、人力资本以及地区经济水平等变量会对公众环保意识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借鉴原毅军和谢荣辉(2014)[20]的做法，选取人均居民消费水平、人口密度与人均受教育年限三种指标来描述公众的环保意识。
此外，本文还引入了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县教育会计集中核算中心以及各个教育单位要积极和国家教育部门、市政府、财政部门及时沟通交流，通过有效的沟通交流为教育行业的发展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和教育专项资金。在教育专项资金筹集的过程中需要按照全面、持续的发展战略，全方位、多层次的筹集专项资金费用，优化投资方向，从而更好的推动教育事业发展。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检验
3.产业结构。相关研究表明，第二产业相比较第一、第三两个产业来说更容易引发环境污染问题，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环境污染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通常选取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各地区产业结构状况。[15]但是，由于主要工业化国家在经历信息技术革命的冲击后，经济结构的服务化逐渐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特征。为刻画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倾向，本文选取“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评价指标。[16]
(一)全国回归结果分析
表2 全国回归结果
括号内为Z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方程(1)是环境规制强度与生态环境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其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环境规制强度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促使产业结构升级2.1个百分点。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理解为：环境规制的实施首先可能要求新设立的企业进行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倒逼”企业使用环保新技术与新设备，无形中提高了新进企业技术和资本“门槛”。其次，政府还会通过制定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及惩罚措施等强度不同的环境规制，促使企业的生产过程须采用先进生产技术与环保技术，“倒逼”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最后，强度不同的环境规制，还会通过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和国际贸易等“壁垒”，促使企业对产业结构、管理模式和技术水平作出升级或调整，进而形成内部激励，促进产业结构向高质量方向转型升级。可见，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一种“倒逼”机制，验证了假说1。
方程(1)的回归结果还显示：生态环境与产业结构之间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生态环境优化对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且生态环境每优化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将升级0.6百分点。可以理解为：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政府制定的环境规制强度较大，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较强。在环境规制强度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下，为保持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企业会自觉提高社会责任感，不断加强生产工艺与对技术条件进行调整，促进产业向污染物排放少，生产效率高的方向调整。反之，如果企业与公众的环保意识较差，对环境污染习以为常，具有适应感而不具备负罪感，这会对企业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消极影响。
此外，外商投资、国际贸易、市场化程度、企业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但是企业进入会抑制产业结构升级。
方程(3)是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环境优化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产业结构、环境规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产业结构每升级1个百分点，生态环境将优化9.3个百分点；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生态环境将优化5.9个百分点。表明政府部门通过制定环境规制不仅可以改善生态环境，还会影响企业投资行为，“倒逼”一些高污染企业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技术改造、提高生产工艺、减少污染物排放等措施促使其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当地生态环境优化。在此，也验证了假说2。此外，外商投资、国际贸易、社会需求、技术创新、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均能有效优化当地生态环境。
方程(2)探讨了产业结构升级、生态环境优化等因素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产业结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回归系数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负相关。产业结构每升级1个百分点，环境规制强度将减弱2.8个百分点。表明随着企业的结构升级，其生产效率与资源使用率明显得以提高，污染物排放相对减少，相应地减少了企业所在地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治理费用，自然使得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减弱。(2)式的回归结果还显示：生态环境与环境规制之间显著正相关。当生态环境每优化1个百分点，环境规制强度将提升1.5个百分点。说明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当地政府并没有因生态环境的优化而减弱环境规制的强度，为保持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防止生态环境出现退化，将持续保持生态环境的治理工作。此外，外商投资、市场化程度、人口密度、教育年限、地区经济水平不利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实施。社会需求、城市化水平、隐性经济有利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实施。
综合上述整体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和生态环境优化三者之间基本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环境规制实施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优化生态环境。反之，生态环境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规制强度的实施也有积极的正向作用，验证了假说3。
本文在方程(4)中，对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等因素对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进行了简单研究。回归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生态环境优化以及外商投资与国际贸易额的增加、市场化程度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及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均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但环境规制的实施，短期内却不利于企业所在地的经济发展。
(二)分区域回归结果分析
我国是个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区域间自然环境、资源享赋、产业结构、经济梯度、公众心理及消费习惯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区域之间产业结构升级梯度的异化。[21]我国东部地区“经济服务化”趋势明显、中西部地区仍然主要依靠传统工业的发展来推动地区经济。[22]那么，区域之间的异质性因素是否对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产生影响呢？接下来，本文针对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两个不同区域间的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进行比较分析。
表3 分区域回归结果
括号内为Z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在表3中，方程(1)与(4)表示为环境规制强度、生态环境优化对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有利于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且环境规制强度每提升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将升级2个百分点。但环境规制强度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生态环境优化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我国中西部地区较为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较脆弱的生态环境制约着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5) ManagementService：提供对Activiti流程引擎的管理和维护功能，这些功能不在工作流驱动的应用程序中使用，主要用于Activiti系统的日常维护。
此外，外商投资对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并不显著，但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却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国际贸易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影响并不显著。技术创新对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在表3中，方程(2)与(5)表示产业结构升级、生态环境优化对区域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对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却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产业结构每升级1个百分点，环境规制强度将减弱1.4个百分点。生态环境优化对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生态环境每优化1个百分点，环境规制强度将提高0.3个百分点。但生态环境优化对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却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生态环境每优化1个百分点，将会导致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减弱1.5个百分点。
在表3中，方程(3)与(6)表示产业结构升级、环境规制强度对区域生态环境优化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均能有效促进生态环境优化。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当地生态环境质量影响效果却有所不同，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每升级1个百分点，将带来其生态环境4.1个百分点的优化，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每升级1个百分点却带来了其生态环境6.2个百分点的优化。可见，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生态环境的优化效果更为明显。环境规制强度对东部地区生态环境优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强度提升1个百分点，生态环境将优化2.1个百分点。但环境规制强度对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优化作用并不明显。可以理解为，中西部地区以传统重工业为主，过于依赖其资源禀赋，地方政府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对脆弱生态环境的保护，环境规制短时间内的实施并不能对当地生态环境优化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此外还发现，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的提升，会对东部地区生态环境优化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优化的影响并不显著。外商投资、市场化程度、教育年限与城镇化程度等因素对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实施强度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并不显著。综上分析可以得出：由于区域异质性因素的存在，使得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具有一定差异，验证了假说4。
五、简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通过对我国30个省份地区2003—2016年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组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强度、产业转型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的互动机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从整体上看，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之间存在一种良性互动机制。环境规制强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了生态环境。反之，生态环境的优化，依然激励政府保持环境规制的强度，也激励了企业实施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动性。
2.分区域考察看：(1)各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均能达到优化生态环境的目的；(2)由于区域异质性因素的存在，产业结构升级对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却有显著的抑制作用；(3)环境规制强度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有促进作用，但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4)生态环境优化对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却能显著抑制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中西部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规制强度的重要因素。
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蕴含的政策启示是：(1)实现环境规制从选择性作用到功能性作用的转变，合理发挥环境规制对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生态环境的作用；(2)对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环境规制实施的强度要起到能不断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作用，从而“倒逼”企业从高耗能污染型企业向低耗能绿色环保型企业转化；(3)考虑到区域异质性因素的存在，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战略、差异化环境规制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综合措施，最终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生态环境优化的“双赢”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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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rength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YUAN Xiao-ling, LI Hao, DI H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Xi'an, Shanxi 710061，China)
Abstract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is crucial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y from high-speed growth stage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30 provinces of China from 2003 to 2016, this paper applies the three-stage least squares metho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weakened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hile promoting the optimiz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a “forced-down” mechanism, which can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ecological structure while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erms of regions,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conducive to the optimization of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owever, due to the heterogeneity factors such as resource sharing,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is different. It is a feasible path to realiz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y exerting the functional rol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mplementing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ree stage least squares
文章编号： 2095-5960(2019)01-0073-09；
中图分类号： F062；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8-07-14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编号：15JZD012)；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2017BJJ053)。
作者简介 ：袁晓玲(1964—)，女，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环境经济。李 浩(1989—)，男，河南信阳人，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邸 勍(1990—)，男，河北保定人，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
责任编辑 ：萧敏娜
标签：环境规制论文; 产业升级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论文;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