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模块化生产网络的二重性——兼论其对中国企业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企业论文,其对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模块化生产网络作为产业组织的新形式，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多数文献视模块化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Baldwin,Clark,2000)，它塑造了新产业结构（青木昌彦，安藤晴彦，2003），表征着“一种新型美国工业组织范式”(Sturgeon,2002)。同时，修正性的观点认为模块化也有局限、风险和陷阱：复杂系统的协调难度、知识整合的要求、设计师的认知极限、界面标准对系统创新的约束，制约模块化成为终极状态(Ernst,Martin,2004; Chesbrough,Kusunoki,2001; Brusoni,2004)。理论界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验证了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的矛盾二重性。模块化生产网络中究竟有哪些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二重属性呢？这些二重性对中国参与模块化生产网络的分工有何影响？如何根据模块化生产网络内在的二重性因势利导，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笔者对这三个问题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必须“在模块化中又不在模块化中”确立自己的竞争优势。模块化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接入国际分工体系的机遇，中国企业顺应模块化的趋势以低成本比较优势及时占据了模块化生产网络的结点。一旦融入之后，中国企业往往被限制在低附加值、微利化的低端模块环节，陷入俘获型网络和模块化陷阱。尽管模块的生产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中小企业产业集群中，但是，这些地理上分散的生产活动基本都是由大型跨国公司驱动的(Gereffi,2005)。Harrison(1994)指出，模块化生产网络中的领导企业通过“没有集中化的集中”这一新兴规则，利用中小企业的弹性来巩固和扩张以其为核心的网络的竞争力。为了突破“俘获”和“陷阱”，中国企业应该摆脱原有模块化结构的束缚，通过产品建构创新来重塑生产网络。
一、世界的二重性与唯物辩证法
1.客观世界无不具有二重性
唯物的客观世界是人类历史和现实生活进程的出发点。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客观物质世界内部普遍存在的矛盾性。现代科学的发展把这种普遍的矛盾性描述为客观事物具有的二重性及其二重表现形态，这为人们认识客观世界二重属性提供了一把思想的钥匙（杨志，2002）。事实上，自然科学家对这种普遍存在的矛盾二重性早就给予了关注。19世纪70年代，数学领域的“哥白尼”——康托尔，发现了一个无穷数学系统并创建了“集合论”，由此数学家揭示出抽象世界的无限发展趋势。然而，没过多久，康托尔本人特别是罗素发现了“集合论悖论”，由此数学家们又发现了一个有限数学系统。物理学革命则证明了物质世界的二重性。同一物体在高速领域和低速领域具有完全相悖的运动二重性，物体在高速运动状态下“长度收缩”、“时间变慢”、物体质量随速度的加快而增长。量子论和相对论的结合，揭示了微观世界的“波粒二相性”，即矛盾的二重性：粒子有波动性、波有粒子性。由此看出，二重性就是客观事物本身固有的相互对立但同时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二重属性。
2.唯物辩证法对客观世界二重性的关注
以矛盾分析为特征的辩证法，就其实质而言，是揭示整个客观世界存在状态和运动规律的科学。客观世界的二重性决定了辩证法对客观事物矛盾二重性的必然关注。唯物辩证法指出：任何事物的内在本质都由两个相互对立且又相互依存的二重矛盾因素构成；这个由二重因素构成的矛盾，不是静止的、不变的、永恒的，而是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的；事物内部矛盾的二重性，决定这个事物在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中，一定会显现出二重的倾向或二重的发展趋势；二重属性中占主导地位的属性决定事物的性质；决定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客观事物内在因素的矛盾性，而不在于事物的外部，人们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只是在于因势利导；但是，客观事物内在的二重性，已经为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提供了客观依据（杨志，2002）。
模块化生产网络的生产与组织实践充分体现出了客观世界无所不在的二重属性。一方面，产业标准等符码化信息的交换能够在企业间建立起松散耦合的联系，替代生产资料所有者权威来协调生产，实现模块化生产网络“组织”与“自组织”之间的结合；另一方面，过度的模块化不利于结构式创新，产品的模块化建构始终有着再次集成化的趋势。相应地，尽管电子、汽车等许多产业的模块化格局已经确立，但模块化并不是绝对主导的因素，企业中垂直整合的力量从未消失过，模块化生产网络的“组织”与“自组织”之间仍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按照事物内部矛盾二重性的对立统一规律，对于模块化生产网络而言，“组织”与“自组织”既对立又统一：一方面，在模块化生产网络中，“组织”与“自组织”二者之间是相互矛盾的，“组织”往往是由网络中心向边缘、由上至下扩散，信息传播呈现梯度层级状态，网络的创新性较弱；而“自组织”则通常由边缘向中心、由下至上扩散，催生了极强的创新性，带动整个网络的进化。另一方面，二者之间又是相互统一的，“组织”与“自组织”同处于网络的各个层次，某一层次的组织行为，在其他层次看来则属于自组织行为。
因此，研究模块化生产网络，进而基于这种研究来指导中国在模块化时代的企业和产业实践，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以洞悉模块化生产网络的矛盾二重性，并通过分析和把握矛盾二重性的对立统一、相互转换规律，来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发挥主观能动性，改变中国在模块化生产网络中的定位提供依据。
二、模块化生产网络的二重性
1.模块化生产网络中分工的二重性
模块化生产网络的分工属于产品内分工，这种新型的国际分工生产方式把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模块分散到不同的地区进行，形成以产品系统的工序、区段、模块为对象的分工体系（卢锋，2004）。一系列企业围绕一种最终产品系统而建立起生产过程的组织间网络。这一方面导致分工的专业化和片面化，使分工趋于精细化和零碎化，组织内部分工转化为组织之间的分工；另一方面，分工的细化对不同分工（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又需要某种程度的组织内部协作与分工。模块产品在模块层次上是完成形态的产品，从这个层次上看，不同模块生产企业之间的分工具有组织之间分工的性质；模块产品在系统层次上不具有完成形态，从这一层次上看，生产不同模块的企业之间的分工又带有组织内部分工的性质。因此，模块化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兼具组织内部分工和组织之间分工的二重属性。
(1)模块化生产网络中组织间分工的基础和源泉。作为一种更为细致和发达的国际分工形态，模块化生产网络的组织间分工将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运用到产品系统的工序、区段和模块层次上。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产品的生产过程即使存在不同工序，并且各工序要素投入比例不同，但是由于工艺和技术原因，不同工序也不能在空间上分离，或者分离成本极高。
目前，那些积极将产品模块化的网络核心企业，利用现代生产回路“自然”的断点，营造出产品生产工序空间可分离性条件。例如，虽然半导体产业总体而言是一个资本高度密集的产业，但半导体的生产序列有明显的断点，半导体的组装可以很容易地在全球任何一个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进行。产品被模块化之后，不同的生产区段之间不仅有要素投入差异，而且其所对应的有效规模往往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如果采用早年福特式空间集中的一体化生产方式，那么，即便不考虑市场需求约束，也只能依据个别关键生产环节的有效规模作为整个生产系统的设计规模，这必然导致其他有效规模较大的生产环节不能充分获取规模经济利益。但是，产品内分工提供了摆脱这一约束的途径。由于给定产品的不同生产区段的有效规模不同，这就有可能通过产品内分工，把对应不同有效规模的产品区段分离出来，安排到不同的空间场合进行生产，从而达到节省平均成本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目标。
(2)模块化生产网络中组织内分工的意义和作用。模块化生产网络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是存在有层级式的设计规则或通用生产平台，使得一个新设计或新产品的各组成部分的价值可以相互独立，遵循设计规则或基于通用平台就可确保不同企业生产的模块组合在一起时能够发挥系统的功效。模块化生产网络中的组织间分工只有在更高层级的组织内分工的协调框架下才能真正产生效率。这种更高层级的协调框架既可表现为计算机产业中的设计规则对网络成员的辐射，又可表现为汽车产业中最终组装商对供应商的指导。
无论哪种情形，核心企业与其他成员企业之间的交互行为都突破了市场的界限，核心企业不同程度地进入了成员企业的生产过程之中。从这个角度看，模块化生产网络中的分工表现为组织内分工。生产网络中企业之间的契约包含了要素交易关系类型（即指挥服从关系）渗入商品契约的含义。这种交易既是在市场中实现的，又不是在市场中实现的。这种交易的外部形式仍是商品交易，但是内容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交易的对象不再是供给方单方面努力的结果，而是融入了购买方指挥、协调、指导的产物，并且“融入”这种活动本身不是在市场上进行的，它是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
谢富胜(2007)指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核心在于以分工协作为载体，通过对雇佣劳动的控制来实现商品生产的效率。模块化生产网络依然遵循上述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原则，但它已不再局限于单个企业边界内简单的分工协作，而是采用跨越组织边界的设计模块化和并行工程作业方式，表现为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分工协作体系。模块层次分散化的设计演进会不断衍生出对模块进行系统层次协调的需要，新的模块化设计可能构造出新的系统设计。
模块化生产网络从两个相反的起点发展起来，一边是开发模块的中小企业不断涌现，另一边是这些企业中不断有个别企业蛹化为大型的制定标准的企业。纵观计算机产业史，第一台模块化IBM360计算机诞生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围绕IBM360设计和制造模块，Intel便是其中一家专注于微处理器的企业。随着微处理器的速度越来越快，原来个人电脑的建构已经承载不了微处理器的强大功能。虽然许多公司都在个人电脑的设计方面进行了投资，但没有哪个供应商有能力去独自促进整个系统向前发展，或者独自推翻整个系统(Annabelle,Cusumano,2002)。为了应对这一根本挑战，Intel于1991年建立架构实验室，发展和推动行业的PCI（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周边元件扩展接口）总线创新，从仅仅提供硅晶管到一个确定的建构的公司而上升为行业领导者。
2.模块化生产网络演进的二重路径
(1)产品建构变化趋势的二重性。复杂产品系统的建构(Architecture)往往体现为递进的层次序列结构，每一层次的部件作为一个子系统由下一层次的部件构成。于是，某一部件内部可能是高度集成的，而其更高层次的系统则是高度模块化的，该部件在上一层级的系统中作为模块使用(Ulrich,1995)。在很多情况下，关键部件层次的集成化是产品系统层次模块化的前提条件。产品系统层次的建构向模块化转变的同时，关键部件层次的建构朝集成化的方向变动。例如，电视机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即使用模拟技术的显像管时代和使用数字技术的平板电视时代。显像管电视时代的核心芯片有五片，而到了平板电视时代，核心芯片的数量变为两片或一片。原来五片芯片的功能被集成到两片芯片，意味着核心芯片这一关键部件的集成度提高了（宋磊，2008）。
产品的建构变化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从集成型到模块型，再回到集成型建构(Chesbrough,Kusunoki,2001)。当产品概念和技术刚出现时，产品应该包括哪些部件以及部件之间的互动关系尚不明朗，产业界无法达成一致。只有经过大量的试验，工程师才能把部件之间的关系表述为明确的设计规则。不同企业的规则将会展开竞争，在生产方规模经济和需求方规模经济（网络效应）的相互强化作用下产生了主导设计（即产业标准）之后，模块供应商围绕主导设计挖掘模块的价值(Henderson,Clark,1990)。当从给定的要素关系所获得的结构收益达到极限时，就有必要建立新的结构，导致向集成型建构回归的现象。因此，无论集成型还是模块型都不是产品建构的终极状态，产品建构并非单向变化，而是在集成型和模块型之间不断循环往复。
当产品处于集成型建构时，生产是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每一款新产品都需要从头开始设计，资本被束缚在生产领域的时间特别长。模块化赋予原来正在形成但尚未完成的产品以相对独立性，降低了某些模块新企业进入市场的必要资本量。模块供应商还可以凭借其对模块内隐性知识的独特理解，设计和制造出优于在位企业所提供的模块产品。
然而，由于产品建构的转化方向不是单一的，所以，产品所处行业的进入壁垒也不是一直下降的。当产品建构由模块转向集成时，行业的进入壁垒上升。等待下一个行业标准的诞生，即产品建构再由集成转向模块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规则制定者必须掌握所有相互影响的知识总和，甚至超过这个总和，这需要耗费巨额的资源。IBM为创建360系统投资了相当于现在的200亿美元(Baldwin,Clark,2000)；Intel则花费了5年时间和公司3/4的成本建立PCI总线标准(Annabelle,Cusumano,2002)。不仅如此，由于模块化把相互依赖关系集中到一个个模块中，系统的模块化往往伴随着核心部件的集成化，所以，生产此类模块的进入壁垒不降反升。例如，建立半导体芯片制造能力的成本从20世纪60年代的200万美元增加到目前的30亿美元(Dicken,2007)。
(2)知识转化方向的二重性。自波兰尼1959年提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区分之后，这两类知识的动态转化被看做是企业成长和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这两类知识在模块化生产网络中并存，前者表现为“看得见的设计规则”，包括建构、界面和测试标准；后者表现为“隐藏起来的信息”，是一种仅限于一个模块内部、对其他模块没有影响的决策。设计规则的制定是一个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的符码化过程。网络核心企业将长期积累的关于系统中部件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知识提炼出来，形成每个模块都要遵守的设计规则。在单个模块内，隐性知识更具有价值，它是高度背景化和个人化的知识，不易被其他企业所模仿（余东华，芮明杰，2007b）。设置产业标准的核心企业以及集成系统或生产核心模块的高层级供应商首先发展产品创新所需的隐性知识，然后将产品模块化、把隐性知识符码化为设计规则之后，再通过显性知识来指导和控制低层级的供应商。
随着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与生产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在深度上得以积累，在横向上却加剧了分离。生产链上不同模块供应商对知识掌握“程度的加强”和“广度的减少”使得他们在“背对背”地创新时必须有第三方的协调。因此，模块化生产网络的知识转化同时沿着两条逻辑线索演进：一方面，网络中的一般成员企业为了能够在网络中生存，保持模块供应商的地位，致力于挖掘模块部分的隐性知识；另一方面，核心企业构建和修正显性知识（设计规则），引领模块化生产网络的发展。显性知识容易实现远距离传播，可以加强核心企业对地理上分散的网络成员的控制，扩大网络核心的辐射、控制和协调范围。隐性知识要求直接的经验和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空间邻近性。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企业必须频繁地转换产品、迅速地处理信息、快速地更新知识，这些只能通过工人的多技能、紧张而频繁的人际交流和果断决策来实现，交流各方在空间上的邻近能够促进交流。隐性知识，特别是具有空间“黏着性”的隐性知识是模块创新的基础。
核心企业把存在于不同组织边界内的隐性知识提炼出来，并形成符码化的显性知识绝非易事。根据前述产品建构变化趋势的二重性，当从给定的设计规则中所获得的结构收益达到极限时，就有必要建立新的结构，这会导致产品建构向集成型的回归，进而企业重新开发新产品。新产品设计中的不确定性是无法用概率来描述的不确定性，创新并非来自明确的需求或问题，产品开发是一个寻求问题本身的过程。问题来自拥有不同背景、不同观点的个体或组织之间的对话，对话中的歧义是创意的源泉。
在创新的早期阶段，解释性维度起着重要作用（莱斯特，皮奥雷，2006），它更关注对话、更包容歧义、更注重探索，这时如何把不同利益主体的隐性知识融合起来，形成一个语言共同体就成为网络核心企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因为在模块化生产网络中，同一层次的网络成员之间以及不同层级的网络成员之间存在很多潜藏的利益冲突，歧义可能会使对话完全破裂。核心企业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清除那些阻碍对话的组织壁垒，管理不确定性而不是消除不确定性。例如，一个典型的系统芯片设计(System on Chip,SoC)至少需要管理六类模块商：系统设计师、设计模块商(Silicon Intellectual Property,SIP)、软件开发商、检测商、设计自动化(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EDA)工具提供商、代工制造商(Foundry Services)。开发新产品时，模块化生产网络必须有共享的语言，从而使网络成员能够明确地表达部件的功能，分享部件之间相互作用的知识(Ernst,Martin,2004)。然而，由于隐性知识的组织嵌入性和地理黏着性，不同的模块商往往存在目标、方法、地理或文化等方面的诸多差异。同时，模块商“背对背”竞争的特征导致他们害怕泄露竞争性资产，对话往往难以为继，因此，核心企业开发通用语言、创造新的产品建构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
(3)企业组织演进趋势的二重性。Langlois(2003)认为模块化唤醒了市场力量，模块化的不同环节主要由市场协调，从而掀起企业组织的垂直非一体化浪潮。管理——这只“看不见的手”重归隐形，企业规模缩小，产业组织再次呈现出斯密时代大量原子式小企业的布局。模块化确实促进了大企业的纵向分离，但产业组织的结构并未简单地复归为大量小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状态，而是出现了企业组织的纵向分离和子模块横向一体化的协同演进。从纵向分拆的角度看，鉴于需求波动、固定资本投资回收不确定，大企业通过业务“归核化”，将其满足不了的缝隙市场需求交给其他企业，从而分担固定资本的投资。如果企业所在的是一个垂直一体化的封闭网络，那么，它在面对市场机遇时所遇到的选择困境将制约其发展。而模块化生产网络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新企业源源不断地进入网络来开发在位企业不得不放弃的市场机遇，将这种不可避免的选择难题转化为整个开放网络的发展机遇(Best,2001)。
不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原理对于模块化生产网络而言并未失效，模块化生产网络的成员除了设置标准的核心企业、致力于缝隙市场的中小型模块企业外，还有一个扮演重要角色的成员——大型供应商。它们围绕产业标准，采用基础过程(Base Process)和基础产品(Base Product)，制造面向世界市场的通用产品。从事制造的大型模块供应商依然遵循钱德勒所说的“速度经济”①的逻辑，进行后向一体化，发展内部的采购体系，使得企业数量减少、规模扩大。
Van Assche(2005)把模块化纳入产业均衡模型，内生化企业的纵向与横向边界。他假设中间产品市场是可竞争市场，最终产品市场是迪克斯—斯蒂格勒垄断竞争市场；最终产品对称地分布在单位半径的圆周上，中间产品分布在周长为γ(0,+∞)的同心圆周上。
在理想化外包情况下，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位于同一条半径上。当供应商为最终组装商提供的是非理想化的中间投入品时，定制化成本δ可以表示为
，即中间投入品所在半径偏离最终产品所在半径的弧度，该成本取决于最终组装商的数量以及中间产品的周长。模块化的程度可以用
来表示，γ越大，中间产品之间的差异越大，模块化程度越小，定制化成本就越高。当中间投入品的生产存在范围经济时，定制化成本在最终组装商和供应商之间的分摊，或者说理想化外包、标准化外包和定制化外包②的决策就成为内生的。如果用r来表示最终供应商定制产品的相对低效率，那么，模型推导的结果显示：当γ减小，模块化程度提高，定制化成本降低时，会引致定制化外包（如果r≥1）和标准化外包（如果r≤1），即子模块供应商将通过横向一体化来利用规模经济，为最终组装商提供定制化或标准化的零部件。
三、模块化生产网络的二重性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1.分工二重性与俘获型网络
依据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以生产劳动密集型模块的方式切入全球模块化生产网络，被视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道路的重要途径。然而，发展中国家在高端工业化进程中，却广泛地出现了被“俘获”的现象(Humphrey,Schmitz,2002)。发展中国家在由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的过程中，遇到发达国家的国际大购买商或跨国公司的双重阻击和控制，进而被限制在低附加值、微利化的低端环节（刘志彪，张杰，2007）。
模块化生产网络分工的二重性意味着局部独立的模块并非完全独立于其他模块，模块供应商必须始终牢牢遵守系统的设计规则，否则各个模块就不能兼容地配置在一起作为用户最终需求的产品系统出卖。模块化把组织内部分工转化为组织之间分工的程度是不完全的，模块供应商生产的模块只具有相对独立的使用价值，必须依赖规则制定者和系统集成商将模块融合为终端产品之后才能实现模块产品的价值。
虽然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价值链模块化解构为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价值网络提供了“接口”，但俘获网络型对接形式却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价值链对接中的常态。因为不生产终端产品，中国模块供应商缺失拥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开发平台，没有修改和再开发产品的权利。终端产品是上游技术的应用平台，如果没有产品开发平台，上游技术就丧失了需求，就没有整个技术链条的进步动力（路风，2005）。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基于模块化生产网络中分工的二重性，利用其在设计规则及核心部件上的垄断力量，将中国的模块供应商置于代工—微利化—自主创新能力缺失的循环路径。
2.演进二重性与模块化陷阱
(1)关键部件集成化压缩中国企业的利润空间。电视机产业是中国制造业崛起的象征之一。在显像管电视时代，中国企业经过长期发展在模拟技术上积累了技术能力。然而，进入平板电视时代后，中国企业遭遇严峻考验（宋磊，2008）。一是与显像管电视相比，平板电视的零件数大大减少，组装技术的重要性下降。二是关键部件在电视成本结构中的比例上升到总成本的70%以上，严重压缩了电视组装企业的利润空间。核心芯片这一关键部件集成度的提高，意味着通过渐进革新来获得设计与生产核心芯片能力的可能性更小了。
(2)产品建构逆向变化致使中国企业被淘汰。当产品的建构类型与企业的组织形态不匹配时，企业陷入陷阱。在企业预期产品建构将向模块型变化并将组织形态设定为模块型的情况下，如果产品建构却向集成型变化，那么，企业将陷入模块化陷阱。同样的逻辑可以用来解释集成型陷阱。中国企业进入的一般是产品建构转向模块化的产业，因此，中国企业多陷入模块型陷阱而非集成型陷阱。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这两类陷阱是不对称的。由于设计师需要长期积累大量的经验才能明确部件间的所有关系，所以，在集成化和模块化的动态更迭中，产品建构从模块转向集成的间隔时间比从集成转向模块的间隔时间短得多(Chesbrough,Kusunoki,2001)，模块型陷阱出现的频率和概率大大超过集成型陷阱。以MP3产业为例，MP3从闪存转向硬存时，中国的多数闪存MP3企业未能顺利地转产这一产品。与闪存MP3相比，硬存MP3的产品建构更接近于集成型。硬存MP3一般使用电池，在结构上如何设计电池与其他部件的相互关系，以及处理散热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在产品建构突然转向集成型时，那些无法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的企业基本丧失了进入新市场的机会。
(3)隐性知识显性化强化外国资本的控制力。谢富胜(2007)指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核心是通过控制来实现效率。从资本主义诞生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主要追求操作效率，即单个劳动力或机器在给定时间内加工的材料数量。在福特制之前，熟练的技能工人控制着工厂内的工作节奏，阻碍了操作效率的提升。为此，资本家力图分离劳动的概念和执行，收集工人过去所有的一切传统知识，然后把这些知识变成规则、法则和公式。资本家通过把隐性知识编码化，严格控制每一个操作动作来提高操作效率。需求从规模到范围的转化使资本主义生产从追求操作效率日益转化为追求过程效率，由此产生了劳动过程控制的新形式。控制由赤裸裸的隶属转化成隐晦的标准。网络核心企业显性化隐性知识来控制网络成员。从网络核心企业的角度看，好的标准就是经过伪装的命令(Iansiti,Levien,2005)。
随着模块化生产网络的形成和拓展，核心企业的有形边界在收缩的同时，其无形边界却在不断地扩大（余东华，芮明杰，2007a）。从半导体行业的“无晶工厂”模式，到服装鞋帽行业的90%制造外包，全球超级跨国公司的有形边界在缩小，但其品牌实现的总价值以及企业的无形边界在扩大，企业的控制能力不断增强。
3.系统与核心部件领域的进入壁垒提高
模块化把复杂的产品分解为模块部件，这样中国企业就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关键部件然后进行组装生产。模块化使得中国企业可以作为同质的生产者，顺利进入产品建构明显向模块化变化的产业，并在其中迅速形成生产能力，就这个意义上而言，模块化降低了中国企业进入复杂产品市场的壁垒。不过，从事低技术含量的模块分工使发展中国家企业被锁定在微利的俘获型网络中。为了摆脱“俘获”，中国企业必须进入系统与核心部件领域，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开发平台。根据前述，鉴于技术的飞速变革和高昂的设计制造成本，在系统和核心部件领域建立生产能力的成本陡然增长。数量较少的超级跨国公司主导了这些进入壁垒高耸的领域，小规模生产已经变得越来越不现实。中国企业想凭借一己之力冲破俘获型网络非常困难。
四、中国企业的出路和对策
在模块化时代，企业竞争力的大小取决于企业是否融入模块化生产网络以及对自身所在网络的理解和适应，企业之间的竞争演变成网络之间的竞争。模块化生产网络带来的新国际分工从两个层面上强化了资本的控制，从而便利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获取更多的利润。一是通过把复杂劳动分解为简单劳动，使劳动力成为“通用型的投入”。计算机等复杂制品被模块化之后，一些设计与制造技术含量较低的模块就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生产，以便充分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二是网络核心企业通过设置产业标准获得了对产品创新方向的控制力，加强了核心企业相对于模块供应商的谈判能力。如何主动构建以中国本土企业为核心的模块化生产网络来参与国际竞争，从而由俘获型网络转向更为平等的网络呢？基于本土需求的建构创新③是一条重要途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面临巩固已有核心能力与构建新能力之间的权衡。在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今天，外部环境已经不允许企业“通吃”市场上涌现的一切新机遇，而必须有所取舍。企业一般会选择开发一种最接近现有核心能力的新技术，剩下的与在位企业核心能力相去较远的潜在技术则有待于其他企业去发掘(Best,2001)。因此，尽管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竭力压制中国企业的技术升级，但它们不可能去开发所有的市场机遇，填满所有的市场缝隙。带有民族国家特点的本土需求就是一种跨国公司无法“充分吸收”的市场缝隙。中国企业应该而且是可以做到根据国内市场对同一产品的性能特性的不同要求，重新定义产品的建构。
(2)对于从事建构创新的落后国家企业而言，建构是把部件整合为一个产品系统的概念和能力，更多地表现为“软件”，从而较少受到现存物质技术系统的制约。对于发达国家企业而言，模块和建构同时变革的激进创新对其构成的威胁毋庸置疑，而建构创新带来的挑战却不易察觉，因为一旦主导设计确立后，建构知识将以无形及隐晦的方式嵌入在组织管理中。即使在位企业意识到产品建构创新了，花费在原有建构上的沉淀投资和根植于原有建构的组织惯例，也会妨碍在位企业在短期内建立新的建构(Henderson,Clark,1990)。
从中国企业的实践看，成功的基于本土需求的建构创新主要有两类方式：一是低端突破，针对价格弹性高的二级、三级市场需求去生产产品。中国的自主开发汽车企业哈飞、吉利和奇瑞在发展初期，都是以价格在1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经济车型打入中国汽车市场的，因为发达国家企业提供的产品性能超过了中国多数客户群体的消化能力。当另一个价值网络开始浮现时，假如新进入者能以较低的成本提供实用的价值，那么，它就能成功进驻这些市场空间，并逐渐提升性能，直到颠覆掉前任市场领导者，从而完成一次成功的低端突破。二是兼容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补品。新科电子生产的DVD机具有超强的纠错能力，由于它能够清晰地播放盗版光盘，而一跃成为中国DVD工业无可争议的龙头企业（路风，慕玲，2003）。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更可能在建构创新上取得突破，但掌握建构知识却意味着技术学习上的跳跃。建构创新要求企业能够发展出自主产品概念，即在产品系统的层次上，而不仅仅是零部件层次上进行技术学习。只有在早期就积极介入新技术与市场的互动，而不仅仅是跟随成熟产品的技术轨道，中国企业才能产生这种技术学习的动力。曹亮(2007)指出后发优势在当代不能像过去那样创造奇迹还与国际环境、国际关系中的霸权、路径依赖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正是先发优势在当代国际竞争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原因。在当代，先发优势或许更多地是通过后天努力、主观能动和内生而获得的。例如，哈飞在学习微型车制造技术时，从一开始就大幅度改动铃木的每一张图纸（路风，封凯栋，2004）；新科没有把播放机看成是CD加解码芯片的简单拼装，从一开始就将其作为一体化的系统来设计，确立了整机任何部分都影响纠错能力的观念，发展出独特的系统控制软件（路风，慕玲，2003）。
五、结论与启示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从“一穷二白”演变为“世界工厂”，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当前，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在这个关键的转折点上，从加工组装到设计制造的跃迁关乎中国能否实现集约型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组装加工业是与模块化相伴相生的，模块化对中国企业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模块化生产网络的二重性决定其在运动过程中一定会显现出二重的发展趋势，这为中国企业和政府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矛盾二重性的转化来促进产业链的工序升级提供了客观依据。
从历史的视角看，后发优势的运用的确帮助过一些后发的企业和国家摆脱落后的局面，实现了技术、经济的追赶，但是，由于当代许多条件的改变，使得后发优势的发挥显得越来越困难，而先发优势正日益凸显出其强大的生命力。新的时代、新的发展机遇对企业的和国家的战略选择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去的后发优势曾给后进企业和国家带来了跨越式的发展机遇，但这也成为后发企业和后发国家从根本上探索经济发展动力的羁绊。后发优势是一种典型的追赶模式，而非赶超模式。赶超模式的核心是在追赶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制度创新和科学技术跨越到原先领先者的前面。如果后发企业和后发国家在实施追赶战略后，仍只是一味模仿先发企业和先发国家的成熟技术，而不对真正的经济发展之源展开模仿和创新，即对新技术和基础科学研究进行大量和长期的R&D投入以及相关制度的创新，不谋求发挥先发优势，那么就只会永远落后于先发企业和先发国家，甚至使企业和整个国家经济步入一个尴尬的不景气泥潭内。
模块化生产网络中的核心企业与一般成员企业的定位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时间上，模块化生产网络的演进必然会衍生出新的产品建构和组织网络；在空间上，模块化生产网络的发展根植于地理经济空间的社会文化制度。如果中国企业和政府能够从时空上把握这两点，基于本土需求积累技术能力、增强自主创新，就能改变中国在模块化生产网络中的被动定位甚至塑造以中国企业为核心的模块化生产网络，而中国政府在技术政策和产业政策领域的大力支持和扶持正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关键因素之一。
注释：
①钱德勒认为多部门大企业相对于市场交易的最大优势是，通过密集使用厂房和机器设备来提高产出率。他把这种高产出称为“速度经济”。
②以下图示从左到右依次表明了垂直一体化、理想化外包、标准化外包和定制化外包的情况。感兴趣的读者请进一步参阅Van Assche(2005)。
③建构创新是指模块不变而建构变化的创新。模块并非完全不变，往往是模块的部分改变（比如形状大小）引发部件之间新的互动关系而导致建构创新，但模块的核心设计理念及相应的工程知识并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