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运动对新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新中国论文,教训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10)04-0012-07
一、引言
在新中国政治发展的六十多年中，特别是前三十年，频繁的政治运动成了当代中国政治运作的一种独特方式，一度演绎成中国政治发展的主旋律。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国家及社会层面，对政治运动的怀疑、厌倦、忧虑和责难，都使运动式治理模式不再理所当然地占据主流地位，“尽管运动开头有相当多的人被卷了进去，但随着动乱和灾难的加剧，大批群众纷纷脱离而去，表示了对‘文革’的很大厌恶和不满，不理解——渐渐怀疑——形成反对的倾向在人民中不断滋长和发展”[1]。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党和广大民众都从狂热中清醒过来，开始对包括“文革”在内的政治运动的必要性、合理性、灾难性后果进行反思。关于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执政党已经明确表示不再使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与深刻教训，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从政治思想根源的角度进行了检讨与反思，最终做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性结论。政治运动开始从中国政治舞台隐退。理性的制度建设取代了曾风靡一时的政治运动治国的非制度形式。
通过对政治运动生长过程的了解，可以发现，政治运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同时，作为一种从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转变过程中的过渡性政治形态、制度形式或路径选择，对政治运动的评价直接影响着如何客观看待中国政治运动这一独特的中国政治现象。确切地说，政治运动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一笔丰富的财产；只有认真汲取这些经验教训，我们才能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二、政治运动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
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都可以视为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政治参与的成功实例。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力量的体现，通过政治运动和组织动员，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延伸到社会和公共领域；另一方面是人民对于新政权的认可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度。在政治运动过程中，人民以一种主人的身份进行政治参与，增加了个体的政治效能感和参与感，政治运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中国人民摆脱奴役翻身做主人的豪迈热情一直持续着，成为人们政治行为的不竭动力之一。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通过发动大量的政治运动去促进现代化建设，而不是用制度去建构和培育，已然潜伏着危机和酿造着苦果。
（一）政治运动具有“超强的社会推动能力”
新中国早期的群众运动在政权巩固和社会改造中表现出“超强的社会推动能力”[2]272。从当代中国政治运动的生长及其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政治运动在社会改造、社会整合、政策推行及经济建设等方面，都产生过特殊的促进作用。
对社会改造和社会整合的推动。新中国的政治运动不仅推动了社会的改造与变迁，而且还以其强大的动员功能，使中国共产党能有效地整合凭借政治力量所建造出来的新的社会。正是通过一次次深入社会末梢的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国共产党才牢固地建立起对社会在组织、思想和政治上的严密控制。政治运动使党和国家能够在任何必要的时候集中精力于既定的目标，并有效地动员广大群众及全社会的资源为之奋斗。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治运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弥补官僚模式的缺陷与不足，而且在某些领域中使政策的渗透力达到最大化，从而产生即使那些官僚制度比较完善和合理的政治体系也难以企及的施政效能[3]。
对政策推行的推动。国家力量正是通过运用政治运动这一在本质上属于革命的武器（从其改造社会的方式和激烈程度上看，而非从价值判断方面而言），从有形的结构到无形的话语层面，全方位地对底层社会做了最为彻底和充分的动员、整合与改造。虽然政治运动使得旧有的关系纽带得以复苏从而减弱了制度化发展，但其对于社会的政治变迁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只有运动才能打破干部的保守倾向并带来根本性变革，运动使人们进入一种革命状态，并在一种紧张的危机气氛中进行思想灌输[4]。此外，运动对于一个比较贫穷的国家是理性的，运动的强大动员功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经济资源的极度匮乏所产生的经济建设的重重障碍，而且运动所动员起来的巨大资源也有助于保持自力更生的长期政策[5]。在动员模式下，对党和国家决策的贯彻执行极有力度，渗透力极大，往往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施雪华教授反对那种认为政治运动仅仅破坏经济或阻碍经济发展的观点，他认为政治运动的开展有时促进了经济发展，有时是起了破坏的作用，但局部上却是促进了一定的经济发展，如社会主义改造和四清运动在短时期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①。美国学者本尼特则认为，群众运动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要多于对它的破坏[6]85。可以肯定的事实是，在“大跃进”前期，中央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社会经济的高度控制，给予了地方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和主动性。1957年至1958年春，在当时农业机械化水平很低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情况下，通过群众运动兴修农田水利，政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正效用功能，经济有一定的发展。
（二）通过政治运动，新政权整合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提升了国家生存的能力
对于新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而言，在现代国家建立后，全面的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是必需的。建国初期，新政权为了清除旧的、阻碍现代化发展的政治社会组织和观念结构，重新建立新的、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政治社会组织和观念结构，为构建现代化社会基础而进行了社会整合。比如，没收官僚资本，并将其转化为为新政权提供经济资源的国营经济。通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现实基础。在没有其他现代组织的配合下，执政党优先选择了政治运动这一既有的现存经验方式来促进政治发展，提高现代国家的生存抗变能力，确实卓有成效，比如为了争取新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执政党不惜一切代价发动抗美援朝战争，通过这场战争的胜利，新政权不仅有效地遏止了帝国主义势力的威胁，而且向世界展现了自己的力量和形象，成功地获得了来自国内和国际的、无法估量的政治资源。其次，为了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实现对阶级敌人的有效专政，执政党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和“肃反”运动，清除对新政权的武装抵抗和其他敌人的残余势力，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新生政权在新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三）通过政治运动提升了公民的政治认同感
从建国后的政治运动所产生的效果来看，政治运动不仅仅是新政治体系追求现代化的一种路径选择，还成为其构建政治体系合法性的主要政治资源。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形式，政治运动不仅维系着执政党的合法性，还为执政党构建了新的合法性基础。政治运动培养的是对社会主义理念的执着和追求，是对新政治体系价值的肯定；政治运动的动力也在于个体革命和运动热情的不断持续。
中国共产党深谙“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所以，新政权的一个具有雄心而理想的目标，就是要使每个中国公民（当家作主的主人）都加入基层有组织的定期的政治活动，其实现的途径大多是参加群众运动、任基层政府的代表、获得群众组织的成员资格和参与初级生产以及居住单位的管理。所有这些都是多功能的政治现象，都是为了贯彻中央政策、实现政治录用和控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地方利益的协调和决策而构建的。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获得公民认同、尊重和自愿服从，主要就是采用了政治运动鼓舞人们或强迫人们不容置疑地去行动，运用手中的权力来对意识形态进行整合，努力建构一套权威的或“主流的”意识形态，提高公民的政治认同感。
（四）政治运动提升了公民的政治行为能力，培养了政治积极分子
政治运动过程本身提升了公民的能力感；而公民的能力感则以政治行为为介质反作用于政治系统。公民的政治能力感和政治参与的需要通过政治运动得到满足和体验。这种满足和体验因政治运动的成功进而作用于政治体系，也进一步推动政治体系在其他政治资源缺乏的条件下，不断沿用原有的政治方式。
政治运动是建国后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的焦点和大部分范围广泛的政治活动的中介，它将全体人民都卷入该制度所创造的整个政治环境中，在这方面做的事情比任何其他机制都要多。政治运动或许提高了政治在全体人民中的突出地位，在许多人中激发了集体行动的热情，并使相当数量的人成为真正的政治积极分子。“这些运动一个接一个迅速开展，几乎多多少少涉及到每一个公民。没有一个特定的问题得到了永久性的解决（后面的运动总是重复或修改前面运动中的问题），它们对群众的影响也是复杂的。对某些人，运动带来了向上迁升和参与政治的新意识；对另外一些人，运动带来了个人的损失、不安和恐惧，因为运动存在过火行动以及预谋和自发的恐怖成分，特别是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然而，这些早期的群众运动扩大了群众组织，建立了宣传网路，吸收了新的党的政治整合”[7]78。
“中国的运动在政治过程中提供了公民大范围内的政治参与机制”[6]15。虽然这种参与被批评为动员式参与，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确是通过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将新的政权力量最广泛地延伸到社会的最基层，并通过其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将历史上长期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的普通群众迅速卷入充满激情的政治生活中。群众的这种卷入，的确与强调主体性的现代式民主不能相提并论，而且以这种激情动员而发展的政治参与也难以长久维系，但运动确实打破了中国群众与政治之间的传统的冷漠与隔膜，普通的中国群众开始成为“政治人”[5]，甚至相当多的群众被发展成为政治积极分子。
（五）政治运动弥补了制度的过程化不足[5]
在短时间内，新中国的制度化机制难以迅速适应建国初期急迫的动员需求，因此，由于制度化发展不足而产生的制度的过程化不足成为政治控制效能的重要因素，而运动恰恰对制度的运作空间进行了及时的填补。由于运动的连续不断和常规运作，甚至有学者提出，运动并不一定与制度化相悖。詹姆斯·R·汤森反对人们关于群众路线有悖于现代化倾向的论断，认为新中国革命与制度化之间的紧张问题也并不那么具有实质意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及其领导方式、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的制度化，使得中国政治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可预测性，因此革命方式并未带来中国政治的不稳定与政治衰败，革命方式的制度化事实上弥补了更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化的不足[8]。
三、政治运动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教训
“由于群众运动常常带有过分的要求和政治威胁的性质，其负面影响也是很大的。大多数中国人看到他们自己的生活遭到一个或更多政治运动的破坏，或是了解那些深受政治运动危害的人”②。在建国初期，群众运动的负面效应只是冰山一角，但是在随后的二十余年中，由于极“左”思潮的催化，运动中的民众以狂热代替了理智，以盲动代替了慎行，人们怀疑的态度也被运动中的干劲和热情所融化，反对的声音在运动的批斗和惩处中泯灭[9]，这种以政治动员为主要载体的政治运动，在1957年至1976年形成了巨大的破坏力，社会主义建设也走上了曲折的道路。反思政治运动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教训，对目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着极大的启示和警示作用。
（一）阻碍了政治制度化的发展
政治运动影响了整个政治体系的正规化运作，削弱了正式制度的规范权威，既忽视了整个政治体系的制度化建设，又破坏了整个制度的权威和正常运作，使制度无法对社会起作用，民主法制建设无法得到改善和加强。
一方面，政治运动超越了常规法律规范和政治体系的制度规范。在动员模式下，不断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成为贯彻执政党政策目标的常规手段，似乎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从策略上看，用群众运动贯彻政策目标的基本程序是：提出明确的近期目标，将这些目标作为压倒一切的优先项目，从整个政治系统中动员和训练大量的干部传达、贯彻这些目标，并组织、动员群众来参与和实现这些目的。每一场运动的工作流程便成为这样一种模式：当运动来临，各级政府和组织便进入一个重点执行某一特定任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政府和组织需暂时搁置一些常规任务，抽调人员集中精力开展运动。由于每次运动往往是为了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因此组织对于这一方面问题的大量投入就减少了对其他领域的相应投入，从而使得组织的常规管理能力受到限制，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常规组织按部就班的工作安排，从而导致党政系统跟着运动任务转，难以保障工作的常规化。可见，运动所固有的间歇性和局部性特点，使得党政群众及生产生活单位的管理工作也带上这种间歇性和局部性色彩，它超越了法律规范和政治体系的制度规范，作为从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要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职能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不断受到削弱，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始终无法担负起民主法制建设的重任。
另一方面，政治运动也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助长了法律虚无主义的流行。政治运动并不等于公民正常的政治参与。民主政治建设要求广大民众参与政治，但这种参与必须是在宪法和法律所允许的框架内进行，否则只能导致整个法制建设的破坏。反右派斗争之后，一再兴起的各种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几乎都偏离了宪法与法律的轨道。乱批人、乱斗人，因言获罪，因思想见解获罪的现象屡屡发生。也正是由于失去了法律的依据和规范，所以这些政治运动的最后结果都是法律虚无主义的流行，最终导致宪法和法律的被废弃③。因此，政治运动不断开展和升级的过程是和整个国家的宪法与法律逐渐被废弃的过程相始终并互为表里的。
所以，以政治运动方式来治理国家、解决现实政治问题，不仅无助于法律制度的建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搁置了法律与制度的发展。在运动中一旦出现政策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现象时，人们往往依据政策行事，运动对法制的淡漠甚至排斥是政治制度化发展的最严重的反动[5]。
（二）政治运动使得政治民主水平下降
政治运动对阶级斗争的依赖与强调，使得阶级集团之间对立对抗情绪加强，中国正常的社会政治关系与社会结构受到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受到严重影响。
“造反对建国以来所形成的政治社会结构的冲击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样不应该否认的是，造反行为在当时又是极有群众基础的。这不仅是因为这场‘革命’的发动者是翻身农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同时也是因为群众对干部存在着诸多的不满。导致这种不满的根由，诸如多吃多占、官僚主义、浮夸风、高压式行政、讲假话等，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也很难做出正面的评价，而这些问题是否已经通过诸如‘四清’等运动解决，群众也自有不同的看法。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长时期以来那种充满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色彩的大众式民主政治的启蒙，阶级观念、敌情观念和继续革命观念的自上而下的灌输，以及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的洗礼，早已使得这些昔日外于政治，而今却高度革命化的乡村民众处于一种持续激进的政治亢奋之中。所以，当伟大领袖抛开正式的权力结构，直接向人民发出‘革命’的呼吁时，就无异于打开了潘朵拉的魔盒，无产阶级的专政真的变成了群众的专政。”[10]然而，实践证明，这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大民主”只不过徒有民主之名而已。
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要求是每个公民都有相应的参政议政的权利，这些权利应该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但反右派斗争之后，因言治罪的错误做法不仅未能得到纠正，反而进一步得到加强。这样，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紧张化的气氛愈演愈烈。同时，从群众运动的发展过程来看，几乎每一次群众运动过后，都必然伴随着一大批人在政治上被打倒，伴随着党内外不同意见和声音被窒息或淹没在政治运动中。
为了明确政治运动的对象，每次政治运动都必然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重新组合社会政治关系，使政治运动成为政治权力、派系斗争和破坏社会秩序的工具。
随着政治运动的强化和流变，阶级集团之间对立对抗的情绪不断加强。政治高层的派系斗争和权力斗争的丑恶在社会以其他形式普遍扩散，加之传统封建社会的顽疾即派系斗争的影响和显现，给社会秩序和心理造成极大的破坏。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历史上的宗派斗争演变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系群众组织，公开对立起来，派系斗争成为以阶级斗争的面貌出现，但实质是以夺取政治统治权力为依归，成为十年“文革”上演的主要社会场景。而派系斗争也使微弱的个体必须选择站队，无从逃避，一旦选择任何一方派别，均将卷入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的大漩涡中。季羡林曾论述到，“不加入一派则已，一旦加入，则派性就如大毒蛇，把我缠得紧紧的，说话行事都失去了理性”[11]。“派性对人的高尚的良知实行了无情的摧残，它可以使人与自己的本质相分裂，它可以消灭人的美德和爱情，它将使人的欲望变得极端丑陋、卑贱和畸形，它每一次政治上的凯旋，恰恰是一次道德上的堕落，——正如一个有梅毒的妓女用纵欲和卖淫得来的钱去建造一座金字塔那样”[12]。“文化大革命”中的冲突和派战并非没有被意识到或注意到，但问题的关键是，每一股政治和社会力量都用自己的方式攫取利益；同时，被释放的社会力量再也无法控制，反而成为破坏社会民主的工具。
以上分析表明，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是导致国家政治生活恶化的一大祸根，也是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毒瘤。
（三）政治运动使得政治价值逐渐一元化
政治运动破坏了合理的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使社会精神陷入一种非理性状态[2]286。
人们价值观念的形成来源于实践生活。在政治运动占主导和被高度控制的社会，也就是通常意义讨论的政治高度泛化的社会，个人往往会被集体、被组织淹没，明显缺乏个体的独立性；而缺乏独立性和主体性的个体对于外界政治信息的输入只有不加选择，全盘接收，产生臣属心理，人的价值观念无疑会形成依附型的观念。所以，派伊认为，“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赞美国家而贬低个人。传统的儒教，以及现代的毛主义都强调国家的重要性而将个人的权力降低到最低限度。因为中国人总是将无上的权威赋予国家，而且总是个人隶属于团体。国家与个人间关系的不平衡构成了人权问题的结构与文化基础”[13]。
政治运动的领导方式强化了高层集权的领导体制，造成“一言堂”和个人专断局面的出现。历次的政治运动虽然名目繁多，花样层出不穷，但在“一切突出政治”和“政治高于一切”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同时，由于历次政治运动不断地进行政治和思想的改造和清洗，因此，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同的声音都随着被打倒的人数的增多而消失。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下，体制上的弊端和民主监督机制的丧失必然导致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个人专断，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无法得到贯彻和遵守，多元化的政治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更不可能出现。加上有效的群众运动需要以社会的高度组织化为基础，而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又使得社会难以获得独立的生长空间，社会沦为政治的依附；同样的，高强度的政治运动也需依赖于对个人的组织化控制，私人空间被吞灭，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运动的被动的参与者，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现代公民精神无以萌生。
（四）政治运动导致政治合法性下降
在反复多次的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政治运动中，总会有一些成为运动中的挨整对象。在经历多次对“阶级敌人”的批斗后，也出现了一些对斗争对象的同情者，对政治运动也就不那么热衷了，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政治认同也慢慢在丧失。
政治运动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使得执政党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相信以政治运动为载体的方式的有效性。这也是建国后屡屡采用政治运动的方式，以至政治运动不断升级的主要原因。但这股力量并没有被有效地加以引导，而是保持自身的惯性，走入了另一个极端，政治运动原有的积极作用消退，运动中无政府主义现象呈现，由于“对不断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仍要搞群众运动缺乏思想准备，不少干部对解放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有厌倦情绪”[14]。特别是在广大农村，从微观的农民理性角度看，乡村生活本质上需要的是平稳与中和而非激进和躁动。可以说，相对于普通农民的生存理性，泛政治化的后革命氛围终究只是一种外部文化的渗透物，虽然由翻身所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在短时期内有可能会因为村庄生活的泛政治化而膨胀和扩散，日趋激烈的阶级斗争话语所催生的政治运动也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支配村庄的历史，但从一个更为漫长的时间跨度来看，这种状态在村庄的日常生活中毕竟没有根脚，不可能长时期的保持。当持续膨胀，及至癫狂的政治文化最终远离农民的生活和经验世界，并给平静的村庄秩序带来损害，而这种损害又逐渐被农民所意识且愈益无法理解时，疑惑与迷茫就悄然滋生了。
政治运动是在许诺满足民众利益的基础上发展的，一旦民众的利益得不到满足，便会要求扩大政治参与，但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化水平很低，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也很低，在政府无力满足民众的政治参与时，社会就变得不稳定。正如詹姆斯·R·汤森所说，1959～1961年中国经济危机带来了较为严重的政治影响。“劳累过度和饥饿的人口变得愤愤不平，开始转而反对那些完全投身于贯彻‘大跃进’政策的共产党干部。冷漠、不服从甚至是反抗的事件在农村蔓延……简言之，这场危机涉及到了政治权威和经济”[7]113。可见，表面上通过历次政治运动，政治权威在不断提升，但实际上政治合法性在相应下降。
（五）政治运动带来了意识形态教条化
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意识形态日趋教条化，合理的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精神状态越来越陷入一种非理性状态，政治动员也越来越象征化、形式化，与频繁的、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相伴随的是人们精神上的盲从、冷漠、无助与彷徨。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强调“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与反右斗争的结合，阻碍了党的上级组织、中央政府与党的基层组织、人民群众的政治沟通。这种缺少反馈机制的政治运动，存在着决策的盲目性，也无法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实行有效的控制。在“大跃进”时期，各地普遍盛行的浮夸风、瞎指挥和严重的地方分散主义倾向，正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失衡的最好证明。
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开始把毛泽东的思想顶礼膜拜。及至“文化大革命”，社会普遍认为忠于革命最根本的标志是忠于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而离开毛泽东思想，必然犯错误，遭失败，在实际的影响过程中，毛泽东思想被简单化为语言、行动而被加以推崇，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并不完全清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而只是被简单而教条化的理解。普通社会民众对毛泽东的崇拜近乎是神圣的，也是虔诚的。
四、结语
1949年后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运用政治运动整合国家和社会资源，来进行现代国家建设和转型。这种选择是初始阶段的新政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匮乏、国家和社会组织化不够以及民众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比较分散、不可靠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作出的。但是，作为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转型的一种过渡性制度形式，短期的运作是可以的，长期采用这种特殊的非制度化的载体，则是不可行的。政治运动在加剧国家和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同时，也培养了自身冲破国家和社会高度组织化的能量，即运动本身不能控制的一种能量。这种加速冲破了运动形态，而能量的突破也造就了突破国家与社会限度的无秩序的可能，使得政治运动走向偏差。政治运动产生的“不要一切组织、不要一切权威”的后果中断了中国的政治现代化。
改革开放后，执政党用准政治运动作为治理国家的一种辅助手段，对即将处于现代化中后期发展的中国而言，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虽然，中国摒弃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理念和做法，但准政治运动仍然保留了运动思维和运动方式的痕迹。很显然，这种治理模式应该尽可能得以清除。实际上，对当前处于现代化国家转型的中国而言，准政治运动在某些程度上还是发挥出了某种程度的正作用，想完全抛弃准政治运动的治理模式既不可能也非现实。关键是制度化的建设问题。准政治运动制度化可以使准政治运动尽可能减少负能量，而发挥更多的正向作用。
收稿日期：2010-06-04
注释：
①参见施雪华教授给武汉大学博士生的授课讲义。
②对运动的成就和缺点的仔细评价，可参见Charles P Cell,Revolution at work:mobilization campaigns in China.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7年版，第117至169页。
③曾于1955年任上海“胡风专案”办公室审讯员的王文正在口述胡风案中回忆到，他们审查胡风案的依据竟然是“我们这些具体的办案人员，每天只能学习《人民日报》上面的编者按语，以这个按语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和划定政策界限”。“一个执政党，一个人民的政府，对于这样大的全国性的事件，竟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文件给以说明或界定必要的政策和手段，这只能说明民主和法制的意识在当时人们头脑中还是很淡薄的”。参阅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