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古代教育与科学技术的兴衰波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兴衰论文,中国古代论文,科学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统计分析，发现中国古代教育与科学技术在明中叶以前呈同步波动性，明中叶以后呈失同步性。这一统计规律表明：儒学教育促进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又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向近代科学技术的转型。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教育和科学技术都曾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人类历史总是时兴时衰，曲折发展的，中国古代的教育和科学技术同样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兴衰波动。我们统计了公元前6 世纪至1840年中国古代教育家数与科学技术成果数的增长变化，发现中国古代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同步波动性；儒学教育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又阻碍了古代科学技术向近代科学技术的转型。
一、中国古代教育与科学技术的同步波动性
我们根据《中外教育名人辞典》〔1〕所载的中国古代教育家数绘制出一条曲线（见图1）。如图所示，中国古代先后出现了6次教育高潮：春秋战国高潮、秦汉高潮、魏晋南北朝高潮、隋唐五代高潮、宋元高潮和明清高潮。中国古代教育时兴时衰，高潮迭起，每次高潮从波谷到波峰，再到波谷，持续400年左右。唐宋时期两峰耸峙， 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全盛时期。
图1 中国历代教育家数和重大科技成果数
把这条曲线与陈文化教授根据《自然科学大事年表》（上海人民出版社）、日本伊东俊太郎等编的《简明科学技术史年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和日本汤浅光朝编的《科学文化史年表》（科学普及出版社）所载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数绘制的综合曲线〔2〕叠合起来， 可以看到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6世纪， 教育曲线与科技曲线的波峰与波谷大致一一对应，教育兴旺的时候，往往也是科学技术成果累累的时期。
一般说来，教育的兴旺和科学技术的发达有着共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几次大的教育科技高潮都处在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相对繁荣，政治相对民主，学术相对自由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经济开始形成，出现了“百家争鸣”的自由学术气氛。这一时期是中国教育的奠基时期。大教育家孔子就在这时诞生，他的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占着统治地位，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他所开创的儒学教育亦统治中国两千多年。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奠基时期，冶铁业兴起并逐渐普及；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开始形成；修建了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甘石星经》、《山海经》、《黄帝内经》等天文学、地学、医学著作写成。隋唐时代是中国封建经济的鼎盛时期，教育和科学技术同时在初唐达到高峰。这一时期儒学教育在全国普及，同时产生了5个道学教育家，7个佛学教育家和7个科学教育家， 科学教育的成就为历朝所不及。
然而，在社会相对动荡，经济相对落后的时代，也有可能出现科学技术的繁荣。宋金时期，南北对峙，战乱频乃，经济实力远不如唐和北宋，而科学技术成就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并于12世纪左右达到顶峰。12世纪中国的教育也一峰独秀，书院教育亦在这一时期达到极盛，产生了朱熹、张轼、陆九渊、陈亮等大教育家。
专制和独裁扼杀了教育家，也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短命的秦王朝没有一个教育家，魏晋200年只有3个教育家。这一时期的科技发展曲线上升平缓，波动幅度不明显，公元4世纪出现波峰， 波幅是最小的。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态势，与封建王朝的兴衰基本一致。但这种相关性同科技发展态势与教育家增长曲线的相关性相比，其相关度显然要小一些。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果曲线与教育家曲线的波峰和波谷一一对应。杜石然等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3〕中对科学技术史的分期与我们根据对教育家的统计作出的对教育史的分期也完全一致。这种统计规律表明：中国古代教育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正面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表1是历朝的儒学、道学、佛学、科学和启蒙思想教育家人数。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学教育。因此，促进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首先是儒家思想。
表1 中国古代教育家数
第一，儒学传播了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儒家经典中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史料；儒学体系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五行说”和“阴阳论”是儒学的两个重要来源，二者都首见于儒经。“五行说”首见于《尚书·洪范》。它描述了五种构成世界的最基本的物质形态的性质和作用，是古代劳动人民在治水平土的生产斗争中总结的科学经验和自然哲学思想。“阴阳论”首见于《周易》，最初的阴阳学说带有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因素。西周末伯阳甫曾以阴阳思想解释地震。他对周幽王说，“三川皆震”是因为“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4〕。阴阳五行说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基础， 也是古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对天文学、医学、农学、兵学和物候学等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家经典中有大量的科技史料：《春秋》中关于远古时代天象和地震的记载，《周礼·考工记》中关于青铜冶炼法的记载，《礼记·月令》中关于物候的记载，以及儒经中多次出现的“河图”、“洛书”都是宝贵的科学遗产。后世学者在考证、探索和传授这些知识的时候，必然引发出科学思想。儒学体系有着严密的逻辑性，蕴含着丰富的想象力。《周易》就是一座深邃的数学迷宫，讲解易理必然要涉及到相应的数学知识。
第二，儒学思想家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所必需的创造精神与探索精神。两千多年的儒学教育虽没有完全跳出孔子所划定的圆圈，但孔子之后的教育家都或多或少地有所建树。宋代理学的兴起，以及各派之间的论争是对儒学的一次大发展。思想的活跃是思维活跃的结果，“格物穷理”也好，“切己自反”也好，只要能从“支离事业”中发现“圣贤之意”，或是顿悟到“吾之本心”，都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创造性的思维是能够迁移的。朱熹就曾以丰富的想象力推测过天地的形成。“天地之间，只是阴阳二气。这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去，便结了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5〕朱熹的天地生成说中包含了力学的知识， 比张衡的“地载水而浮”，“天表里有水”的说法更为科学，是对浑天说的发展。朱熹还从“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的事实出发，推断出“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进而推导出大地曾发生的“下者变而为高，柔者变而为刚”〔6〕两个重要的变化概念。 朱熹的推论解决了沈括未能说明的为什么螺蚌壳会衔于“山崖之间”的问题。科技发展曲线在南宋耸起一个高峰，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这一时期的理学教育，以及理学家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对科学研究的影响。
第三，儒家伦理思想对中国古代科技道德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鄙薄名利”的思想引导中国古代科学家献身科学；“经世致用”的思想激发了中国古代科学家爱国仁民的满腔热情；“务实求真”的思想促成了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探索精神和求实精神。
第四，儒学教育中发展起来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对中国古代科技教育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因材施教”、“知行合一”、“学思结合”、“启发问难”、“顺性量力”、“循序渐进”、“积渐全尽”、“博约相依”、“藏息相辅”、“教学相长”、“乐学善教”、“隆师素友”的教学原则和方法都是儒学教育家总结的，其科学性为几千年的教育实践所证明，即使在现代科学教育中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表1中所统计的教育家大多数为儒学教育家，占82%， 其次就是科学教育家，占5%。中国古代科学教育直接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太史局、太医署、太仆寺等直接服务于朝廷的职官性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历代相沿不辍，汇集了各朝最杰出的科学家，培养了许多科技专门人才。世袭家传、带徒授艺是中国古代科技教育的普遍形式，许多科技成果是由民间工匠发明创造的。发明活字印刷的毕昇就是布衣出身。中国古代很重视科学普及教育，《居家必用事类全书》、《便民图纂》、《多能鄙事》、《求节气歌》、《汤头歌诀》、《药性赋》、《日用算法》、《算法统宗》等科学普及读物遍及乡间巷里，深受群众欢迎。
二、明中叶以后教育与科学技术呈失同步性
明中叶以后，教育家数逐渐减少，而科技曲线却不断攀升，到1840年，科技成果数超过此前最高峰一倍以上。教育曲线与科技曲线明显分离，表现出失同步性。
从表1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儒学教育。 教育与科技的失同步性，实质上是儒学教育与科学技术的失同步性。它表明，儒学教育已不再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相关因子中的主要因子。
明中叶以后，中国的教育出现了两种新质：西方科学技术和启蒙思想。〔8〕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 西方科学技术知识被耶酥会教士带到中国。徐光启等科学教育家深受西方科学技术的影响，他主持的太史局中开始用望远镜观测天象。经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录了《几何原本》。之后，《坤舆全图》、《泰西水法》、《火攻奇器图说》等西方科技著作传入中国，对我国科学技术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明中叶以后，李贽、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颜元、戴震等启蒙思想教育家举起了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唯心主义，提出了“日生日成”的人性论和主动教育、知行合一等教育思想。在这些启蒙思想家中，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同时还是科学家。这一时期，西方科学知识的教育和启蒙思想的教育虽没有取代儒学教育的地位，但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积极作用已远远超过了儒学教育。
比较中国与西方国家教育与科技的发展态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推动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发展的是人文精神的教育和科学教育，儒学教育的一统地位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向近代科学技术的转型。
图2是中国古代教育家数占世界教育家数的相对值。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6世纪，中国教育家数超过世界教育家总数的60%。公元5 世纪以前，古希腊罗马的教育尚可与中国争峰。从公元5世纪至公元14世纪，中国的教育家数占绝对优势，超过世界教育家总数的90%。14世纪以后，中国教育家数相对值持续下降，到19世纪降至最低点，这一时期，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教育家数相对值持续增长，成为世界教育的中心。
图2 中国教育家数占世界教育家总数相对值
这一状况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态势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图3 可以看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4世纪前后的1600年间， 中国的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西方。从14世纪开始，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
图3 中国和西方科技发展态势①
图2和图3显示：一个国家的教育领先于世界，它的科学技术成就亦独占鳌头。这是教育与科学技术发展同步波动的又一种表现。
然而，当14世纪中国科学技术成果数开始少于西方时，中国的教育家数仍占世界教育家总数的90%以上，到17世纪，中国教育家数的相对值才降到40%以下。这种失同步性表明：14世纪以后兴起的西方教育，与当时中国的儒学教育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推动西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后者则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向近代科学技术的转型。
14世纪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文艺复兴首先在意大利发轫，人文主义教育家开出了一张张比文法、修辞、辩证法“三艺”广泛得多的课程表，不受重视的算术、几何学、天文学、音乐“四艺”被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并且增加了自然、物理、地理、历史等课程。这是一种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以传授科学知识和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从而推动了欧洲古代的科学技术朝着重理论研究，重观察和实验的近代科学技术的方向发展。
在中国，14世纪仍是儒学教育占着统治地位，这种教育与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的人文精神教育和强调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实验、观察的科学教育相比，有着明显的缺陷。第一，儒学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修己以安人”、“修己以治人”、“明人伦”、“明明德”的经世人才和循规蹈矩的顺民，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第二，儒学独尊，造成了教育内容的单一化。儒家经典中所包含的科学知识十分有限，后儒对这些知识只是作些注疏，很少增补新知识。“通经致用”的原则在汉初曾经生气勃勃，推动了学术的发展，随着儒学的教条化，“通经致用”则变成了“抱残守缺”的同义语，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古代朴素的阴阳五行说是在治水平土的生产实践中发展而来的，到了董仲舒那里被解释成了神秘主义的天命观，严重窒息了儒学原有的科学精神。八股取士以后，儒学文墨化，经学教育成了一潭死水，使儒学中的科学教育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第三，儒学理论模式的经验性和直观性特点影响了中国古代科学体系的建立。儒家的思维模式是以个人为中心合理外推，这一模式给自然科学理论带来了直观和思辩的特点。中国古代的科技成果以个人经验总结为主，技术成果多。科学家们虽然也注重对“算理”、“医理”、“历理”、“地理”的探讨；但最终都落入了阴阳五行说和“天人合一”的儒学体系之中。理论思维的贫乏和实验手段的欠缺使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难以完成向近代理论科学和实验科学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