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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6)06-0012-14 关于大学校长任职情况及群体特征的调查，国内外学者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其中，国外以对美国大学校长的研究居多，主要研究者包括斯托克(Harold W.Stoke)、克尔(Clark Kerr)和盖得(Marion L.Gade)、科里根(Melanie E.Corrigan)等[1-3]，其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为主，研究深入而具体。此外，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ACE)从1986年起对美国大学校长先后进行了7次大规模调查，对其群体特征做了研究和描述，最近一次调查报告已在2012年出版。[4]国内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如牛维麟、徐文、蓝劲松、张光进、冯倬琳、徐玉斌等人进行过相关调查研究[5-10]，研究对象大多为国内“985”高校和“211”高校的校长，并在调查基础上与国外做了比较分析。其中，以对中美著名高校校长群体特征的比较分析为主，如牛维麟、张光进等人通过对中美大学校长群体特征的比较，描述分析了二者的群体特征差异。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聚焦于大学校长某一方面的特征，如蓝劲松、徐文、史万兵、樊华强、刘秀丽、王燕妮、白保中、姜朝晖等人分别就中美部分著名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教育背景、知识背景、任职期限等方面展开了比较分析。[11-18] 上述这些研究丰富了大学校长研究的内容，得出了富有启示性的结论，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但在仔细分析后，我们发现，已有的研究大多以国外名校以及国内“985”高校和“211”高校的校长为研究样本，存在样本代表性不足、调查规模较小、调查不够深入或调查项目不够具体等问题。尤其在样本的选取方面，以往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国内外名校校长和明星校长身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从样本推论到总体，而且研究结果带有明显的精英取向，忽视了一般大学校长的价值取向与诉求。 有鉴于此，本研究对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的任职状况和群体特征展开了大规模调查，在进行横向比较的同时，还将其与美国教育理事会发布的2011年美国大学校长数据进行对比，试图发现二者之间的具体差别。 一、调查的基本情况及研究架构 1.研究对象的选取与分类 截至2014年7月9日，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有2246所(包括民办普通高校444所)[19]，其中公办普通本科高校782所。考虑到军事院校、公安院校的特殊性，这些学校没有纳入本次调查，最终共选取了759所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本调查将公办普通本科高校分为“985”高校、“211”高校、老牌本科高校①和新建本科高校②四类，在样本高校中，“985”高校有38所、“211”高校(不含“985”高校)有76所③，老牌本科高校有405所、新建本科高校有240所。根据学校发展情况，我们认为，新建本科高校、老牌本科高校、“211”高校、“985”高校在办学层次上是由低至高的。 我国高校经过一系列调整，至20世纪末形成了中央和省级两级办学、两级管理，地方高等教育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新体制。除少数关系到国家发展全局的高校以及一些行业特殊性强的高校继续由国务院委托教育部和其他部委管理之外，绝大多数高校已经转由地方政府管理。按照高校隶属关系(即按校长选拔任用主体)，我们将公办普通本科高校分为中央部属高校(主要是“985”高校和部分“211”高校)和地方省属高校(含部分“211”高校)两类。 2.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由于我国高校领导干部的原始档案不对外公开，本研究所采集的高校校长任职数据主要来自网络资源(包括各高校、教育部、中国党政领导干部资料库等官方网站)，在经过多次搜索、整理与核实后得到样本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15年4月。在对759所高校校长的基本信息进行统计时，为保证样本信息的完整性，我们把极少数个人信息未上网或不全的高校校长资料作为缺省数据处理。另外，本次调查对象只涉及高校现任正校长，不包括代理校长、临时校长、名誉校长之类。 全部数据利用SPSS19.0版软件处理，主要采用频数、相关性分析、卡方检验等统计分析方法，比较真实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的群体特征，并以此分析各层次大学校长之间的特征差异。 3.样本特征 如表1所示，根据办学类型，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可分为11类，其中理工类高校数量最多，占比为27.5%，其次是综合类高校，再次是师范类高校，这三类学校占总数的68.4%。其他各类高校占比由高到低依次是医药、财经、农林、艺术、体育、民族、语言、政法类。在“985”高校中，综合类和理工类高校所占的比例为86.9%；在“211”高校中，这两类学校占比为65.8%；在老牌本科高校和新建本科高校中，这两类学校的占比分别为40.5%和61.6%，但这两个层次学校的类型更加多元化。
此外，为了进一步探究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新上任校长的背景特征及任职趋势，根据《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本研究对近5年(一个聘任周期)新上任校长的调整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进行20人次以上调整的省份有北京、河北、江苏、山东、湖南、四川和陕西；调整频率在5人次以下的有海南、西藏、青海、宁夏；湖北、江西、山西等20个省份调整频率在5—20人次之间。 4.研究变量 根据所得数据的基本特征，本研究将校长任职状况分解成可供操作的16个变量(见表2)，具体为：性别、民族、目前年龄及任现职年龄、最高学位及其获取地、籍贯、前一职务或职业、是否党员、是否本校毕业、是否一直在本校工作、是否院士或专家④、是否有学术兼职和社会兼职⑤、是否承担教学任务。
二、实证分析 1.人口统计学特征 (1)性别。 如表3所示，在各层次高校，校长性别比例没有显著性差异⑥(似然比卡方检验的P值为0.405)。从总体上来看，在现任校长中，女性只占3.7%，且主要任职于老牌本科高校和新建本科高校。在层次较高的大学中，女性担任校长的比例较低，其中“985”高校校长皆为男性。2007年，中国所有“211”高校(含“985”高校)中女性校长仅占1.9%[20]，现在这一比例不到1.8%，略有降低。而在世界最好的100所大学中，女性校长占比为15%。[21]根据2010年“她数据”(SHE Figures)对27个欧洲国家的大学校长统计，女性校长比例为15.5%。[22]在美国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中，女性校长占比为13.3%[23]，此外，2011年美国大学校长中女性占比为26%，并且在美国各类型大学中，女性校长占比大体相当。从上述情况来看，女性与男性一样也可以作为大学的掌舵人，而目前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中女性所占比例远低于美国。 造成我国高校女性校长比例偏低的因素有多方面：其一，作为女性，相对男性而言，除了承担社会工作外，还担负着繁衍后代、照顾家庭等任务，这将会占据其较多的精力和时间，因此个人在做职业决策时，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困扰；其二，在我国，受“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女性一直被认为更适合扮演非领导型的角色，从事非领导型的工作；其三，受特定的历史因素影响，尽管我国女性的社会地位较过去有了很大提高，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普遍低于男性，机会也比男性少，从而直接影响和限制了高校女性校长的产生。
(2)民族。 如表4所示，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现任校长中有94.3%的为汉族，各层次高校校长的民族类别没有显著性差异(似然比卡方检验值为0.937)。在“985”高校和“211”高校中，分别只有2名和5名校长是少数民族。在已知的校长为少数民族的31所高校中⑧，有29所属于地方本科高校，这说明少数民族出身的校长几乎都是由地方政府直接任命的。此外，在这31名校长中，有25名在中国获得最高学位，其中19名获得博士学位。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例为8.5%，而少数民族出身的校长所占比例仅为5.7%，这说明高校校长中少数民族所占的比例偏低。
少数民族出身的校长总量偏少，且主要就职于我国东北、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省属地方院校和其他地区的民族类院校，这与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地域分布特点以及少数民族经济、教育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等密切相关。同时，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干部进入高校尤其是部委高校担任校长的机会相对来说也比较少。这种局面应加以改善，因为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尤其是高校校长的培养，对于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文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3)政治面貌。 高校校长的党派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其政治倾向和价值判断。我国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即高校党委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校长是学校的法人代表，全面负责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在这一管理体制下，校长的选拔不仅要考量专业与学术能力，还要严格考核其政治忠诚度。中共党员身份是衡量政治忠诚度的重要标准，因此，中共党员这一政治面貌是我国高校校长的重要个人特性之一。如表5所示，在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现任校长中，有94.7%的为中共党员，有的同时兼任学校党委副书记一职。在所有的“211”高校中，只有5名校长不是中共党员。
(4)年龄。 如表6所示，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的年龄平均为53.7岁，其中“985”高校校长平均年龄为55.3岁，新建本科高校的校长最为年轻，平均年龄为52.7岁。统计结果显示，学校层次和校长年龄之间有明显的关联(卡方检验的P值小于0.001)，新建本科高校校长的平均年龄明显小于其他各层次学校，尤其在50—55岁年龄段，人数明显高于其他各层次学校。从整体上来看，随着学校层次的提高，年龄大的校长所占比例也随之提高，其中“985”高校校长中年龄超过60岁的所占比例最大，为28.9%。而2011年美国大学校长的年龄平均为61岁，年龄超过60岁以上的校长占比达58.0%。这说明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与美国大学校长相比还较为年轻。
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任现职时间平均为4.6年，其中“985”高校校长任现职时长为3.9年，时间最短，这说明“985”高校校长的调整频率高于其他层次的学校。而2011年美国大学校长任现职时长平均为7年，且美国近20年的大学校长任现职时长稳定在7年左右。与之相比，我国高校校长任职时间偏短。校长更替如果太频繁，就会使得学校制定的政策与制度缺乏连续性，改革也不可能深入持久，从而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学校的发展，因为“领导变更经常带来风格和战略上的急剧转变，使教师和行政人员疲于应付这种变化”[24]，同时也会导致校长注重短期利益，急功近利，难以按照教育规律办学。 (5)校长籍贯。 在本次调查统计中，我们对校长的籍贯和就职地仅统计至省份。如表7所示，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中有59.9%的籍贯与就职地一致，学校层次和校长籍贯为就职地的比例有显著性关联(卡方检验的P值小于0.001)，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校长籍贯为就职地的比例在各层次高校差异较大。其中“211”高校和“985”高校的校长籍贯为就职地的比例相对较低，分别为26.3%和27.6%，而在老牌本科院校和新建本科院校中，分别有61.5%和72.9%的校长籍贯与就职地一致。由卡方检验可知，学校层次和校长就职地的比例之间的列联相关系数为0.287，呈弱相关。上述情况表明，省属地方高校校长异地任职比例较低，任职属地化现象明显，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局限性。其原因主要是老牌本科高校和新建本科高校的校长大都由地方政府任命，因而倾向本地人也不足为奇。
2.教育背景分析 (1)最高学位。 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中拥有博士学位的占比为71.2%(见表8)。统计结果显示，大学的层次和校长的最高学位之间有显著性关联(卡方检验的P值小于0.001)，随着学校层次的升高，校长的最高学位层次也随之升高，其中“985”高校和“211”高校校长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明显高于老牌本科高校和新建本科高校。
另外，拥有博士学位的校长平均年龄为53.1岁，最高学位为硕士的校长平均年龄为55岁，而只有学士学位的校长平均年龄为56岁，在老牌本科高校中仅有一位校长是中专毕业，其年龄为53岁。这说明，学位偏低的校长一般年龄偏大。这是因为他们大都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受当时教育体制和教育水平的影响，他们很早就参加工作，通过生产实践最后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并逐渐走上校长岗位。 由此可见，拥有出色的学历背景对于高校主要领导成为校长具有强有力的影响，而拥有博士学位是成为我国高校尤其是“985”高校和“211”高校校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获得博士学位的校长往往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有效地规划和管理学校的发展。同时，部分年龄偏大而学位较低的校长也是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的，这也印证了已有的研究结论，即在我国的高校管理中，校长体现了“专家治理”的角色要求。[25] 近5年我国公办本科高校新任校长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见图1)，其中“985”高校和“211”高校近3年所有新任校长都拥有博士学位，老牌本科院校和新建本科院校中该比例均呈上升趋势。由此也可以看出，校长的选拔越来越注重学历学位这一因素。
图1 近5年我国公办本科高校新任校长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变化图 (2)最高学位获取地。 如表9所示，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在国内获得最高学位的占比为89.4%，校长在国内获得最高学位的比例在各层次高校间有显著性差异(卡方检验的P值小于0.001)，其中“985”高校的校长在国外获得最高学位的比例最高，为28.9%，新建本科高校校长在国内获得最高学位的比例高达96.2%。由此可以看出，层次较高的大学，其校长在国外获得最高学位的比例越高。由于中西方教育思想存在着差异，高校校长在成长过程中接受多种文化熏陶，从而更加具有国际化视野、全球意识与开放意识，就极有可能改变自身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偏好，进而将其运用到学校管理之中，以推动我国高校的国际化进程。
(3)高校校长的学科背景和高校类型的趋同性。 如表10所示，将11类高校与校长的学科背景运用交叉列联表的形式呈现出来后可以看出，在191所理工类院校中，有131位校长具工学背景，36位校长具理学背景；在50所财经类院校中，有26位校长具经济学背景；在36所农林类院校中，有19位校长具农学背景；在74所医药类院校中，有71位校长具医学背景；在29所艺术类院校中，有17位校长具艺术学背景。
如表11所示，从总体上来看，在754位校长中，有240位校长具工学背景，123位校长具理学背景，二者合计占比为48.1%。而具教育学背景的校长所占比例仅为9.3%，管理学背景的为4.4%，哲学、法学、历史学、文学等人文社会学科背景的所占比重更低。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高校里的“专家治理”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科学家治理”或“工程师治理”。[26]而在美国的大学校长中，具有教育学或高等教育学背景的校长占比高达37%，具有理工科背景的仅占18.5%，与我国有明显的差异。
从各层次高校来看，“985”高校中具理工科背景的校长占比为84.3%，“211”高校中该比例为60.5%，老牌本科高校和新建本科高校中这一比例则分别为43.2%和45.5%。我国理工科高校占高校总数的比例为27.5%，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政府选拔校长时特别青睐理工科人才，尤其在高层次学校中更加明显。 由图2可以看出，在近5年新上任的高校校长中，具有理工科背景的所占比例较为稳定，为50.0%左右。其中“985”高校的新任校长几乎都是理工科背景出身，“211”高校新任校长中具理工科背景的占比呈上升趋势，老牌本科高校和新建本科高院校校长中这一比例比较稳定，和总体的趋势较为一致。由此可见，近年来我国在选拔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时依然倾向于具有理工科背景的人才。
图2 近5年我国公办本科高校新任校长中具有理工科背景的比例变化图 (4)是否本校毕业。 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中存在着“校友任校长”的现象。由卡方检验可知，高校层次和校友任校长的列联相关系数为0.363，呈弱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校友任校长的比例在各层次高校差异较大(卡方检验的P值小于0.001)。如表12所示，毕业于本校的校长平均比例为24.7%。其中，在“211”高校中该比例最高，达63.2%，这可能是因为“211”高校考虑到毕业于本校的校长对学校校情会有很深的了解，有利于学校的发展；在“985”高校中该比例为34.2%，这可能是因为该层次高校校长更需要具有学术权威和卓越管理才能，导致校友任校长的机会有所降低；在老牌本科高校中该比例为28.2%，这可能是因为这一层次高校培养的高水平专家学者相对较少，因而校友担任校长的比例并不高；在新建本科高校中这一比例只有5.0%，这可能是由于新建本科高校成立时间较晚，在校长求学期间学校尚未建成。总体而言，“985”高校、“211”高校和老牌本科高校的大学校长的“土著”特征较为明显。
3.任职背景分析 (1)任现职时年龄。 如表13所示，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任现职时的年龄平均为50岁，且年龄段在49岁以下、50—54岁、55岁以上的比例在各层次学校中差异明显(卡方检验的P值小于0.001)，即随着学校层次的提高，校长任现职时的年龄也相应提高。其中，“985”高校校长任现职时年龄平均为52.8岁，大于55岁时任职的比例高达42.1%，而这一年龄层次任现职的校长在老牌本科高校中的比例为14.3%，在新建本科高校中为8.3%。另外，根据校长所获最终学位的情况，可以分别推算出其各自的平均受教育年限。[27]以6岁入学开始，9年读完基础教育，读高中3年，读大学4年，读硕士2.5年，读博士3.5年计算，各层次高校的校长走出校园时的年龄分别为27.4岁，28岁，26.6岁，26.3岁(14)。这些人自参加工作一直到走上校长岗位，“985”高校校长需要的时间是24.8年，“211”高校校长则需要22.8年，老牌本科高校和新建本科高校所需时间均为23.3年。由此可知，随着学校层次的提高，校长对管理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时间呈递增趋势，也就是说，学校的层次越高，需要领导管理的经验越丰富，走上校长岗位所花的时间当然也就更长。
图3 近5年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新任校长任职年龄变化图(16) 由图3可以看出，近5年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新任校长任现职时的平均年龄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11”高校新任校长任现职的平均年龄波动较为明显，老牌本科高校新任校长任现职的平均年龄趋势和总体相差不大，新建本科高校新任校长的任现职平均年龄明显偏低。由此可以看出，层次越高的院校，其新任校长任现职时的年龄也越大。 (2)是否一直在本校工作。 从表14可以看出，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中一直在本校工作的所占比例为30.4%，且一直在本校工作的占比在各层次高校间有显著性差异(卡方检验的P值小于0.001)，其中在“211”高校和老牌本科高校的校长中，这一比例较高。由卡方检验得出，学校层次和校长一直在本校工作的比例之间的列联相关系数为0.221，呈弱相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高校校长具有“土著”特征，也就是说，校长是从本校内部选拔的所占比例较高，同时表明了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跨层次间的职业流动并不频繁。比如，“211”高校校长中有一半以上是在本校毕业，并在本校任职，最后升为校长的。他们熟悉学校的管理，深谙与学校接触的校外人士，他们担任校长，有利于继承学校的优良传统，但从学术角度来看，学缘结构上的“近亲繁殖”对学科交叉发展和高水平科研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认为，上述情况受我国高等教育“两级管理，以省统筹为主”管理体制的影响，同时也深受我国文化传统的影响。荷兰文化研究专家霍夫施德就认为，“不确定性回避”文化是重要的影响维度之一，对不同文化区域的管理模式有重要影响。在高“不确定性回避”的文化中，组织选择非组织的成员为领导者，会承担比较大的不确定风险，如果组织需要降低选拔高层管理者的不确定性风险，往往倾向于在本组织中选择有长期经验和经历的人选。[28]而我国正属于“不确定性回避”程度较高的亚洲国家之一。
(3)校长的前一职位或职务。 从表15可以看出，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的前一职务为校长/书记或者副校长/副书记的比例高达90.3%，且校长由校长/书记经平行调任的比例以及由副校长/副书记经内部升迁的比例，在各层次高校间没有显著性差异(Fisher精确检验值的P值为0.070)。在所有调查对象中，由非高校系统进入高校任校长的比例仅为6.5%。这说明，我国高校校长的选拔任用以内部升迁和平行调动两种方式为主。统计结果还显示，“985”高校校长的前一职务为副校长的比例低于其他各层次学校，而前一职务为校长/书记的比例为39.5%，说明“985”高校校长在职务上一般以横向流动或者平调为主。而且“985”高校校长中来自非高校系统的占比明显高于其他各层次学校。这表明，中央政府加强了部属高校的校际干部交流，同时加强了部委与高校的干部纵向交流，应该有更进一步贯彻教育部工作方针的意图在内。此外，地方所属“211”高校校长中来自非高校系统的占比明显高于部属“211”高校，其中地方所属“211”高校占该层次高校的70%。“官员返校”表明地方政府重视本地区的“211”高校，体现了旨在优化干部结构、增强工作活力的整体布局意图。而从学校自身的发展来看，地方高官转入高校任职，对于所在高校在建设、财政等方面争取地方支持无疑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高校校长具有行政级别，这一岗位实质变成了党政干部升迁的渠道，不利于学校的长远规划与发展。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高校校长前一职务为校长/书记的比例只有16.5%，而美国大学校长前一职务为校长的比例为20.0%；我国大学校长前一职务为副校长/副书记的比例高达73.8%，而美国大学校长前一职务为教务长/首席学术官的比例为34.0%。这表明，我国各层次高校校长职务迁调总体是向上的，即由副职升迁为正职，副校长/副书记这一职务是成为校长的潜在捷径和理想捷径。由于校长人选以高校系统内为主，偏重于内部选拔模式，会使校长的来源渠道较为单一，虽然有利于内部成员的激励和学校工作的稳定，但也可能会限制校长的视野，导致僵化与保守。 4.多重角色分析 (1)是否院士。 从表16可以看出，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是院士的比例为4.6%，且院士校长的比例在各层次学校中有显著性差异(Fisher精确检验的P值小于0.001)，随着学校层次的提高，院士校长的比例也随之提高，其中在“985”高校中，校长为院士的比例高达39.5%。而在担任校长的院士中，有43%是“985”高校的校长。此外，36名院士校长的平均年龄为57岁。其中12位担任校长的院士是该校校友，比例(34.3%)略高于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友任校长的平均值(24.7%)。
(2)是否专家。 如表17所示，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是专家的占比为30.3%，校长是专家的比例在各层次高校间有显著性差异(卡方检验的P值小于0.001)，“985”高校和“211”高校中该比例明显高于老牌本科高校和新建本科高校。这表明，层次越高的大学，其校长往往都是某方面的学术权威和领军人物，并在各自的学术研究领域做出了较大的成绩和贡献。这也印证了“学而优则仕”的职业发展路径。
(3)是否有学术兼职。 如表18所示，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有学术兼职的占比为85.5%，有学术兼职的比例在各层次高校间有显著性差异(卡方检验的P值为0.026)，其中，“985”高校校长有学术兼职的占比为89.5%，“211”高校校长有学术兼职的占比高达90.8%，而新建本科院校校长中这一比例也达80.0%。学术兼职使得校长可以利用职务获取更多的学术资源，在学术评价方面会对普通教师造成不公平。此外，如果不能对更好地管理大学有促进作用的话，学术兼职无疑会分散校长原本有限的精力。
(4)是否有社会兼职。 如表19所示，我国公办普通高校校长中有69.6%的校长有社会兼职，有社会兼职的比例在各层次高校间没有显著性差异(似然比检验的P值为0.157)，各层次高校校长有社会兼职的占比相差不大。这表明，高校校长有社会兼职已成为常态，而这可能会耗费其有限的精力与时间。这些社会兼职对学校发展是否有促进作用，能否促进学校培养出适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有用人才，无疑需要校长去掂量和思考。
(5)是否承担教学任务。 如表20所示，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有97.1%的承担了教学任务，且校长承担教学任务的比例在各层次高校间没有有显著性差异(Fisher精确检验的P值约为1)，说明各层次高校校长承担教学任务的占比相差不大。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公办本科高校的大多数校长都有学术兼职和其他职务，从事着校长这一基本角色以外的工作：首先是作为一名普通教师承担教学任务，给研究生及本科生授课；其次有学术兼职，从事课题研究；还有的在政府和社会团体兼职，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会会长、理事长等。这种多重角色无疑占据了校长们有限的精力和时间，超越了校长作为大学管理者的主业。 三、主要结论 就总体而言，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在性别、职称、政治面貌、学术兼职、个人特质等方面有着共同特征，这一群体的“肖像”是：校长，男，50多岁，中共党员，有博士学位，由本校副校长/副书记升(或者由他校校长平行调动)任现职，担任校长职务已经4.6年，既是某一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或专家，又承担教学任务和科研项目，有学术兼职和社会兼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当前我国公办本科高校校长的任职情况及特点作如下归纳。 第一，校长的产生主要有四种方式：内部升迁；平行调动；“空降”，即从政府官员中选拔校长；公开选拔。选拔以高等教育系统内为主，体系相对封闭，候选人来源较为单一，选人用人视野比较狭窄。尽管存在“官员返校”现象，但来自高等教育系统外的校长所占比例仍然偏低，也有上级组织安排富余干部之嫌。 第二，校长的“土著”特征明显。选拔校长时存在选择本地人、本校毕业、有本校工作经验的倾向，主要表现为：一是任职属地化明显，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局限性；二是存在较多“校友任校长”的现象；三是存在较多“一直在本校工作”的现象。层次较低高校的校长向层次高的高校校长岗位流动十分困难；在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两大系统间，校长流动并不频繁。 第三，各层次高校校长的职务迁调总体是向上的，即由副职升为正职，副校长/副书记这一职务是成为校长的潜在途径和理想途径。部属高校的校长多在本层次高校间横向流动。 第四，校长任期偏短。我国高校校长平均任现职的时间远远低于美国大学校长，而一所大学的发展进步需要有长远的发展目标，任期偏短会使得校长很难落实自己的治校理念，无益于大学的长期建设和发展。 第五，校长有着多重社会角色，非全职化管理大学。校长大多从事着与“校长”这一基本角色无关的工作，投入主业的时间和精力不够，存在身在其位、心不在其岗的角色错位问题。 ①老牌本科高校指1999年前建立但没有入选“985工程”、“211工程”的公办本科院校。 ②本研究将新建本科高校界定为1999年后新建的一大批本科院校，从来源上讲主要有三类，一是由高职高专独立或合并升格而成的本科院校；二是由师范专科院校升格的本科院校；三是由成人高校向普通高校转制而形成的本科院校。 ③在76所“211”高校中，中国石油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有两个校区，除华北电力大学的两个校区是同一个领导班子，其他3所高校的两个校区均按不同高校统计。④专家指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973”首席科学家、“863计划”负责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千人计划入选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⑤学术兼职是指全国性二级及以上学会和省级一级学会正副会长或理事长；社会兼职是指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在副厅级以上级别的党政群社部门任职，如省科协、社科联、作协等。 ⑥用卡方检验法来检验两无序变量的独立性或者拟合性。独立性检验和拟合性检验的区别在于抽样方式以及理论频数的算法不同，而列联表形式和卡方公式相同。因此，本文中的卡方检验有两种解释：一是检验两变量是否独立；二是检验单个多项分类变量各分类间的实际观测次数与理论观测次数间是否一致。 ⑦当表格中有超过20%的格子的理论频数在(1，5)之间时，使用似然比检验法进行检验，后文使用似然比卡方检验法的情况与此类似。原假设为：各层次高校的校长中女性占比相等，此外，原假设也可解释为高校层次分类和性别没有关系。如得出的P值大于0.05，则接受原假设。后文所有检验的原假设和P值的意义均与此相似。 ⑧由于少数民族校长的资料公开程度不高，在已知的43位校长中仅有31位的资料可查。 ⑨部分表格合计数量少于759，是因为资料收集存在部分缺失值，后文出现的情况与此类似。 ⑩当表格中存在一格理论频数小于1时，使用Fisher精确检验法进行检验，后文使用Fisher精确检验法的情况与此类似。 (11)当表格中少于20%的格子的理论频数小于5时，使用卡方检验，后文使用卡方检验法的情况与此类似。 (12)此处检验将学士和中专人数合并成为一行，检验的原假设为：各层次高校校长获博士学位的占比相等，获硕士学位的占比也相等。 (13)此处卡方检验只检验校长在国内获得最高学位的比例在各层次大学中是否有差异，因此将国外所有大学视为一类。 (14)以“211”高校为例，以其博士、硕士、学士的比例分别作为权数计算，“211”高校校长走出校园的平均年龄为28×86.8%+24.5×7.9%+22×5.3%=27.4(岁)。 (15)此处将55—60岁和60岁以上视为一类，检验的原假设为：各层次高校校长任职年龄在各年龄段的比例都相等。 (16)由于“985”高校新任校长数量少，导致其任职年龄波动较大，因此未纳入比较。 (17)此处的原假设为：校长由校长/书记经平行调任的比例以及由副校长/副书记经内部选拔的比例在各层次高校之间相等。在使用卡方检验后，由于P值接近0.05，因此使用Fisher精确检验更优，但在本例中两种检验结果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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