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长安城若干布局特点与初盛唐诗歌美学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盛唐论文,隋唐论文,美学论文,布局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王维《春日直门下省早朝》一诗云：“骑省直明光，鸡鸣谒建章。遥闻侍中佩，暗识令君香。玉漏催铜史，天书拜文郎。旌旗映阊阖，歌吹满昭阳。官舍梅初紫，宫门柳欲黄。愿将迟日意，同与圣恩长。”（《全唐诗》卷127）首二句谓早朝时在门下省当值。次二句状群臣鱼贯而至，在玉漏声的催促下，纷纷上朝共商国是。“旌旗”以下四句笔锋陡转，以旗映、歌吹、梅紫、柳黄等明丽鲜艳、极富动感的意象组合打破了前半部分因循而略显板滞的格局，直接迎来了“愿将迟日意，同与圣恩长”的热切礼赞，使这首早朝诗在谨肃有序之中显出几许跳脱激扬的神采。
岑参《和刑部成员外秋夜寓直寄台省知己》云：“列宿光三署，仙郎值五霄。时衣天子赐，厨膳大官调。长乐钟应近，明光漏不遥。黄门持被覆，侍女捧香烧。笔为题诗点，灯缘起草挑……粉署革新命，霜台忆旧僚。名香播兰蕙，重价蕴琼瑶……微才喜同舍，何幸忽闻《韶》。”（《全唐诗》卷201）按《唐两京城坊考·唐长城皇城图》，刑部署在京师皇城承天门街之东，第四横街之北，尚书省都堂西面第二行。该诗首二句言在省中寓值，次二句称朝廷恩遇臣属，又二句点明刑部离宫城不远。“黄门”一句典出《三辅决录·卷2》：“冯豹为尚书郎，每奏事未报，常伏省闼下，或自昏至明，天子默使人持被覆之。”“侍女”句典出《通典·卷22》。说东汉尚书郎当值时，官家给“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妖丽，执香炉香囊护衣服。”玩其诗意乃承“时衣”四句赞誉圣上体恤郎官，礼遇颇重。“笔为”以下各句所描述的是郎官起草文书等日常生活，最后二句表达出幸蒙擢拔，忝列朝官的圆满心态。通观全诗，语调平静，诗境祥和，既透露出恭顺谨肃的郎官生活气息，又时刻不忘深受皇德泽被的恩宠。
苏頲《奉和崔尚书赠天理陆卿鸿胪刘卿见示之作》：“类从皆有召，声应乃无违。美价逢时出，奇才选众稀……省中何赫奕，庭际满芳菲。吏部端清鉴，丞郎肃紫机……北寺邻玄阙，南城写翠微。参差交隐见，仿佛接光辉。宾序尝柔德，刑孚已霁威。”（《全唐诗》卷74）按，崔尚书似即吏部尚书崔日用。张九龄有《奉和吏部崔尚书雨后大明朝堂望南山》，苏ｔǐｎｇ頲亦有同和诗。《新唐书·崔日用传》：“乃讨逆，诏权检校雍州长史……进吏部尚书……久之，坐兄累，出为常州刺史。”讨逆，谓讨太平公主，其事在开元元年七日。按《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三年》云：“京兆尹崔日知贪暴不法，御使大夫李杰将纠之……上遽命杰视事如故，贬日知为歙县丞。”日用当与之一同被贬。故知日用开元二、三年在吏部尚书任。大理陆卿者，当为陆余庆。苏頲《授陆余庆大理卿制》云：“宗正卿，上柱国、广平郡开国公，判尚书左丞陆余庆……可大理卿。”（《全唐文》卷251）《新唐书·陆余庆传》云：“开元初，为河南河北宣抚使……迁大理卿。”鸿胪刘卿者，当为刘知柔。苏颋《授刘知柔工部尚书制》：“鸿胪卿，上柱国，彭城郡开国公刘知柔……可银青光禄大夫，守工部尚书。”（《全唐文》卷251）《新唐书·刘子玄传》云：“（子玄）兄知柔，少以文学政事，历……鸿胪卿。”故诗中“省中何赫奕，庭际满芳菲”当指吏部所属之尚书省，位于皇城第三横街之南承天门街东从西第一处，自占一坊。吏部官署位于尚书省都堂以东，掌朝廷官吏之任免、考课、升降与铨选事务，故云“吏部端清鉴”。大理寺则掌析狱详刑之事，凡中央百官罹罪及京师徒刑以上案件俱归大理寺审理，故云“丞郎肃紫机”，大理寺官署在京师皇城第四横街之北靠近西城墙处，与尚书省隔司农寺相望，与承天门仅隔三条横街。鸿胪寺位于皇城以南朱雀门内以西，在皇城的最南端，笼罩在绿槐之中，故云：“北寺邻玄阙，南城写翠微。”全诗将吏部、大理、鸿胪三官署的功能与地理位置巧妙地融合在典丽平和的诗情当中。而儒家德刑兼用的理想治国方略也自然地表现了出来：“宾序尝柔德，刑孚已霁威。”
从以上我们所分析的几首描述早朝与郎官寓直的诗来看，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诗歌语言典雅精致，诗歌布局井然有序，诗歌情感平稳祥和，这与诗人的郎官府吏身份，与寓直所在的衙署官舍大都井然排列在紧邻宫城的皇城内，这一布局特点有直接关系。按，骆元骧《类编长安志·京城》载隋文帝：“自开皇二年六月十八日，始诏规建制度。三年正月十五日，又诏用其月十八日移入新邑。所司依式先筑宫城，次筑皇地，亦曰子城，次筑外郭城。”《骆氏新说》云：“诏宇文恺，则建大兴城，先修宫城，以安帝居，次筑子城，以安百官，置台、省、寺、卫，不与民同居，又筑外郭京城一百一十坊两市，以处百姓。”隋唐长安城的这种严整布局，在中国都城制度史上是一个极大的变创。它不仅有效地利用了龙首原制高地形，造成俯瞰五州的气势。还突破了以往都城仅有内城外城的传统格局，在宫城之南建一皇城，专置中央衙署。《类编长安志·皇城》云：“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大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事。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而使杂人居止，公私有便，风俗齐肃，盖隋文帝之新意也。”
于是，封建帝国行政中枢机构的政治文化意味，第一次在隋唐长安城的地理布局当中得以形象体现——它时刻笼罩于宫城恩威并重的目光中，同时又是皇权意志自然、具体的延伸：“负扆延百辟，垂旒御九宾。肃肃宛鸟鹭。济济盛簪绅。”（颜师古《奉和正日临朝》，《全唐诗》卷30）“逾沙纷在列，执玉俨相趋。清跸喧辇道，张乐骇天衢。”（岑文本《奉和正日临朝》，《全唐诗》卷33）“禁里疏钟官舍晚，省中啼鸟吏人稀。晨摇玉佩趋金殿，夕奉天书拜琐闱。”（王维《酬郭给事》，《全唐诗》卷128）“伐鼓通严城，车马溢广躔。……丹殿据龙首，崔嵬对南山……辉辉睹明圣，济济行俊贤。”（韦应物《观早朝》，《全唐诗》卷192）高度整饬严密、秩序化的诗篇必然来源于同样高度秩序化、规范化的政治生活。郑处诲曾对百官每天的上朝生活作了这样的描述：“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明皇杂录》卷上）但宫门开启有一定的时间，早到的官员只能在外等候。“旧百官早朝，必立马于望仙、建福门外，宰相于光宅车坊以避风雨，元和初始制待漏院。”（李肇等《唐国史补》卷中）更为秩序化的则是上朝时种种繁缛的礼仪制度：“朝日……御史大夫领属官至殿西庑，从官朱衣传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列于两观……平明，传点毕，内门开。监察御史领百官入，夹阶，监门校梭尉二人执门籍，曰：‘唱籍’。既视籍，曰：‘在’。入毕而止。次门亦如之。序班于通乾、观象门南，武班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门……夹阶校尉十人同唱，入毕而止。宰相、两省官对班于香案前，百官班于殿庭左右，巡使二人分位于钟鼓楼下，先一品班，次二品班……每班，尚书省官为首……侍中奏‘外办’，皇帝步出四序门，索扇，扇合。皇帝升御座，左右金吾将军一人奏‘左右厢内外平安’。通事舍人赞宰相两省官再拜，升殿……朝罢，皇帝步入东序门，然后放仗。”（《新唐书·仪卫志》上）
除皇帝以及大批侍从外，京城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吏每天都要参予这个高度秩序化的早朝活动。韦应物的《观早朝》诗不过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写来。王维的《早朝》诗却是亲身的经历：“皎洁明月高，苍茫远天曙。槐雾暗不开，城鸦鸣梢去。始闻高阁声，莫辩更衣处。银烛已成行，金门俨驺驭。”（《全唐诗》卷125）身处这样秩序化的生活之中，任何最具有浪漫情思的诗人，也难以激发起纵横捭阖的想象力，然而在诗人们的笔下，也因此展开了另一个美的天地：所有这些诗歌表现的是一种稳定性、程序性、规范性的要求和成果，它表现出的永恒与宁静的氛围意味着初盛唐社会，这个稳定生存、安居乐业的农业社会的成熟、巩固和提高，表现出一个大一统王朝特有的秩序性、规范性、节奏性的美，从更深层的意义说，它反映了与农业社会相谐同的那种缓慢、悠长、平静、安宁的生活节奏和韵律。而就直接的现实性而言，它反映了初盛唐社会饱满自足，祥和安谧的社会心态，而这恰恰与隋唐长安城那种整齐化一、格局严谨，步调一致的建筑风范相契合，成为稳健、端庄和谐的社会美的典范——而蕴藉于端庄、稳健、和谐美感其中的又是深厚的文化命脉。
二
隋唐长安城所在地理单元是一种高地与低地交错出现的特殊地貌。在这一单元中横亘着东西走向的六条高坡。面对这样的地貌，宇文恺在设计时既要利用已有的地形，突出宫城、皇城，又要使各个局部的建筑达到和谐统一。于是《周易》乾卦理论便成为宇文恺面对六条高坡设计长安城的重要理论依据。《元和郡县图志》卷1《关内道》云：“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程大昌《雍录·龙首原六坡》亦云：“宇文恺之营隋都也，曰朱雀街南北尽郭有六条高坡，象乾卦六爻，故于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即隋之大兴宫，唐之太极宫）。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即朱雀门内百司庶府皆是）。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其地。”在宇文恺看来，这六条高坡是上天设在隋大兴城基址的六条天然爻辞，所以每一条高坡都可以在乾卦中找到它的理论归宿，而建设在六条高坡上的建筑也都可以在爻辞中寻求到身在其位的合理解释。
按，《周易·上经·乾卦》云：“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则群龙无着，吉。”《乾卦·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首出庶物，万国威宁。”《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文言》云：“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可见，“乾”不仅拥有至高无上之位，而且也在不断的变化，有着强大的永不止息的生命力。大人君子如果能够发挥阐明”六爻的深意，就能使天下臻于太平。《易传》将六爻比作六条龙，这不仅是某种神奇力量的象征，更预示着人主抚育人群，成就万物之美的巨大功德。从“乾”卦里，我们感受到的是生生不息的宇宙之美，是崇高的人格力量，是云行雨施，飞龙翔天的壮美境界，而这，正是关陇集团刚勇劲健，隋唐王朝君临天下的精神写照。也是隋朝开国君臣营造新长安城的真正意图。宇文恺以乾卦作为隋大兴城营构的一个理论基点，其用意相当深刻。
宫城是全城设计的中心。既然“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乾卦·文言》）象征着真龙天子的出现，宫城就应该设在“九二”高坡上。于是太极宫就被布设在该高坡偏南的最高处。政府衙署是都城的行政中心，当然以紧靠宫城最为适宜，而“九三”高坡正位于宫城之南。把衙署府寺安排在这里，正与“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相应，突出了文武百官效忠皇帝，勤勉工作的特点。《乾卦·文言》：“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百官寓直上朝时那种谨肃、秩序、祥和的特殊氛围，诗歌所具有的独特的秩序美、整体美，对“九三”爻辞是最形象的注解了。这或许便是长安文化，尤其是长安城的建筑文化对初盛唐诗歌审美风貌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吧。
当然，这类诗歌也常常充满着飞动的激情：“万国仰宗周，衣冠拜冕旒……祖席倾三省，褰帷向九州。”（王维《奉和圣制暮春送朝集使归郡应制》，《全唐诗》卷127）“百灵侍轩后，万国会涂山。……声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魏征《奉和正日临朝应诏》，《全唐诗》卷31）“万瓦霄光曙，重檐夕雾收……日晖青琐殿，霞生结绮楼。”（虞世南《凌晨早朝》，《全唐诗》卷36）与刚才的祥和、平静、秩序不同，在这里激荡的是对伟大帝国的热烈礼赞，对万国朝宗的无比自豪，对生逢盛世、位列朝谒人群的由衷骄傲。在这里，步趋入朝的官吏不再是一个个疏惕谨慎静态的臣民，而是沐浴在万瓦重檐，日晖霞光里，融汇于百川四海，万国九州中的万千动态的朝拜者。由他们所组成的庞大朝拜阵容显示出唐帝国、唐帝京长安的巨大凝聚力和感召力，与前面稳健端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它们的热烈、壮美、宏伟。其实对圣朝皇权的热切礼拜与寓直官署的谨肃恭顺本来就是唐长安政治生活的两个不同侧面，亦是隋唐长安城建筑格局的两种不同的风格，它们都完美地统一在隋唐王朝包容兼备的精神个性当中，形成了隋唐长安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反映在诗歌这一艺术载体上，便表现为平静祥和与崇高壮美的有机统一，精巧玲珑与恢宏洒脱的有机统一，也正是这多种的审美形态共同构筑起初盛唐诗歌摇曳多姿、万紫千红的风景线，令后人一唱三叹，吟咏不已。
三
宇文恺利用六条高坡布设城垣总体格局，同时也有效的利用坡与坡之间的洼地规划城区细部结构。譬如充分利用“八水绕长安”的水源优势，从城东、南、西修凿渠道，引水入城。而大部分渠道的选线便顺应自然地形，由南向北沿冈阜的边缘或旁边的洼地向前伸延。冈原上下的凹陷地貌给都城规划增加难度，宇文恺便利用这些凹地开凿湖泊，布设风景区。如此以来，凹地不但不再是缺陷，反而如群星落地，晶莹闪亮，为长安城增添光辉。
曲江池便是这样一个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储光羲《同诸公秋霁曲江俯见南山》（《全唐诗》卷138）一诗云：“天静终南高，俯映江水明。有若蓬莱下，浅深见澄瀛……阴阴豫章馆，宛宛百花亭。大君及群臣，晏乐方嘤鸣。”高适有同和诗《同薛司直诸公秋霁曲江俯见南山作》：“南山郁初霁，曲江湛不流。回首见黛色，渺然波上秋。深沉俯峥嵘，清浅延阻修。”（《全唐诗》卷212）按，曲江池据康骈《剧谈录》：“本秦之塏州，唐开元之中，疏凿为胜境，中和上巳，自宰臣至都人皆游焉，倾动皇州，以为盛观。”《雍录·唐曲江》云：“唐曲江本秦塏州。至汉为宣帝乐游庙，亦名乐游苑。基地最高，四望宽敞。隋营京城，宇文恺以其地在京城东南隅、地高不便，故阙此地，不为居人坊巷，而凿之为池，以厌胜之。”《类编长安志·曲江池》云：“欧阳詹《曲江记》，其略曰：‘苑之诏，囿之池，力垦而成则多，天然而有则寡，兹池者其天然欤！循原北峙，回冈旁转，圆环四匝，中成坎窞，窙窌港洞，生泉潝源，东西三里近。’”隋唐长安城的地形乃是江南高而西北低，特别是东南角曲江池所在的少陵原北麓，海拔最高达480米，所以说其“基地最高，四望宽敞”。但是曲江池却是这块高地中的一个凹陷部分，因此宇文恺便因地制宜，将其开凿成为一个人工湖，供士人百姓游览，为了使东南角城墙保持水平线高度，绕开这一凹陷地形，又将南墙作直角形曲折。虽然如此，曲江池的绝对海拔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在储、岑二人的诗中，不仅可遥见终南山秀美的身姿，而且从视角上竟然可以“俯见南山”。
当然，曲江池毕竟是块低洼之地，能够俯见南山，也多得益于亭台楼阁之助。按，唐王朝对曲江池的大规模扩建营修是在唐玄宗开元时期（公元713年-741年），当时一方面开凿黄渠，从南山大裕口引潏水北注入池内，使池面扩大到约七十万平方米；另一方面沿曲江池畔进行营建。《唐摭言》卷3《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云：“天宝元年，敕以太子师萧嵩私庙逼近曲江，因上表请移他处，敕令将士为嵩营造，嵩上表谢，仍让令将士创造。敕批云：‘卿立庙之时，此地闲僻，今傍江修筑，举国胜游。与卿思之，深避喧杂。事资改作，遂命官司，承已拆除，终须结构。已有处分。无假致辞！’”可见为在曲江修筑亭台，虽贵为太子太师亦只得移其私庙。开元天宝年间，曲江附近的宫殿已很有规模，“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旧唐书·文宗纪》）“曲江亭子，安史未乱前，诸司皆列于岸浒……进士关宴，常寄其间。”（《唐摭言》卷3）“曲江各置船舫，诸司农寺山池为最，船户户部为最。”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曰：“唐曲江，开元、天宝中，旁有殿宇，安史乱后尽废圮。文宗……因建紫云楼，落霞亭，岁时赐宴。又诏百司于两岸建亭馆。”故老杜诗云：“比屋豪华因难数，吾人甘作心似灰。”（《曲江三章章五句》之二，《全唐诗》卷216），“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哀江头》，《全唐诗》卷216）中唐诗人卢纶在《曲江春望》一诗中也曾写到江边宫殿之盛景：“更到无花最深处，玉楼金殿影参差。”（《全唐诗》卷379）可见即使在安史乱中与乱后，乃至中唐，曲江池畔的宫殿台阁，依然颇具气派。
在曲江池畔修筑亭台固然是为了百官士人游赏之便，但在这样一个湖面广大的凹陷地区，耸立起座座金碧辉煌的楼阁亭台，未尝不是在补偿地理上的缺憾，求得与其它高地相映衬的美学效果。按，《类编长安志·寺观》：“大庄严寺，在永阳坊，隋初，置宇文别馆于此坊。……宇文恺以京城之西有池，地势微下，乃奏于此建木浮图，崇三百二十尺，周围一百二十步，大业七年成，……天下伽蓝之盛，莫与为比。”《唐两京城坊考·卷4》云：“大总持寺，在永阳坊，隋大业三年炀帝为文帝所立，初名大禅定寺，内制度与庄严寺正同，亦有木浮图，高下与西浮图不异。”永阳坊内这两座高大的木塔，巍然屹立在低洼的城西南角，既弥补地形上的缺陷，又可与其它高大建筑物争丽竞辉：“半空跻宝塔，晴望尽京华。竹绕渭川遍，山连上苑斜。四门开帝宅，阡陌俯人家。”（孟浩然《登忠持寺浮图》，《全唐诗》卷160）“高阁逼诸天，登临近日边。……槛外低秦岭，窗中小渭川。”（岑参《登总持阁》，《全唐诗》卷）“梵宇出三天，登临望八川。开襟坐霄汉，挥手拂云烟。函谷青山外，昆池落日边。”（宋之问《登忠持寺阁》，《全唐诗》卷52）“良游因时暇，乃在西南隅。绿烟凝层城，丰草满通衢。”（韦应物《庄严精舍游集》，《全唐诗》卷192）。我们可以想象那时的长安城：渠道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冈原上下殿宇耸峙入云，水流清彻见底，园林池亭与高屋楼阁交相辉映，相偕成趣，自然之美在人工巧妙雕凿下放出奇异的光彩，又怎么能不使初盛唐诗歌焕发出既雄奇壮丽又清新优美，既气象开阔又柔媚婉约的耀眼光辉呢？
长安城的规划思想体现出长安文化与关陇集团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统一的文化品质。它以《周易·乾卦》作为设置宅宇的理论依据，使长安城的布局获得坚实而理想的文化立足点；同时又针对长安城的实际地貌因地制宜，表现出求实的精神、灵活的原则。当初宇文泰创制关陇军事集团时，“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既树立了《周礼》这个理想文化中心，又针对南北分峙胡汉杂糅之现实状况，对西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作了切合实际的变创改革。同样表现出求实的精神、灵活的原则。所以说，宇文恺设计构筑长安城的过程，也是熔铸发扬长安文化传统、关陇集团精神的过程。
四
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因地制宜，取长补短的设计，遂令曲江池这颗镶嵌在少陵原上的珍珠，在诗人们的笔下焕发出异常夺目的光彩：“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杜甫《曲江二首》其二，《全唐诗》卷225）“苑外江头坐不归，水精宫殿转霏微。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杜甫《曲江对酒》，《全唐诗》卷225）欧阳詹《曲江池记》：“重楼夭矫以萦映，危榭潏岩以辉映……都人遇佳辰于今月，就妙赏乎胜趣……千门锦帐，同五侯而偕至。”王棨《曲江池赋》：“只如二月初晨，沿堤草新。莺啭而残风袅雾，鱼跃而园波荡春……是日也，天子降銮，舆停彩仗……帝泽旁流，皇风曲畅。”（《全唐文》卷770），欧阳詹与王棨的文赋分别作于唐德宗贞元五年，懿宗咸通三年，距唐代的盛世已有多年，然曲江的盛景并无减色，亦可想见当日开元鼎盛时期的情状：“风俗时有变，中和节惟新。轩车双阙下，宴会曲江滨……皇恩降自天，品物感知春。慈恩匝寰瀛，歌咏同君臣。”（李泌《奉和圣制中和节曲江宴百僚》，《全唐诗》卷109）“万乘亲斋祭，千官喜豫游……草树连容衙，山河对冕旒。画旗摇浦溆，春服满汀洲……从今亿万岁，天宝纪春秋。”（王维《三月三日曲江楼侍宴应制》，《全唐诗》卷127）这些诗不仅为我们展现出曲江婉约秀美的容颜，更有至尊皇权的恩泽，不仅有细腻柔和的习习春风，更有千官从轩车，山河对冠冕的浩荡气韵，它们统一在对唐帝国的热切赞美中，统一在曲江池优美恬静的美感世界中。
在长安城东南，不仅有曲江这个以湖泊为主体，以四岸柳杏花卉及鳞次栉比的高楼低宇所共同构成的“湖光”风景区，又有以乐游原为主体的“山色”风景区。杜甫《乐游园歌》云：“乐游古园崒森爽，烟绵碧草萋萋长。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长生木瓢示真率，更调鞍马狂欢赏。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阊阖晴开詄荡荡，曲江翠幙排银牓。拂水抵回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全唐诗》卷216）对乐游原地理特征，游览胜况，与曲江芙蓉园互为映衬的相对方位作了清晰的描绘。《两京新记·西京记》云：“乐游园，汉宣帝所立，唐长安中，太平公主于原上置亭游赏。其地四望宽敞，每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戏就此修禊，登高……朝士词人赋诗，翌日传于京。”《三辅黄图》卷4《苑囿》：“乐游苑，在杜陵西北，宣帝神爵三年春起。”《类编长安志》卷3《乐游苑》：“宣帝起乐游庙，因苑为名，在唐京城内高处。”《长安志·唐京城》：“乐游原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宽敞，京城之内，俯视指掌。”按，西安地区的地理形胜可分为三个单元，渭水之滨以至龙首原为其一，龙首原至少陵原为其二，少陵原以南为其三。隋唐长安城就座落在龙首与少陵之间，而乐游原又位于龙首原东南、少陵原西北，海拔400米与500米之间的地理单元，延展于长安外廓城东南之升丰、新昌诸坊间。平均海拔450米，位于升平坊东北隅之乐游庙海拔则达480米，无怪乎杜甫说“华筵势最高，对酒平如掌。”因为地处京城最高处，所以极目所至，尽收眼底。那碧波荡漾的曲江池水，婆娑起舞的窈窕女子，清彻婉转的圆润歌声，都似乎近在眼前和耳边。我们可以想象，当诗人在九九重阳与友人携酒登上乐游园时，只见天高云淡，曲江池如一泓清澈的潭水泛着鳞鳞涟漪，坊里屋舍如层云绵延，拱托着皇城与宫城那高入云霄的城阙。从乐游园这一视角看曲江池畔士人官宦的华美帐幕，“长安贵家子弟，每至春时，游宴供帐于园圃中，随行载以油幕。”“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不仅将乐游原的旷远山色同曲江池的沉静湖光完美地统一在了一起，而且也使长安城冈原与洼地交错起伏的地貌得到了协调统一，体现出因地制宜建筑设计思想所表现出的和谐之美：“爽垲三秦地，芳华二月初……喜气流云物，欢声浃里闾。”（赵冬曦《奉和圣制同二相已下群官乐游园宴》，《全唐诗》卷96）“形胜宜春接，威仪建礼同。辉光遍草木，和气发丝桐。”（张九龄《恩赐乐游园宴应制》，《全唐诗》卷49）然而，乐游原毕竟是登高长啸的远眺之地，诗人的目光一旦驰骋开去，他的笔端也就迸发出不可遏制的激情：“高原出东城，郁郁见咸阳。上有千载事，乃自汉宣皇……周览京城内，双阙起中央……歌吹喧万井，车马塞康庄。”（韦应物《登乐游庙作》，《全唐诗》卷192）诗人登乐游而周览，不禁思接千载，神游万井，将眼前喧嚷繁华的长安市井生活，巍峨庄严的皇城宫掖，同悠远深沉的秦汉故事融通一气，使本来就浑厚爽豁的乐游原更加雄伟、壮阔。张九龄《登乐游原春望抒怀》：“城隅有乐游，表里见皇州。……万壑清光满，千门喜气浮。花间直城路，草际曲江流。”（《全唐诗》卷88）王勃《春日宴乐游园赋韵得接字》：“帝里寒光尽，神皋春望浃。梅效落晚英，柳甸惊初叶。”（《全唐诗》卷55）“春日照长安，皇恩宠庶官……供帐凭高列，城池入迥宽……北阙云中见，南山树杪看。”（崔尚《奉和圣制同二相已下群臣乐游园宴》，《全唐诗》卷108）宋璟同题和诗云：“北向只双阙，南临赏一丘。曲江新溜暖，上苑杂花稠……醉归填畛陌，荣耀接轩袭。”（《全唐诗》卷64）从这些诗里，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乐游原耸立东城，俯瞰皇州的宏伟气魂，更能感受到诗人纵横捭阖的豪放心胸，这固然是得益于乐游原高屋建瓴的地理优势，但初盛唐时代开朗、健康、奋发向上的精神个性更是这种宏阔雄健诗风形成不可或缺的因素。而诗人在观照帝京之宏观布局时，念念不忘对皇恩、宫阙的礼赞，又使乐游原这一自然形胜在长安城的总体布局当中找到现实的参照系与精神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