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萍[1]2000年在《欧洲贷币一体化与汇率安排》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末，在国际金融领域发生的两件大事格外引人注目：一是东南亚危机的爆发，使东南亚各国纷纷放弃固定汇率制，转而实行浮动汇率制；一是欧元的启动，欧洲货币联盟实行不可逆转的固定汇率制和单一货币。在浮动汇率制盛行的今天，欧洲货币联盟在政权分立的情况下通过协商实现货币的统一，不得不说是一种创举。虽然欧洲货币一体化也经受了许多的挫折（尤其是1992-1993的货币危机），但总的来看是成功的。欧元的诞生正在对国际金融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它将改变当前的国际金融格局，成为唯一能与美元相抗衡的国际货币和重要的储备货币。 我国自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成了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中的汇率安排，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欧洲货币体系对内一直实行的是可调的，钉住的固定汇率制。其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着深刻的教训，能够为我国的人民币的汇率安排提供有益的启示。 鉴于欧元的地位和对我国的借鉴作用，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对欧洲货币一体化各阶段的汇率安排加以研究。本文共分为五章。各章安排如下： 第一章主要介绍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历史背景。欧洲货币一体化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欧洲货币联盟是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最高目标。 欧洲货币一体化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有三方面：欧洲经济一体化是欧洲货币一体化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国际货币体系的解体是加速欧洲货币一体化发展的外在压力，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发展还与货币一体化理论的发展有关。欧洲货币一体化主要有三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维尔纳计划”的提出和失败。这是欧共体最早进行货币联盟的尝试，由于美元危机而以失败告终，但它却为欧洲货币体系的成立奠定<WP=3>了基础。二是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建立。这是欧洲货币一体化最重要的阶段，它创立了欧洲货币单位（ECU）和欧洲汇率机制（ERM），使欧洲货币一体化逐渐走向成熟。三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产生。该条约勾画了欧洲货币联盟的蓝图，制定了欧洲货币联盟分三步走的具体步骤，并规定了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经济趋同标准。它标志着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基本实现。 第二章主要阐述欧洲货币一体化第一阶段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汇率安排。总的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欧洲货币一体化第一阶段提供了稳定的汇率框架。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元危机频频爆发，给共同体各国带来巨大的汇率风险。在第一阶段，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欧共体采取了共同的措施，汇率变化过程经历了三个过程：一是缩小汇率波动幅度。主要是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汇率波动幅度+1缩小为+0.75。二是创立“蛇洞制” 。它的创立是共同体对全球固定汇率体制所面临的困难的第一个反应。“蛇”是指共同体成员国承诺将本国货币与美元的平价限定在+1.125%的波动范围，“洞”是指与美元汇率的波幅+2.25。三是创立联合浮动制。这是欧共体在新一轮的美元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以后所采取的临时性的汇率安排，为建立欧洲货币体系提供了必要的经验。 在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第一阶段，欧共体所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欧共体内经济融合度不断提高和加强了在经济货币政策方面的协调。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这一时期欧洲各国货币缺乏独立性，严重依赖于美元的稳定。但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欧共体已开始逐渐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第三章主要阐述欧洲货币一体化第二阶段与EMS下的汇率安排。欧洲货币体系实行的是对内的可调钉住（先是钉住欧洲货币单位ECU，然后是德国马克），对外与美元的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欧洲货币体系成立是由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部因素是由于美元危机越来越严重的影响欧洲货币的稳定性。内部因素是由于共同体内部经济融合度提高，内部贸易越来越大，以及共同体国家经济情况逐渐有了好转，为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欧洲货币体系的内容包括欧洲<WP=4>货币单位、汇率机制和建立欧洲货币基金。欧洲货币体系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稳定的货币区。 欧洲货币体系创立欧洲货币单位的初衷是想使其发挥中心货币的作用，然而，由于ECU毕竟不是真正的货币，只充当了计算单位的作用，成员国货币由钉住ECU转为钉住德国马克。自1979年到1990年初，汇率机制共进行了12次汇率调整，参与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的国家建立了一个日趋稳定的货币区，汇率限制大大有助于高通货膨胀国家的政策向着价格稳定的目标调整，从而为通货膨胀在低水平趋近以及汇率达到高度稳定奠定了基础。欧洲货币体系十几年的运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预定目标，总体看来是成功的。 欧洲货币体系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平价网需要不定期调整，也即双边汇率有可能变动。这样市场上的微观经济主体仍然会面临汇率波动的风险，并为可能的汇率变动支付保值等各种费用。二是干预的不对称性。即中心国为了保持它的物价水平的稳定，在干预的同时往往进行中和操作，在这种情况下，EMS就可能出现货币危机。 1992-93的欧洲货币危机是欧洲货币体系建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这次危机爆发的原因除通常认为的是由于成?
王伟[2]2006年在《中国—东盟贷币一体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世界经济正逐渐形成以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洲经济合作为主体的三大区域板块。伴随着欧元区的形成以及美洲货币美元化的进程,“亚元”不仅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要求。亚洲货币一体化问题因此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为学术界广泛关注。 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亚洲经济——尤其是东亚经济的蓬勃发展将推动“亚元”区的最终形成。但现实情况与理论反差较大,东亚货币一体化的进程与该地区经济发展的进程并不同步。笔者认为,造成东亚货币一体化水平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在于东亚地区缺乏核心大国开展货币金融合作的良好政治氛围,使得该地区货币一体化缺乏推动力。而中国—东盟货币一体化可以成为东亚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突破口。 本论文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工具,运用了理论联系实际、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演绎归纳等研究方法。在考察东亚地区多种经济指标的基础上,分析了“最优货币区”在东亚从理论变为现实的可行性和路径。通过对目前东亚地区经济和政治因素的深入分析,笔者指出:东亚地区已具备货币金融合作的良好经济基础,但政治基础却相对薄弱。针对这一问题,论文创新性地提出“深化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应从中国—东盟货币一体化开始”的观点,中国—东盟货币一体化将成为东亚货币一体化的起点,并通过“以点带面”推动“亚元”区的最终形成。
张斌[3]2001年在《货币一体化理论及对东亚货币一体化的理论探讨》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比较全面评介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影响及主要内容；回顾了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并指出了其影响和主要经验；探讨了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必要性、收益和成本、可能形式、进程以及中国的对策。 第一章较为全面地评述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及其影响。先对货币一体化概念作了定义，指出其内涵和外延，并阐述了货币一体化与经济合作、金融合作、货币合作、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经济同盟、货币同盟、最优货币区等概念的区别。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有三个阶段：①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②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复兴，③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最新发展。最后，论述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意义，包括最优货币区理论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及对世界各地货币一体化实践的影响。 第二章着重阐述共同货币的成本与收益。货币一体化实践的理论基础是最优货币区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已经演变为着重于对共同货币的成本与收益的分析。这种分析同样适用于对货币一体化进程和各种形式的货币同盟（如共同钉住、货币局、美元化、共同货币及有关经济与货币政策的协调）的分析。共同货币或货币同盟有一些重要的收益，例如，降低或取消了与各国货币兑换有关的交易成本和远期抛补的成本，消除了未来汇率不确定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各国经济增长，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以及节约外汇储备。货币同盟的成本主要是货币政策自主权不同程度的丧失和汇率工具的丧失。 第三章通过回顾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历史，总结了欧洲货币一体化经验教训，并指出了欧洲货币一体化影响。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成功经验对于世界各地的货币一体化，特别是东亚货币一体化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成功经验主要有：货币一体化的成功取决于经济因素，更取决于政治因素；渐进主义和趋同；成熟的合作机构；主权国家与货币同盟可以并存。 第四章论述了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必要性、探讨了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收益与成本分析，对东亚货币一体化进程和前景作了预测，并探讨了中国在东亚货币一体化中的对策和作用。 东亚各国已经认识到加强地区货币合作、推动地区货币一体化对于防范和克服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节约外汇储备、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和保持东亚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都是极为重要的。然而，由于东亚各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各国政策协调水平仍然很低，再加上二战遗留下来的一些政治因素，东亚目前还不具各实行完全货币同盟的条件，完全的货币同盟只能是一个长期目标。但是，东亚目前可以实行某种不完全的货币同盟，如共同钉住体制。随着东亚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东亚有可能实现某种较高级形式的货币同盟。东亚货币同盟在开始将是实行共同单一钉住，逐步过渡到共同篮子钉住，最终实现共同货币。东亚共同货币有可能先在一些次区域实现，然后逐步扩大，最终包括整个东亚。东亚货币同盟的实现取决于经济因素，更取决于政治因素。在克服了政治障碍之后，东亚实行某种形式的货币同盟不是不可能的。 东亚地区的经济繁荣和货币稳定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对中国在21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至关重要。根据邓小平理论的“三个有利于方针”（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东亚的经济繁荣和货币稳定是符合中国的长期国策和外交政策。中国应当重视和积极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对推进东亚货币一体化和建立某种形式的东亚货币同盟持积极的态度。 本文附录借用了美国学者艾臣格林和巴尤米的最优货币区模型，收集了东亚九个经济体的有关宏观经济数据，用TSP软件计算出方程的系数估算值。计算结果与定性基本相符，即目前整个东亚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东盟五个核心国家非常符合最优货币区的条件。
李小牧[4]2000年在《九十年代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研究》文中提出金融危机的传导是有关危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侧面,我们能够以此为切入点,观察到危机的几乎各个层面,无论是危机的潜伏阶段、爆发阶段,还是危机的恢复阶段都是通过传导来实现的,可以毫不夸张地下一个判断,没有传导,金融危机则不成其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传导又可以国界划线,分为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其中国际传导既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传统特征,也是经济金融全球化趋势下金融危机研究的崭新课题。广义的金融危机国际传导应该泛指金融危机在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和扩散,它既包括金融危机国内传导的溢出,也涵盖单纯由外部原因导致的跨国传导,既有存在于贸易金融关系紧密的国家间的接触性传导,也有存在于贸易金融关系并不紧密的国家间的非接触性传导。而所谓接触性传导就是狭义的金融危机国际传导,它是指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之中、之后,某些经济要素的变化引起其他要素变化,最终引起经济金融的某些侧面或整体变化,以致引发、扩大、缓解金融危机的跨国作用过程,也称溢出效应,其传导机制大致是从一国危机中的本币贬值和股市暴跌开始,通过汇率的相对价格机制作用于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两个渠道,导致另一或几个国家的本币贬值和股市暴跌,从而实现金融危机的跨国传导。本论文即是以九十年代接连爆发的几次金融危机为研究背景,围绕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这一主题,通过对金融危机一般、危机国际传导的宏观经济模型、实际案例、传导机制、外部冲击、制度约束和中国因应对策的分析论述,大体上遵循了从问题提出,到理论归纳、实践检验、条件分析,再到对策分析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基本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有关金融危机国际传导的研究框架,如果再加上文中关于危机国际传导效应的辨析、“冲击-传导”机制的提出、投机冲击和国际援助的博弈论解释、以及中国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双亏分析等,就构成了本论文主要的理论贡献和创新之处。全文内容共分七章。第一章:金融危机研究概述。本章是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出发,通过归纳、总结金融危机的定义、类型、特征以及若干典型的危机模型,为提出“金融危机的传导”、特别是“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问题,进而为论文的整体展开作知识准备和理论铺垫。首先,对金融危机概念进行界定,由于金融危机的内涵极其丰富,可以依据逻辑学中关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具有反变关系的原理,通过辨析金融危机有限的外延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其内在含义,金融危机的类型包括:以金融危机的影响地域来划分,有国内金融危机、区域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区域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可统称为国际金融危机;以金融危机的性质、内容来划分,有货币市场危机、资本市场危机、金融机构危机和综合金融危机;以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来划分,有系统性金
史伟成[5]2011年在《区域性公共产品与东亚外汇储备库建设》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亚洲货币基金设想、到“清迈协议”的签订、再到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立,东亚金融合作在区域内各成员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及合作意愿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取得重大突破,这颠覆了传统经济一体化理论发展阶段论的逻辑。它是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所暴露的东亚国家的银行和金融制度的脆弱性以及区域内没有相应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网络的危害性之下,东亚所做的金融合作实践探索。危机给东亚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开启了东亚金融合作的跨越式发展。东亚外汇储备库就是在东亚虽然不具备欧洲、北美一体化的程度和传统,却在区域流动性支持上实现突破的成果,为未来区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立及其相关建设是东亚各成员在应对金融风暴冲击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合作共识的升华。由东亚各国(或地区)按约定比例共同出资,成立维护东亚金融秩序稳定所需的流动性支持。它是目前在东亚尚不具备关于主权让渡谈判条件的形势下,还能寻找到合作共识的突破点。而现有经济一体化理论很难解释东亚金融领域率先开展的这种合作模式。于是,需要寻找新的理论视角来解释。因为东亚外汇储备库的构建模式及其金融稳定性作用具有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特性,所以本研究通过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作为分析方法,对东亚外汇储备库建设进行论证,来探索东亚发展和合作所需要的新思路。本研究通过对东亚金融合作的区域性特征、东亚外汇储备库的供给方式及有效管理等相关建设议题进行系统分析,来验证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对于东亚外汇储备库建设的适用性,并为未来区域金融合作提供制度建设的参考；同时,通过比较东亚与其他区域金融合作形式的异同,并结合东亚的经验教训来探索未来东亚金融区域合作的发展和可行性路径。就中国而言,一方面,借由参与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设,积极参与区域金融合作有助于为中国提供稳定的外部金融秩序,维护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在区域一体化浪潮之下,它也有助于中国在周边战略、区域战略及多边战略选择上做出科学的定位并创造了条件,更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参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理念,实现战略的优化。因此,它具有影响全局的重要意义。
佘小勤[6]2007年在《港币与人民币融合的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潮流。在这种趋势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超越其它国家的影响而独立发展,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能够在不考虑国际经济背景和环境的条件下实现整体经济的协调运行。可以说区域货币一体化是21世纪金融全球化发展的主流趋势。本文从全球金融一体化趋势及中国大陆与香港地区经济融合日益增强的背景出发,分析了港币与人民币一体化的战咯意义和经济意义;从经济联系、市场融合、生产要素流动的视角,分析了港币与人民币一体化的前提条件、现实基础及可行性;根据欧洲货币一体化经验及中国具体情况,提出了为实现港币与人民币一体化,香港地区与内地经济融合措施——CEPA的实施以来对香港和内地经济的影响以及CEPA前景的展望。
龚秀国[7]2005年在《经济全球化与我国货币政策改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历来都是人们广为关注的对象,目前它正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国内外学术界和决策者的兴趣;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正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挑战,而且更在于它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否的潜在贡献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更是一个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经济体;因此,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效率与改革,既具有挑战性,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为了考察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作者选择了最近的一段时期即1998年到2003年的6年间;在这一段时间内,我国一方面不断加快经济对外开放的步伐,并最终于2001年11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另一方面我国中央银行也一直实行所谓的“稳健”货币政策。作者分析认为,1998年到2003年的“稳健”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低效率的;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尽管我国每年保持了7%-8%的经济增长率,但是,我国急剧增加的金融风险特别是没有任何减缓趋势的巨大银行业风险,却使“稳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最值得一提的是,自2002年以来,我国严格管制下的存贷款利率和基准利率误导银行资金流向的作用日益突出,钉住于美元的人民币汇率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在我国货币金融体制刚性与海内外投机势力的交相作用及影响下,到2003年下半年,从基本面均衡汇率角度来看,人民币升值压力更达到了
杨权[8]2006年在《东亚区域金融深化：由金融合作走向货币合作的路径》文中研究指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金融合作开始启动并迅速取得了一些合作成果。货币金融领域合作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和推进东亚货币金融领域合作,对东亚金融体系的发育和完善、东亚经济稳定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区别于已有的大量关于未来东亚汇率协调、货币合作的研究,本文选取的研究角度着眼于已有的金融合作基础,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东亚应做怎样的准备、达到怎样的条件,才能够由金融合作走向货币合作。论文对最优货币区(OCA)理论金融市场标准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分析,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标准都不是OCA的充分必要条件,必须得以补充和完善。借用麦金农(1973)和肖(1973)首先提出的金融深化概念,将其分析对象由国别金融市场转向区域金融市场,提出“区域金融深化”这一新概念,用以分析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中的金融市场条件。衡量区域金融深化程度的指标有三:区域外部金融资产与负债规模、金融资源区内循环比重和区域金融结构趋同程度。这是本文最主要的创新之处。东亚金融市场的区域金融深化程度较低,说明东亚尚未具备进行货币合作的金融市场条件。东亚必须经由金融合作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区域金融深化,之后才能走向货币合作。当前东亚的关键任务是加强国别金融体系建设,促进国别金融市场发展,并加强金融部门发展的区域协调与合作。东亚货币合作先于经济一体化、金融合作,只存在理论可能性,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东亚区域金融深化是东亚由金融合作走向货币合作的铺路石。
金素[9]2013年在《中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07年初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到2008年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危机的深层影响从美国金融业蔓延至各国实体经济,对此,各国纷纷出台一系列政策搭配抵御危机的进一步扩散,令人欣喜的是时至今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搭配发挥效应,危机的深度危害逐步消除,世界经济出现了阶段性复苏,但是由于各国经济复苏呈现出不均衡态势,加之欧债危机、美国“财政悬崖”及全球通胀等风险存在,使世界经济复苏之势显得疲软且充满变数。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在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以中美两国为例,比较研究两个大国在这场危机中使用的政策搭配方案并检验政策搭配效应,以进一步分析美国政策搭配中的经验与教训,探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搭配中行之有效的改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从与国际金融危机相关的概念地界定出发,通过回顾当代国际金融危机从爆发到危害再到各国出台政策后的逐步复苏的全过程,并仔细梳理了有关宏观经济政策搭配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为本文的后续深入分析和论证奠定全面的理论研究基础。全文的主要研究分为美国和中国两条主线,既有并行区域也有交错对比,首先对美国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的动机进行了分析,在增加就业、稳定物价、推动经济复苏和维持霸主地位等强烈的政策动机驱动下,美国政府、联储和财政部出台了一系列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的政策工具,并在保持美国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不变的基础上,搭配使用各政策以应对危机。其次,按照完全相同的研究逻辑,本文梳理了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事实,出于保持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等动机的驱动,中国也迅速出台了涉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大量政策工具,在人民币汇率政策基本保持稳定的条件下,有效搭配各政策以应对危机。在完成了理论上探究中美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事实基础上,本文紧接着对政策搭配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构建因素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分别对中、美两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的政策搭配组合中对经济复苏和就业率提高贡献最大的是货币政策,其次是汇率政策,而财政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相对而言,中国的实证结果几乎相反,在应对危机的政策搭配效应中,第一,代表汇率政策的公因子无法提取,第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对拉动经济复苏存在滞后效应,第三,在拉动经济复苏效应中财政政策贡献较大,货币政策效果较为微弱。相应的实证检验结果引发对现实的思考才是所做研究的目的所在,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紧接美国实证检验结果进一步分析和归纳出其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发人深省的教训;并对比美国的经验与教训,本文紧接着中国的实证检验结果之后仔细剖析了中国应对危机政策搭配中存在的问题,使后文可以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之道。行文至最后时,在综合考虑中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基础上,通过构建包括内部金融“防火墙”和外部金融“防护网”在内的中国的金融危机防御体系来应对危机。具体包含核心的基础条件的建设、政策搭配的改革和国际政策搭配的协调与合作三个部分,以寻求在世界经济保持稳步、健康增长的良好国际环境下实现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并能够真正发挥各类宏观经济政策搭配调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作用。
裴永祥[10]1994年在《欧洲货币体系的危机和展望》文中提出欧洲货币体系是欧洲共同体国家建立的一个货币集团,目的是在欧共体内建立一个稳定的货币区,以促进成员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促进欧共体经济一体化进程。欧洲货币体系成立于1979年3月13日,先后有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爱尔兰、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15年来,欧洲货币体系在运行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也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展望未来,欧洲货币体系任重而道远。 一、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 1.创设欧洲货币单位“埃居”(EOU)。埃居是一种不发行钞票,用于记帐和结算的货币。它以欧共体各成员国的货币为基础,各按一定的比例组成;各国货币所占比重取决于成员国国内的生产总值和在欧共体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一般5年调整一次。1989年9月21日,欧共体各国货币在埃居中所占比重确定为:联邦德国马克30.1％,法国法朗19.0％,英镑13.0％,意大利里拉10.1％,荷兰盾9.4％,比利时法朗7.6％,西班牙比塞塔5.3％,丹麦克郎2.4%,爱尔兰镑1.1％,希腊德拉克马0.8％,葡萄牙埃斯库多0.8％,卢森堡法郎0.3％。所以构成埃居这一货币篮子的货币数额和比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构成埃居的货币比重发
参考文献：
[1]. 欧洲贷币一体化与汇率安排[D]. 苏萍. 西南财经大学. 2000
[2]. 中国—东盟贷币一体化问题研究[D]. 王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6
[3]. 货币一体化理论及对东亚货币一体化的理论探讨[D].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1
[4]. 九十年代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研究[D]. 李小牧. 辽宁大学. 2000
[5]. 区域性公共产品与东亚外汇储备库建设[D]. 史伟成. 复旦大学. 2011
[6]. 港币与人民币融合的战略研究[D]. 佘小勤. 暨南大学. 2007
[7].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货币政策改革[D]. 龚秀国. 四川大学. 2005
[8]. 东亚区域金融深化：由金融合作走向货币合作的路径[D]. 杨权. 厦门大学. 2006
[9]. 中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研究[D]. 金素. 南京大学. 2013
[10]. 欧洲货币体系的危机和展望[J]. 裴永祥. 南京金专学报.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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