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生态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于 天 宇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春 130012)
摘 要： 生产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它表征了人类需要发展的历史状态以及人类满足需要的能力和方式，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性概念。在此基础上，生态生产力概念的提出，绝非是要发明一种异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新理论，而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来把握生产力的新时代样态。生态生产力，即生态优先、多方和谐、要素均衡的生产力。不仅生态资源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更要以生态美好作为生产力的发展规范。马克思的自然观与需要观支撑了生态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逻辑，发展生态生产力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关怀与当代价值。同时，要通过构建生态文明观，培养具有生态意识的劳动者；通过提高生态科技，发展生态化的劳动资料；通过健全生态意识，选择更优化的劳动对象。为新时代生态生产力的发展构建实践路径，以此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方案。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新时代；生态生产力；理论逻辑；实践路径
马克思的自然观认为，“自然界，就其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1]55。人是社会中的人，人类社会又是依托于自然界而发展的，“人靠自然界生活”[1]55。这一观点充分肯定了自然界以及自然规律的客观先在性。习近平的“两座山论”也同样凸显了这种客观先在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充分揭示并深化了这种客观先在性之于当代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必须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生态资源的需求以及对生态环境重要性的判断，既是对自身未来发展道路的理论思考，也是对自工业时代以来生态危机解决方式的一种理论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已成为新时代中国人民的共同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长久生存和永续发展的首要前提，如何兼顾生态与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将迎来的重要挑战。生存与发展是伴随人类始终的两大课题，当发展导致生态威胁生存时，生存与发展间的矛盾也由此产生，因此，需平衡生态与发展间的关系，生态与发展不应对立。若将两者统一，就必须使生产力的样态适应满足新时代的人类需要，即发展生态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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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生态生产力的理论内涵
生态生产力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新时代样态，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生产力发展的理论表征。因此，对生态生产力进行系统性深入把握就必须回归马克思的文本之中，思考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内涵延展，并区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与“传统生产力”的区别，在此基础之上梳理生态生产力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逻辑关系，从而在理论视角上完整地诠释新时代生态生产力的实质内涵。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在生产力理论当中蕴含着对于历史发展阶段、历史发展现实、历史现实需要等基础性的观念表达、概括和提升。对于这一重要理论的逻辑生成，马克思广泛汲取并积极扬弃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德国社会主义者赫兹(Moses Hess)以及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等多位学者的理论贡献，这一理论散见于其不同时期的文献之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著作中，马克思都对生产力提及并描述，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问世，使我们在其中可以更加真实地体会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具体含义。在马克思看来，首先，生产力是一种区别于物理学意义上的“力”，是一种关乎生产力量和生产能力的整体结合，“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1]165。其次，生产力表现在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而另一方面，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1]208再次，生产力是一种共同活动方式，“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160。最后，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同时存在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中，“组织共通的家庭经济的前提是发展机器，利用自然力和许多其他的生产力……”[1]197。在这里，通过语义分析可以得出马克思将自然力视为“许多其他的生产力之一”的结论，需要区分的是，此处的“自然力”不等同于后文将提到的“生态力”，但两者都共同明确生态资源本身即生产力。前者描述的是一种既成的生产力，“他们就越是像我们在上面说过的自然力如水、蒸汽、空气……”[2]272“首先应该归功于一种自然力，瀑布的推动力”[2]617；后者是指广义的生态资源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成生产力。此外，马克思还认为生产力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与毁灭性，“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1]172。而“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1]170综上，笔者认为可以这样总结：生产力是集体的人与自然之间通过劳动媒介而产生的综合力量，这种力量包含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存在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中，具有延续性与毁灭性。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无法忽略的重要因素即是自然资源，因而一切生产力的发展都是以自然资源作为前提的，“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3]
有研究指出，该疾病相关危险因素包含低体重质量儿、早产儿等。该疾病的病死率较高，在此其中，接近20.00%～40.00%需进行外科治疗。对于严重者，病死率高达30.00%～40.00%。这部分患儿即便顺利存活，也可能遗留程度不一的败血症、断肠综合征等等[4]。
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理论有着如此详实的叙述逻辑和理论内涵，这为生态生产力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伴随人类需要发展变化，当今学界逐渐呈现出对生态生产力概念的三方面思考：一方面观点认为，生态生产力即生产力的生态化发展，是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新生产力理论，是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兼顾生态环境保护的生产力发展模式，主张生态优先原则，但又绝非消极生产。另一方面观点认为，生态生产力即生态就是生产力，将丰富的生态资源视为人类可利用可发展的生产力，认为生态资源可转化为生产力，保护发展生态资源，即是保护发展生产力。还有一方面观点认为，生态生产力是建立在高水平科技以及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更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利用自然物或自然规律自身的特性进行更为合理的组合发展，从而产生的生态系统的物质变换能力，如鱼稻共生系统等，试图营造的更像是一种“自然”的人工“自然”。
笔者认为，以上三方面观点皆未完整诠释生态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一方面，当“生态”作为名词时，在词语结构上则如同“科技生产力”，可解读为生态是生产力，即一些生态资源本身是一种生产力，如马克思的“自然力”观点。同时，另一些生态资源在一定条件下亦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可称之为“生态力”。马克思认为，人“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2]103。因此，马克思认为“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2]102。而这一基质正是笔者所阐述的生态资源本身。正因为有生态资源这一天然基质存在，马克思清醒地指出，“劳动并不是他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2]103，而劳动恰恰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活动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2]169。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劳动皆包含于自然界的先在基质之中。这种理解既符合马克思的自然观，同时也是对习近平“两座山论”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当“生态”作为形容词时，生态生产力一词在结构上类似于“绿色生产力”，含义上则表达为生态(化)的生产力(发展)，强调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关注生态、侧重生态，无论是劳动者的意识，亦或是劳动资料的发展方向，均以生态为优先原则，其最终目的即在保证生产的同时最大程度上保护、发展生态资源(先在基质)。因为生态资源可作为劳动者的劳动对象，没有劳动对象就没有生产力，其实质上也是在强调生态资源本身之于生产力的重要性，凸显生态优先原则。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前提保障，对于生态生产力的关注更是源于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因而发展生态生产力的前提是以维持现存生态状况为底线，以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发展为目标，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最终使命，在生态优先性的前提下争取生产力的最大程度发展。
栽植前平地挖南北行向，山地按照等高线方向，乔砧果园挖长、宽、深均大于60～80厘米的栽植坑，表土和心土分开，每个坑混合填入50～60公斤绿肥和土杂肥；矮砧果园挖深60厘米，长和宽各80厘米的栽植沟，表土和心土分开，在沟底填入1 000～1 500公斤/亩绿肥，并混施2 000～3 000公斤/亩土杂肥或农家肥，回填栽植沟时先回填挖出的耕作层土壤以及树坑四周耕作层土壤，回填后大水沉实，以待栽植。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当今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生产力过度发展所造成的，并将之归咎于马克思。理由是马克思极力提倡追求生产力的发展，并认为人可以有意识地改变自然，而以往的许多学者也将生产力单纯地理解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如“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4]，“生产力表现在社会对自然的积极关系；它的发展水平是人控制自然的尺度”[5]等。这高估了人的能力而忽视了自然规律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恰恰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曲解。马克思从未否认过自然之于人的重要意义，相反却一直在强调自然以及自然规律的重要性，“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6]。只是生态问题在马克思的时代并不凸显，因而马克思并未着重强调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注意生态保护，但其实生态关怀早已内含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之中。所以，绝不能认为马克思及其生产力理论是反生态的，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也绝不简单等同于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目标的“传统生产力”。因此，生态生产力并非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扬弃与超越，而是对以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为目标的、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曲解了的“传统生产力”的超越。
“生态”作为名词或形容词的两方面解读，可以很好地容括目前学界对生态生产力内涵理解的前两方面，归根结底，先在的生态资源都是生产力发生发展的基石与源泉，内含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生态生产力以生态资源为基质，但不可将生产力完全等同于生态资源(某些生态资源需要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成生产力)，而是兼具劳动者的生态意识、劳动资料的生态性能，倡导生态优先、多方和谐、要素均衡的生产力。不仅生态资源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更要以生态美好作为生产力的发展规范。对于上文所提到的第三方面观点，笔者认为其逻辑根源符合马克思的自然观与生态生产力的发展目的，可理解为狭义的生态生产力或具体的生态生产形式。
马克思从人类需要的视角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即为了满足人类需要。马克思说，“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2]691。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形态也应伴随人类需要转变而转型。在马克思的时代，充足的物质资料为人类的首先需要，而在现时代，美好的生态环境则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保障，两者并不冲突。人类的需要伴随社会发展不断变化，因而生产力的形态也必将不断变化，这皆包含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之中，而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使用“新的生产力”一词，如“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1]147。“没有这些条件，共同的经济本身将不会再成为新生产力”[1]197。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的最后，马克思再次提到了世界市场与现代生产力，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样态并非一成不变，当客观需要且条件成熟之际，新的生产力便会应运而生。
1.以生态文明观构建，培养具有生态意识的新时代劳动者。劳动者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要素组成，劳动者凭借他们的经验、技能、知识等，不断改进劳动资料，推动技术革命向前发展。劳动者的意识层级可直接决定生产力的人的因素及其活动的发展走向，因此，提高劳动者的生态意识即是从思想的源头改善生态问题的最有利方式，实现这一目标即可从根本上缓解生态压力。
二、新时代生态生产力生成的理论逻辑
生产力的发展目的即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而生态生产力又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新时代体现，通过对这一原理的把握，为新时代中国的生态需要满足寻找到了可能的路径，即发展生态生产力。正是由于生态需要为现时代人类最为迫切、也最为关键的真实需要，因此新时代生产力趋向生态维度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意在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而生态需要则包含于这两种需要之中。但仍需注意的是，人类的需要不能完全决定生产力发展的走向。因为需要和生产力毕竟是两个问题，人类的能动性不等同于决定性。人类的需要本身不会从事任何生产活动，只有当这种需要可带动劳动者从事生产活动时，生产力才有可能得到发展。同样，新时代中国有着强烈的生态需要，但生态需要本身无法改变环境现状，必须依靠其带动生态生产力的发展，生态需要才可能得到满足。因此，想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生态生产力发展势在必行，这是新时代生态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逻辑。
1.马克思需要理论揭示生态需要是人类的第一真实需要。1843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哲学的视角指出了人类需要的本质：“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需求的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8]514这表明需要对于人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人的本质即需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可将人类需要进行层次划分，即生理、社会、精神和发展四个阶段，新时代中国的生态需要正是以上四种需要的凝结。
首先，需要作为人体的原始动力来源，支配着人的一切行为活动。人类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也是人类最根本最强烈的需要，若任由生态状况继续恶化，终将危及人类的基本生存。因此，生态需要首先是生理需要，在生理需要被满足之前，人类无法进行其他需求活动。马克思认为，生理需要是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更是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必然关乎产生满足其生理需要的活动。其次，需要作为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牵引，促使着人类历史不断进步。社会历史进步的主体是人，其过程由人有意识的行为活动来贯穿，人受某种需要的牵引，必然为实现这种需要而运动。马克思认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1]252。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生态意识，因此，生态需要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再次，人的需要意识是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本质属性。在满足前两个需要前提之后，人类会通过需要来满足自身的精神家园，这是人类自我价值的体现与社会认同的需求。这源自人的基本属性，即物质与意识的结合。除了人体自身的物质组成外，人类还具有思想意识，因此，健全的人的精神需要必不可少。美丽的风景、清新的空气、纯净的水源，这些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人类的生理需要，更可为人类带来愉悦的精神体验。因此，生态需要还是一种精神需要。最后，需要是人类发展的不间断力量源泉。人们通过自身的不断的实践活动，挖掘自身潜能，使其向更优、更善、更美的方向进步。这也是人类整体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写照。新时代的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强国，任重而道远，在发展的道路上必须解决好生态问题。因此，生态需要更是一种发展需要。“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做准备的发展史。”[7]194总之，需要即人的活动动力，源自人类自身的物种特性，且不仅对个人的活动有影响，更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
构建生态文明观，离不开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的保驾护航。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的新时代战略目标，并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0]5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新表征，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这不仅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保障，更为新时代中国生态生产力发展提供了优质土壤。
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向我们解释了人类需要的不同类别与递进层级。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整体人类生态需要的必然性与重要性，揭示了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支撑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来源，使我们从理论层面更深刻地理解到新时代中国生态需要的必然性与紧迫性。
2.发展生态生产力是新时代人类生态需要的满足途径。“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凭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9]。人类对自然或自然资源的占有意在实现需要的满足，在此过程中生产活动本身可理解为一种手段或媒介。“劳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1]56。在《资本论》中，对于生产力的研究与人的全面发展密不可分，而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似乎是一个需要不断被满足的过程。因此，生产力的发展目的离不开人的全面发展，更离不开需要的满足。人类作为劳动实践过程中的主体，也是最无可替代的生产要素。从哲学的层面可以这样理解，我们首先将生产活动视为某种行为，而这种行为的产生源于人类的需要，需要也即生产的目的。马克思认为，生产的目的不是生产本身，而在于发起生产活动的人类本身。生产活动正是为了满足社会中不同层级的人的需求而不断进行的生产与再生产。就比如人类为了解放双手且实现更文明的吃饭方式而发明了筷子和刀叉，并进行生产。生产筷子和刀叉的目的不是生产这些产品本身，而是为了使人类的需求获得满足。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几千年以前的人类几乎无法产生乘坐飞机、使用移动电话等现代性需要，这是因为人类的需要既存在个体差异，但又必须遵循社会整体现状，符合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生产活动的出现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生产力代表人类进行生产活动的能力，其根本的发展目的也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
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人类的需要又扮演着推动者的角色。人类有了某种需要，才会出现相应的生产活动。人类的需要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并由其需要的丰富多样性，导致了生产活动内容的复杂多变。马克思说，“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8]514。从历史的发展轨迹来看，人类的需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变化和扩张的，归根结底，人的能动性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之源。人的需要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推手，并且是唯一的推手；一切生产活动都源于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并不会无理由地变化扩张，会依托一个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而有限地变化扩张。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的需要其实质不能脱离自身的物质生产活动，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物质的生产决定着需要被满足的方式与需要的内容范畴，因此，我们要正确面对人类不断变化、不断提升的需要，发挥劳动者自身需要的潜能动力源，不断创新满足这种需要的方式手段，从而推动生产力呈螺旋上升式良性循环发展。
从图2(b)中的4幅图像可以看出：对于室内环境拍摄的油菜3种类型叶片图像和户外堪环境拍摄的叶片图像，本文方法不仅可以把主叶脉和部分侧叶脉提取出来，还可将叶面上的污点和虫咬痕迹同时分离出来(图2(b)第3幅图像圈出部分)。
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将人类需要分为不同层级，并指出人类需要中包含真实需要与虚假欲求，“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要机敏地而且总是精打细算地屈从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7]224。而新时代的生态环境问题某种程度上已经威胁人类生存，人类对美好生态的需要迫在眉睫。生产力的发展目的即为了满足人类需要。生态生产力恰恰是生态优先、多方和谐、要素均衡的生产力。不仅生态资源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更要以生态来规范生产力发展。这种生产力样态是满足新时代人类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方式，符合现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形式，具有重要的发展意义与价值。因此，发展生态生产力是满足新时代人类生态需要的唯一途径。
三、新时代发展生态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是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生产的过程，即具有劳动能力的人通过使用劳动工具对劳动对象进行劳动的过程。因此，笔者试图从生产力的三要素出发，结合党的十九大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探索发展新时代生态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因此，笔者认为，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始终如一，但其样态并非一成不变，生态生产力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一脉相承，其理论逻辑来源于马克思的自然观与需要观，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和新阶段的理论形态。生产力与生态之间并非矛盾关系，生态生产力的发展可视为现时代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方式，解放在于生态生产力理念使人类更加明确生产力得以更好发展的首先要素，即先在的生态资源基质，解放的同时也为发展提供了更良好的依据保证，因而成熟的生产力发展理念其最终目的也必然包含为人类提供更优质的生态环境。形式上的改变并不妨碍本质上的统一，生产力一直伴随满足人类需要运动发展。
LEI Lei, ZHOU Lin, CAI Bin, GAN Lu, GAO Yu, JIANG Jin-jin
生态文明观即指一种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观，不仅追求自然界内部的和谐，更向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建设生态文明，构建生态文明观必然带动并极力促进劳动者的生态意识培养。换句话说，构建生态文明观，即可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人类的需要，树立人类真实的、良性的需要观，使人类派生出更多生态维度的真实需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缺乏生态关怀与代际关怀的虚假欲求，形成劳动者观念的变革。这种观念的构建与变革在引导人类需要方向的基础上，带动生产力的发展走向，使生产力的发展目的更多满足人类生态需要，为生态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必要环境。
从需要的层次看，马克思又把人的需要分为基本需要与欲求，进而提出了“真”“假”需要的概念。人类的真的需要代表着他们确实需要的事物，而人类的假的需要则意味着他们错以为自己所需要的事物。“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7]223。新时代中国的生态需要包含了生理需要、社会需要、精神需要与发展需要，是实实在在的真实需要。在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即指一种“按需分配”的社会模式中，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人类不再无限制地获取生产资料，得到前所未有的身体解放。但是，共产主义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其最终实现的过程中，人类的整体能力与追求都将不断上升到更高水平，劳动者之间不再有明显的差距，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分配。因此，新时代中国的生态需要是现阶段发展的切实需要，满足生态需要更是迈向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前进过程。
依据上述假定，建立分析简图，如图1所示。图中，p为桩后滑坡推力，a为抗滑桩截面宽度，b为抗滑桩截面高度，L为相邻两桩净间距。
2.以生态科技提高，发展具有生态保护性能的劳动资料。劳动资料作为生产力发展中另一个重要要素，即指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用以改变和影响劳动对象的一切物质资料和物质条件，在生产力物的因素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生产力的发展，往往是从劳动资料的发展开始的。马克思对劳动资料的定义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11]。在最简单最原始的劳动过程中人的身体就是劳动资料。伴随社会发展，劳动资料的改进和提高，还可以促使劳动者技术水平的提高，引起劳动对象范围的扩大。劳动资料不仅是衡量生产力发展的指标，也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志。劳动资料的发展程度与侧重方向对生态的改善、对生态生产力的发展影响至关重要。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不仅体现在更为优化的分工方式所带来的劳动率提升，更涉及生产过程中的资源调配与处理。需要注意的是，只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缺失生态关怀的科技发展，必然会在某个时间节点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甚至威胁人类的生存家园。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必须面向一个生态的维度，使科学技术在提高劳动效率的同时关注资源的节约、可持续、再利用等方面，从而使劳动资料具备节约、可持续、再利用等优势，在生产力提高的同时使生态资源得到更好的保护，从技术层面促进生态生产力的发展。
党的十九大针对这一方面提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并通过“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强化排污者责任”[10]51等具体方案，使生态科技的发展得到指引与保证，从而更好地带动劳动资料的生态化。
3.以健全生态保护机制，平衡生态需要，选择更优化的劳动对象。劳动对象来源于自然界，是生产力物质要素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没有劳动对象就不能进行生产，也就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的发展”[12]98，因为“人的活动，因果观念即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12]97。因此，劳动对象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影响着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在当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劳动对象的革命已成为技术革命的重要内容。劳动对象范围的扩大优化和质量的改进，使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因此，选择更优化的劳动对象是发展生态生产力的必然路径。
演示型实验 了解一些本专业常用的大型仪器是现如今毕业生应具备的素质之一，但由于大型仪器普遍较为昂贵，在本科生实验教学体系中一般较少配制，无法满足一般的实验教学模式（即以组为单位使用仪器进行实验，一般一人或两人为一组）。此种情况下，可通过演示性实验开展实验教学：由实验课教师讲述实验原理、演示实验操作步骤流程，学生通过观察进而学习相关知识。演示性实验项目虽不如一般性实验项目动手能力强，但其开展也弥补了大型仪器难以为本科生实验教学项目服务的不足。
更优化的劳动对象实则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指通过生态技术的提高，在自然界中开发出更多可为人类所用，并作为劳动对象的物质资料，或挖掘现有劳动对象可为人类所用的更多方面。二是指在现有劳动对象中进行择优选择，其准则在于将劳动对象的范围逐渐划分为更生态、利用率更高、更可持续的物质资料范畴。针对这一点，就需要更健全的生态保护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限制与制约，以作为在生态意识建立与生态技术发展完成过程中的保障措施，使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更清醒明确地意识到，不同劳动对象在作为生产活动的物质资料时所带来的不同效果，从而作出有利于生态保护的正确选择。三是对现有可供人类所用的劳动对象进行有效保护，防止其由于良性生产活动以外的其他因素而损失，如土地沙漠化问题等。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10]50等战略性部署，要求在保护生态的同时对劳动资料给予有效保护，对劳动资料进行更优化的选择和更充分的利用，从而使新时代生态生产力的发展要素得到保障。
生态生产力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新时代体现，是实现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的必然途径。这源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与需要理论，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阶段，符合新时代人民的生态需要。发展生态生产力是缓解生态问题的有效措施，发展生态生产力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途径，发展生态生产力是中国为世界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一部分。“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10]52，新时代生态生产力发展更是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的必然选择。
如果是同行开发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上面有专业对口的工业APP应用，按理说技术完全可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应该是可选的吧？但是，从企业老总的心态来说，越是同行，越是忌惮，越是敬而远之，心里那道屏障要高过珠峰。试想，车企A怎么可能把自己的汽车研发模型数据放在车企B开发出来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上呢？想都甭想。原因太多了，总之，企业有禁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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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中图分类号： B0； D6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 2019) 09-0039-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明形态变革的哲学理念创新”(18ZDA015)；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工程专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生态生产力研究”(2019m2)
作者简介： 于天宇，1988年生，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朱 磊]
标签：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马克思论文; 新时代论文; 生态生产力论文; 理论逻辑论文; 实践路径论文;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