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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日本经济形势如此之糟，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眼看着是坐不稳了。在此背景下，7 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成了选民对执政党的一次“政绩考评”。所谓“政绩考评”就是选民倾向于按执政党政绩进行投票，谁对执政党的政绩评价高，就把票投给执政党；谁对政绩不满，就把票投给在野党。也许，任何一次选举都会多少带有“政绩考评”的色彩，但是，这一次选举的政绩考评色彩特别浓厚，其原因是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使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把原来对政治失去兴趣的人们也“逼”上了投票站，使流动性强的选票大为增加，这样的高投票率显然不利于依靠有组织的稳定“票田”（主要是农业、建筑业、地方、高龄者）的自民党，因为随着总票数的增大，稳定票田的比重相对减少，加之当今在野党的政策主张也趋向现实主义，咄咄逼人地要夺取政权，而不像1955年体制时代的社会党那样，总是坚持一些非现实的政策主张，安居于“万年在野党”的地位。因此，选举环境对于自民党来说显得十分严峻。
结果，自民党在选举中大败，致使其在参议院的议席跌至半数以下，民主党、共产党在参议院的席位有了明显增加。桥本引咎辞去自民党总裁职务之后，在竞选自民党新总裁的党内斗争中，主要是小渊惠三与尾山静六相争，小渊仰仗派系实力击败了尾山。其实，在经济政策上两人都意识到刺激经济景气是当务之急，都把处理不良债权当作优先课题，但是小渊倾向“软着陆”，而尾山主张“硬着陆”。
新任自民党总裁小渊惠三在当选为首相的路上遇到波折：他在参议院首相指名选举中的得票数（103 票）明显低于民主党党首菅直人（142票），只是依靠在众议院指名选举中领先于菅直人（268票对164 票）以及“众议院提名优先”的规定，才得以当选为日本内阁第84任总理大臣（首相）。
“三顾茅庐”收纳贤才
小渊惠三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并有硕士研究生学历。26岁时，他在家乡群马地区的议会选举中获胜，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议员之一，此后连任众议员10年。1979年进入内阁，在国会对策委员会担任副委员长，后又先后担任冲绳发展部长和内阁官房长官，1991年4至10 月任自民党干事长，1992年竹下派分裂后，自己组织小渊派并任会长。1994年任自民党副总裁，后改任自民党对外经济合作特别委员长，1997年9 月起任外相。
人们对小渊首相本人的能力似乎评价不高，认为他缺乏管理经济的经验，不利于对付当前压倒一切的经济难题。此外，据说小渊的口才很差，“即便在所有国会议员中也难找到口才如此差的人”，以致被称为是“说话支吾的首相”，连国外也有人把小渊描绘成“凉了的比萨饼”、“坐在闷火上的锅”，很难想像他年轻时竟是早稻田大学雄辩会的一员干将，从政后曾是田中派的“七大金刚”之一。
缺乏个人魅力的小渊发挥他所擅长的“协调能力”，揭开“锅盖”展现给国民的倒是一个有些特色的内阁。他“三顾茅庐”请出了号称“政策通”的原首相、76岁的宫泽喜一担任大藏大臣，暂时闯过了因为“首相缺乏经济经验”而尤为引人注目的藏相人选的难关；请出了著名评论家界屋太一担任经济企划厅长官；设立了经济战略会议；将原大臣级的政治家安排到重要省厅任政务次官（例如外务省政务次官、大藏省政务次官、官房副长官）。可以看出，小渊本人虽不是“大材”，却费尽心机地动员在日本堪称“最高人才”的人物入阁。宫泽作为大藏大臣，主要应付短期、紧急的经济问题；界屋作为经济企划厅长官，通过抓经济战略会议，着手中长期结构改革；搞经济战略会议这一招，也有缓和民间学者对政府的批评的作用，因为有影响的学者希望被吸收到这个会议中去；至于将原大臣级政治家安排到重要省厅任副职，则是为了让更多的政治家负起行政责任。小渊内阁与其前任桥本内阁虽然都趋向于更多地将权限与责任集中到首相，但与桥本内阁比较突出首相个人的作用相比，小渊内阁更加重视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
内阁寿命取决于经济形势能否好转
小渊内阁面临的紧急课题是如何迅速阻止经济形势的恶化，以化解在野党逼迫自民党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的攻势。菅直人在参议院首相指名选举中得手，对在野党的攻势可具有“风助火威”的效果。这意味着日本在战后以来，经济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带有关系到自民党政权生死存亡的、尖锐的政治性质。小渊自称其内阁是“经济再生内阁”，允诺要在“一两年内实现景气复苏”，实质上意味着小渊内阁的寿命完全系于经济形势能否好转。
首先是如何摆脱经济负增长，使日本走出“泰坦尼克号”般的经济颓势。从1997年第3季度到1998年第1、2季度，日本经济连续3个季度为负增长，陷入了严重的衰退局面。6月份的失业率又创新高达4.3%。 7月份日本银行发表的金融经济月报认为“日本经济已经全面恶化”，10月份经济企划厅发表的报告则把经济形势“相当严峻”改为“极其严峻”。1998年度不仅负增长已成定局，而且负增长的幅度将超过上年度。新政府面临的紧急课题就是如何阻止经济继续下滑，使日本经济在1999年度摆脱负增长，即避免日本经济连续3年出现负增长。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小渊内阁难免成为又一个“短命内阁”。
如何尽快摆脱旷日持久的坏账危机，稳步推进金融领域的改革，是小渊政权面临的又一重要课题。因为坏账危机依然是日本经济低迷的主要症结所在。在高达6000亿美元的坏账包袱压迫下的银行对民间企业贷款畏首畏尾（惜贷），严重地阻碍了景气的恢复；陷入贷款与销售“两难”境地的民间企业对设备投资也缩手缩脚（惜投），使经济失去了一个重要动力；企业调整投资与雇用，使就业形势空前恶化，雇员收入明显减少，又压抑了个人消费而导致“惜购”。可见，要解开上述的“三惜”死结，关键就在于尽快解决坏账危机和金融危机。不克服金融危机日本经济就不可能摆脱长期的停滞，甚至可能引起亚洲经济危机扩大，使整个世界经济受到冲击。
小渊内阁上台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制定金融再生法案。9月中旬，自民党经过再三妥协，最终与民主党等在野党达成一致。这个法案如能得到有效实施，将对稳定金融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今后的问题是，在狠抓“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如何坚持金融改革大方向，真正贯彻市场原理，走出战后一贯的政府对金融业“保驾护航”的陈旧模式。
另外，从金融再生法案的通过也可以看出，面对在野党在参议院的势力超过自民党的局面，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不得不采取在不同的问题上找不同的合作伙伴的策略。
克服国内外的信心、信用与信任危机
消费疲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大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严重不足，也可以说是出现了“信心危机”。
坏账问题则意味着连“借钱要还”这个基本信用也没有了。银行怕借出的钱回收不了而不信企业，存款者也因金融不稳而不信银行，从而形成了“相互不信”的连环套。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失去了信用，市场经济就运转不灵，当前日本经济形势极其严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发生了“信用危机”。
政府的失政、失策及腐败又导致了广大国民不信任政府，出现了所谓“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也体现为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不信任、不放心。
总之，要走出上述的“三个‘不信’”的危机，首先要解决的是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关键在于政府能否拿出坚决有效的改革对策，有条不紊地改革金融，以解救信用危机；能否采取及时的、有足够力度的景气对策，尽快促使经济形势好转以消除国民对将来的不安，以解救信心危机。同时，如何恢复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基本信任也是新内阁的重要课题。
吸取前任内阁的一连串政策失误的教训
面对景气问题与改革问题交错的复杂局面，桥本内阁的经济政策一再严重失误，不是“出台太晚”，就是“力度不够”。若从认识上方法上找根源，主要问题在于对经济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景气与改革的矛盾处理不当；对国内经济政策与对外经济政策的关系掌握不好。
桥本内阁所采取的提高消费税率、减少公共投资等措施，如果孤立地表面地看，似乎都是从改革的需要出发，都有道理。然而，如果把这些措施摆到当时的经济形势下来看，就会令人感到它们太不合时宜，简直是一种“倒行逆施”了。比如，1997年4月1日不顾在野党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提高消费税率，等于是对内需不足的经济再砍一刀，当然带来“雪上加霜”的后果。
经济受伤如此严重，桥本内阁却迟迟不能推出有效的景气对策，其原因就在于盲目坚持所谓“改革优先”立场，未能处理好改革与近期经济的矛盾。由于利率已低到不能再低，因此，宏观调控主要要靠财政政策。然而，桥本却固守财政改革法案，迟迟不肯动用有足够力度的财政手段来刺激经济景气。特别是桥本首相在永久减税问题上举棋不定、出尔反尔，最后为了拉选票而匆忙表态的做法更令国民不满。
当然，桥本内阁已经推出的景气对策也会产生一些效果，并在今年秋季以后逐渐显现出来。比如，今年4月份推出的、 战后最大规模的“综合经济对策”将可能在一两年内产生一定的效果。为了使该项经济对策有后续之力，小渊提出再实施6万亿日元的减税措施， 并在今年秋季再编制10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预算，以刺激个人消费与企业的投资。这个新的紧急经济对策将可能在1998年年底之前推出。
桥本内阁的一系列失误给新内阁留下了一份重要的反面教材。今后，小渊内阁能否吸取前任内阁的教训，在前任内阁已经开始的经济调整与改革的基础上，及时推出更加对路更加有效的政策，现在看来仍存在不确定性。小渊提出要搞永久减税和加大公共投资，必须同正确的改革措施相配套，才能显示出与前任内阁的不同，并真正产生效果。因为无论是减税还是投资，都需要解决财源问题，而如果不彻底改革行政、通过建立“小政府”来大幅度削减支出，就无法解决财源问题，国民就会怀疑这永久减税和公共投资的财源最终还要通过增税或通货膨胀将负担转嫁给国民，自然也就不会痛痛快快地把通过减税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其结果，即便大幅减税也难以产生刺激消费的效果。此外，大幅增加公共投资，若不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改革措施相配套，不注意充分利用数以亿万日元计的公共投资来促进信息化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转换，也将难以为形成新的经济原动力作出贡献。
小渊内阁既需要在近期处理好景气与改革的矛盾，又需要着眼于中长期的经济的结构改造，坚持改革的大方向。这是因为日本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战后日本的经济、政治体制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境地。
防止出现“从日本出发的新一轮亚洲金融危机”
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在危机发生半年到一年以后就摆脱了危机，而亚洲金融危机过了一年之后却远远没到尽头。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大大超过了墨西哥危机，是一次包括从通货、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到一部分国家的政治危机的、多种危机复合的结构性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桥本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坚决防止出现“从日本出发的新一轮危机”，国际社会也期待日本发挥防止危机扩大的“防波堤”的作用。以GDP计算， 日本经济规模在亚洲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高达60%，因此，人们把期待的目光投向日本是很自然的，特别是目前正当亚洲经济危机处于是转向恢复还是进一步趋于恶化的十字路口的形势下，日本经济的动向就更加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但是，由于日本经济形势不断恶化，日本吸纳进口的能力大幅度下降，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也趋于后退，这种情况特别对与日本经济联系十分密切、陷入危机的东亚各国不利，加大了这些国家走出危机的困难。总之，日本不仅未能起到防止危机扩大的“防波堤”作用，来帮助解决亚洲的问题，自己反倒成了“问题”本身。
正如今年日本国内政局的动荡基本上是围着经济形势问题这个中心转，日本的对外关系也受到了其国内经济形势问题的很大影响。美、欧、亚国家一再希望、催促日本政府尽快拿出有效的经济对策来阻止经济形势的继续恶化，特别是今年第2、3季度日元大幅度贬值，更是在国际社会受到不少批评。然而，日本方面则把外国对它的批评看作对他的“敲打”，甚至认为某些批评它的国家带有政治目的。最近，日本政府提出总额达300亿美元的宫泽计划，东南亚一些国家反应比较积极， 为了争取更多的日元贷款，一些国家还改变了它们迄今对日本的批评态度。
小渊内阁的前途
从1996年春以来，自民党内部的主要对立是“自社先路线（即坚持自民党与社会党、先驱新党联合的路线）”与“保保联合路线”（即自民党与新进党两大保守政党搞联合的路线）”之间的对立，原官房长官尾山静六辞职以后，变成了自民党执行部与反执行部之间的对立；1998年7月的总裁选举当中，形成了小渊惠三与尾山静六的对立。 小渊被推选为自民党总裁后，将完成桥本未完成的任期。1999年自民党将举行党员参加的总裁选举，届时小渊将可能与尾山再次较量。如果小渊再次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将在2000年10月经受下一次众议院选举的考验，届时小渊的主要对手将是民主党党首菅直人。如果小渊仍能获胜，则可再干一届首相（四年任期）。
自1996年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以来，很多人认为自民党一党优势将会复活，现在看来这个估计是有问题的。的确，自民党在众议院确保了过半数议席，在后来的几次补选中又接连获胜；另一方面在野党出现分裂，元气大伤。但是，自民党的基础在地方、高龄者以及农业、建筑业等受政府保护的衰退产业，它在投票率低的情况下才得以保持优势，因而基础并不稳固。今后的选举，将可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这是因为人们原来认为日本的政治家“谁上台都一样”，这种笼而统之的“政治不信”导致了低投票率，然而，到了人们真正产生危机感、形成对某个具体政党的“政治不信”的时候，人们反而会主动去投票，导致高投票率。
在野党方面，1998年1月新进党分裂为自由党等6个新党，3 月民主党与其他3个政党结成新的民主党，其后，自民党、社民党、先驱新党3党联合执政体制破裂，10月先驱新党宣布解散。这样，在野党经过新一轮的分化组合，元气逐渐恢复，有可能在反自民党的大旗下再次聚集，使日本政坛再现自民党与反自民党（反自民党一边的主要角色是民主党）的对立局面，而自民党则极力在在野党中进行分化工作，先是拉公明党，未见进展，目前又在拉自由党，试图搞“自、自联合”。今后，如果民主党能有效地联合更多的其他在野党，从自民党手中夺得政权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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