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精神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论纲(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中国文学论文,精神论文,世纪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3)02-0006-11
2.十七 年文学。从左翼文学在解放区文学实践中的进一步“方向化”发展趋向来看， 十七年国家文学依然是在某些左翼文学观念被不断“强化”、“合理化”、“政治化” 、“工具化”之后形成的文学形态。在考察主流“官方”文学的同时，分析其隐蔽于作 品中的“民间立场”，也可以看作是在追寻某些作家文学现代化努力的“潜在声音”。 因为在我们看来，在一种强大的绝对的文学主流话语的垄断之下，作家创作中的某些“ 民间性”，就是另外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现代性”，这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自身特点 所决定的。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文学与文学现代化之 间的既相互一致又相互矛盾的复杂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当代文学”，是 现代文学的继续。在50～70年代(“文革”是一种特殊)，这30年与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 一脉相承。1949年7月2日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 次文代会“突出、重视解放区文艺工作经验的总结和介绍，而把原国统区进步文艺工作 经验的总结和介绍客观上仅仅摆在了陪衬的位置上”(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5.102.)。这为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文学定了调门。当代文学 开始了其“一体化”进程。这种“一体化”的文学规范自然与要求“多样化”的现代文 学意识相冲突。所以，十七年文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也只能从文学创作中隐在的“民间 性”(另一意义上的现代性)中去探寻和把握了。
十七年文学历史中，历经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肖也牧创作倾向”的 批判、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 文学思想的批判，1955年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大规模批判，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派运动 ，1957～1958大跃进时的大放特放“文艺卫星”的新民歌运动，三年困难时期文艺界的 反修斗争，“文革”中反对“文艺黑线”斗争，等等。因此说文艺界是左倾思潮泛滥受 害最多最深的“重灾区”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经历了一次次政治风雨 而还能保持对文艺的挚爱和创作生命力的中国当代作家，非常令人钦佩。这也从另一个 侧面证明了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左翼文艺理论家胡风放胆批评创作中架在作家、 艺术家头上的“五把理论刀子”的文字，其本身更像是一把把寒光逼人的“刀子”，并 且将在今后很长的历史中，继续戳扎有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灵魂，促使他们直面复杂 的现实，肩负起艰巨的文化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七年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作家 队伍、领导文艺运动的方式、作品的基调，都和解放区相似。主线就是工农兵方向，以 阶级斗争为纲，为政治服务，写重大题材，表现英雄人物。艺术上则提倡民族化、本土 化、大众化的表现方式。对世界文学，则逐渐走向文化上的自我封闭状态。现实主义依 然是文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但因为“争论”并不是按学术争论或文艺争鸣的“牌 理”出牌，而是动辄“上纲上线”，揪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文艺争鸣”更多的是 “解经式”讨论。文学和文学家的个性不复存在。作家失去了艺术个性，代表时代和社 会发言，而且只能有一种声音。“文以载道”以新的面目登场，演出了一出出反文学和 反现代化的悲喜剧。文学现代化的要求只能在民间艺术形式里得到有限的体现。文学历 史到这里，也就淡出了现代化追求的历史进程。
文学就是宣传。宣传就是“载道”，“载”的是理想精神、英雄主义、阶级斗争、兴 无灭资、抑制个人之“道”。这是30年代左翼文学经过解放区文学的“改造”而“规范 化”之后留给十七年文学的真正精神遗产之一。图解政治、配合运动和斗争，塑造理想 化人物，展现时代的“激情”、史诗品格等诸多“文学脚镣”赋予文学以“组织社会生 活”的强大功能。在这种被夸张了的文学力量(“利用小说反党”)背后，文学自然已出 现片面化、畸形化发展的征兆，为“文革文学”登台亮相埋好了伏笔。这在突出体现了 这一时期创作实绩的“中心作家”的创作中，已经有所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的现 代化，更多地体现在作家作品中发自内心深处的民间立场上，即如前文指出的：在一种 绝对垄断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规范下，文学创作中的民间性就是另一种文化意义上的“ 现代性”。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柳青的《创业史》，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文本。通过 对这一个案的具体分析，将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不断僵化的左翼文学观念，怎样一 步步影响了十七年时期的作家创作，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追求，又是怎样一个充满曲折反 复而异常艰难的历程。
在花了一定时间和精力进行《创业史》文本研读之后，我们倒是比较倾心于一些研究 者的看法了：“像《创业史》，柳青难道不了解农民的真实想法吗?他既要按照政策虚 构梁生宝这样的英雄，又要写出梁三老汉来曲折传递农民的信息。但现在看来，这部小 说的价值就是在真实地写出了梁三老汉，而且描写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时寄予了极大 的同情，而不是站在官方立场上对农民最神圣的感情持嘲笑的态度。合作化运动从改变 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的理想来说当然是对的，可是这显然超出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农 民的接受能力。结果是影响了生产力而不是提高了生产力，也违背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注：陈思和.编写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J].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2).)梁生宝这一英雄人物的塑造以“现代”对“人”的基本观念去理解，更是充满了“时 代烙印”和强加于他身上的“非人性因素”。人性尺度、人道主义立场是伟大作家所坚 守的“文学良知”，也是文学这一潜移默化作用于人灵魂的艺术形式存有价值的基本品 格。而在《创业史》所塑造的英雄人物身上，我们却真切地感受到当具体的人已异化为 抽象政治理念工具符号时的人性缺失，有甚于鲁迅笔下强烈批判的“看客”，让人备觉 阴冷和绝望。虽然作家以细腻而极富才情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梁生宝高瞻远瞩、公而忘 私、特立独行、敢想敢干的优秀品质和性格特征，但是体现于叙述细节中的梁生宝，却 是一个唯上是从、缺乏独立思想、寡恩薄义、对政治教条有宗教般狂热的“阿Q式的农 民”，只是他获得了“造反”、“革命”的许可证。他是新时代的农民，“新”在他有 了翻身的要求和实际活动，而在“新”生活对他的不断磨炼中，他也越来越不像是生活 在现实中的活生生的那个“人”了。柳青的现实主义是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 。不仅作品的整个基调充满理想色彩，作品中的主人公，“理想精神”也是他们性格中 必不可少的元素，这是深受30年代左翼创作影响的。比如第一部“梁生宝买稻种”的第 五章，作家这样写生宝的心理活动：
春天的旷野里，天气是凉的，但生宝心中是热的。
他心中燃烧着熊熊的热火——不是恋爱的热火，而是理想的热火。年轻的庄稼人啊， 一旦燃起了这种内心的热火，他们就成为不顾一切的入迷人物。除了他们的理想，他们 觉得人类其他的生活简直没有趣味。为了理想，他们忘记吃饭，没有瞌睡，对女性的温 存淡漠，失掉吃苦的感觉，和娘老子闹翻，甚至生命本身，也不是那么值得吝惜的了。 (注：柳青.创业史，第一部[Z].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104.549～550.306.264 ～265.279.)
这种为社会主义“革命”献身的火热理想，在今天的部分年轻读者看来，已经感觉到 有点不可思议，甚至可笑。再加上作品中人物的某些行为和作者直接出面所发议论，成 为他们认为人物“不够真实”的重要原因。“真实”的尺度或许是“人性”，即使是以 先进理论武装了头脑的党员，也应该是“人”，这可能是今天年轻一点的读者很一般的 认识。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的形象塑造问题，至今还是一个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今 天我们读者在一些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看到的“人”，总是多少带点“残缺”的人。要么 是完美得不像人，要么是纯粹“动物式生存”的不像人(还不似《金瓶梅》，完全的自 然主义写法，读者却能看出大义存焉)。这充分说明我们的某些标榜“现实”主义的作 家，对“人”的理解还不够全面和深入。作品写的“人”像个“人”，对作家来讲，是 一个不低，相反，倒是非常高的创作要求。
时代变了，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部作品的审美和评价也可能大不相同了。今天的读 者看《创业史》，会明显感到“富农”和“富裕中农”以及一些“中间分子”、“落后 分子”、“顽固分子”的形象被作家塑捏得活灵活现，形神兼备，更多一种会心的认同 感和会意的叹息。而这也正是十七年许多长篇小说艺术特色及成就方面的某些相通之处 。这些侧面或反面形象，远比大多数作家苦心经营的“高大全”正面形象显得丰满而活 脱，给不同时代的读者都能留下深刻印象，引起读者在读类似“革命”题材作品中少有 的“艺术回味”。正是这些当时连作家本人都否认其“成功”的失败之处，却在作品不 断被读者接受的历史涤荡中凸显出“成功”和文学的审美价值。这只能从“反面”证明 那一时期以行政力量强制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果”。读者认为反面人物真实可感，必 然有其对“真实”的理解。而这种“真实”——作家内心的真实、读者内心的真实、作 品中人物的语言行为心理的真实，就构成了一股打破“瞒”和“骗”的推动文学内在发 展的强大动力，把真正的文学魅力映照出来，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题中之义 。在这个意义上，如柳青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还是在其文学艺术世界中部分地体现了 真正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内核——真实。文学的确是人类认识自身和历史的一面极有价 值的“镜子”。
左翼文学自肇始起便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无情批判。这同20年代末30年代初整个资本主 义世界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及由此暴露的资本主义制度弊病有密切而深刻的关系。对资本 主义的揭露与批判，构成左翼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从《子夜》到《创业史》，从 作品所叙述的现代都市到当代农村，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在作品中逐渐呈“宏大”、 “激烈”之势。《子夜》以30年代民族资本家力图振兴民族经济的失败悲剧，证实当时 的中国非但没有资本主义化，而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子夜》创作模式 ，即“是一种以阶级性与典型性相结合，并通过人物的阶级关系来展示社会面貌，带有 鲜明的中共党史的叙事立场的叙事模式”，“这种自觉的党史立场和通过阶级分析来塑 造人物典型的创作方法，对五六十年代现代历史小说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注：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76.)。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 》，受《子夜》创作模式影响写成，主旨在于反映建国后上海的根本变化，即资产阶级 私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过程，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 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塑造了徐义德、朱延年等民族资本家形象。作品 同《子夜》一样，理性过强，认识价值高而缺乏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创业史》虽然写 农村互助组、合作化运动，但集中展示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思想观念)和资本主义制度 的尖锐对立和冲突，尤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水火不容。作家试图论 证的观念赫然标示在书前扉页，“毛主席的教导”：“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 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 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 新事物……”扉二页是作家个人的创作总括“创业难——乡谚”和“家业使弟兄们分裂 ，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中国农村格言”。正是要充分艺术地形象地论证这种政治 观念，使得具有高超文学才华的作家在其作品中留下了极不相称的小说叙述的艺术表现 水平，不能不使人产生艺术与政治文件杂糅从而严重影响小说艺术质量的惋惜之感。第 一部十六章写梁生宝到区公所，看到中刘村两农民兄弟老二和老三在老大死后为财产打 官司的事。作者写道：
“生宝听了挖心地难受。他在整党学习中，听了区委王书记社会发展史的通俗报告。 他现在又在痛恨一个可憎的名词——私有财产。
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使继父和他别扭，使这两兄弟不相亲，使有能力的郭振 山没有积极性，使蛤蟆滩的土地不能尽量发挥作用。快!快!快!尽快地革掉这私有财产 制度的命吧!共产党人是世界上最有人类自尊心的人，生宝要把这当做崇高的责任。
生宝不喜看这幕丑剧。这是人类的丑剧!……他说这弟兄俩太没意思了。
当生宝进到后院区委会院子里的时候，对私有财产制度的憎恨，在他心情上控制了失 恋情绪。对于正直的共产党人，不管是军人、工人、干部、庄稼人、学者……社会问题 永久地抑制着个人问题!生宝不是那号没出息的家伙：成天泡在个人情绪里头，唉声叹 气，怨天尤人；而对于社会问题、革命事业和党所面临的形势，倒没有强烈的反映!(注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Z].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104.549～550.306.264～26 5.279.)
抑制个人，这是左翼文学创作中的又一“共同母题”，是左翼文学观念对文学的一大 “贡献”。作者不愧是全身心投入时代洪流中的那一代人，就连“正直的共产党员”举 例时出现的顺序，都是那样地严谨，令人信服：军人—工人—干部—庄稼人—学者…… 从一个文本细节，可以看出一个时代!
“《创业史》运用了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在人物语言方面，采用经过提炼的口语， 而叙述语言则是充分书面化的。叙述语调与人物语言的距离，有助于实现叙述者对故事 的介入，显示叙述者‘全知’的‘权威姿态’：直接揭示人物的情感、心理、动机，‘ 观察’、‘监视’人物的思想、心理、行为与‘历史规律’的切合、悖逆的程度，对人 物、事件作出解说和评论；虽然这种评论常以诙谐和幽默的方式进行。在小说的艺术形 态上，柳青似乎并不追求像赵树理那样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也不追求故事性 和行动性。但这并没有妨碍它获得批评界的赏识。从这个侧面，也可以发现五六十年代 文学与延俺文学的复杂关系。”(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 99.15.102.)例如《创业史》十六章写梁生宝到区公所向王、杨二书记汇报工作，三人 的谈话场面的叙述足足占到十六页篇幅。类似这样抽象说理，于静态叙述中表现人物的 手法在作品中颇多。大多是共产党员见了面，或党员们开会，或领导人谈话。而通过这 样生硬的处理方式塑造的“杨书记”、“王书记”们的形象，既单调又苍白，只能是概 念化、公式化的政治图解符号。由此可见，在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叙述方式也是影响 作品艺术质量的关键。尤其是人物的对话语言，更能显示作家的文学水准。同一个作家 柳青，在同一部作品中，当写到自己有真切感受的“中间分子”、“落后分子”的人物 对话语言，给人的感觉却是不次于古典名著《水浒传》，人人有其声口，使人如见其人 ，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纸上的人物在读者的阅读中一个个扑面而来，活动起来了。下 面一段写梁世禄同郭世富的对话：
“你说我该怎办呢?……我就在社里听天由命混日子呢?还是……?我今日和你来逛集， 不是为逛集，确实是为领你的教。”
“你想怎样?……你先说说你想怎样?”
“我想……”
“你说!你甭怕我漏话!话到我耳朵里，没出去的!”
“我说，你甭笑话……”
“哎哎!……你侄儿到这个困难处了，老叔还笑话你可怜吗?凡人都有个不吉利的时候 嘛!”……
“我想和俺兄弟分家!……”
“不行!不行!生禄，你为啥这样蛮干呢?”
“怎么?世人要笑话我不孝敬老人吗?”
“不光世人笑话你不孝敬老人哎。你搬家也不是个办法呀!……生禄，你听我说，人家 高增福家里有多少东西?……你仔细思量思量吧!”
“好世富大叔哩……你是没亲自尝一尝农业社的滋味。自家的田地、牲口、农具归人 家社干部管，这算啥呢?人也归人家社干部管呀!我得归有万管，俺婆娘得归欢喜他妈管 。要是不服管呢，就是兵不认将，犯了社章哩。你说，咱有好田好地，好马好车的庄稼 户儿，怎受得惯人家管束呢?受不惯呀!我到社里头做活儿，常是抬不起头。我象劳改所 的犯人一样，觉着丢人。我端上银碗讨饭，还看人家的眉高眼低……”(注：柳青.创业 史，第二部(下卷)[Z].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280～283.)
这样的对话才更像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谈话，而且对话里自然而 然流露出说话者对农业合作社的现实的真切心理感受。而这些，也是柳青作为现实主义 作家“真实”反映现实，尽到作家责任的动人之处。《创业史》艺术上的某些缺憾与它 叙述内容展现的另一面“真实”构成一种很具矛盾张力的读者接受效果——这也是左翼 代表作品所共有的——无论接受者怎样想肯定它或否定它，它却以其自身的逻辑证实这 种简单思维和文学评判的不可能。《创业史》是理解十七年文学“灵魂”绕不过去的一 堵墙。只有从柳青这样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那里，我们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左翼文学与文 学现代化之间的一致与矛盾。这也是《创业史》至今不失其文学价值的秘密所在。创业 难，在左翼文学观念影响下的中国文学，其追求现代化的进程，又何尝不是呢?!
3.“文革”文学。十年“文革”，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是 所谓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最重要方式 。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并非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的“文化革命”的本来意义 ——改变科技、教育、文化落后状况，却成了对知识分子甚至一般群众进行“全面专政 ”的空前历史浩劫。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 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 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革文学”的主流是意识形态话语。因此，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就‘文革 ’文学的内容来说，实际没有什么先进性可言：《白毛女》写农民对地主的复仇，《红 色娘子军》写下层社会对上层社会的造反，《沙家浜》、《红灯记》写的是反抗异族的 侵略，《智取威虎山》写的是山区剿匪。它们仍然继承着传统文学的叙事模式，例如善 有善报、恶有恶报，例如悬念丛生、环环相扣，又例如因果报应、大团圆结局等等。虽 然戏剧、小说和诗歌的内容不免陈旧，但舞台人物穿的却是现代(或曰革命)的服装，使 用的是现代口语，诗歌用四句一行或者楼梯式的现代书写形式，甚至出现了不免夸张的 对话、道白、人物描写和过于渲染的戏剧语言。虽然经过现代艺术形式包装的‘文革’ 文学不乏光彩夺目的装饰感，但也让人感觉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分裂，它给人一种过分明 显的撕裂感和扭曲感”，“70年代的当代文学在与五四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发生断裂 的基础上，实现了与‘工农兵’和民间文学传统更紧密的结合。”虽然文学和舞台的主 角是工农兵，然而支配他们的却是政治运动型的知识分子。政治型知识分子利用文艺这 个特殊形式，积极而巧妙地参与了当时残酷的政治斗争。例如，八个革命样板戏宣传了 无产阶级文艺取得的胜利，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证明了阶级斗争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和 合理性，《李自成》第二卷形象地演义了“人民创造历史”的革命实践等。“观察这类 形象产生的渊源和过程，会发现它们是30年代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中某些极端文艺观 的延续和变化，与后者在精神上有较深的关联。只不过在当时多层次的文学形态中，左 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尚未取得绝对的统驭地位，而在70年代，它终于成为惟一的文学形 态。”(注：程光炜.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J].文学评论，2001(6 ).)此处抛开“文革”中的“潜在写作”、“地下文学”不论，单就“文革”官方主流 文学而言，无疑，“文革”文学是30年代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中某些文 学观念的自然延续和极端化发展的结果。“在文学沦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过程中，文 学的理想、精神、审美属性、语言等发生了灾难性的变化，几乎所有的问题到这时都被 推到了极端”(注：王尧.关于“文革文学”的释义与研究[A].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室 选编.99中国年度文论选[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278.)。在人民群众的文学审美 情趣借助具有垄断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力量而不断膨胀的情形下，文学的本体性 已不复存在，文学彻底地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这种政治斗争，是没有任何“现代” 意义的祸国殃民。文学被政治权力斗争绝对而粗暴地蹂躏。如果没有前此阶段文学发展 一直备受政治左右的曲折历程，如果没有自左翼文学在现当代文学中的逐步形成并确立 的“霸权”影响，文学发展走入这样的死胡同，都是不大容易想象的。有了我们上文简 单描述的左翼文学发生、发展、壮大、变异、分化的流向轨迹，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 随着政治斗争的层层升级，作为“阶级斗争晴雨表”(周扬)的文艺最后彻底工具化、非 文学化的必然命运了。知识分子的写作失去了合法性，代之而起的是政治写作、阶级写 作、“革命”写作和专政写作。尽管“文革”也声言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但它否 定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启蒙精神，抛弃了自由、民主、法治、科学这些现代化的目标。“ 文革文学”是在中外文明史、世界现代化进程之外的写作，它以革命的名义对传统与现 代作出了双重否定。集中体现在鲁迅身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品格在“文革文学”中消失 了，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失去，从根本上抽掉了知识分子话语的灵魂，个人写作和纯 形式的写作也失去了合法性，这些都决定了“文革文学”不是“现代性”的文学艺术创 作。“文革文学”中断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追寻。八个样板、一个作家的创作，是完全 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结构，是时代和文学贫困的绝好写真。也许从主流意识形态话 语霸权如何通过现代政治手段(政治组织、社会生活、舆论工具等)制造文学、文化“效 应”以箝制思想自由，读者在无可选择的选择中进行文学“鉴赏”，并在“八台戏”、 “一个作家”等文学贫困现象中发现“艺术”之“美”的接受角度，研究“文革”文学 的传播影响问题等，可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4.新时期文学。发生于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是“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 的过渡，也是对“文革”文化专制主义的有力抗争。“文革”时期处于秘密地下写作状 态的“白洋淀诗群”等另一类民间写作者也渐渐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朦胧诗人们续接了 “文革”文学彻底中断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求。作为受灾最重的文学界，文革一被否 定，即毫不犹豫地充当了思想和精神解放的先锋。“伤痕”文学，作为对文革的血泪控 诉，有着极强的现实政治和文化意义，它在唤醒人们思想解放的同时，显示的是文学作 为思想启蒙和向黑暗政治势力战斗的武器的力量，这和30年代左翼文学强调文学战斗性 的精神一脉相承。可以说，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是从左翼文学那里获取了思想资源。
改革开放首先是对“文革”的反动。改革文学是新的政治环境和政治要求下的现实主 义文学。无论是乔厂长上任，还是陈焕生上城，目的只有一个：更新人们的观念，以适 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文学上的“现代”主要体现在文学内容上，对一种新观念的阐释 。从文学自身生命力、创造力的“现代”要求来看，并无大的突破，基本上停留在左翼 文学的创作模式中。“革命”被置换成“改革”，“阶级斗争”被“新旧观念冲突”所 取代，“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变成了深谋远虑、锐意进取的“改革者”，“火药味”被 “人性味”淡化，斩钉截铁的理想化语言让位给意味深长苦口婆心的能充分证明改革必 然性的语言，艺术构思上依然存留有两军对垒的二元思维模式，矛盾的冲突解决上还是 靠“美好理想”来指引。从改革文学中所塑造的文学形象中，也许我们还能看到刘希坚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吴荪甫(《子夜》)、小二黑(《小二黑结婚》)、梁生宝(《 创业史》)，甚至萧长春(《艳阳天》)和高大泉(《金光大道》)等文学形象的影子。虽 说人物已被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但改革文学，还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尝试进行文学 自身的改革。文艺创作中依然盛行公式化、概念化。在这种情况下，1979年《上海文学 》第4期的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提出了“纯审美论”，认为造成文学公式化、概 念化现象严重的主要原因“就是创作者忽略了文学艺术自身的特征，而仅仅把文艺作为 阶级斗争的一个简单工具”。纯审美论在新时期的出现，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因为在我们的文学史上，在肯定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时，由于忽略了文学自身的 特殊性，并且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自觉性，因此出现了用行政命令干预艺术创作的现象 。
80年代是真正属于理想的又一个文学时代。随着对文学极“左”思潮的进一步清算， 文学终于开始了寻找自己的世界。朦胧诗的崛起，“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 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意识流小说对传统单一文学创作观念的冲击，寻根文学、魔 幻现实主义、荒诞派、现代派、先锋文学等文学现象或思潮在文坛“争奇斗艳”。在多 样而热闹的文坛背后，应当说有一种相对共通的对未来中国文学前景展望的文化心理背 景，这一心理背景也是以对统驭中国文坛长达数十年之久的“规范型”文学观念的挣脱 和反拨为认识基础的。单从近二十多年文学界大量译介、移植、模仿、借鉴西方现代文 学，匆匆“简化”上演西方现代文学之“经典”的过程，便可推想当代中国文学在汇入 世界文学之流的文学现代化追求中的迫切情怀。文学的现代化不同于经济的现代化，更 需要文学艺术家和广大人文知识分子的艰苦探索。那种以为物质生产发展了文学也能迅 速得到发展的看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发展观的，更是不符合中国的文化发展实 际和中国人的文化需求现状的。
在考察80年代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时，我们不应忘记那些依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作 家。路遥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他的创作为当代中国文学注入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活力 ，证实了现实主义创作强大的文学生命力。路遥是师从柳青进行文学创作的。经典现实 主义的人物形象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创作原则在他笔下得到更充分的自觉遵 循，但这并没有妨碍其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作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和力图以文学把握现实的坚定信念从另一个层面支撑了他的文学事业，显示出中国现当 代作家中并不多见的对文学迷醉般的忠诚和神圣的敬仰之情。路遥笔下的人物是充满作 家主观浪漫想象精神的理想型人物，浓缩了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化物质生活中普通人所具 有的人性美德：一种源自人性深处的良善本能，一种温柔敦厚的道德品性，一种坚韧顽 强的生存意志，一种深明大义的宽厚胸怀。因为路遥对作品人物活动的环境和文化背景 有着深厚的揭示，对他所表现的人物有深刻的理解，所以他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并没有 因为理想化色彩浓郁而失却真实性。这种充满“苦难”的脉脉温情显示出现实主义文学 对善和美的追求，因而展现出真的品格。无论是《人生》中高加林的“负心”，还是《 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野心”，都是基于生活在那片黄土地上的“现代”人为了更 好生存的“人性”需求。高加林形象的“现代感”正是在于逼真鲜活地展现了在传统文 化观念浸染下的普通中国人“人性”(欲望)与“道德”(良知)的冲突。暗合了“哈姆雷 特”式的人类自我求证命题，显示出当代中国现实主义创作在“文学是人学”方面所达 到的深度。这，自然是对把“人性”主题视作“资产阶级意识”而予以无情批判的左翼 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模式的超越，因而获得长久的文学价值和艺术生命。
路遥创作永葆至今的艺术生命力同他继承和发展30年代左翼文学开创并高扬的优秀文 学精神密不可分。关注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生存的平民意识；浸透着悲凉、无奈 ，对社会存在的不合理不公正现象充满爱憎和有鲜明价值评判取向的批判意识；对普通 人生活现实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意识；激发社会底层人民顽强地生存下去的贯注着“苦 难意识”升华之后的理想精神；对国家、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生存、发展前途的忧患意识 和强烈的责任意识；充满现实感和历史感的深切的人性意识。这些，只要认真看过一些 路遥作品的读者，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在读路遥作品《平凡的世界》时，似又看到艾芜 《南行记》中那“流浪汉”的形象，耳边也似又听到“即使这世界不能容我，我也要钢 铁一样生存”(《人生哲学的一课》)的强有力的生命呼唤。谁能说左翼文学精神的流脉 就绝续了呢?在路遥这里，恰恰是得到了最好的承继。文学并不是单靠花里胡哨的艺术 技巧证实自己的存在的。路遥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命运，关注他们平凡的内心世界里的 一切，“普通人和出类拔萃的人一样，也有自己的欢乐和痛苦，只不过不为大多数人了 解罢了。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电影演员的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去了解一个 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注：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Z].北京：中国 文联出版公司，1986.303.)“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是最平凡的人，也得 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 平静的……普通人时刻都在为具体的生活而伤神费力——尽管在某些超凡脱俗的雅士看 来，这些芸芸众生的努力是那么不值一提……”即使是“信天游”这样“美妙而深沉的 歌”，“这不是歌，是劳动者苦难而深沉的叹息”(注：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 [Z].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273.113.190.)。正是从这里出发，路遥找到了文 学创作的原点，使他的创作焕发出勃勃生机，这同样是路遥植根于现实生活土壤的深刻 思考下的文学路径选择：生命从正午消失了，文学却与阳光同在。路遥是文学真正的殉 道者，他笔下的人物也有一种为顽强生存而不惜体验“苦难”的殉道精神。也许路遥认 为，生命的力量就体现在生存的苦难里，苦难承受生命，生命充满苦难，在“平凡的世 界里”生存着的人们，甚至把苦难当作活下去的自我安慰，他们通过对苦难人生刻骨锥 心的体验来超越苦难，战胜苦难。孙少平初入黄原城“闯事业”的心理是这样的：“… …是的，他现在只能和一种更艰难的生活比较，而把眼前大街上幸福和幸运的人们忘掉 。忘掉!忘掉温暖，忘掉温柔，忘掉一切享乐，而把饥饿、寒冷、受辱、受苦当作自己 的正常生活……”(注：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Z].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6.273.113.190.)在描述孙少平同田晓霞邂逅时的心理活动时，作家写道：“是的， 他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为了几个钱而受尽折磨；但他已不仅仅将此看作是谋生活命 ——职业的高贵与低贱，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恰恰相反，他现在倒很‘热爱’ 自己的苦难。通过这一段血火般的洗礼，他相信，自己历经千辛万苦而酿造出的生活之 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他自嘲地把自己的这种认识叫做‘关于苦难的 学说’……”(注：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Z].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273.113.190.)正是对当代中国农民“苦难”生活的真实描写，并赋予正视这种“苦难 ”以唤醒人的现实生命力的文化上的超越意义，使左翼文学精神在当代又重新获得了崭 新的力量。
当代作家王蒙，在其“少年时代”，“曾经那样地崇拜过丁玲”(注：王蒙.我心目中 的丁玲[J].读书，1997(2).)，50年代在其创作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在主题 、情节构思、文化批判指向等方面，都与丁玲《在医院中》颇为相似，体现出对坚守真 正的左翼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精神的作家的学习借鉴。在新时期，王蒙虽然是以“意识流 ”写作著名，但无论技巧如何变化，流动的也是现实的意识内容。王蒙的小说对史诗感 的追求，依然受左翼文学观念影响很深的。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活动变人形》，继承鲁 迅批判国民性的文化主题，但批判的对象却是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的民族性格的痼疾。 在对倪吾诚家事、人事的刻绘中，揭示出某一类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的文化传统中形成 的扭曲、窒息、变态的文化和个人性格特征：耽于玄想，崇尚清谈，修身养性方面是“ 高手”，却丧失了行动能力，缺少敢作敢当的勇气和气魄。这从另一个维度续接了鲁迅 “立人”的思想启蒙传统。王蒙也非常重视和强调文学的“严肃”、“作家的责任”。 他曾说：“从中外文学史上看，几乎没有一个真正的大作家是对社会进步、对人民痛苦 漠不关心的。搞个小圈子，自成一个世界，从文学到文学地吹，也许不失为一种自娱的 方式，却很难算是一种严肃的文学事业。在用一种宽阔得多的胸怀评估文学的社会意义 的同时，还是注意一下避免闭上眼睛自吹的好”(注：王蒙.文学三元[A].《文学评论》 编辑部编.我的文学观[C].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334.)王蒙的这种文学观念也 充分体现在他对文学史的认识评价和他具体的文学活动中。1997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辑(1949～1976)，其中三至八集《小说卷》由王蒙主编。 王蒙在《小说卷序》对50年代的一些小说所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他还在“序”里 特别强调了两点：其一，“五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的政治倾向与服务热情并不仅仅是政策 规定更不是行政强制的结果，那时候，对于许多作家来说，对于党的政治国家的热情与 他们对于人生对于艺术的感受是高度一致的……政治激情、艺术激情、人生的激情完全 融为一体，这种交融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可以说是百年不遇的幸运!”其二，“小说的作 用和特质毕竟不仅仅在于传达一个主题思想，它更是一种审美的结晶与契机，谁能说这 个年代的新中国人的生活里不是充满了美感和美的因素呢?谁能说我们的作家不是敏锐 于生活中的美，生活中的诗意与激情呢?谁能说我们的那个时代的读者不是充满了对真 善美的渴求与拥抱呢?所有这些都是不可以轻易地加以抹杀的。”王蒙还说：“历史已 经成为过去，记忆难于保持，以一种轻薄的态度抹杀前人的一切，很方便也很廉价—— 其实只是证明了自己的无知……不了解昨天的人实难与之语今天。”王蒙也以自己扎实 的创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80年代在文坛产生广泛影响的知青作家，如梁晓声、张承志、张炜等，其创作也表 现出受左翼文学精神正脉影响的印痕。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知青题 材小说，在进行诗意书写和理性审视的文化观照中，透出更多的批判色彩和理想情怀。 张承志创作对精神纯洁性的极端追求，对信仰、理想的强烈召唤和不乏浪漫主义的格调 ，虽然具有政治乌托邦式的唯意志倾向，但对社会转型期文化精神症结的感觉是相当敏 锐的，那种痛切的激情的批判在纠正整个社会精神流向庸俗化、物质化、技术化方面， 还是比较剀切的，应当引起我们进一步的反思。张炜在80年代的代表性作品《秋天的思 索》、《秋天的愤怒》、《古船》等作品中，已经显示出当时中国大陆文坛所缺少的某 种“暴露”和“批判”的力量。此后创作的一系列长篇，如《九月寓言》(1993年)、《 柏慧》(1995年)、《外省书》(2000年)，继续以不妥协的姿态强化对道德理想的坚守， 以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表达对社会文化现实的批判。虽然个别作品在一般的文学读者接 受中难免“曲高和寡”，但在全民族共同以物质利益追求为生存荣耀的今天，仍不失其 一枝独秀、光彩照人的艺术魅力。左翼作家以文学作为实现新的社会政治理想的有力武 器。张承志、梁晓声、张炜等的创作是以文学进行社会文化理想的思考，也非常重视文 学的社会功利性，依然是“为人生”的战斗文学精神内涵的延续。
80年代提出关于文学的一些重大命题，如文学的本体性理论等的提出。引进西潮热也 开阔了中国文化的视野，对文学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思潮和文学现象，究其理 论提出的深层文化背景，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坐标参照系统：左翼文学的历史存在和文 学观念。但在这一系列的对左翼文学的历史反思中，有将左翼文学窄化并等同为受极左 思潮影响并极端化发展了的极左文学观念的倾向。同样地，处于对受政治干扰下文学历 史命运的思考，强调文学的主体性、审美性是有非常积极的历史作用的。但我们在经历 了90年代的文学现实过程后，再去平静地审视80年代文学观念的刷新，也会有一些新的 思考。
(三)左翼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在当下文学创作中表现的动态扫描
90年代初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大陆的逐步确立，社会思想和文化也 进入了一个所谓“转型期”。这一时期的文化带上了鲜明的商业性、功利性、实用性和 技术性的特点。“文学界的政治热情被压抑到意识阈下，成为一种政治无意识。‘告别 革命’、‘躲避崇高’成为解构过去的新口号；‘五四’运动以来的激进主义受到了批 判，文化保守主义得到大力提倡……个人化乃至私人化写作代替了群体化和公共化的写 作，而随着文学商业化的日趋发达，在90年代末，又兴起了时尚写作。”(注：王纪人.个人化、私人化、时尚化——简论90年代的文学写作[J].文艺理论研究，2001(2).)90 年代影响很大的一种文学观念就是纯文学理论和私人化写作的出现。“纯文学”的提法 是否恰当，但总是以承认先前中国大陆文学有“不纯粹”的文学历史为前提条件。目前 ，“纯文学”依然是文学理论界的讨论热点(注：关于“纯文学”讨论文章见上海文学 ，2001(5).)。不管人们的分歧如何，说到实质，还是离不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重要 问题。各种观点心平气和争鸣下去，对未来文学的发展大有好处，在这里就不多谈。而 所谓“个人化的写作，在80年代后期已经初露端倪，如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王安 忆、韩少功等人的写作，但与当时文以载道式的政治化写作相比，当然不可能引起全社 会的轰动效应”。“1999年全国百名评论家评选出的90年代十部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 按：《长恨歌》、《白鹿原》、《马桥词典》、《许三观卖血记》、《活着》、《九月 寓言》、《务虚笔记》、《我与地坛》、《尘埃落定》)，几乎都是个人化写作中的精 品力作。”(注：王纪人.个人化、私人化、时尚化——简论90年代的文学写作[J].文艺 理论研究，2001(2).)而女性写作中一种带有自传或半自传性质的封闭性的个人化写作 ，又被具体指为“私人化写作”。这种带有自恋式抚摸色彩的写作，虽然被一些人硬性 贴上了所谓女权主义的标签，但离真正的女性主义写作还有距离。这方面产生了一些作 家，如陈染、林白等。这样的写作有自己的特色，也有相当的读者占有率。究其实质， 私人化写作是对以往政治化写作的潜在对抗，是对文学试图载负更多社会政治文化内容 和责任的卸载。不能说私人化写作就是对现实的逃避，它是对我们过去习惯于写“大我 ”的文学观念的冲击。它们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描绘个人的情感经历和欲望体验 ，表达个体的内心冲突，是对私人性、个人性欲望的肯定和张扬。因为我们以往以某些 “左翼文学”观念为源流而渐成主流的文学都在压抑自我，消灭个人。私人化写作是文 学整体地向内转，注重人的内宇宙探索的追求，是一种文学试图以个人私生活和私人情 感的隐秘体验去接触“真实”的尝试。是以“私人化”写作的名目，然而又以“公开” 发表形式出现于文坛的，带有自我矛盾性质的文本实验。私人化作品在“私人”间的广 泛流行，是和整个社会肯定私性合理性追求的观念流行同步的。然而，以上对私人化写 作的这种粗略认识和评价，又是建立在怎样的文学观念认知背景上的呢?
八十多年前，胡适先生在其倡导文学革命的著名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中也说：“文 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综观人类文学历史发展的长河， 确乎如此。没有哪个时候能更比得上当下文学的丰富而芜杂了。在以经济“压倒一切” 的今天，“新写实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先锋文学”、“金融文学”、“特 区文学”、“影视文学”、“广告文学”、“玩文学”、“新新人类文学”、“网络文 学”、“下半身写作”等杂色纷呈的文学思潮和创作现象，共同构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 文学景观。文学蒙上了厚厚的娱乐或“自娱”色彩，文学成为少数人的事，已经成为不 争的事实。一些作家称写作是为了“玩”，一类文学家也宣称写作是为了图自己的“受 活”，还有一些文学家们提笔号召人们“分享艰难”，另有一些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读 小说”的作家写“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烦恼人生”，更有被媒体热烈喧嚷为“ 用身体写作”的代表“新新人类”的文学作者。对于文学需求、审美水平如此参差的大 众，处于“经济时代”的当代文坛是“尽了自己的责任”。“新写实”写的是普通人的 生活和命运，描绘了与受左翼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影响而长期占据文学画廊的“大我”形 象截然相反的“小我”世界，这个充满了生存百味的平民天地更多地充塞了令人沮丧的 “一地鸡毛”，使原本就打算过“活着就好”生活的一部分劳苦大众在“太阳出世”后 挣扎于“烦恼人生”中。其创作所透露出的现实的清醒的理性的力量是逼人的，有其作 为艺术创造物的价值。“新写实”是关注现代人当下生存困境的现实主义创作，其文学 发难“当代”之功不可没。但这种“照相式”的文学“写实”，也从另一个维度参与了 使人疯狂绝望的“预谋杀人”，把人推回到琐屑的生活碎片中，更像是自然主义的翻版 ，从而客观上还是消解了一定的理性深度，以对现实的无奈认同取代了批判精神。因此 也可以无奈地将其看作是商品化时代文学屈从于金钱的产物。让文学依附于经济领域的 效益写作原则，文学现代化之路会不会越走越窄?文学，自有其精神特质、批判精神， 而失去了这种品质的文学，就只能说是一些浅层次的欲望表达了。同样，现实主义冲击 波中诞生的“三驾马车”，并没有使生活中的人们更多一些历史理性，找到现实归属感 ，只是在做了一通要下岗工人“分享艰难”的劝说工作后另找“说词”去了。“新新人 类”的时尚写作，“不仅以时尚为内容，更进一步把写作作为时尚，以惊世骇俗的笔调 写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以惊世骇俗”(注：王纪人.个人化、私人化、时尚化——简论90 年代的文学写作[J].文艺理论研究，2001(2).)。我们能不能从中得到“宝贝”，眼下 还很难说。如果我们还心存对文学的“理想”和对所谓“真正”的文学的渴望与呼唤， 就不可一叶障木，看不到更广阔和更深远的文学地带。在“喧哗与骚动”的背后，的确 ，也有人在默默地思考文学，潜心创作，平心静气，深情地瞩望新世纪的文学命运和前 景。
从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有潜在复归趋势的角度审视，当下文坛所取得的成就毕竟也是不 容忽视的。仅以《收获》等“严肃文学”杂志每年发表的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作品来看， 无论从题材、深度、技巧等各项文化或艺术“指标”去衡量，也能毫无逊色地证实当下 中国大陆文学创作的成就。从近年《收获》杂志所登载的几部中长篇如《天堂之歌》( 何立伟，载2001年第3期)、《西去的骑手》(红柯，2001年4期)、《物质生活》(刘志钊 ，2001年1期)、《外省书》(张炜，2000年5期)、《怀念狼》(贾平凹，2000年3期)、《浮华背后》(张欣，2001年3期)等作品中，我们就可以颇有信心地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创 作在当代中国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天堂之歌》以活脱的现实主义笔调，为读者描绘 了一群当代金钱暴发户和普通人的生存图景，如实地写出了物质富足后一些人精神的极 端空虚和黏附在他们身上的不易割除的某种卑劣的国民性。这是活生生的现实，这是在 我们生活周围耳闻目睹、司空见惯的人间闹剧。小说给人一种久违了的严峻的批判现实 的力量。贾平凹在写《怀念狼》时，虽然发现“写了现实生活并不一定就是现实主义” (注：贾平凹.《怀念狼》后记[J].收获，2000(3).)，但在作家编织的“我”出于生态 保护目的在猎人舅舅协助下为商州仅存的十五只狼拍照，最终却使十五只狼尽被杀光的 荒诞故事中，我们却也可以看出“自称‘写作是为了自己的受活’……在阴影下写作的 作家”(注：林贤治.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J].书屋，2000(3).)说出“当今 的中国文学，不关注社会和现实是不可能的”(注：贾平凹.《怀念狼》后记[J].收获， 2000(3).)话，便不再是一句充满“名士气”的轻飘飘的空话了。而其创作也更多地体 现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显示出作家日益开阔的文化视野和勇于 探索的艺术追求。陕西作家红柯的《西去的骑手》，受左翼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很深， 读来更像是一部令人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史诗的艺术架构，充满理想精神的英雄人物 ，诗情四溢的梦幻色彩，粗暴酣畅的文字气势，加之准确传神的西部方言土语，使它成 为一部经典的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大气磅礴之作。在近年的长篇小说中，堪称 独步。显然，透过这些充满忧患意识、饱含理想激情、严肃关注现实、富于批判精神的 作品，我们已充分感受到当下文学创作中跳动的现实主义精神血脉，这也是走向新世纪 的中国文学更趋成熟的一个标志。
“每一种真正伟大的文学所固有的主要的、说明它经久不变的力量的因素之一，是方 法的真诚。方法的真诚决定于当代生活。过去的伟大作家并不企图‘为所有的时代’， 甚至为将来而写作。他们主要的是描写自己同时代人的一定范围”(注：(美)赫姆林· 加兰.破碎的偶像[A].刘保瑞等译.美国作家论文学[C].北京：三联书店，1984.80.)。 文学是人类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部分，文学本身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文学不是从来就有的 ，从来就是这样的，文学的内涵、文学的审美形态、文学的审美的、认识的、教育的、 娱乐的等各种功能，都是处在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用单一的政治尺度 或审美尺度去要求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文学，或是去认识、评价任何历史阶段的文学 现象，都是鲁迅先生所谓的一个“心造的幻影”。
文化振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典型形态，包蕴有极 为丰富的社会思想和时代内容，对未来文明模式的塑造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我们所面临 的是一个全面变革的时代。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裹挟着人类展开一轮又一轮充满诱惑 的抉择。信息网络的充斥膨胀，也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活。不可否认，当下中国文学是 丰富的，同时也是贫弱的。贫弱的表现之一便是文学精神的某种迷失。“前辈艺术家的 生命早已远逝，他们把光辉的生命留存在自己的作品中，但是，那是凝冻了的生命；他 们真正的复活，他们生命的不朽和高扬，完全在于今天艺术家的创造。一个伟大的现代 艺术家，是多部艺术史的沉淀，是人类求美历程的层累。”(注：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 [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6.)中国当代作家，还是能从左翼文学精神及其影响下的中 国文学追求现代化的历史中，汲取到些许思想资源和文学经验。也许，那正是中国文学 新生命的开端。
收稿日期：2002-11-14.
注释：
⑩诗刊，1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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