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近代中国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近代论文,中国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吃尽了落后就要挨打、贫穷遭受欺凌的痛苦，无数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强占的香港，成为最早实行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地方，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文化思想在东方存在和传播的据点，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认识西方、了解世界、探索救国道路的窗口。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最早参加拜上帝会的洪仁玕，无法在广东家乡立足，逃避香港。1859年，从香港辗转到达天京（今南京）。他写了《资政新篇》一书，提出了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主张。这是一个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方案，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这与他多年居住香港、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有着直接的关系。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阅读了大量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书籍，又到香港游历考察，亲身体会到不同社会制度下物质文明的巨大反差，开始探索西方社会进步的原因，从而引起思想上的深刻变化，提出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变法图强的主张，带头倡导维新变法运动，虽遭失败，但其挽救危亡的进步思想和爱国精神，为人敬仰。
香港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发源地之一。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1]。这与孙中山先生在香港七年学习期间所接受的资本主义教育有密切关系。香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步与清朝统治下内地的腐败衰落，使孙中山切身感受到社会发展的趋势，感受到只有改革政治才有出路。孙中山回忆说，“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三十年前在香港读书，暇时则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今中山市）二次，两地相较，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安稳，香山反是。……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仅50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于是，“由市政之研究，进而为政治之研究”，深觉改革恶政为首要之任务，“我因此于大学毕业之后，即决计抛弃其医人之生涯而从事医国之事业。由此可知，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也。”[2]可见，孙中山从香港与内地的比较，得到启发，导致了政治上的反思，成为他革命思想形成的基础。
香港为英国统治，具有特殊的政治条件，但它与大陆毗连，依托大陆，面向海洋，地处祖国的南大门，又处在东西方海上交往的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革命者从事革命活动的回旋地和立足点。孙中山先生正是一直把香港作为推翻清朝的活动基地和指挥中心。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年1月，又在香港建立了兴中会总会，开始了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斗争。
1905年8月，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后，拟定在国内设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其中南部支部拟设在香港，负责两广、闽、滇四省党务。9月，孙中山派冯自由、李自重赴香港发展组织。10月，在香港建立了同盟会香港分会，这是同盟会在日本之外建立的第一个基层组织，机关设在《中国日报》社。1909年春，香港、广州入会者达两千多人，香港分会研究后，于1909年秋，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香港分会“专任香港以内党务，南方支部统理西南各省党务。”[3]香港分会和南方支部，积极发动革命斗争，使香港成为革命党人的联络点、休整地和中转站，实际上成为内地革命的后方基地，成为“清季西南各省革命军之大本营。”[4]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又把香港作为宣传革命的重要阵地。1900年1月，他们在香港创办了第一家报纸《中国日报》，孙中山在该报亲自著文，揭露清廷反动卖国罪行，号召推翻专制统治、建立中华共和政体，并与立宪派反对革命的谬论展开论战。
革命党人把香港作为发动组织反清起义的重要基地。在这儿制订计划，募集起义经费，招募、训练、集合起义人员，购买转运起义的枪械弹药，又曾在香港设立实行部，制造炸弹，在九龙海滩进行试验。从1895年到1911年的武昌起义止，16年间，孙中山在南方发动的10次武装起义中，有6次都是以香港为基地策划进行的。如1895年的广州起义，1900年的惠州三洲田起义，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1910年倪映典发动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冈起义。其中以黄花冈起义影响最大。
热爱祖国的海外华侨和香港同胞，不断给革命者以大力支持，香港就是武装起义经费汇集地和筹集中心。据冯自由《丁戊二年之革命收支帐目》统计，从1907—1908年，他先后收到孙中山募集的汇款36000余元，收到上海、檀香山、新加坡、美国、暹罗等地汇款48000余元，分别将汇款用于潮州黄风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和接运军械等革命活动[5]。他们的爱国精神将永彪史册。
香港是策划、发动起义的基地，也是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的休整地和落脚点。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退到香港，又流亡日本。1900年惠州之役失败后，郑士良等义军首领以及起义士兵四五百人陆续退至香港。广州新军之役失败后，起义士兵逃到香港的百数十人，黄花冈之役后，黄兴等也重返香港，香港实际上成为革命党人进行休整的后方基地。
英国侵占香港以后，香港同胞不断开展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
随着时代的发展，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香港人民革命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1922年1月，香港中国海员不堪忍受资本家的欺凌压迫，举行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参加者达两万多人。港英当局封闭海员工会，进行镇压。3月1日，10万多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他们纷纷离开香港，回到广州，英国军警在沙田开枪扫射，造成著名的“沙田惨案”。此后，总同盟罢工继续扩大，使香港瘫痪，成为“奥港”。在全国声援下，罢工56天，迫使香港当局答应了工人的要求，罢工取得胜利。
1925年5月，上海工人反对日本资本家屠杀工人的“五卅惨案”，引起全国的反帝高潮。为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在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香港10多万工人举行大罢工，6月23日，举行游行示威，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面的“沙基”时，英法军队开枪镇压，50多人当场死亡，170多人受伤。“沙基惨案”激起香港、广州工人的更大愤怒，香港罢工人数增加到25万人，13万人离开香港，返回广州，中共组织了以邓中夏、苏兆征为首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又组成2000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对香港实行封锁，使香港交通中断，肉食、蔬菜供应断绝，街道垃圾堆积如山，变成了“臭港”、“死港”。英帝国主义一时陷于孤立，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受到沉重打击，罢工坚持16个月胜利结束，成为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罢工，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也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北伐战争作出了贡献。因此，在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中，香港同胞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写下了英雄的篇章。
二
抗日战争开始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成为抗日救亡的重要基地，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可分为两个阶段：日本攻占以前，香港成为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活动中心；日本攻占以后，它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击日寇的战略基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由于香港同胞与大陆人民的血肉联系，由于香港特殊的政治地位与地理位置，很快成为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之一。12月23日，宋庆龄在上海沦陷前夕，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来到香港，发动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她联络了大批国内外知名人士，组织了“保卫中国大同盟”，出版《保盟两周通讯》，向全世界揭露日本的侵华罪行，报道中国英勇抗战的事迹，与欧美东南亚各国沟通信息，使他们了解中国抗战的真相和需要。在她的积极工作下，美、英、法、加拿大和东南亚各国纷纷成立了援华团体，通过保盟，向中国提供援助，先后有100多个社会团体向保盟捐款，各式各样的货币从世界各地汇到香港。保盟发动组织著名医生，为支援抗战来华工作，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米勒等，都经过香港到敌后根据地工作，白求恩同志为中国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1938—1940年三次来到香港，向宋庆龄要求援助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每次都满意而归。1939年冬，新四军叶挺军长专门从重庆到香港拜会宋庆龄，宋庆龄陪他去保盟仓库清点物资，亲自登记、分类，使叶挺军长深为感动。皖南事变后，宋庆龄在香港致电蒋介石，抗议他破坏抗战的罪行，继续为抗日军队提供物资援助。
1938年1月，中共中央派廖承志到香港，建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以加强对外宣传，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捐款和物资。廖承志通过亲戚邓文田、邓文钊兄弟，把华比银行作为接收华侨汇款的联络点。向各地华侨传播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消息，发动、协助许多华侨回国参加抗战。香港各界同胞，一直关心和支持祖国抗战，成立了各种援助抗日的社会团体，以多种形式开展募捐活动。有的香港爱国人士，组织救护队、服务团等，直接参加抗日斗争。1938年10月，中共东南特委与香港党组织，在香港地区组织了15个救亡工作队，回广东惠阳参加抗日，许多队员后来成为抗日游击队的基本力量。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占香港。为了开展敌后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派曾鸿文、黄冠芳、刘黑仔等进入新界，发动组织群众，消灭土匪，开展港九游击战争，组建了由东江游击队领导的“港九独立大队”，多次袭击日军，镇压罪大恶极的汉奸敌伪分子。并深入日军统治严密的市区活动，散发抗日传单，组织群众，收集情报，有时化妆成各种人物，深入敌人心脏地区，发动突袭。为了粉碎敌人对新界、九龙的扫荡，刘黑仔、黄冠芳带队潜入九龙启德机场，炸毁日军飞机和汽油库，使敌人胆战心惊。1944年秋天，游击队又发动了攻打沙田四号隧道的战斗，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迫使他们收集兵力，放弃了打通港九铁路的计划。港九大队海上中队在香港附近海域多次袭击日军海上交通线，先后经历了10多次较大的战斗。击沉敌船10艘，缴获敌船13艘，截获物资数百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港九大队还与英美盟国开展多方面的国际合作，向盟国提供日军情报，多次营救盟军飞行员，协助英军官兵从日军集中营脱险等。
营救被围困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是东江游击队港九独立大队的著名斗争。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逮捕囚禁抗日民主人士和文化界著名人物，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流，被迫流亡到香港。这样，香港一时成为进步人士宣传抗日、反对投降、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专制的汇集据点。当时，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衍、胡风、邹韬奋、胡绳、张友渔、金仲华、乔冠华、廖沫沙、戈宝权等都避居香港，香港的迅速陷落，这些人大都来不及撤离，就被困在香港。日军占领香港，使他们的生命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如何把他们迅速营救到安全地带，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游击队的紧迫任务。
当时，廖承志在香港主持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工作，他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与中共广东省委、中共南方工委、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密切协作，具体负责营救。他们先和被营救的对象取得联系，然后建立了从香港到九龙再到大陆内地的秘密交通线。从1942年1月5日起，每天晚上，都有被营救者在游击队员的护送下，被先从香港岛转送九龙的秘密据点，再由游击队员带领，绕过敌人岗哨，渡过深圳河，进入东江游击区，转赴内地大后方。先后被营救回内地的文化知名人士及其家属约800多人，他们回到国内，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一直在香港地区坚持抗日的港九独立大队，奉命从新界撤离，临走时，向港九人民发表公开信，深切感谢香港同胞对抗日武装的大力支持，游击队在香港各界同胞的热情欢送中离开了香港，香港又被英国重新占领。
三
香港也是建立新中国的重要统战基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进入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战略决战阶段。蒋介石集团坚持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撕毁重庆谈判的“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下令召开伪国民大会，又残酷镇压民主党派的活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令解散，其他民主党派也被迫转入地下。
由于大陆被国民党反动派严密控制，各民主党派纷纷转移到香港，他们整顿组织，总结经验教训，终于抛弃了“中间路线”，更好地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坚定了反对美、蒋反动统治的方针，遂使香港成为建立新中国的重要统战基地。
1947年2月，李济深出走香港，与蔡廷锴等结合，积极联络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系和民主分子，准备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当年秋天，李济深、何香凝等写信给上海、南京的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等，又派人到西南、西北地区，邀请国民党民主人士，到香港会商联合问题，各地国民党民主派纷纷到达香港，酝酿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1月1日，发表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宣告民革正式成立，组建了领导机构，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朱蕴山为常务委员，宣言宣布，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激化内战的政策，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现“耕者有其田”、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
民盟被镇压以后，沈钧儒、章伯钧秘密由上海转到香港，筹备恢复民盟总部。1948年1月，他们主持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紧急声明、政治报告和宣言，否认国民党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独裁决定，不接受民盟总部在被劫持中发表的“辞职”、“解散总部”、“停止盟员活动”的命令。宣布恢复民盟组织，重建领导机关，支持以人民革命武力摧毁国民党独裁政府，拥护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不承认南京政府与美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反对美国对华政策，实行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新的政治路线。
同时，以谢雪红为首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也在香港宣布成立，并投入了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蒋反动政策的斗争。
1948年5月1日，毛泽东主席致电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等，建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联合发表声明，邀集各民主党派，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就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党派的互相合作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与香港的民主党派领导人集会，进行了讨论，当即推选马叙伦起草复电。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会谭平山和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6]。同时，各民主党派先后以发表告同胞书、宣言、声明等形式，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和主张。
为了加速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邀请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共同参加建立新中国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和精心组织下，中共派钱之光、刘晓等负责实施接运工作，他们排除种种困难，将在港民主党派人士分四批，租用苏联等国轮船，进入东北或华北解放区。8月13日，第一批：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10多人，由香港出发，9月2日抵达哈尔滨。第二批：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陈其尤、沙千里、翦伯赞、曹孟君等，乘轮船在辽东半岛登陆转赴哈尔滨。第三批：李济深、茅盾、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柳亚子、马寅初、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等，12月26日从香港起程，1949年1月到达沈阳。第四批北上的黄炎培、盛玉华、姚维钧、俞澄寰等，3月14日从香港出发，25日到达北平。此外，其他一些民主人士：周建人、胡愈之、吴晗、楚图南、沈兹九、刘清杨等，也通过其他途径，进入华北解放区。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议在北平召开。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幕，中华人民共和国随之诞生。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胜利，而香港在解放战争时期，正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战场，为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香港被英国强占和实行殖民统治后，成为中国近代屈辱历史的一个缩影。但是，由于它被英国统治的特殊政治地位，由于它毗连大陆和地处东西交通要道的优越地理位置，由于香港同胞的爱国精神，香港又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的回旋余地和立足点。革命者在这里整顿队伍，总结经验，开展统战，计划新的战斗部署。著名革命家孙中山、宋庆龄、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叶挺、何香凝、郭沫若等，都曾在香港活动、斗争。因此，香港对近代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这些贡献并非出于港英当局的本意，更不是他们的自觉行动。而是由于革命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善于按照实际情况、运用灵活机动战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创造性工作的结果。这个实践的过程，又生动的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英明和正确。
作者单位：陕西教育学院 邮政编码：710061 （责任编辑：牛济）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3页。
[2]《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15、116页。
[3][4][5]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248、236、232页。
[6]1948年5月6日《华商报》。
标签：孙中山论文; 游击队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历史论文; 李济深论文; 宋庆龄论文; 何香凝论文; 蔡廷锴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