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讨会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政府职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课题组于2005年4月13日至14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专题研讨会，就“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进行了专题研讨。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机构的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讨论热烈，取得了丰富成果。现将专家发育要点综述如下。（注：根据记录整理，可能存在出入。如有出入，请谅解，并请告知jyhu＠cass.org.cn。）
一、关于政府职能的一般分析
与会专家对政府职能的界定及分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以及政府行为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顾海良教授（武汉大学）认为，依据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不同关系，可以把市场经济区分为不同阶段。重商主义时期，政府对经济存在严重干预；古典市场经济阶段，政府对经济干预较少；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发挥重要作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是划分不同经济模式的标准。德国的市场经济是自由市场+社会保障，日本的市场经济是自由市场+财政政策引导的产业政策，法国的市场经济是经济计划+混合经济+市场体系，美国的市场经济是法律、法规+自由市场。顾海良认为，古典市场经济存在许多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化与社会化的矛盾。哲学家、伦理学家早已预见到市场失灵。例如，韦伯谈到了自由市场的弊端，主张用新教伦理调节掠夺式的资本主义，建立合乎理性的市场体系。在经济学家中，马歇尔强调均衡的重要性，凯恩斯《通论》的最后一章最重要，认为自发调节不能调控自由市场，财政政策很重要。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调节从外在因素变为内在因素。因此，顾海良认为，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角度来研究。
颜鹏飞教授（武汉大学）认为，为什么存在政府干预，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完全市场、不完全信息、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波动、收入分配不公和公共品提供等理由，但最核心的理由是外部性。然而，也存在非市场缺陷，其中包括政府缺陷。政府缺陷是由穆勒最早提出来的，表现为政府成本、政府扩张和政府利益驱动等。颜鹏飞指出，从政府干预理论来看，有三种基本观点：一是无为而治，二是强政府，三是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强调公平与公正，公平是政府的优先目标。从近20多年的经济思想演变来看，20世纪80—90年代，强调政府收缩，市场原教旨主义占上风；90年代中后期以来，认为政府太强、太弱都不行，重在干预质量，重在政府治理。好的政府表现在效能、腐败控制、法治、稳定和民众参与等方面。
夏兴园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认为，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研究，多集中于政府对市场的管理与服务方面，这是从纵向角度看问题；但从横向角度看，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还承担着参与国家之间、国内各地区之间制度协作及制度竞争的职能。这种职能的发挥将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化，促进整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提高。
徐长生教授（华中科技大学）认为，在探讨政府职能时，要分析政府的一般职能和特殊职能，要吸收转型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在成熟经济中，政府职能包括微观规制、市场秩序的守夜人、提供公共服务、进行宏观调节、提供社会安全网等。其理论基础是庇古的外部性、不完全竞争、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干预导致经济效率降低，在西方国家，政府干预出现了退缩，表现为放松规制，公共服务私有化和社会保障私有化。其理论基础是政府失效理论和寻租理论。
赵凌云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认为，研究政府职能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站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没有超越阶级的政府职能。要从国家目标、民族目标来思考政府经济职能。国家、社会和民族目标是重要视角。二是把应然模式与实然模式相结合。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能比较多，应考虑现实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三是超越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的二元模式。二者不是此消彼长的，而是政府中有市场，市场中有政府。
曾国安教授（武汉大学）认为，政府职能包括经济职能、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在谈论政府职能时要区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经济职能与非经济职能的区分；经济职能与宏观调控的区分；不同层次职能的区分；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下政府职能的区分；不同社会形态下政府职能的区分。他指出，如何界定政府职能，经济学主要依据市场失灵、市场性质来界定，而政治学、伦理学和社会学有不同的界定。在市场和政府都失灵的中间领域，要发挥第三种力量的作用。
刘小怡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认为，政府职能界定问题仍没有解决。西方保守派认为，市场可以解决问题，政府干预没有必要。保守派的理论依据是一般均衡理论，即只要具备一系列的条件，就可以实现所有市场和商品的均衡。这个理论是存在问题的，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保守派理论的另一个假设是，每一个消费者的消费满足预算约束。这个假设也是有问题的。在贫富差距较大的社会中，富人收入大于支出，形成储蓄，使总储蓄大于零，即收入大于支出，从而导致生产过剩，造成失业。他认为，市场机制可以恢复总供求均衡，但需要很长时间，日本是10年，付出的代价太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就是证明。
钱津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认为，政府有两大类职能，即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政府有运作资产的职能，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自己的资产，通过自己的直接投资来提供社会服务和维护市场秩序。
简新华教授（武汉大学）认为，政府不能只充当守夜人。两种极端的观点都是不对的，一种认为政府是无所不能的，另一种认为政府只能当守夜人。目前，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很大，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但即使在美国，政府也远远超过了“守夜人”。
胡家勇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认为，政府首先应该专注于自己的核心职能，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尤其如此。政府的核心职能涉及市场运行的基本框架和社会福利的基本要素，如法律秩序、产权保护、稳定均衡的宏观经济环境、基本公共品和社会服务、社会安全网等。政府应该将自己所掌握的资源首先集中在这些职能上。如果政府不顾自己的能力，盲目扩大行动范围，就会导致职能的缺位、越位或错位。
黄桂田教授（北京大学）认为，现代市场经济与政府相结合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政府应该干什么已基本搞清楚了。而政府如何有效地发挥职能，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这方面，经济学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市场经济在不同国家是不一样的，其正负效应也不一样，市场经济应该与什么样的政府相结合？政府的差异很大，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需要进行研究。
李忠民教授（陕西师范大学）认为，政府职能是一个历史过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1）政府是社会总资本和总劳动的契约；（2）政府是以伦理、法律为基础的契约；（3）政府目标是社会成本的最小化和社会剩余的最大化；（4）政府产出是公共品、制度产品、环境产品和文化产品。他认为，政府要把社会总资本与总劳动之间的关系搞清楚。在全球化时代，还要强调政府的帮助职能。
于金富教授（河南大学）认为，政府职能应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方式的，因此，政府职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下的政府职能。在分析政府职能时，要分析市场经济对政府职能的要求，以及政府对市场的影响。政府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尊重个人自由，尊重自由企业制度，服从商品货币交换和市场机制，要为市场运行服务，不能干扰市场。政府要促进生产关系的完善，要有利于完善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要在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上发挥作用。他认为，要区分政府的一般职能和特殊职能。一般职能包括宏观经济调控职能、社会公平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特殊职能是由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决定的。
曹阳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认为，马克思认为国家要消亡，统治职能要缩小。与此相应，这一部分政府支出的总趋势是要缩小的。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会增大。但社会服务并不一定都要由政府来搞。他认为，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从国内来看，地方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反比，例如浙江和云南。但从时间序列数据来比较，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比：发展程度越高，行政经费就越多，政府规模就越大。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是有矛盾的。
侯风云教授（山东大学）认为，马克思对政府职能的论述有以下假设：利他行为，政府是无限理性的，政府由先进分子组成，在此基础上论述组织的有效性和计划的有效性。然而，政府的行为、能力是存在问题的，存在个人利益，行政官员的个人利益不等于社会利益，还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监督机制也存在问题。
王珺教授（中山大学）认为，要加强政府职能与政府行为关系的研究。研究政府有两个视角，一是从政府应该干预的程度、范围、方式来研究，这是规范研究；另一个研究视角就是把政府作为一个经济组织、经济人，分析它的行为，这是实证分析。这两种视角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前者关注政府应不应该做，后者关注政府愿不愿意做。他指出，政府职能界定是赋予政府权力和资源的基础，也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要分析政府配置资源的过程与给予政府资源的目的是不是一致。如果政府职能有限，而支配的资源很多，就会导致浪费；如果政府支配的资源有限，而职能很多，这也是不行的。他认为，如果因为市场不好而强化政府，结果抑制了市场的发展，就会形成恶性循环。他强调，应该研究开放环境下的政府职能，在全球化条件下政府应该代表本国利益参与竞争；政府治理在政府行为中是非常重要的。
二、关于中国政府职能
专家们探讨了我国政府的职能界定和干预方式，对宏观调控、政府调节等重要范畴展开了讨论。
郭熙保教授（武汉大学）认为，在分析中国政府的职能时，要注意中国经济的特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同时，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转型中的政府职能不同于非转型中的政府职能。中国面临两大任务：一是结构转型，从农业到工业，实现工业化；再是制度转型，从计划到市场。中国面临着在工业化过程中实现市场化的任务。他认为，双重转型中的政府职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发展职能。政府要制订工业化战略和政策，包括农业发展、结构变化、人口转移、城市化等；（2）改革职能。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发达，要实现经济的市场化。市场化的进程和速度都由政府来确定，这与发达国家是不同的；（3）调控职能。这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是相同的，应保持经济的稳定，避免大起大落；（4）社会职能。如生态保护、收入公平分配、提供公共品和保护弱势群体。他指出，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要受西方经济学家的影响。当前对于我国来讲，不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的问题，而是政府要管好它应该管的。政府要更多地关注发展问题。改革不是要增加政府职能，而是要放松管制，让市场起作用。
杨龙教授（南开大学）认为，目前我国正在经历两个现代化，即工业化和知识经济。这两个现代化是同时发生的。但政府在工业化和知识经济中的职能是有差别的。在知识经济时代，政府要鼓励创新，要以人为本。从这个角度看，目前的政府职能是混合性的，既要推进工业化，又要鼓励创新，还要建立市场经济。现在提出要建立服务型政府，但我国目前的政府还是一种干预型政府。
曾国安认为，有关中国政府职能改革存在两种极端观点，即全面退缩，或全面强化。实际上，既不是全面退缩，也不是全面强化，而是结构调整，有进有退。对于政府干预的方式，不能简单地全部放弃直接干预。政府干预既包括直接干预又包括间接干预。在微观领域，直接干预还是必要的，如环境问题和食品安全，都需要政府直接干预。关键是直接干预的范围。
吴超林教授（华南师范大学）认为，中国政府职能从层次上分为三类，即制度的建立与维护、宏观职能和微观规制。宏观调控要有微观基础，要有市场基础。宏观调控的依据是市场非均衡，而不是笼统的市场失灵。政府调控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以经济建设为目标是不对的，经济建设主要靠企业，政府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宏观调控是短期而不是长期的政策。凯恩斯认为宏观调控是短期政策，失业解决以后，经典前提就是成立的。如果地方政府的调控目标是GDP的最大化，是3—5年的政绩，这是有问题的。
赵凌云认为，在中国，政府是市场体制的建立者、完善者、维护者、公共部门的代表以及宏观经济的管理者。目前要强化政府职能而不是弱化政府职能。
徐长生认为，我国处在经济转型时期，政府有特殊职能，如推动转型，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推动经济发展。政府承担较多的职能具有必然性。但政府职能过多也导致了许多消极的方面，如发展观不够科学，和谐社会还没有做到。
简新华认为，政府在市场化改革中充当的是一个矛盾的角色。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要形成市场环境和市场主体。只有这两个方面都完成了，市场化才能完成，这两方面都需要政府来搞。但一旦政府参与进来，就会形成一个非市场的环境。
卫兴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认为，现在讲宏观调控，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另一种理解是，对经济全局进行调控，其中既包括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也包括对微观经济的调节。对宏观经济的调节是直接的，对微观经济的调节是间接的，即通过调节市场再由市场调节企业。“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提法是科学的。因此，从术语上讲，“政府调节”比“宏观调控”更清楚一些。卫兴华指出，日本和法国都非常强调经济计划，讲经济计划化，但我国目前忌讳提计划。我们过去过多地强调计划化、否定市场化，现在反过来了，过多地避讳计划化，只讲市场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西方几百年的市场经济是自发的，不是由政府号召来搞的。我国搞市场经济是文件规定的，不是自发的，理论选择和政策选择起重要作用。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更重要。
颜鹏飞认为，片面强调宏观调控，会给人以偏概全的错觉，应该用“政府干预”取代“宏观调控”这一提法。政府干预有三个层次：第一是在宏观经济层次推行宏观经济政策，其中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以及运用国有企业这一宏观调控工具；第二是在中观经济层次推行区域经济政策；第三是在微观经济层次推行微观经济政策，日本学者称之为微观规制。
汤在新教授（华南师范大学）认为，目前政府的建设职能仍然过多。运用审批制、土地冻结等办法进行宏观调控肯定会造成反弹。他认为，目前学术界有关政府调控的一些观点是错误的：一是认为政府要进行结构调整。但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结构是不是要由政府来调节呢？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它是由市场调节的。如果由计划来调节经济结构，那还要不要市场机制的作用呢？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主要管理价值平衡，以达到充分就业均衡。二是认为宏观调控是伴随市场经济始终的，是长期政策。应该讲，宏观调控是短期政策，宏观经济有问题时进行调控，没有问题时就不需要调控。第三，“在宏观调控下市场机制起基础作用”的提法是不科学的。经济范畴没有上下之分，在它们之间划分等级，是不科学的，有可能导致旧体制的复归。
三、中国政府转型及存在的问题
专家学者们还对我国政府转型的历程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刘伟教授（北京大学）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永恒话题，最能体现经济哲学上的分歧。目前讨论政府职能具有特殊意义。第一，迄今，我们一直提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搞活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过20多年的改革，改革的中心环节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国有经济的比例和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改革不再是关键，今天的关键是政府制度。第二，目前，市场力量已经起主要调节作用。有研究表明，现在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73％左右，大体实现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化。前20年是市场的数量化建设，后20年是市场的质量化建设，涉及市场秩序和市场的有效性。从数量化建设到质量化建设，关键是政府。秩序的核心是公平，而公平是靠政府来维护的。政府干预过多和过少都是有损公平的。第三，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已向法律化进程转化，政治体制、行政体制都要发生变化。法制精神的核心不是对公民立了多少法，而是对政府的法律约束和规范。法律对公共权力的约束更重要。
周冰教授（南开大学）认为，地方政府行为的企业化是转型期政府行为一个明显特征。从政府目标上看，中央政府的政治目标超过其经济目标，而地方政府的经济目标超过其政治目标。地方政府把经济目标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是由于中央对地方政府考核指标的变化、地方政府成为相对独立的所有者导致的。地方政府行为的企业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20世纪80年代初，地方政府兴办企业，控制企业；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前期，地方政府兴办市场、封锁市场；90年代初，地方政府大办开发区，招商引资，以获得政策空间和优待；90年代末期，地方政府经营城市，批租城市土地。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平行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许多负效应：（1）经济发展的极化效应和区域化；（2）不公平加剧；（3）忽视社会发展；（4）忽视资源环境代价。他认为，要使改革能够平滑进行下去，政府应以公共管理为主要目标，而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主要目标。
谢地教授（吉林大学）认为，最近的“苏丹红事件”暴露出政府监管存在的问题。该事件的要害在于，它不是由中国的政府监管部门发现的，而是由英国的食品部门发现的。中国政府监管部门不存在技术上不能解决的问题。微观监管能力是衡量政府能力的一个标准。应重新构建政府监管体系，调节微观经济。西方目前正在经历监管改革的浪潮。加拿大提出精明监管，主张行动少一些，行动好一些；OECD的监管改革注重监管的可靠性、公正与透明、公共服务性、针对性、有效性和成本-收益分析。
黄桂田认为，对于目前经济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要分清这些问题是由于市场化不足造成的还是由于政府干预过多造成的，比如，收入差距过大是由市场带来的还是由政府造成的？还有资本市场的问题、银行存在的问题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颜鹏飞认为，目前，政府占有10％的资源，却拥有50％的资源配置权。政府存在利益驱动。干部队伍的扩张是惊人的，庞大的队伍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支配了大量的资源。农村基层政府的扩张更是惊人。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政府缺陷只能用制度创新来解决，只能采取渐进改革道路。
曹阳认为，政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是单向的。政府是重要的，但过分强调是不对的。目前的主要矛盾是政府管得过多。
胡家勇认为，要加强对政府失灵问题的研究。在现实中，存在许多政府失灵现象，表现为政府行为没有达到预先设计的目的，甚至带来相反结果，或导致经济主体行为的扭曲等。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一样会带来严重后果。政府失灵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信息约束、政府治理问题和经济主体对政府政策的理性反应。
郭熙保认为，中国政府的问题是，社会职能很不够，政府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品，社会治安、公平、生态环境存在问题。一些政府机构对有利可图的事情争着去搞，对没有利的事情就不搞。如土地审批，政府不放；好企业，政府也不愿意放。有权就有利。腐败与管理体制有关。他认为，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过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于金富认为，政府职能存在的问题是越位、缺位或错位。政府是作为社会的主宰而存在的，由此导致官本位、特权和腐败。政府职能难以转换是由于政治体制、政府体制改革滞后。
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课题组重大专题工作小组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振中研究员对会议作了总结，认为以下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1）怎样表述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般经济职能，依据是什么，其目标函数和主要内容是什么，怎样看待“守夜人”角色等等；（2）怎样看待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中国政府的特殊职能；（3）经济活动中政府干预与市场失灵的关系。二者未必仅仅是替代关系。政府和市场有可能同时失灵，如何解决，可能存在第三者，如社区或中介组织；（4）政府干预的范围、程度、有效性；（5）封闭和开放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在开放条件下，政府有协调国际关系的职能；（6）政府干预经济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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