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型现代化进程与民族性发展
——新时代国民素质与青少年教育建构性演进之路的探讨
孙抱弘 瞿 钧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民精神与素质研究中心，上海 200020；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上海 201620）
[摘 要] 当代中国正处于后发型的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国民的素质以及国民—青少年教育如何与之同步发展，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都需要深入探讨的根本性问题。本文试图以系统思维的视角，对这一宏大问题，进行结构功能性的解读分析，希望能对事涉民族复兴大业的前景，给出一个本土化的思考与解答。
[关键词] 国民素质发展；生成机制演进；系统功能优化；青少年教育变革
处于后发型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当下国民的素质从何发展而来，又可能向何发展而去？国民（青少年）的教育又如何应对这一发展？笔者试图在以往探讨① 参阅孙抱弘，张建“民族性发展：从主义回归问题——百年’新民新人’的简要回顾与前瞻”，原载于“上海思想界”2015年第12期，后刊发于“旧邦维新——新民新人研究30年文集”，中国发展出版社2018年版。 的基础上，从系统思维的视角，对国民素质的诸要素（小系统）以及影响制约素质生成的诸要素（大系统）来进行结构功能性的解读与分析。作为首次以系统思维对此宏大问题的假设性研究，笔者深感诚惶诚恐，更祈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斧正。201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笔者的研究或许能对深入理解中央文件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有所裨益，倘若能提供一个基础性的理论解读视野，则更感荣幸。
第三，定价方法单一。正如上文所言，南通鹏越纺织有限公司坚持成本定价为主，市场竞争定价为辅，这是一种典型的成本定价法。但这种定价方法十分机械，不能囊括所有。且面对灵活多变的市场，也能有着较为全面客观的掌控。
一、国民素质研究：问题的分析与发展的愿景
（一）国民“劣根性”与“改造论”话题的超越
近代以来，凡提起国民素质，“国民劣根性”与“国民性改造”就是我们经常的话题，以至于成为中国人素质低的一个标签。近年以来，人们认为这一话题有损民族自尊与文化自信，带来负面影响，以至于回避这一话题。笔者以为，历史地看这一话题对于处于民族存亡之际的国人而言，具有警示、惊醒之意，体现了鲁迅所说的“怒其不争”的愿望，但也确有过于简单笼统，同样产生了自贬、自损的后果。
笔者以为，站在今天的历史制高点上，我们仍应从“存在的大致上总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起点出发，以系统性的思维去分析探寻国民素质问题，分析主体素质（养）与客观环境互动推演发展的复杂过程，探寻在全球化时代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国民素质发展的现实取向与未来发展愿景，使我们这个命运多舛的伟大民族在自身的复兴与人类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中作出应有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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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与发展”：国民素质研究的基本内容
国民素质的研究归根结底是为了把握国民素质的现状，让国人的素质与民族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演进相互协调、相互推动；使民族性的发展与人类前行的律动相互合拍、相互激荡。以此为目标的民族—国民性发展研究，当以探寻差距—问题为出发点，以发现、解决问题—探究民族—国民性发展的可能性、可行性路径为基本立场。这里，何谓问题？何以发展？是我们首先要讨论的内容。
第一，何谓问题，何以认识？这里说的问题就是指差距。所谓差距则有两个维度需要把握。
其一，就人的个体而言，就是指人的素质的层次性差距而具备了生存素质（如身体、技能、知识素质）者，与既具备了生存素质、又具备生活素质（如伦理、反思素养）者，就存在着差距；而仅具备了生存、生活素质者显然又与兼具生存、生活与存在（如科学、人文、审美素养）者又存在着差距。就个体而言，在不同的层次之中，尽管各种素养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在高层次的素养中显得尤为明显），但因个体的旨趣与需求不同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人的丰富性的体现，并不能认作问题或差距[1]。
其二，就个体与社会（含经济、文化等）的结构性互动而言，具备了臣民素养与前现代—传统—神圣社会互动者，其素养与具备了国民素养与现代—工商—世俗社会互动者的差距（如果现代社会存在着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的话，那么，具备了国民素养与现代—法制—威权社会互动者，其素养与具备了公民素养—法治—民主社会互动者之间也存在着差距）；而具备了国家—民族公民素养与现代社会互动者，其素养与具备了人类—世界公民素养与人文科学—后现代社会互动者自然也存在着差距。
第二，何谓发展，如何发展？这里所谓的发展就是发现问题缩短差距，就个体自身而言主要是层次性发展，就个体乃至群体与社会的互动而言就是结构性的发展。
在2018年，普通人感到自己越来越无关紧要。在TED演讲、政府智库和高科技会议中，人们兴奋传播许多神秘的术语（全球化、区块链、基因工程、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普通人无论男女，都会认为这些术语与他们无关。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社会特别是由一次次的科技革命引发的经济发展已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了。由此，与之互动发展的人的素质的演进提升也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已经证明，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众的素质不能与其所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话，那么其国家的社会运行就会出现问题乃至引起动乱。环顾当今世界，即便是在那些原发型的现代化国家里，也不乏因为部分国民（包括移民）素质发展滞后，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形成良性互动，而影响了社会的健康运转的事例；特别是至今仍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原教旨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更是在少数政客特别是野心家、阴谋家的蛊惑下，给人类社会带来危害。在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中，由于国民素质与迅猛发展的社会经济不能形成良性互动，引发的社会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尤其是再加上外部势力的种种干扰与影响。为此，任何一个民族与国家都要高度重视国民素质的发展问题。具体地说，这样的发展仍可从两个维度来展开分析：
其一，个体的层次性发展
人的素质的层次性，之前已有所述及，这里略作展开：作为个体的人，首先应具备的是生存素质，这是立身所必备的，也就是说要有健康的身体、必要的技能与知识，而作为现代人，健康的心理也至关重要。
作为一个社会的人，能思考的个体，能尊重他人并与他人合作、能不断总结自己在实践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并适时上升为理论。具备了这些素养的人，才能融入社会，并与他者实现良性互动。
学习苏教版《雨后》一课时，由图入文，带出生字。老师一开始出示插图，说：“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些小伙伴，你们看，他们在干啥？快乐吗？”小朋友们立刻回答说：“那是两个赤脚的孩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还有孩子说：“他们在踩水！他们玩得很开心！”老师随即追问：“‘赤’字你还可以给它交哪些朋友？”“小手们”立即来了劲：赤身，赤膊，赤手空拳……“那把生字放入句中读读吧，看你能不能把这幅画读出来？”学生找到句子读：“水里一群赤脚的孩子，快乐得好像神仙一样。”
ASM通常被认为具有保护气管结构、调节气管管径等功能，但Mitzner等[6]认为其像“肺的阑尾”，是人类已退化的结构，并没有重要的生理作用。因此当其发生病变时，通过某种方式除去即可能治愈疾病。
（2）在大系统中，与科技进步同步发展的经济，作为大系统的根本性的功能要素的“物质基础”，我们一直予以高度的重视，以至过度倚重：以为只要将这一基础性的功能要素打造好，其他功能要素也会自然而然地同步发展，以至并未切实地关注和深入研究其他大系统的功能要素。正是由于对大系统根本性要素功能在认识与行动上的失衡，也就影响到小系统诸要素的发展。长期以来，西学为用、技术主义等片面的理念总是挥之不去，其深层原因恐怕也就在此。
在一个健康发展的好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应具备生存与生活的素养，大多数人应认同与崇尚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否则，这个社会就是不健康的、不可持续发展的。
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我国宪法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息息相关。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各方面事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都离不开宪法的保证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无不闪耀着宪法精神的光辉。实践证明，我国现行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是充分体现人民共同意志、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充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好宪法，是推动国家发展进步、保证人民创造幸福生活、保障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好宪法，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法治保障。
其二，个体—群体—共同体与社会环境互动素养的阶段性发展
由于社会个体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其素养总是与生活与文化之“场”相伴相生、相辅相成，所以，民族—国家的素质总是群体性呈现，这种群体性呈现的共同体素养，大致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性或国民性。这一整体性呈现的国民素质与不同地域或国家的不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产生着或良性或恶性的互动。也就是说，国家—民族共同体的素养，特别是作为共同体精英的整体素质能与其置身的社会发展阶段相合相谐时，国家—民族才能良性运行、持续发展，否则社会就会崩塌、国家就会失败。
由此，探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对国民素质的诉求、特别是社会精英应具备的素质，以及生成、培育此素质的结构与结构性要素，把握存在的问题，就成为我们当前国民素质研究的重点。这也正是本文以下将进一步展开讨论的问题。
二、素质的结构性诸要素及其动态性演进
鉴于人的素质发展的复杂特点，以人类当代认知水平的高度而言，似从系统论的视角或可更加接近科学。由此，或许也可使我们能更真实地把握情况，认清问题，并较为自觉主动地促进当代国民素质的建构性演进与功能性优化。
我们在上节中对人的素质的层次性特点与阶段性发展的粗略探讨的基础上，对处于两个维度交叉点上的素质的诸要素展开举例性的阐释，由于这是首次的假设性的解读，其粗疏与失误肯定不少。为了便于展开探讨，我们将按下表来进行解读。
表1：素质发展的层次性与社会演进阶段性的态势举略
（一）前现代社会发展阶段的臣民素质
（3）从无机碎片化思维到有机整合化思维
文献[18-20]所研究的模型都是建立在一种理想化的情景中。在现实生活中,群集会受到来自环境中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例如鸟群会受到风流的影响,鱼群会受到水流的影响等等,这种不确定的影响很可能会破坏群体中的群集运动，我们将这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称之为噪声。本文研究了带有白噪声的群集运动,并证明了在等级制度下,当噪声强度满足一定的条件时,系统能无条件达到群集运动。
当然，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除了芸芸众生外，也会不断出现超越时代束缚限制的思想家、发明家，以及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他们的素质体现了历史的高度，并大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过，在那些年代中，他们毕竟是凤毛麟角。
作为一名小学生语文教师，我深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的重要性，通过多年知识的积累和关于学生创新思维培养的关注，本人有以下几点看法与大家共同分享。
（二）现代社会发展阶段的国民素质
一般认为，面对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国民不仅需要身体与大脑的均衡发展，也需要有健康的心理与相对独立的人格，并有重点地掌握已经分门别类的知识，提升对日趋复杂的高科技、数字化工业的控制能力；而在高速扩张的公共空间中，社会共同体的和谐生活，需要国民大力提升有序竞争的意识、契约理性与共生共荣共赢的共同体精神；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更要求国民摆脱前现代观念与思维定式，努力创新与创造；而摆脱物质主义、技术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等极端思维模式的桎梏，也是现代社会发展前行中必须进行的切割。随着物质的丰富、生活的改善，国民对于价值意义的存在开始有所认识，对于生命、人权、环保乃至审美的认知渐趋深化。不过，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大多数国民对能力、素养的意义认识还止步于工具理性的层面——即偏重于“有用性”“功利性”。在这一般意义的普遍性的理解基础之上，我们还有必要对以下一些特殊性作一阐释。
今天，在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在百年未遇的大变局里，我们也应对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精神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因为，自五四以来，西方的文化精神也对国人的素质生成有着明显的影响力。以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发端的欧美文化，是一种海洋文明，其文化精神有两个面相。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③ 参阅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上）：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温铁军演讲录”，东方出版社2016年4月版；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1月版；【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版；【德】哈尔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版。 来思考，笔者以为这就是以商贸文化为载体的契约精神和以海盗文化为载体的尚斗精神——社会达尔文主义更给这种精神披上了理论的色彩。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催生了原发型现代国家积累财富与资源的殖民文化，以及以这种文化精神为依据的霸权主义、自我优先行径等等。毫无疑问，在全球化——后现代化的进程中，契约精神应吸纳融入我们的生活伦理乃至存在价值的素质发展中，而源生于海盗精神的掠夺他人、自我优先的文化糟粕与源生于流民文化的丛林生存法则——是不同文明中滋生的、人性本能的反文明毒瘤（或者说，无论是江湖文化还是海盗文化从其生存本能的面相上讲，都是丛林文化）——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应加以切割。由此，人类才能携手迎接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时代。
1.现代社会的发展阶段是一个漫长的人类历史阶段
鉴于一些国家与地区现代社会建构失败或暂时失败的教训，现代社会的发展似可分为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来实现。初级阶段实际上是过渡阶段，是一个准备阶段，以渐进地完成现代社会所需要具备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要素的转型与变革，从而也为国民现代素质的生成提供良性的互动环境。如果在这一阶段，只是止步于“准备”而不思进取，那么就会倒退。
2.原发型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发展的基础与时间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大多数研究者都指出，原发型现代化国家在前期的发展中，是以政治上集权、经济上殖民掠夺来完成。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早已不可能搞殖民，只有依赖相对的国家集权以整合资源来完成工业化，来进行相应的专业化教育以培养工业化所需要的人才，当然这也造成了不少弊端，但这实在是一种两难的选择。
3.大多数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都有着悠长的前现代社会的发展历史，这也意味着身负沉重的历史包袱
比如，长期专制统治下形成的依附人格、臣民素养、弱势心态、无序竞争与丛林生存意识。这些历史积淀的习惯性定式，都会严重影响后发型现代化进程。一遇困顿与挫折，就会习惯性地回头看而滋生复旧记忆与意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建构“过程”包括国民素质的发展应更长——也就是初级阶段的准备期应更充裕；但是世界的发展格局不是延长而是剥夺了这种“准备”，再加上一些国家管理者或软弱无力或贪污腐败或为外部势力所操控，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是停滞就是倒退。
4.国民与公民的区分与演进
我们可能将进入现代社会发展初级阶段，但尚未完成现代民主进程的国家的民众称为“国民”。但笔者以为，在一个国家命运共同体内的公民仍然是国家公民，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内的世界公民，才是真正的人类的公民，成为这样的“公民”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而这也是后现代社会发展阶段要培育生成的人，成为具有真正独立人格的自由人。
综上所述，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原发型现代化国家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人的现代化进程的差异，从自身的历史文化的实际情况出发，一步步渐进且坚定地前行，不作简单的横向比较，不急于只争朝夕求成求全，持续稳健地去完成从“臣民”到“国民”再到“公民”的素质发展进程。
（三）后现代社会发展阶段的公民素质
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后现代社会就是未完成的现代社会。就人的素质而言，由于种种现实条件的限制，现代社会发展阶段某些先行者已具备的素质，并未成为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素质，这种素质的发展只有在与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才可能互动生成，也只有在这样的良性互动中，我们才有可能进入后现代社会的进程。这似乎有些像是一个悖论，然而这是人类必须面对并跨越的悖论。
在后现代社会中，大多数公民的体质与思维都得到均衡的发展，心理健康，人格独立，人文社会知识与科学技术知识并重，且能注重知识的整合性运用，能适合复杂多样的社会管理与高技术调控能力。高度重视人类共同体的命运，自觉维护已经充分发育的公共空间，共建和谐合作的地球村；在这个后现代的人类共同体中，公民和平共处，追求多元意义与价值的实现，享受多元文明建设带来的安宁生活。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运行与人性演进的复杂性，人的素质（养）的层次性、阶段性发展，往往显现出交叉、复合等等状态。认识这一状况，有助于我们把握素质发展的反复与多变与长期艰难。
1.跨层次的交叉与复合
反映在实际生活中的素质，往往呈现出交叉、互联与复合状态。比如，在生存层面的心理素养，在生活层面则与伦理素养交叉而成为道德心理素养，在存在层面又与审美素养关联、复合而成为审美素养的重要内涵——审美心理。又如，技能素养在现实社会中是与行业的分工相关联，当其与伦理素养交叉时就成为职业伦理，当其上升至存在—价值素质层面时，就成为职业精神，这就与求真的科学素养、求善的人文素养以及与求美的审美素养都关联起来，成为一种意义境界。我们现今热议的工匠精神，恐怕也应在这种意义境界中来理解与把握其深邃的内蕴。再如，现代社会中，数字素养已成为技能素养的重要部分，成为人类生存的关键能力，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其更应成为伦理与人文素养的重要部分，才能成为人类为自己造福的能力，成为推动社会良性运转的素养，内中原委已经为当今的现实所一再证明。
2.跨阶段的交叉与跃进
由于文化的绵延性、人性的特质乃至集团的利益驱使，人的素质发展的趋向呈现多种面相，或超前或滞后或止步不前。一些思想的先驱、民族与人类的先行者，其认知结构、思维方式往往是超越其所在的社会发展阶段；而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或不能与时俱进的政治家、宗教领袖、权力精英往往是身处新时代，却抱残守缺，鼓吹各种过时的理念与思维方式、坚持逆时代潮流、反社会发展的极端立场与行为方式，显现出个体乃至其代表的群体的素质的退化倾向。当然，这种现象也会出现在某些国民群体中，如当今颇为流行的民粹主义之类。
三、素质生成诸结构性功能及其嬗变
这里说的“素质生成诸要素的结构性功能”，是指在素质的结构这个小系统之外，还有一个影响制约着素质要素生成、发展、演变的具有建构功能的更大的系统。我们要研究素质的生成发展即要把握素质自身小系统的结构及其要素，也要研究影响、制约乃至决定着素质小系统发展的那个更大的系统，这也仍然可以用一句俗话来，简单明了地概括，即“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当然，这“然”于“所以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线性因果关系的。尽管我们对这个“大系统”还知之有限，大多还止于假设状态，但逐步向“所以然”推进，肯定有助于我们主动地发现与分析素质的“短板”产生的原因，逐步优化、完善素质的生成系统及功能。以下我们对这个“大系统”略作阐释，为了更形象地解读，我们以比喻性的方法（见图1）来加以表述。
图1
（一）“大系统”结构功能的整体性描述
“大系统”与小系统的相互制约、影响是层次性的，也就是由浅入深地推展的，是从显在到潜在地持续地发生、变动的。当然，由于认识、认知的有限性，我们这里所揭示的“大系统”的结构要素并非能完全穷尽，而其功能性的生成机制也只是假设性的，暂时也无法用数理的模式来推演展示。
1.“大系统”浅层次的直接制约要素
如图，本文揭示的是意识形态、制度安排、社会变化与文化传承。可以说，这四个要素在平时对每个生活在任何环境里的个体，无时不在发生着明显的影响，人们也就是生活在由这些要素所构建起来的“屋子”里、“桌面”上，无处逃遁。这些要素显现的先进性、科学性将引领个体素质的发展提升；反之，要素的“滞后”则阻碍个体—群体的进步，甚至走向反面。
作为群体生存的人，其社会心态主要表现为群体心态、民族心态。一般的研究，首先把社会心态分为积极心态与消极心态，积极的心态是以健康心理为基础的奋发向上、创新发展的心态，这种心态是群体、民族乃至人类从上文中提及的两个维度上提升、发展素质的原动力。社会心态的积极还是消极，一方面，与人的本能、社会境遇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这一话题过于宏大，本节不展开；另一方面，从更具体的中观、微观层面上讲，意识形态的科学引导、制度设计的透明公正以及集体记忆的建构重组、思维方式的转变发展都是抑制消极心态、激发积极心态的重要影响因素。任何因素的缺失、偏颇都会导致消极心态的滋生，挫伤积极心态与阻遏正向发展素质的提升意愿。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期，上述诸要素发展必然会出现短期的失衡，进而引发社会利益的分化，催生消极的社会心态，国人素质发展的动力消失，社会停滞不前，诸多本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旧意识、老观念、落后文化死灰复燃、从而引发社会危机。这时，如果再有一个自私、短视、投机的社会精英集团，或饮鸩止渴，或杀鸡取卵，或茫然失措，或内讧自乱，那社会的崩溃、民族的灾难随时可能爆发。这在世界的近现代史上不乏先例。面对百年之大变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唯有一个坚强而稳定的领导核心，唯有一个以民众福祉为初心的政党，才会面对危难，激发民众积极的心态，全面提升发展所应具备的素质，为世界、为人类跨越危局做出应有的努力。
如果说，显在的“大系统”要素无处不在且有迹可循，那么，这些潜在的大系统要素也是无处不在但几乎无迹可寻，思维、人性、心态、精神都是一种假设性的存在，而且，我们对这些要素的定义至今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其对人的影响制约却是实实在在的。比如，失去理性的极端思维的危害、尚斗与尚和的文化精神、深植而挥之难去的集体记忆、趋利避害的人性特质总是与人类形影不离。而且这些潜在的深层次要素往往纠缠在一起影响着、决定着人类的素质发展方向。比如，消极的心态、低水平的思维能力，总是和落后的文化与人性的阴暗相关联，阻碍着人的素质的提升与演进。
3.“大系统”背景性、根本性的功能要素
（1）在大系统中，如果说无论是浅层次的功能要素还是深层次的功能要素只是空间② “空间”的概念，其实还应包括一些更外在的要素，如家庭、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等，但笔者以为，这些“空间”我们已经进行了太多的关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只是本文所说的显在、潜在要素的载体，对此本文不再加以讨论。 性的、因果关联功能要素，那么日常生活就是时间性的过程互动功能要素，所有的空间性功能要素都将在时间性过程中发生作用、影响着人的素质的生成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日常生活才是素质生成发展的最根本的要素。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个要素太日常、太平常而常常为我们所忽略、所无视。这就使得大系统的功能发挥大打折扣。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使我们过多、过重地依赖于表面、夸张、热闹的运动式形式化的“功能要素”，而缺乏足够的耐心去进行依托于日常生活“功能”而展开的素质生成功能的构建。顺便要说明的是日常生活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操之过急的疾风骤雨式的转变是不可能的，更可能走向反面。那种形式化、运动式的“素质塑造”工程正是如此。
作为真正的人，必定还关注生存与生活的意义，追求人之存在的价值，并以求真、求善、求美作为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之所在。
为此，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把握“大”“小”系统诸要素的关联互动，是自觉、科学、有效地推进国民素质发展的关键所在。尽管这一研究似乎还在起步中，但笔者愿在下文中作些许尝试。
转场中的“在场”：李娟“非虚构”写作中民俗文化的呈现——以《羊道》系列散文为例…………………………………………………………郑 亮，毕 瑞（1）：106
（3）血瘀耳窍患者护理。此类患者多临床表现耳聋突然发生，并迅速发展，常伴有耳痛，耳鸣不休，或有眩晕，舌质暗红，因患者听力严重受损，该部分患者在交流上存在有一定障碍，常伴有恐惧感，护理患者时要因人而异，顺情从欲[2]。
（二）素质生成系统诸要素与素质诸要素的关联互动
由于素质生成系统诸要素对于素质诸要素的关联影响有主次、有深浅、有强弱，所以，还有必要逐项分析探讨其具体的、丰富的关联状态与互动影响程度等问题。在本文的图1中我们假设列举的素质生成系统的要素共有两个层次八项要素，鉴于文化传承的核心内容是文化精神的传承，所以我们将其并成了一项；此外，社会变迁与素质生成的关联互动，前文已作较详细的分析，这里也就不再复述。因此，本节只就六个方面展开问题探讨。鉴于以上六个要素涉及多个学科，所以我们只作汉语词汇中最一般意义的引用。
1.意识形态的建构、引领与国民素质发展
综上所述，基于CPIKN稳定性分析的两个维度，其稳定性的分析方法如下：对于协同产品创新知识超网络，按照不等概率抽样的节点失效规则依次
用最简洁的话来概括意识形态的建构并引领国民素质发展就是要写好、讲好“故事”，这个“故事”实际上包括三个故事：本国、本民族的故事，外国、外族的故事，人类世界的故事。这些故事写好、讲好了，民族的精神、人类的精神就会成为国民—公民认同与维护的“真、善、美”的素养，成为凝聚民族与人类的存在性素质。这里，讲本民族、本国的故事，就应以民众的福祉为中心，要讲成绩、讲成就，但也要有忧患意识，这是为了争取更大的成就；也要讲问题、讲教训——这是更宝贵的民族遗产、人类遗产——继承了这些遗产的民族与人类必定有很高的反思素养，能更自觉地、理性地思考，也更有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讲民族、国家的故事，也要讲世界的故事，把握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联——民族国家命运共同体本来就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共生共荣。此外，还要讲好外国、外族的故事，任何文明都有其特色与长处，都可供借鉴与学习；当然，借鉴与学习都不是照搬照抄，也不可能照搬照抄；更何况只有在认真、深入的借鉴学习中，通过纵横对比、分析，才能学到别人的长处，逐步地融入本国的故事中，助推民族与国家的持续发展。任何简单地切割乃至粗暴屏蔽他者的故事，并不利于写好、讲好自己的故事，而且更可能适得其反。
我们常说在温室中的孩子是长不大、长不好的，同理，只听着本地故事的国民也很难生成全球化、地球村的素质，又如何去承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任。这里我们说明的似乎只是一些常识，不过，这常识往往容易为人所忽视。
2.制度安排与素质发展
如果说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引领是素质发展的方向盘，那么制度安排，就是素质发展的抓手与引擎。就国民素质特别是一代代青少年的素质发展而言，教育制度的设计与安排是关键。尽管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极为重视教育及其制度安排的目标——立德树人，但是限于种种束缚，尽管我们的教育制度确实显示了一定的平等原则，但在不少方面却明显地表示出制度的功利性的引导倾向，并不利于合作的伦理素养与反思的创新素养的培育发展。比如，过度重视考试的竞争，这种各自为战，不思交流的氛围加上为得高分而导致的无序竞争，根本无法培养合作意识；而为了考试的平等而大量采用标准答案，则大大挫伤了学生活跃思维的积极性，这也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又如，将鲜活的思想和道德教育变成了知识的灌输与功利的考试，又如何让学生从根本上认同与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教材内涵。更有一些教材不能与那些反映了学术研究的科学进展同步，这显然有悖于教育的目标。政治制度的安排也是与人的素质的发展取向密切相关联。这些年来，随着一系列惩治腐败、规范公权力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有力地增强了国人的公共意识，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也推动着国人公共精神与公共伦理素养的正向发展。此外，还需提及的是，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政策设计来补充制度安排的不足或缺失，这固然显示了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结合，有助于应对高速发展社会中的突发问题。但是，多变的政策有可能降低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对国人的素质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如，增长了一些人投机取巧，钻政策漏洞的不健康心理，降低了道德意识与伦理素养。
3.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国民素质发展
左坝肩为岩质边坡，岩层属于中生界龙华河群榆林坪组（Arlny）厚层-巨厚层变质二长花岗岩夹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整体边坡陡立，坡度为40°～45°。左坝肩岩层产状为 N20°～30°E/NW∠5°～8°，倾向山里偏上游。岩体内主要发育一组节理裂隙，产状为N0°～20°W/SW∠70°～90°，走向与坝肩近垂直，岩层与节理裂隙的组合关系对岩体稳定较为有利，岩体宏厚，岩石坚硬，岩体无软弱夹层，下游无临空面，分析左坝肩边坡整体稳定性好，岸坡稳定。
文化的传承，主要是其作为内核的精神的传承。但任何事物均有两面性，文化精神也具有两面性，也就是有着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分（这往往又与人性之物性与理性相关联），而且随着社会秩序的变化，主流与非主流也会相互转换发生变化。在农耕文明的“治世—盛世”中，关注和谐有序伦理生活的儒家文化无疑是主流文化，其内核就是“尚和”精神。从根本上说，“尚和”向往和谐安定的伦理生活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始终是民众内生的主流文化。不过，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专制的政治制度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农耕文明中间歇性地爆发“乱世”，随着失去土地的“流民”队伍的扩大，人性中本能生存的、无序竞争的非主流的“流民文化”“江湖文化”“黑社会文化”也相伴而生。尽管这个文化的上端是“侠客文化”，但这并非“江湖文化”的主体，甚至可能只是乱世中民众对除暴安良之憧憬而臆生的想象。江湖文化的内核是讲权术、尚争斗、搞帮派之类的丛林精神。
在乱世中，这种在“治世”中处于边缘的非主流文化公然登堂入室成为主流，并在长期生活在专制皇权下的民众中，一直暗流涌动，成为社会丛林生活与弱势群体的生存准则，而深深地影响、阻滞着国人现代文明生活素质的发展生成[2]。
研究者根据不同的学科视角，把现代社会又称作“工业社会”“工商社会”“世俗社会”等等，这是一个漫长而又至今远未完成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而且在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与不同国家地区发展的不同路径的差异中，国民素质的发展建构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为此，在阐述现代社会发展阶段国民素质各要素之前，对上述的差异问题应有一个说明：
4.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与国民素质发展
2.“大系统”深层次的潜在制约要素
1.全方位大格局教育
近代科学证明，人与其他高级动物的主要区别是具有反思意识与能力。这里的“思”也包括思维方式，也正是不同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人类在不同社会、经济、科技发展阶段的反思水平，这种水平受制于发展的阶段，同时也反作用于社会、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创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关联互动日益显见。由此，也明确地告诉我们，国民反思或思维素质的自觉提升不仅是个人—群体进步的关键，更是民族—人类和谐合作共同发展的根基。
与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同步，人类的思维水平的发展与思维方式的演进也有其自身的嬗变进程。从宏观的方面概括而言，人类思维方式演进大体是从“一维”—线性思维到“二维”—平面思维，再到“三维”—立体思维，然后再到“四维”—立体/动态思维，再到“N维”—系统（结构、功能）思维。随着高科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类的思维还将继续发展。从具体的思维方式来说，在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进程中，人类具体的思维方式至少显示出以下三方面的发展态势：
（1）从极端对立思维到中和间性思维
3.1 无公害蔬菜生产施肥技术：为了确保蔬菜中致癌性强的物质—硝酸盐及其它有害物质含量不超标，在施肥过程中要坚持以有机肥为主，其它化肥为辅；多元复合肥为主，单元素肥料为辅；以施基肥为主，追肥为辅；尽量限制化肥用量，如确实需要，必须掌握以下原则：①禁止使用硝态氮肥。②必须与有机肥配合施用。③最后一次追施化肥应在收获前30天进行。在生产过程中我们主要采取了以有机肥为主，配合施用生物肥，平衡施用化肥的措施。
对立思维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诸如，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中心主义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当今纷乱世界中的民族、国家乃至宗教冲突的发生也处处可见这种思维方式的危害。只有提倡、承认二元之外的第三元的存在，看到对立之外的中间地带，也就是从极端的二元对立思维走向中和的间性思维，才有可能超越极端的单边主义，你死我活的对立冲突。
（2）从简单划一思维到多样共存思维
从二元对立就必然走向简单划一，突出了唯一性，抹杀了多样性、丰富性；遮蔽了创新性、创造性，走向了绝对主义、极端主义。这种思维方式一方面会将人类拉回前现代；另一方面在高科技时代，更可能将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深渊。所以，唯有超越简单划一、提倡多样共存的思维方式，我们才能充满创新的活力，共建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致说来，前现代社会发展阶段是一个以农耕或游牧为主的、以族权、皇（王）权和神权统治为核心的神圣社会。就个体生存而言，体质健壮，具备从事各种劳作与手工工艺的能力，掌握了解外界的笼统知识、特别是信仰方面的知识就是获得了生存的基本资格；就群体生活而言，尊奉家庭、家族的伦理纲常、进行血缘、亲缘、业缘之间的合作，就能维持较为和谐的生活。他们崇拜偶像与绝对真理，坚信“天不变道亦不变”，他们依附于皇（王）权、神权、族权乃至这些权力的代表人物，以获得安全感。至于关注人的存在意义、具有审美意识，则基本上属于社会上层的有闲阶层专有。
世界本来就是一个有机整合的结构功能性的大系统，在现代社会的初期由于科学技术研究的需要，人类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取得了极大的成果；而今天则是将这些成果加以有机整合的时候了，有机整合思维由此而建构。面对复杂的世界，生态危机、文化冲突、利益调整等等全球性的问题，也只有以跨界、跨学科、跨文化的大智慧才可能面对，才有望解决。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首倡国、作为全球化的世界公民，我们应该如钱学森先生当年大声疾呼的那样——努力提升整个民族的思维水平，以尽到一个负责任大国应尽的责任。
6.人性特质的认识与国民素质发展
这是一个最内隐也是最难以把握的决定人的素质发展的功能性要素。人天生具有趋利避害、近感性远理性的特质，毋庸讳言这是人的动物性本能的体现。为此，有节制的趋利、有必要的避害，有克制的近感性、有区分的远理性——有限度的追求工具理性、无限度的崇尚人文理性，这是人超越动物性、实现自我解放、弘扬人性的关键所在。与此相对应，人的素质的层次性提升、阶段性发展在总体上都是朝向这一方向——健康的心理、科学的思维乃至真善美的追求均是如此；而和谐而有活力的社会秩序、美好而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正是发端于斯。
为此，任何一个正常的群体，任何一个成熟的民族，都应将意识形态的建构、文化传统与文化精神的继承、社会制度的设计与安排、社会心态与集体记忆的调整以及思维水平的提升与发展都指向这一人类的理想目标。反其道而行之，则必将给民族与人类带来灾难，这已经一再为历史所证明。综上所述，素质自身要素与素质生成背景诸要素结构功能性的关联互动，我们只是作了些许简单的探讨，可能是挂一漏万，诸多更深层、更复杂的关系互动还需要我们更努力地去探寻。
四、民族性发展与国民——青少年教育的变革趋向
民族性的发展、国民素质的提升无疑与国民教育紧密关联，而由于青少年的可塑性特征，我们必然将民族性发展的期望更多地指向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身上。上述对人的素质生成的系统性结构功能的多方位的解读分析，对于新时代国民—青少年教育的格局设置、思路调整和重心还是有一定的启发，以下是相关的几点思考。
（一）“小教育”走向“大教育”：从原子化、碎片化的小格局到整体性、整合化的大格局
所谓“小教育”是指我们常说的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教育，这是一种现代社会初级阶段的教育设计，是一种有限时段性的、以课程目标设置为主的教育；“大教育”则是日常生活的教育：从关注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素质生成的结构性关联要素的基本立场出发，大教育在吸纳“小教育”的全部内涵的同时，也重视那些人的素质生成的结构性要素的现代转型，以及人的素质生成诸结构性要素的功能机制整合构建。所以，大教育较之“小教育”有两个明显的时空特点：
5.思维方式转变与国民素质发展
人的素质生成有其自身的特点，应体现科学性、人文性的指向，而反对工具性、功利性的扭曲。由此，首先，本文所提出的与素质生成密切关联互动的多层面、多类别的要素，如意识形态的构建、社会制度的安排、文化精神的传承、社会心态的疏导、集体记忆的调整、思维方式的转变及人性弱点的认识与克服，似都有必要从自在到自觉，摆脱对传统——前现代的“路径依赖”，努力指向助推国民——青少年现代素质的生成。其次，整合这些素质原先处于原子化、碎片化的状态下的国人的素质的生成要素，使其的结构功能性产生最优化的效应。当然，这种大格局教育的建构在当下只是一种“应然性”的设想，但是其对于国人的素质的生成与提升之效，是那些零打碎敲的教育难望其项背的，也可能为囿于传统教育思路的人们难以理解——尽管这种大格局早已客观地存在。
2.长时段的过程性教育
尽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似乎不难理解，但是在现实的教育中，“点石成金”的心态，“拔苗助长”的做法都时时可见，这种世俗的功利的短视行径、焦虑心态正在冲击着当代国民—青少年的教育，阻滞着国人素质的健康生成。这种短视的焦虑、功利的行为必须扭转。其实，无论是个体的素质生成、民族性的发展，都是在诸素质生成结构性要素的良性互动过程中逐渐发育长成。这个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有序交流、交往的过程，而且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对话讨论和相互尊重的平等学习实现的。课程性、短时段的知识的传授只是教育的最低境界，自我教育、终身学习才是教育的最高境界。特别是在信息时代，教育的长时段、过程性现代特征已经日益明显，不确立这一理念，自觉地持续不断地提升自身的素质，就会为时代与社会所淘汰。
（二）新时代国民—青少年教育：从失衡到均衡
国民—青少年素质的全面发展一直是我们追求的教育理想，不过，面对后发型的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面对当下百年未遇的世界大变动格局，面对科技高速发展、公共空间无限扩张，国人相应素质明显缺失的现实，而国民—青少年教育的相应制度、政策又处于调整完善的变动中。国人的素质发展如何面对现实，而国民—青少年的教育如何从一时的失衡走向较长远的均衡，以下是笔者的粗略思考。
1.网络素养与工匠精神
首先是网络（数字）素养的发展提升，网络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已经使得每个人都必须掌握一定的网络知识与能力才能融入网络社会的日常生活；同时，网络使公共空间无限扩大，网络社会的有序运转，需要每个人都要具备公共意识与公共伦理精神，否则造福于人类的技术会反过来祸害于人。其次，要培育新的工匠精神。这种精神发端于人对技术的兴趣乃至痴迷，延续于人对职业伦理的坚守，完成于人对职业境界的审美追求。这实际上是跨越生存、生活与价值层面的从技能而伦理而精神的追求。这种精神将推动人类从工具理性的功利性沉迷走向人文理想的存在性探寻，标志着从现代世俗社会向人文性后现代社会的跨越，显示出人类自我超越、自我解放的一种可能。
2.合作素养与创新精神
在现代社会，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合作素养与创新的意识与能力已经是其健康有序发展不可或缺的两翼。趋利避害的本能、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滋生的海盗文化、殖民文化和江湖文化、痞子文化，使得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不信任日益加剧。合作意识与契约精神的重建已是世界格局再塑与民族国家稳定的定海神针。
在高科技信息时代，创新已成为人类的共识：创新首先是理念创新、思维创新。这里，思维方式的转变与调整，求真之科学素养与求善之人文素养的引领，都应在日常生活这个大教育的时空中，通过多种形式，多条路径来推展、传承，反映了人类高水平反思素养的思维方式，已成为当今指引我们走出混乱的世界的大智慧。当年钱学森先生曾大声疾呼应把思维科学作为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驾齐驱的科学来研究、发展与建构，今天看来这不啻是钱老留给人类的重大遗产！
3.存在精神与价值追求
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充裕，对欲望的沉迷会使人迷失方向，皈依宗教是人们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对存在意义与价值的追问，以及对真善美的向往其实也体现出一种最高境界的信仰性的文化精神，也能帮助人摆脱对物欲的沉溺。这里，社会精英阶层的示范与引导十分重要。当下，对党的干部及全体党员“不忘初心”的教育正谱写着国民素质从生存、生活向价值意义跃升的前奏曲。
民族性的发展大有希望！民族梦的实现已如船桅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参考文献：
[1]孙抱弘.社会环境·接受图式·养成途径[J].青少年导刊，2002（2）.
[2]孙抱弘.张建.日常生活重建：从不和谐走向和谐——文化自觉视野中非主流文化的演进与生成[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5）.
[中图分类号] D43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297（2019）05-0028-11
[作者简介] 孙抱弘，男，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青少年研究所副所长，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马所（上海社科院国民精神与素质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青少年问题，国民素质养成机制。
瞿钧，男，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副教授，博士，硕导，主要研究方向：西方文化教育。
责任编辑：戴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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