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女权主义社会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加拿大论文,社会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法分类号 C910-06
一、传统社会学与女权主义社会学
在加拿大，女权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开始于70年代初，它是妇女运动深入发展的产物，也得益于“妇女研究”这一学科的发展。西方社会学创立于19世纪中叶，在1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已经从研究的主要内容到研究方法基本形成了一套传统的理论体系。社会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把各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早在社会学创立之前的18世纪，卢梭就写过《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75）和《论社会契约》（1762），试图回答是什么强迫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或一个人凭什么对另一个人行使权力，从而说明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和本质，但并没有把“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放到重要位置上来。社会学鼻祖孔德力主“普遍和谐”，认为整个社会和自然界一样，是建立在协调一致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社会秩序，但也没有深入探讨如何协调人类各占一半的男女关系问题。后来的斯宾塞、迪尔克姆、韦伯，甚至连重视实际社会调查的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托马斯、派克等也没有把“性别不平等”看成是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历来男性占绝对优势的传统社会学界不重视“性别不平等”问题，原因之一是认为“性别”属于生物学范畴，不属于社会学范畴。
60年代后期，加拿大受欧美的影响，妇女运动也掀起第二次浪潮，这使得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性别”问题显得尤为突出。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女权主义者们越来越认识到，仅仅看到男女不平等还远远不够，必须使人们，尤其是妇女，对性别不平等的实质进行思考，必须对性别不平等渗透并沉淀于其中的知识、文化、理论框架以及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提出质疑，进行反思和批判。在这方面，女权主义功不可没。在70—80年代的加拿大，“性别”问题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书店和图书馆为性别研究设立专门书架，妇女书店也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研究性别问题的论文和专著层出不穷，大学课堂上讨论着妇女运动中出现的最新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研究着社会生活中男人与女人的地位问题。越讨论便越清楚地看到，人的动机、思想、话语、行为等无不带有性别的特征，性别构成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现存的很多社会现象都是以男女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赋予男性的地位比女性的高，授予男性的荣誉比女性的多。男性能掌握、控制自己的命运，对女性有领导支配权。尽管社会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例子俯拾皆是，然而人们对其蔓延的程度、产生的根源以及本质知之甚少，更谈不到想出什么有效途径来根除这种不平等。困扰社会的不平等形式很多，如种族、民族、阶级方面的不平等，但相比之下，人们对性别引起的不平等关注不多，研究更少。正如英国女权主义者希拉·罗博瑟姆指出的那样，男女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难以理清，它不同于其他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毕竟互相吸引、互相爱慕，男女之间的关系是相当温和的暴政，女性在男女亲热时被解除了武装。〔1〕
70年代初，随着妇女研究的发展，女权主义对其他传统学科的问题及其研究方法越来越感兴趣，女权主义研究探讨的问题也涉及到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女权主义在研究中博采众长，借鉴多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值得肯定的。在众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之林中，女权主义与社会学关系更密切一些，二者对世界的看法确有独到之处——往往用一种特殊的透视镜观察世界。二者均关心社会的不平等、不公正，二者都在寻找改善人类社会环境的途径。社会学自它创立之日起，妇女问题便是其中心问题之一。正如维奥拉·凯恩（Viola Kein）所指出的，妇女的命运和社会学的源渊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缘关系，妇女解放与社会学的诞生同时开始不是偶然的巧合，两者均以承认人类的社会性为起点，所以两者关注的问题是相同的。〔2〕社会学作为研究整个社会、社会惯例、社会结构、社会进程、 社会行为的学科，重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女权主义作为研究性别关系的学科，分析研究的是性别问题和妇女问题，尤其是妇女在社会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问题，重在探讨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然而，在其他方面，社会学方法和女权主义方法有时却是针锋相对的。对什么是人性，知识的范围和性质，怎样参与政治等问题，两者往往认识不同。女权主义也许靠社会学的帮助来理解性别不平等问题，但同时也严厉批判了传统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很有意思的是，女权主义之所以批判传统社会学，往往是嫌社会学缺乏广泛的社会性，比如传统的社会学把性别问题排斥在社会学范畴之外。传统社会学长期以来由男性把持，无视性别不平等问题也不足为怪。虽然妇女研究早在社会学中确立了地位，但女权主义理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女权主义认为其理论持之有据，女权意识是振奋人心的革命观念，而大部分社会学家却认为女权主义是赶时髦、凑热闹，成不了气候。20多年过去后，女权主义不但在文学领域里形成了世界性的大气候，在社会学领域也形成了小气候，性别问题已成为社会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更是女权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发生点。在加拿大，女权主义社会学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这4个阶段既有加拿大的特色，又在整个西方女权主义社会学中具有普遍性，值得回顾探讨。
二、加拿大女权主义社会学发展的四个阶段
女权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始终与性别问题相联。性别完全平等的社会该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女权主义者也众说纷纭，有的比较激进，有的比较温和。简单地说，比较激进的要重建一个与现在全然不同的社会，其社会内容要表达妇女的权益，体现妇女的价值，摆脱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支配。比较温和的则关注在获得社会现有的各种机会时，女性要和男性平等。尽管女权主义者们在有些政治问题上意见分歧，研究方法上各行其事，但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认为，搞女权主义学问最终都是为了达到使社会更公正这一目的。在这个一致的大方向下，加拿大女权主义社会学大致可分为4个发展阶段：1.女性参与和认识性别意义阶段；2. 女性中心观阶段；3.向传统观念挑战阶段；4.重视多样性和差异性阶段。各阶段的侧重点不同，但中心都是批判男权统治和排斥妇女的思想。
在第一阶段，加拿大女权主义社会学主要是把妇女自身的基本状况告诉她们，使她们对自己的地位与现状有个清晰的认识。通过考察各种社会现象，妇女们惊奇地发现排斥妇女、无视妇女存在的现象太明显、太严重了。1970年出版了《皇家学会关于妇女地位的报告》，1973年出版了安妮·玛丽·亨歇尔（Anne Marie Henshel）的《性别结构》，同一年还出版了玛丽莉·斯蒂芬森（Marylee Stephenson）编辑的文集《加拿大妇女》。这几本著作对了解妇女的地位和状况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各种翔实的资料一再表明：如果把女性的状况同男性的状况进行比较，很明显女性总处在不利的地位。女性受的教育比男性少，社会为女性提供的深造、就业、提升的机会远不如为男性提供得多，女性从事的都是社会地位较低的工作，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值也比对男性的低，在婚姻上女性对男性的依赖性强，等等。性别不平等确实是无处不有的普遍现象。妇女运动一直旨在改变社会，要求女性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机会。所以，这几部著作中指出的种种性别不平等现象对妇女运动如同火上浇油，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对性别不平等之意义的研究。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女权主义者认识到社会上歧视妇女的意识根深蒂固，对女性的排斥现象比原来所了解的要广泛得多，而只靠宣传鼓动，要求“妇女参与”，认识性别意义，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简单地要求社会要包容妇女，公平地认识两性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既无法使人们注意到性别的重要意义，也不能对认识论、方法论、理论体系等方面的传统格局提出质疑。比如，从研究性别的角度对政治选举的方式进行分析，只能显示出男性和女性在选举方式上有什么共同点或有什么不同点，但反映不出对“政治”这一术语的含义如何界定，也反映不出“政治”对男人或女人各意味着什么。女权主义对政治社会学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倾向进行分析，认为传统的社会学界从来没有设身处地想一下妇女的处境，对妇女缺乏认识，甚至对妇女的政治经历一无所知。对于男性根据自己或其他男性的经验提出的问题，女性自有不同的看法。看来只从“性别意义”、“两性作用”等方面进行研究不足之处甚多，不少女权主义者便很自然地转而探讨“包容妇女”和“两性平等”等概念更为复杂的深层含义。
这样，女权主义社会学的第2 个阶段——“女性中心观”就开始了。女权主义社会学密切关注妇女运动的发展，考察妇女们所从事的主要社会活动，倾听她们对各种社会现象的看法和意见，进而进行审视和评价。通过考察研究，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有了飞跃，发现以往简单地要求“男女平等”，简单地把女性的状况同男性进行比较有功利主义倾向。为什么要向男性水平看齐？为什么要女性接受男性的价值观？凭什么要把男性的经验当作标准和规范？这些所谓的标准和规范是谁定的，为什么要这样定，又是为谁定的？这样“平等”一词就有了新的含义，“平等”不再只指妇女赶上男子，同时主要指尊重妇女的经验和见识，改变社会，使之能反映妇女的权益。
在这一阶段，女权主义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很多，这里只举几个比较关键的。如，对妇女工作的价值问题，所有的女权主义者，无论是激进的，还是温和的，现在都要求不但同工同酬，还要工作价值等同。所谓“工作价值等同”是要求承认妇女所从事工作的价值，而在过去男性主宰的社会中，妇女所从事工作的价值不但不受重视，还常遭诋毁。很多女权主义社会学家考察过妇女所从事的各种工作，无论是付报酬的社会工作，还是不付报酬的家务劳动，都要尽可能从妇女自身的视角来探讨研究。帕特·阿姆斯特朗和休·阿姆斯特朗1984年出版的《加拿大妇女及其从事的各类工作》〔3 〕一书对研究妇女所从事的工作有很大意义。由于妇女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主要从事家务劳动，所以在女权主义社会学看来，家务劳动的意义就上升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女权主义社会学认为不能把家务劳动看成是没有什么社会意义、纯属个人消费的问题，要研究家务劳动对家庭、对社会的重要性。这样一来，就引起了一场关于家务劳动的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加拿大女权主义社会学有精彩表现，高论叠出，不乏真知灼见，其中最有新意的是把家务劳动同资本积累、社会再生产挂钩。这首创于1969年玛格丽特·本斯顿写的《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学》〔4〕一文， 为以后分析研究加拿大及其他地方的家务劳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梅格·勒克斯顿1980年从各种角度分析了加拿大马尼托巴省弗逊弗朗地区的家务劳动，生动地记述了妇女们对家务劳动的体会和认识：对家庭，必不可少；对女性，束缚不小；对社会，贡献很重要。现在社会学已公认家庭主妇不付报酬的家务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资本积累和再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
除了对家务劳动进行研究外，女权主义社会学还对妇女生活的其他重要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如妊娠、生育等。通过研究，对妊娠和生育也提出了类似于家务劳动的新理解，传统意义上自然的生育过程用再生产的术语说也是一种主要的劳动过程。这种观念如果能盛行起来，就会改变传统意义上的“母亲”概念。再如对男性性暴力和性骚扰，女权主义社会学也有新的发现。“强奸”的传统定义是一种性攻击，这定义意味着男性攻击的只是女性而已，所以这种定义不能代表女性的观点，女性中心观把性攻击看成是对人的攻击，是侵犯人的权利与尊严。
女性中心观的确是认识论上前所未有的新视角，有力地冲击了很多由来已久的传统观念。一些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受其影响产生了新的补充或发展，整个西方知识及其治学方法也被女性中心观“透视”出了不少漏洞。随之便进入了第3 个阶段——对传统的认识论提出挑战，考察西方知识的客观性。
大量的分析表明，很多学科的知识，并非像历来声称的那样是“客观的”，而是带有价值取向的。社会结构的大部分由男性统治或把持，所以到处体现着男性的价值观。女权主义社会学在研究带男性价值倾向的知识时，越来越多地发现话语、概念、阐释、方法论以及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观念无不渗透着性别岐视，其程度之深令人惊奇。人们的思想模式和表达方法多由男性创造或由男性控制，男性把持着知识领域，使女性难以涉足。在主宰社会的男性看来，女性的经历，女性对世界的看法，不带有普遍性，因而没有权威性。男性所写的，所说的，所干的，男性通常很注意，认为很重要，对后辈更为重要，从有历史记载的时候起，周而复始地进行着这种循环。历史记载基本上与男性有关，是男人为了男人写有关男人的事。“性歧视”这一问题的提出意义重大，它不仅是重新评价传统知识的锐利武器，也为认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如果不清算传统学科中的性歧视，要充分理解性别问题是不可能的。许多传统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从未遭到怀疑，现在由女权主义社会学用“性歧视”一批判，其偏颇的男性价值取向暴露无遗。任何知识，如无视女性或歧视女性，就谈不上客观与普遍，这几乎是当代公论了。玛格丽特·艾克勒说得好：“女人和男人，由于各自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社会的看法也就不同，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只要社会的性别结构不变，这种情况也不会变。所以女性有自己的看法，对同样的问题，女性的看法至少同男性的看法具有同样的价值，说不定比男性的看法更有价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地位低的人在洞察社会运行时比社会地位优越的人更敏锐……”〔5〕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女权主义社会学家提出了妇女的多样性问题，即妇女与妇女之间的情况是有差异的，随之进入了第4 个阶段——重视女性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纵观过去的女权主义理论，大多是建立在白人妇女、中产阶级妇女和欧美妇女的经验基础上的，这就忽视了妇女中有种类、等级的差别，所以往往缺乏普遍性。女权主义社会学强调指出，性别问题如果脱离开其他结构特征如社会等级、种族、民族、年龄和区域等就不好透彻理解。白人妇女不可能从自身的经验推知有色人种妇女的经验，中产阶级妇女的经验不同于劳动妇女的经验。过去的女权主义理论重视妇女的共性，使用的理论框架往往只讲明两性之间的差异，忽视了妇女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加拿大由于久有双语制、多元文化、多民族移民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传统，所以女权主义社会学中重视妇女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比其他地方更为顺理成章。
要建构女权主义社会学比较全面的理论体系，就要在理论中涵盖女性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可是一旦包括进去，就会引出很多麻烦问题。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来说，问题还不大，因为这一派首先考虑的不是性别问题，而是阶级问题。但对其他女权主义者来说就比较棘手，因为大量的讨论已证实很难将性别问题与其他社会结构特征如阶级、民族、种族等相联系。再进一步说，妇女间的差异可以扩展到更多方面，除了不同种族、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外，尚有更细微却不乏代表性的差异，如职业妇女与家庭妇女、生育母亲与未生育母亲、已婚妇女与单身妇女等。如果一味地纠缠于妇女间的差异性上，那么还如何在妇女运动中建构团结统一？当然多数女权主义社会学者比较乐观，认为重视妇女间的差异性有可能扩大妇女的社会实践内容，促进女权运动。重视妇女间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并不是对妇女共性的否定，而是促进了对妇女共性的认识，丰富了在共性基础上进行的斗争。
妇女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看来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也是今后研究中躲不开的问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女权主义社会学根据加拿大的具体国情，首先提出了妇女多样性和差异性的问题，堪称具有世界意义的创造。研究妇女问题，推进女权运动，各国各地情况不尽相同，到相对贫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许多妇女温饱尚未解决，何谈女权？这就是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意义。以发达国家妇女状况为基础的西方女权主义社会学可以说一度只是西方的学说，很难具有全人类性和世界意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提出无疑是个重大突破，使女权主义社会学与各国不同的国情及妇女状况相结合成为可能。加拿大又以其独特的国情——和平的历史进程、多样化的移民、多元文化、双语文学等——走在女权主义社会学的前列，值得称道，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注释：
〔1〕参见Sheila Rowbotham 著Woman's Consciousness,Man's World,1973,Harmondsworth,Penguin.
〔2〕参见Carrigam,Tim,Bob Connell,and John Lee,1985,"Toward a New Sociology of Masculinity" Theory and Society 14:551-604.
〔3〕Armstrong,Pat,and Hugh Armstrong, 1984, CanadianWomen and Their Segregated Work, Tornoto, MClelland andStewart.
〔4〕Margaret Benston,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sLiberation",Monthly Review 21,4 (Sept.).
〔5〕Margrit Eichler,"And the Work Never Ends: FeministContributions", The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Anthropology 22,5 (Dec.),1985.
* 收稿日期：1996—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