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的“深度追求”和“审美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儿童文学论文,效应论文,深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深度追求”可谓贯穿整个八十年代儿童文学艺术流程的一种审美主潮。作为一种文学状态，这种以内蕴深度和文体深度为审美目标的文学实践出现在八十年代的文学语境中，其警示作用和突破意义是勿庸置疑的。今天，当我们反观这段儿童文学的流程时，却不难发现，它同样昭示了当代儿童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艺术迷误。
纵览中外儿童文学史，我们知道，儿童文学作为文学主干上的一支分支，其艺术演进是有其自身规律和内在制约的。这种制约就是少年儿童读者受制于思想认识水平，生活经验局限而尚处于孕育中的艺术经验和审美接受能力。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儿童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和形象意义呼唤着一种艺术表达上与少年儿童读者现实审美期待相吻合的艺术实现方式。当代少儿读者群的阅读期待是多层面的，不仅有意蕴上对深入地洞悉他们生命成长中种种复杂心态的会心体味，也有对悠然传情的青春情怀的由衷向往，更有对新奇、未知的彼岸世界的神往与眺望……等等。所有这些都应是儿童文学审美关注的视点所在，而不应仅仅是聚焦于“意蕴的深度”或者“文化的深度”。更何况，儿童文学在表现领域相对狭窄一些，在读者对象相应设定的文学语境下，其审美探索和艺术试验所能达到的高度与深度终将是有限度的。如果一味地倡示什么“深度追求”，无疑会将儿童文学引入与成人文学比高比深的艺术歧路上去，最终背弃了儿童文学的艺术正道。
儿童文学的艺术使命决定了它所面对的少年儿童是这门艺术样式存在和发展的最深切的艺术根源，而那种打着为儿童文学拓展疆域的艺术幌子，从而大肆张扬成人意识和审美理念的作家和作品的艺术寿命终究是不会长久的。这不是一种成熟的儿童文学写作态度，而是封建宗法制儿童观在新的文学背景下的一种文学表现。
世界儿童文学发展主潮和经典性的艺术经验告诉我们：儿童文学在其艺术本性上是没有国界和民族区分的。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因描述和表达了少年儿童生命中最普遍的天性和愿望，因洋溢着来自童年生命流程的天籁般的趣味和声音而迎受了跨越国界的喝采和掌声。这一切都无一不表述着这样一种朴素的真理：对儿童文学来说，所谓文化、国别、时代、种族也许都是次要的，唯一至关重要的是如何以审美的艺术形式传达人类童年期那清泉般流淌，瀑布般喧响，云彩般绚烂的图景和声音。这种传达和摹写即是一种摄取，更是一种提升。这其中没有来自成人世界语重心长的刻意劝导；没有道德角度庄重古板的行为说教；更没有居高临下、一厢情愿的强力塑造和艺术启蒙。有的，只是海纳百川般的宽厚，有的只是清风抚面般的温情，有的只是眉舒目笑，爱意浓浓的顺应和指导。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尊重和提升，启悟和导引。儿童文学追求的应是一种融提升少年儿童审美意识，顺应他们审美需求为一体的整合的阅读效应，而非单一性的“深度追求”。这种一味追求“深度”的审美意识如果没有与之相应的少儿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作为载体的话，那么，在审美实践上必然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艺术困境，并最终靠泊向成人文学的艺术形式和价值取向。而这样的儿童文学实践方式则必然使儿童文学的本体意识和审美品性受到极大的消解和损害。
在这个问题上，儿童文学界是存在着误识的。以往，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深度追求”能给读者的阅读心理带来一种新鲜的审美刺激和挑战，一种富于诱惑力的暗示和导引。或者认为，艺术深度把阅读变成了一种积极参与的过程。是的，这种观点固然不错，但是，如果在追求艺术深度的过程中，在文体状态和实现方式上达不成一种审美的和谐，那么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力表达与读者解读能力的不对称必然造成文体审美实现的受阻；这样，艺术深度的实现和追求就变成了作家一厢情愿的事情了。
而一旦缺少了读者的积极参与，儿童文学文本的“召唤性空框结构”就真的成了一种无法实现自身审美价值的“空框”。（因为儿童文学作品毕竟不是供少数作家，批评家欣赏玩味的工艺品）随之而来的则是作家贯注于文体意蕴与形式中的“强化与导引”的审美塑造和启蒙的意图成了可望不可即的一团美丽的泡影。
诚然，作为一种艺术价值取向和艺术精神，“深度追求”在儿童文学发展中固然有其自身的价值和内在的必然性，但是，由于童年生命现象的阶段性特征和少年儿童接受心理的不断演变、建构与多方面多层次的审美需求，我们在实现这种“深度追求”时还必需找到一种契合或对应当代少儿审美心理的艺术形式，而不是听任这种“深度”与“少年儿童艺术本性”之间存在着阅读阻隔或接受疑难。也就是说，作家在追求深度的同时也不应忘了自己的艺术之笔，以自己了然于胸的对童年生命的幽微洞察和无限尊重化解这种“深度”，从而使少儿读者在面对这种“艺术深度”时依然发出会心会意的微笑和赞叹。在这一点上，我很赞同当代儿童文学批评家方卫平的观点：儿童文学的深度不是故作艰深，不是玩弄玄虚，而是在单纯中寄寓着无限，于稚拙里透露出深刻；在质朴平易中就悄悄地带出了真理，传递了那份深重、永恒的情感。这是儿童文学深度魅力的独特获取方式。
非但如此，在儿童文学的审美效应上，我们同样应该具有高度的读者意识，避免“深度追求”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我们知道，文学的审美效应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为即时性的，这是指作品在它所产生的时代就很容易被读者接受、认可。作品所显示的阅读倾向是大众化的。而另一种情况则为历时性的，作品在他们产生的时代不一定被接受，认可，但是在文学史的不断推进中，其文学价值却日益得到发掘和确认。这类作品所显示的阅读倾向是理想化的。这两种文学接受模式在文学史上都可以举出一大批来。譬如《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城堡》等。然而，一旦我们检视一下儿童文学经典之后又怎么样呢？结果当然是令我们大大地吃惊了。可以说，在世界儿童文学之林，那些蜚声中外的经典之作无一例外都是即时性接受的代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即时性效应和历时性接受的完满统一。应该说，儿童文学艺术本性因其读者对象的特定性决定了它在审美追求上对超越其读者解读能力的艺术深度抱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和抗拒。或者说，它在审美态度上更倾向于青睐那些具有即时效应的作品。也许这就是儿童文学内在的标准和尺度。不是吗？如果《长袜子皮皮》《彼德·潘》《小王子》《时代广场的蟋蟀》《汤姆·索亚历险记》等世界儿童文学名作在问世之初就遭广大少年儿童读者排斥和冷遇的话，那么，千百年后谁又能企望它们在少儿读者之中常盛不衰，成为不朽的经典呢？儿童文学的审美对象和实现方式决定了儿童文学追求的首先应是一种即时效果，然后才是它的历时性效应。因为少年儿童因其自身社会经验的欠缺和教育塑造、文化承袭的尚未完成，他们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浑然天成的拙朴生命状态或人格独立前的预习性学习身份。这个阶段、社会、历史、文化、种族等外在因素在他们心灵中的投影是相对微弱的，在他们身上，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源自生命流程的成长信息及类属现象。而这种生命信息和类属现象一旦以契合他们审美心理的艺术形式出现，必然在他们的心灵世界中引起共振，带来某种审美愉悦；而且，这种生命成长中共有的心灵律动和精神现象又因其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消失或滞后，从而能够经得起不同时代少儿读者的重复读解和体味，获得一种审美阅读上的历时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文学的即时效应和历时效果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它们是合二为一的。即时性效应是基础，而历时性效果则是即时性审美效应中潜伏着的一种金子般的艺术折光。这毫无疑问是儿童文学审美实践所追求的一种境界。
然而，长期以来，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儿童文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却存在着极大的误识。曾几何时，在儿童文学界，那种片面追求“艺术深度”和“历时性审美效应”的作品比比皆是。审美上一味拔高；探索旗帜下的故作高深和玩弄玄虚；以作家，评论家的审美期待替代读者的审美期待；疏离现实读者，面向隐含读者的审美倾向；以及作家主体意识对读者审美心理的强力渗透和塑造等等。所有这些无一不是“历时性”审美效应追求的文学价值观支配下远离读者，乃至轻视读者的文学体现。一些评论家倡导儿童文学的“最近发展区”观点，认为儿童文学的最主要审美功能在于提升，强化少儿读者的审美感受能力，认为在文本面貌上与少儿现有审美能力平行的作品体现了一种“俯就”意识，是对当代少儿现有智力水平的一种低估和轻视，因而主张在当代儿童文学写作中注入一种审美训练和启蒙的意图。然而，站在九十年代的今天，我们倒要反问一句：难道这就是对少年儿童读者的充分理解和尊重吗？所有这些文学观念和艺术实践，都使新时期儿童文学在走向审美视野相对开阔的同时，又步入了某种狭隘，这种狭隘则极大延缓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走向成熟的步伐，延缓了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儿童文学交汇的步调和速度。这是新时期儿童文学留给二十世纪的一种无法更改的遗憾。因为，对于儿童文学来说，无论是面向理想读者的写作意识，还是追求“历时性”审美效应的文学价值观，如果缺少了良好的文体状态作为基础，那么，其最终的社会效应和价值实现都是不容乐观的。
毋宁说，这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在八十年代的艺术转型中表露出来的一种“稚态”，这种“稚态”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它在延缓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走向成熟的步伐的同时，也为世纪末的儿童文学格局调整提供了某种借鉴和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