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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回日期：2015-11-04 中图分类号G350 E216 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965(2015)12-0001-06 DOI 10.3969/j.issn.1002-1965.2015.12.0001 0 引言 中国情报学长期囿于信息学(Information Science)的范畴，缺失对情报学(Intelligence Studies)的研究[1]，Information乎，Intelligence乎？这个困扰了情报学界半个多世纪的迷思极大地障碍了我国情报工作的发展和国家情报体系的建设，致使情报学研究不能在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中发挥先导和基础作用，不利于中华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大业。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4年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2]，面对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国情报学该到理清思路、改弦易张的时候了，应站在国家整体层面，深入研究国家情报体系及其情报活动的基本规律，为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决策依据。 1 中国情报活动的历史发展 中国的情报活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孕育了内涵丰厚、影响深远的情报思想。军事、科技、市场、公安等行业领域的情报活动各具特色，不断发展，发挥了情报(Intelligence)为所属行业决策服务的基础作用。 1.1 军事情报的发展 情报活动源于军事战争。自夏商周到明清，历代兵书及专门论著记载了大量情报活动并凝练了丰富的情报思想[3]。如，“武经七书”对情报的搜集、分析、应用等环节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而且注重情报与谋略、情报与保密的关系[4]，特别是《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情报思想开启了人类情报学研究的先河，并与“经之以五事”(“道”、“天”、“地”、“将”、“法”)等对战争环境进行扫描的情报分析思想以及“先知者……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等人力情报(间谍)思想构成了丰富和完善的情报思想体系。再如，清朝朱逢甲编著的《间书》[5]是关于间谍活动和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该书以间谍案例为主线，论述了用间的“先知”和“离散敌众”的功能、用间的“深密”和“厚赏”原则以及间谍的种类、方法等用间理论。我国古代的军事情报思想既是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也对国外情报活动和情报学(Intelligence Studies)产生了重要影响[6]。张晓军和高金虎是我国当代军事情报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们对国内外军事情报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评介和研究[4，7-8]，对我国情报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1.2 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发展 1927年11月，“中央特科”成立，标志着中共情报保卫专业机构的诞生。中共情报保卫历史可分为初创期、成熟期、建设期、破坏期和法制期[9]，历经国家政治保卫局(1931年11月成立，下同)、西北政治保卫局(1935年10月)、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1937年12月)、中央社会部(1939年2月)、中央调查研究局(1941年8月)、中央情报部(1941年9月)、中央军委公安部(1949年7月)，中央军委情报部(1949年11月)、中共中央调查部(1955年6月)以及国家安全部(1983年7月)等机构演变。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履行军事、安全、公安等情报保卫工作职能。在不同历史时期，该系统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关于中央情报部的任务性质、组织、计划》(1941年12月)以及《中共中央关于情报工作的决定》(1949年11月)等对情报工作建设具有重要价值的纲领性文献；形成了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服务党的决策的情报工作路线；形成了“打进去，拉出来”“下闲棋，布冷子”以及公开和秘密、专业和群众相结合的情报工作方针；扮演了提供作战情报的“参谋”角色以及辅助政治军事决策的“智囊”角色。 1.3 科技情报的发展 以科技文献的加工、整理、研究和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科技情报工作已经走过了60年的历史。60年来，科技情报工作为国家的科技进步、科技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1956年2月开始，航空科技情报研究所[10]、中科院情报研究所以及其他部委、省市科技情报机构的相继建立，标志着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开始。中国科技情报学会(1978年)及情报研究专业委员(1983年)的成立使科技情报有了专业研究组织。1983年，聂荣臻、张爱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将国防科技情报工作的功能定位为科技工作的“耳目、尖兵”，“要参与决策，当好参谋”[11]，这与Intelligence的对环境变化认知和应对的内涵十分贴切[12]。《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关于加强情报研究工作的意见》(1990年9月)以及《国家科学技术情报发展政策》(1991年2月)都对情报研究有明确的界定：情报研究是科技情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决策的一个重要环节[13]；情报研究是对情报的浓度加工，属思想库范畴，各级情报研究部门应做好为决策和为科技服务的工作[14]。然而，随着1992年“科技情报”改称为“科技信息”[15]，情报研究工作及Intelligence功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 1.4 竞争情报的发展 竞争情报是关于竞争环境、竞争对手、竞争策略的信息和研究，它既是一个对竞争情报收集和分析的过程，又是一个形成情报或策略的产品[16]。具有Intelligence功能的科技情报研究与国外的竞争情报(Competitive Intelligence)相结合推动了竞争情报在我国的发展。中国科技情报学会情报研究暨竞争情报专业委员会(1994年1月28日)及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1995年4月28日)专业组织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情报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竞争情报的引入开阔了情报研究的国际视野，动摇了我国情报界的泛信息化思潮，使科技情报工作向Intelligence方向回归，对我国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17]。历经20多年的发展，在专职情报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咨询公司、大型企业的共同努力和积极推动下，竞争情报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形成了竞争情报流程、竞争情报系统、人际情报网络、竞争情报的搜集和分析、反竞争情报、竞争情报教育、竞争情报管理等重要领域；形成了竞争情报管理、竞争情报理论、竞争情报方法论、竞争情报教育和竞争情报实践五部分构成的竞争情报学科基本构架[17]。 1.5 公安情报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公安情报工作可以追溯到上文提到的“中央特科”。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20世纪80年代，公安信息化开始起步。90年代末，提出科技强警战略，建设“金盾工程”。2004年，提出建设“公安情报信息体系”的任务。2008年，公安情报工作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历史表明，当今的公安情报工作是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犯罪国际化条件下的安全威胁挑战、执法环境变化的现实需求的必然结果，是从传统警务向情报主导警务变革的必然结果，是一个“以信息化应用为支撑、以情报研判为主要内容、以服务于警务决策为目标”的工作体系[18]，其本质在于以信息应用为基础、以情报分析为核心，以服务决策为目标[19]。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公安情报工作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服务警务决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和先导作用。与此同时，随着2005年公安情报学专业的获批，公安情报学学科建设和研究也开始起步[20]。10年的发展，公安情报学在学科专业建设、专业人才培养、基础科学研究、交流合作培训等方面取得了较好较快的发展[19]。 2 中国情报学的基本涵义 信息、知识和情报是情报学的三个基本概念，三者既紧密关联，又有所区别。厘清三者的关系，有助于理解情报学的基本涵义。 2.1 关于信息 不同学科对信息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反映出信息概念外延的广博性和内涵的复杂性。从信息科学角度看，“信息论”的创始人香农认为，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该理解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信息的功能价值。我国信息科学专家钟义信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对信息的内涵进行解读，即信息是事物存在的方式或运动的状态以及这种方式、状态的直接或间接的表达[21]。从情报学角度看，日本的情报专家白岩谦一将信息理解为通过交流、调查或训练得到的关于特定事实或环境的消息、资料或数据[22]。该认识指出了获取信息的手段及资料、数据等信息的表现形式。包昌火研究员认为，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是一个横跨于三个世界之中的信息世界。它既可以是物质运动状态及其变化的反映，又可以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如信号、图像、数据、事实、情况、态势以及显性和隐性知识等。信息和情报的关系则表现在：信息是生产情报的素材和原料，情报则是对信息进行分析形成的增值的、为决策服务的产品和谋略[23]。 2.2 关于知识 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的到来凸现了知识的战略价值。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1993)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知识社会，知识在社会演进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24]。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0)也强调，我们的社会正经历一项重要的转型，知识是兴起中的生产模式之核心要素[25]。知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较为复杂的概念。到19世纪中后期，知识理念开始超越哲学的范畴，逐渐成为多个学科的研究对象之一，始于经济学，然后转向社会学以及信息管理[26]。我们认为，知识是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社会过程中产生的，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是对数据、信息进行加工、整理、吸收、解释形成的人类思维的结果。知识划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27]，具有社会性、动态性和行动性[28]。情报与知识密不可分，钱学森认为，情报是对知识的激活[29]。谢尔曼·肯特则认为，战略情报需要获取的知识应该包括描述性知识以及预测性、评估性知识。通过两大类知识，可以了解既定事实、正在发生的事态，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30]。 2.3 关于情报 信息和知识是生产情报的重要基础，离开信息和知识，情报就会成为无水之源。信息在英文中的表述是“Information”，知识是“Knowledge”，情报是“Intelligence”。国外关于“情报”的专业术语都使用“Intelligence”，而非“Information”。如，军事情报(Military Intelligence)、科技情报(Scientific & Technical Intelligence)、执法情报(Law Enforcement Intelligence)、竞争情报(Competitive Intelligence)等。情报机构也一样，如，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等。“9·11事件”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情报驱动(Intel-driven)的国家安全和执法机构。FBI认为，情报是经过分析和提炼的信息，该信息对决策者制定关于国家安全潜在威胁的决策是有价值的[31]。在美国情报界，在三个不同方面使用情报(Intelligence)这一术语：a.情报是一个产品，该产品由经优化满足决策者需求的信息构成；b.情报也是一个流程，通过该流程识别、收集和分析信息；c.情报是组织，既包括将原始数据转化成为决策服务的情报成品的单个组织，也包括整个情报界[31]。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情报与人类的竞争和决策相伴相生、形影相随，是个人和组织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感知和响应，并总是为组织的战略和安全服务，是组织制定发展战略和安全对策的先导和基础[32]，是个人和组织的生存之道，是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大计，不可不察和或缺。我们认为，我国情报工作定位于“耳目、尖兵和参谋”等功能，是对Intelligence之情报内涵的透彻理解和传神翻译[32]。 2.4 关于情报学 在美国，研究国家情报体系情报活动基本规律的学问称为“Intelligence Studies”，我国情报学者大多将其汉译为情报学，以区别于信息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智能科学(Intelligence Science)以及图书馆和信息科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等学科领域。关于情报学的性质，Abram N.Shulsky和Gary J.Schmitt认为，伴随着情报界和学术界交流的不断深入，情报学将朝着成为社会科学的正确目标前进[6]。经过系统研究，马德辉博士认为，就本质而言，Intelligence Studies是一门源于军事战争、基于国家情报体系、面向社会情报活动的社会科学。具体而言，Intelligence Studies是以国家情报体系的情报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政府决策、国家安全、外交关系、军事行动、执法活动、经济发展、市场竞争、科技进步等社会情报活动为服务目标的一门社会科学[33]。综合而言，我们认为，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情报体系的情报活动，而不限于某个单一领域的情报活动；其学科性质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而不是也不附属于技术科学；其应用目标是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及其决策需求，而不限于单个行业的具体需求。 2.5 关于中国情报学 在我国，与军事情报、竞争情报、公安情报等领域相比，科技文献情报的高等教育起步较早，开设院校较多，占据主导地位，所以，社会上一谈起情报学，第一印象就是图书情报学，即以图书馆、科技情报研究所等机构的文献信息收集、整理、利用、服务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情报学，我国有些专家将其译为“Information Science”[34]，与国外的“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图书馆和信息科学)相一致。这一局面造成两个基本问题，其一、中国的情报学教育以图书情报学教育一支独大，发展至今，学科专业中带有“情报”二字的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信息资源管理等专业名称；其二、中国的情报学研究忽略军事、安全、外交、公安、科技、经济、市场等情报领域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而以图书情报之局部代替国家情报之整体，强调文献的收集、整理和服务，弱化情报服务于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的整体决策需求，弱化情报的“耳目、尖兵、参谋”的基础作用，弱化对Intelligence功能的研究。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情报学研究出现了严重的学科泛化和情报缺失的弊端，造成了情报学研究的混乱和危机。为此，包昌火研究员一直呼吁并倡议[35]，中国情报学的英文表述不应是“Information Science”，而应是“Intelligence Studies”；中国情报学不应起源于文献学和图书馆学，而应起源于军事学和谋略学，起源于组织的情报活动和咨询活动。我们认为，中国情报学是一门研究中国国家情报体系、情报战略、情报活动及其规律的社会科学。 3 中国情报学的研究内容 包昌火研究员认为，中国情报学是中国情报界的一个重大创举，它包含了“信息序化”和“信息转化”两大议题。中国情报学应建立在“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两大基石之上，并把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即将信息转化为情报和谋略作为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的核心任务[35]。进入21世纪，面对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挑战，中国情报工作和情报学应树立总体国家情报观，构建国家情报学说，对国家情报体制、国家情报模式、国家情报战略、国家情报法律等国家情报工作发展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发挥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研究在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重大决策中的智库和神经系统的作用。 3.1 树立总体国家情报观 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社会经济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无论是国家的生存，还是社会的发展，它们的重大决策都需要情报的有力支撑。所以，情报工作与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密不可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面对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情报工作已经从以国家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逐渐扩展到以全球化为背景的经济、科技、文化、资源、环境、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情报已经成为提高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36]，情报已经成为国家安全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工具。在新的安全威胁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中国情报工作不仅包括传统安全情报工作，更应包括非传统安全情报工作。为了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适应，应该树立统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安全、执法等诸多领域情报工作的总体国家情报观，并成为国家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研究的总的方向和指针。在总体国家情报观的基本框架下，中国情报学应研究各领域情报工作的特性以及整体情报工作的共性，研究情报服务于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的决策机制和基本规律。 3.2 构建国家情报学说 构建国家情报学说是中国情报学的重要使命，势在必行。历史发展表明，中国不缺少情报工作实践，中国也不缺少情报思想，但是，由于行业领域情报工作缺少密切的交流和有效的整合，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科学、系统、全面的国家情报学说。我们认为，国家情报学说是对国家情报工作的科学、系统、全面的思想认知和理论体系，包括对国家情报概念的统一认知、对国家情报工作基本规律的科学提炼、对国家情报工作方法的准确应用、对国家情报政策法律体系的恰当规制等基本内容。所以，国家情报学说是国家情报工作的理论提升，国家情报工作是国家情报学说的实践基础。近年来，有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并研究国家情报问题。如，马德辉博士提出了“国家情报”的概念，他认为，国家情报是“一个超越政治、军事、外交、安全、执法、经济、科技等单一领域情报活动的基本范畴，以国家情报体系情报活动的一体化为主体架构，以服务于国家安全治理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为总体目标，对数据信息进行规划指导、搜集、整理、分析、传递、服务决策的一项基础工作”[37]。这一理解是对国家情报的尝试性界定，具有一定的示范价值。 3.3 变革国家情报体制 国家情报体制是情报工作的核心问题之一，因为体制问题涉及行业和部门的权利制衡和利益分配。美国是情报大国、情报强国，情报工作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其国家情报体制也是历经变革，不断完善。自19世纪80年代海军情报部和陆军情报部等常设情报机构的产生，到2005年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成立，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美国国家情报体系的成员已经发展到17个，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统领和协调其他16个国家情报机构。这一庞大的情报体系是针对“9·11事件”中的重大情报失误而对国家情报体制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直接结果，目的就是解决情报界成员之间的情报共享不足等长期存在的各种积弊和矛盾。在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情报工作体制也历经变化，包括军事、安全、公安、外交、科技等情报机构，但是，我国的情报工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信息孤岛、共享不畅、利益制约等难以克服的瓶颈问题。随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必须要从根本上改革国家情报体制中积重难返的痼疾，我们呼吁建立国家情报委员会或国家情报总局(中心)，统筹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各行业情报工作，构建适应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社会发展形势的国家情报工作体系。 3.4 打造国家情报模式 与日俱增的安全威胁以及扑面而来的大数据环境为情报工作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带来了巨大的现实挑战，也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情报工作如何在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中的资源优化配置和决策制定中发挥最大效益是中国情报学必须下力气研究的重大课题。在中国，军事、安全、公安、科技、外交等各行业情报工作各自为政、各自为战、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统一、协调、高效的国家情报工作机制和运行模式。我们认为，在建立以国家情报委员会或国家情报总局(中心)为主导的国家情报体制的基础上，明确责权利、国家安全与部门利益的关系，一方面，建设统一的国家情报数据中心，统一规范数据标准和系统接口，按照分类管理的原则，打破数据资源垄断，整合不同行业、网上网下的大数据资源，将各行业的情报系统对接到国家情报数据中心平台；另一方面，建立重大事件预警防范与快速处置以及综合情报研判会商等情报工作运行机制，利用统一的国家情报数据平台，由国家情报委员会牵头组织相关行业情报机构，对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和重大决策进行综合情报研判会商，发挥情报预警、预知、预防的作用。 3.5 制定国家情报战略 上文提到，1949年11月，我国就曾制定过《中共中央关于情报工作的决定》，从现在意义上讲，这一《决定》就是中共中央关于情报工作的纲领性政策，是国家情报工作的顶层设计，或者称之为国家情报战略。历史需要铭记，现实需要直面。目前，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面临着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38]。新的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形势迫切需要新的国家情报战略。我们认为，国家情报战略应包括几方面内容：其一、对我国所处的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环境进行战略扫描，提高国家情报工作发现潜在威胁、问题端倪以及安全风险的能力；第二、制定国家情报工作的战略愿景，体现国家情报工作的情报文化和价值观；第三、制定国家情报工作的战略目标，包括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使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政策更明智，支持有效的重大决策；第四、发挥国家情报委员会或国家情报总局(中心)统领、协调国家情报体系的关键作用，监督情报机构的运行，评估情报机构的实效；第五、解决国家情报体系情报活动的体制机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 3.6 完善国家情报法律 在英美等国，情报机构的设立及其职能都会在国家安全法或情报立法中进行明确界定。如，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是依据《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成立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是依据2004年《情报改革与预防恐怖主义法案》设立的。另外，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还专门汇集了关于情报机构政策法律900余页的小册子，美国重视情报政策法律建设可见一斑。再如，英国1989年的《安全机构法》确定了保安局(MI5)的法定地位，1994年的《情报机构法》确定了秘密情报局(SIS/MI6)和政府通讯总部(GCHQ)的法定地位等。在中国，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2014年11月1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15年7月1日)中涉及情报问题，但是，前者主要是反间谍，范围较窄，后者是国家安全，只是在第四章国家安全制度第二节提到了情报信息，内容较泛。所以，整体而言，我国的情报立法相对滞后，至今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情报法。我们倡议，我国的国家情报工作亟待需要设立专门的情报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规定国家情报体系的构成及情报机构的相应职能和关系，并制定相应条款规定和指导情报工作的开展。除了设立国家情报法外，还需要在情报机构内部设立法律部门，负责情报与法律的相关事务，全面加强情报工作的法律建设，使情报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3.7 设立国家高等情报学院 情报教育事关情报工作发展的未来和大局。美国等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情报教育和情报人才的培养，不仅在国家情报体系的情报机构中建有相应的情报培训学院，如CIA的肯特情报分析学院等，而且在普通大学里也开展Intelligence Studies教育，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费耶特维尔州立大学等。我国的高等院校的情报教育绝大多数是以图书文献的收集、整理和服务为核心内容的图书馆和信息学的教育，而与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军事、国安、公安、外交等领域的情报教学和研究规模很小，又深居一室，偏于一隅，影响有限，同时，各领域间缺乏充分的、务实的学术交流，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局面会造成我国深厚的情报实践中孕育的丰富的情报思想不能很好地传承下去，所以，我们建议设立国家高等情报学院或在普通大学设立面向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的情报学院，与图书馆和信息学学院有所区别，培养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亟须的情报人才，让中国情报界后继有人。 3.8 成立国家情报研究院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39]指出：“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我们认为，情报是国家最重要的智力资源之一。长期以来，我国的情报机构各自为政，虽注重情报工作实战，但缺乏情报理论提升，更难静心从事真正意义上的情报学研究[40]，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情报服务于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和决策需求的基础作用，弱化了情报的“耳目、尖兵、参谋”的基本职能。面对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的新挑战和新形势，我们建议，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机，应该成立国家情报研究院，整合国家情报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丰富的情报资源，从情报视角就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理论和情报战略，使国家情报研究院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智库和中枢神经，发挥情报服务于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重大决策的关键作用。 4 结语 情报学是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安全、执法等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各领域的、整体上的、一体化的“情报生态系统”的科学研究，而不是也不应该局限于某一具体领域的单一情报学[19]。我们期盼，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中国国家情报工作在观念、体制、模式、战略和政策等方面的深化改革和全面创新，中国情报学必将摆脱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的迷思，以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为总体导向，以国家情报工作实践为研究内容，以设立高等情报学院，成立全国情报学术组织，筹措情报学研究基金，建立国家安全与情报智库等为具体措施，以“情报先行，谋略为上”为基本原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提供情报理论和谋略支撑。若此，这将是中国情报界的大幸，亦应是中国决策系统的大幸。中国情报学在路上，繁花如锦，霞光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