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颂》作于“宗周中叶”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3)04-0016-05
《商颂》创作时代问题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到今天还在延续（注：今人对商颂年代的一般看法，可参考陈桐生《〈诗经·商颂〉研究的百年巨变》（《文史知识》1999年第3期）一文的综述。）。但也有学者曾跳出今古文经学的局限，提出新的见解，这就是王国维。在《商颂考》中，王国维说：“《商颂》盖宗周中叶宋人所以祀其先王也。”[1](P116)王国维的见地来自他对西周文献的熟稔及对相关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但他对自己的见解语焉不详，给主张“商代说”的人留了空子。
本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王国维《商颂》作于“宗周中叶”说的一个证明。西周中叶（穆王、恭王两朝）存在过一个诗歌创作的高涨期，后儒因迷信周公“制礼作乐”的陈说，致使这个高涨期隐而不彰。《商颂》实际是这个高潮期的组成部分[2](P163-198)。
一
今传《商颂》诗篇五首：《那》、《烈祖》、《玄鸟》、《长发》和《殷武》，其年代历来有争议，今文家认为作于春秋时期，古文家则认为是商代创作。
今文家说《商颂》作于春秋宋襄公时期，那是出于对那位“不伤二毛、不鼓不成列”的宋襄公的偏爱。看一看《公羊传》对宋襄公的赞美，此点不难理会。《商颂》有本事可考、可据以判断时代的是《殷武》篇，诗的后半部分唱到宋的大兴土木。今文家说它美宋襄公与楚人争霸，可宋襄公的争霸，先是被楚人逮住，后是被楚打得惨败，连他本人都伤了大腿，哪还有心思像诗里说的那样大兴土木、建造宫殿？今文家又说《殷武》篇是宋襄公美其父宋桓公。宋桓公的确追随过齐桓公讨伐楚国，但齐、宋等诸侯只在楚国的北境召陵与楚会盟了一下，充其量只是向楚国作了一下示威，与诗篇所说“裒击荆楚，罙入其阻”差距太大。正因如此，今文家的种种旧说新论在今天基本上没有市场了。
应该说，将今文家的旧说驳斥得体无完肤，是现代学者不小的功绩[3](P464-489)。今天不少人相信《商颂》作于商代说，正以他们的结论为前提。问题就在这里。今文家的说法不可信，古文家的说法就一定可信吗？破了《商颂》作于春秋说，如证明它是殷商作品，还应有足够的证据。在“古史辨”派的观点占上风的时候，在对先秦典籍时间的判断上是尽量往后拉，现在则反其道而行，这正体现在当今对《商颂》年代问题的态度上。例如在近期刊登在《文献》上的一篇讨论《商颂》的文章里，作者援用了不少夏、商考古发现来确证古文家旧说。应当承认，该文有些地方作得相当有力，如以甲古文中有“万舞”的记载，来证明商代就有“颂”等[4](P18-32)。问题是，单凭这些就能证明《商颂》是商代作品吗？一个常识性的法则是，给任何作品断代，一方面固然是要对时代予以说明，另外的一方面也同样重要，就是还得有作品本身所提供的内证。两者缺了哪一面，都像是拿半把剪刀剪东西。该文章恰恰在内证方面的提供上是贫弱乏力的，可信度上并没有超过前人旧说。
二
笔者认为，确定《商颂》的时代，须从作为殷商遗民的宋国人与周王室实际关系的改善来考虑；而宗周与宋人关系的改善，又与西周中期周人对包括楚人在内的东南异族大规模的武力征讨密切相关；因为宋国的地域正处在东南战争的前线。文献记载，宋人因其为商遗民国家而享有“二王之后”的待遇。但是，有这种待遇是一回事，真正享有这待遇是另一回事。综合各种情况看，“二王之后”待遇的真正落实，应在让周人确实感到宋人是“自己人”之后。周王朝向东南用武，正给了宋人表现的机会。由此他们“二王之后”的待遇得到落实，由此他们制作了《商颂》。这都如王国维所言，发生在西周中叶。但要确证这一点，得有宋人在周王朝打击东南异族时出过力气的确凿证据——这样的证据现在找到了。另一方面，是从作品自身找到相应的内证。两方面结合，正是本文的思路。
史书及金文资料表明，西周从昭王至穆王时期，在今淮河中下游及汉水流域与淮夷、楚人进行过旷日持久的战争；昭王时期又是战争最剧烈的年代。反映这一历史情况的铜器铭文为数众多，曾伯
簠、晋姜鼎、竞卣、
鼎、
甗、录
卣、宗周钟等铜器铭文对此都有所记述[5](P181-185)。应提起注意的是，在这连年的战争中，宋国从地理位置上说正处在周王朝与淮夷、荆楚争战的前方地区。当然，作为殷遗民的子姓宋国可能因与姬姓王朝之间存在着矛盾，而在王朝与东南异族的战争中心怀携贰之情，甚至站到淮夷或荆楚一边。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宋国与其他殷商遗民一样，是站在王朝一方的。
先看一般殷遗民的情况。昭王时器小臣
簋铭文中出现“殷八师”的记载，“殷八师”系王朝驻扎在成周之地的王朝直辖武装。据中外学者如王玉哲、白川静、常征及朱凤翰等人解释，“殷八师”兵力主要构成是殷商遗民[6](P416,420)。更重要的是，“从金文资料上看，西周王朝对东夷、南夷战事，常由成周八师（殷八师）担任。”[6](P416,420)这表明，时至昭王时代，殷遗民已不再是周王朝的“顽民”，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为周王可资驱使的“爪牙”。再就宋人看，虽然史书并没有宋人参战的直接记述（同时也没有相反的记述），但从一些记载中也可以推知一二。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第一、第二代宋国君主称“微子”、“微仲”，到第三代始称“宋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方苞之说曰：“微子、微仲，虽受周封，犹称殷号，周家之忠厚也。……故微仲之子，始称宋公。”按，方氏之说未必准确。考微子之立，在周公平定武庚叛乱之后，时当成王之世。微子之后是微仲，至宋公稽已为第三代宋君。三位宋君在位时间虽不可考，但推定宋公在位正值周康、昭之际，还是相当牢靠的。宋君第三代的始称“宋公”，与其说是“周家忠厚”，不如说是宋人与周室关系改善所致；而这改善发生在康、昭之际，不能不让人将其与当时的东南战事联系起来。
推论自不足以说明问题，直接的证据来自1976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的《作册旂方觥》和《作册旂方彝》两件铭文相同的铜器。其铭文曰：“隹五月，王在
，戍子，令乍册旂兄（贶）望土于相侯。易（赐）金易臣，扬王休。隹王十九祀。”[2](P63)“在”两字常见于周昭王时器。故“十九祀”为周昭王十九年，其时正值周与楚人作战、昭王死于汉水之年。其中“令乍册旂兄望土于相侯”，即命令作册旂把望这片土地赐予相侯。关键之点在“相侯”为谁。马承源说，先秦时期的“相”有两处，一是《史记·殷本纪》所载“河亶甲居相”之“相”，地在河南内黄；一是《水经注·睢水》所记春秋时共公所居之“相”，地在安徽宿县西北，因境内有相山得名。按：后一“相”在今安徽淮北市内，马说略嫌笼统。《作册旂方觥》和《作册旂方彝》既然与昭王十九年伐楚相关，马承源认为当以安徽之相为是，“昭王赐相侯以望土，或是为了笼络与楚相近的侯伯。”[7](P63)马先生的见解大体是正确的，然亦有所不足。相侯（即宋侯）受望土之封赏，不仅是因其地近楚国，而是因其直接参与了对楚的战争。这在《商颂·殷武》一篇中是可以找到明确的内证的（详见下文）。两件铜器铭文对解决《商颂》创作年代问题至为重要，它们补充了文献记载的阙如，为了解宋国在周王朝进行东南战事时的表现，提供了极宝贵的线索，也为本文提供了极为关键的支持。
三
现在来看作品方面的证据。一些被拿来证明《商颂》作于商代说的证据，恰恰可以说明《商颂》作于西周中期。有一位主“商代说”甚力的学人，曾举出《周颂》中一些所谓“周初”诗篇，与《商颂》一一对比，意在以此说明，《商颂》作于周初以前在艺术上的可能[8](P170)。被举的诗有《有瞽》、《烈文》、《振鹭》、《执竞》、《潜》、《武》等。但据笔者看，除了《武》（只举出两句）可以肯定为周初诗篇外，其余全非西周初年的作品。例如在风格、用语上与《商颂·那》篇最为接近的《执竞》一篇，诗里明明出现了“成康”二字，“成康”即成王、康王，是近代学者公认的，如此诗篇为康王朝以后的作品，保守点说也是昭王时期的作品。若以“成康之际刑措四十年不用”的记载估计，离西周始建，起码有半个世纪以上了。用它来证明《商颂》作于西周中期尚可，用以证明作于商代就不行。其他举证如《振鹭》、《有瞽》等篇，笔者曾证明它们都是西周中叶具体说是周穆王朝的篇章[2](P176-182)。那位举证者看出它们与《商颂》作品的相近，得承认他的敏锐，但举证的作用却恰好相反。退一步说，就是这位论者的举证都成立，也只能证明《商颂》可能为周初作品，由此推论其商代旧制并不具有必然性，充其量也只是旁证。真正有力的内证来自《殷武》一篇。
古文家认为此诗祭武丁，其根据在开首一句的“挞彼殷武”之“殷武”一词。《毛传》曰：“殷武，武丁也。”这个解释实在有不顾全篇、望文生义之嫌。果真与武丁有关，那诗篇该有下文以相应：武丁怎么了？德行是什么？功绩是什么？凡此等等总得有个下文吧？可是下文在哪里呢？再从《商颂》总体看，“殷武”之“武”，也不会指“武丁”。《商颂》五篇，“以《那》为首”（语出《国语·鲁语》），此诗渲染的是献给祖灵的鼓乐，按照《礼记·祭义》的说法，殷人祭祀尚声，所以鼓乐在先。接下来的《烈祖》篇是向祖先祈求“绥我眉寿”，是献祭神灵的祈福诗。以下《玄鸟》、《长发》两篇叙述先祖的功德业绩。须加注意的是，在《玄鸟》篇中，武丁已经受到过盛赞，诗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其意是说，商代的君王们受命不殆，而尤以武王（汤）的孙子武丁为最，武王的事业他没有不能继承光大的。很明显，武丁的业绩已经在礼祭商汤时赞颂过了，因而所谓“殷武”，也就只是宋人对殷商民族旧有武烈传统的称说，而不是具体指表某个先王。同样第二章“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的夸述，也不过是宋人回顾着保存在记忆中祖宗们的“当年勇”。
前文在讨论《作册旂方觥》、《方彝》时说过，宋侯所以得到周王土地的赏赐，不仅是出于周王的拉拢，也是由于宋人在东南战争中为周王效了力。证据就在《殷武》篇内。诗第一章曰：“罙（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裒”字《毛传》解释为“聚也”，实即合击、夹击之义。考诸金文，西周对东南用武有两条出兵路线：一是从宗周镐京出发，走汉水一路，周朝西六师出兵即循此路；这有《大雅》中《江汉》、《常武》两篇战争诗为证。另一线则以东都雒邑为依托，循汝水、颖水沿岸向南可经南阳与汉水一路会合，向东南则可以直趋淮水地区[9](P685-692)。周厉王时器《禹鼎》记载王朝曾号令“西六师”、“殷八师”一同出击“鄂侯驭方”，可知当时对南方战争有时是东西两下夹击的。宋国南近淮水，地理上正处在东线的前沿地带。又西周中期的战争，对楚的战事是与对淮夷的征战交织进行的。因此，所谓的“裒荆之旅”，就很可能是作为东方诸侯的宋军，为配合周昭王亲率西六师的对楚进攻，出兵淮水上游地区。这样既可以东防淮夷，又可以西堵楚师。《殷武》一言“深入”，再言“裒荆”，三言“有截”，当正指此事而言。诗篇与史事相呼应如此，岂是偶然的！
更须仔细体味的是第三章、第四章。其辞谓：
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迹）。岁事来辟，勿予祸适（过谪，责备的意思），稼穑匪解。
天命降监，下民有严（敬）。不僭不滥，不敢怠遑（慢）。命于下国，封建厥福。
首先要分辨清楚的是“勿予祸适”及“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几句到底是在说谁。要说这是个没意思的话头，宋人祭祖的诗篇讲“勿予”，“予”字还能指谁呢！但按古文家的解释，居然是说商王朝包括楚在内的属国。这能说得通吗？再看“稼穑匪解”一句，表达的是王朝督责农耕的意思。商王朝与各邦国君臣关系未定，甲骨文有商王重视耕种、收获记载，但督责方国尽力农事的记载，尚属阙如。周朝督责邦国稼穑倒是其大政，如《国语·周语》谓“民之大事在农”，《孟子》说“天子适诸侯……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则有庆，庆以地”等都是证据。再看“命于下国，封建厥福”两句。“封建厥福”表明，施“命”的王朝与“下国”之间存在着“分封”关系。稍有历史知识的人就能明白，这是在说周朝情况，而不是殷商时事；同时，考诸甲骨文及其他载籍，“封建”一词只见于西周以降的文献。“稼穑”、“封建”两句，足证古文旧说的不通。实际上“勿予祸适”、“不敢怠遑”之句，也就是在说受宗周“迁封”立国的宋邦。在这一点上，学宗今文的王先谦倒颇得其正解。《诗三家义集疏》谓：“诗言周天子命众诸侯建都于禹迹之地者（此句说法不当），但令其岁时来王，不施过责，惟告以劝民稼穑而已，非有所多求也。”从文势脉络上说，也应当如王先谦所解。诗前二章已盛赞殷商武烈，如在第三章再表殷都之设，则显然文气不顺。结合三、四章看一、二章所写，其意是说，宋人承绪着殷商故有的武烈传统，在“不敢怠遑”地为新的周朝效命。
再看诗第三章开头两句“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也同样是在表周人克殷及宗周的建立。与“禹”或“禹绩”相关的诗句，一见于《大雅·文王有声》篇，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再见《鲁颂·閟宫》篇，曰“奄有下土，缵禹之绪”；三见于《小雅·信南山》之“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句。周人与夏人渊源甚深，留意观察的话，这些都暗示着“禹绩”之所在。更明确地显示着“禹绩”非周莫属的是《尚书·立政》篇如下之语：“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迹、绩字可通用），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将“禹迹”与“天下”、“海表”对举而谈，“禹迹”之所在，必有能知之者！而“天命多辟”等诗句，也不过是在说天命多变，上天从商人头上夺回了成命，又送给了周人，他们在大禹的土地上，建立了新的都城。好言“天命”是周人惯态。《殷武》言“天命降监”，《大雅》中此类句子并不罕见。《大明》曰“天监在下，有命既集”，《皇矣》曰“监观四国，求民之莫”，而《文王》篇更以“天命靡常”劝慰那些在周家宗庙为大祭文王而“奔走”的殷商子孙们。宋人从“天命”方面说自己“不敢怠遑”，与《大雅》诸篇，正可谓相映成趣。这可以看作是《商颂》为周代作品的有力旁证。
诗第五章开首两句是“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按两句现有字句读，笔者理解就说不通。然而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在齐、鲁、韩三家中，这两句为“京邑翼翼，四方之则”。荀悦《汉纪》载匡衡上疏引《诗》作“京邑翼翼，四方之则”，《集疏》引王引之说曰：“与《汉纪》不同者，后人据《毛诗》改之也。”如此，“京邑翼翼”云云，实是在赞美宗周镐京如何如何。其意是说，宋国所造的宫寝，准则的是宗周的殿堂。这又与前四章意蕴一脉相通。
在此需要略加说明的是，“京邑”改为“商邑”很可能是汉代《毛诗》学者的手脚，而不必待“后人”为之。《毛诗》家说诗有一种陋习，就是爱把诗篇之作往古里说，因而诗篇时代的判定，反不如今文三家来得可靠。《采薇》篇今文家说作于懿王时期，古文家则谓之为文王时诗歌；原因不外是有的史书说文王时周就有来自西北边地民族的外患。《出车》篇里出现过南仲，古文家就把诗篇说成是商纣王时期的歌，因为据说周文王手下有位同名号的大臣。此外像《召南北·何彼秾矣》中的“平王”一词的硬解作“平正之王”即周文王等等，都是同一陋习的表现。如此，改“京邑”为“商邑”，也就不难理解了。
收稿日期：2003-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