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学论文,范式论文,外交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5)03-0074-29 一 什么是外交决策分析 国际关系是国际行为体尤其是主权国家的互动过程。①这些过程是决策者在国内外和自身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进行的政策选择所产生的预期或预料之外的结果。对国际关系行为体尤其是主权国家的对外决策过程、结果和影响的系统探讨就是外交政策研究。②外交决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以下简称FPA)则是广义的外交政策研究的一个子集，特指通过对决策者言语和行为的分析来探讨外交决策过程和政策输出(output)。③作为实证科学，FPA的因变量有两种：一是外交政策输出，例如战争、结盟、建交、经济制裁等；二是对外决策过程的不同环节，④包括问题识别(problem recognition)、框架化(framing)、知觉(perception)、目标优先化(goal prioritization)和(政策)选择评估(option assessment)等。⑤在因变量的选择上，迄今为止，FPA的研究压倒性地偏向外交决策的政策结果。 按照行为主体抽象程度的不同，外交政策研究分为一般行为者(actor-general)理论和具体行为者(actor-specific)理论。⑥FPA理论是具体行为者理论。按照瓦莱丽·赫德森(Valerie Hudson)的观点，一般行为者理论有两个特点：一是假定国家为单一行为者；二是以系统或系统关系(relational)变量来解释外交政策行为。相反，具体行为者理论致力于探索“一般行为者理论适用条件变化的根源”，寻找“特定国际关系体系中个人和不同的集体(collectivities)行为多样性的原因”。⑦ FPA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其诞生的标志是理查德·斯奈德(Richard Snyder)等于1954年年初出版的经典著作。⑧半个多世纪以来，FPA在国际关系学中几起几落，期间其主要研究取向大致经历了从建立跨国界比较外交政策(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简称CFP)的一般理论到建立中程(middle range)对外政策分析理论的转变。⑨冷战结束以来，FPA进入了所谓“百花齐放”的快速发展时期。⑩ FPA有三个分支。除了斯奈德等开创的外交决策机制/过程研究，还有斯普莱特夫妇(Harold Sprout，Margaret Sprout)提出的外交决策环境(milieu)研究，也称为认知(cognitive)路径，以及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倡导的比较外交政策研究。(11)FPA的四位奠基人虽然探索路径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但都不同程度地强调FPA的具体行为者理论性质。具体而言，斯奈德等关注影响政治精英外交政策行为诸决定性因素。(12)斯普莱特夫妇聚焦于决策者的心理环境(psycho-milieu)：由于决策者心理状况和认识能力的差异，真实的操作环境(operational environments)和被觉察到的操作环境并不吻合。这是导致外交政策不同于理性选择预期的重要原因。(13)而在罗西瑙看来，外交政策理论介乎宏大的理论原则与复杂的现实之间。(14)他试图通过聚合(aggregate)统计分析来实现跨层次理论建构。(15)他强调在建构综合的(comprehensive)外交政策理论的过程中，不能忽略任何层次和方面(facet)的影响因子，也不能把它们当作恒量(constant)来处理，因为比较外交政策关注所有分析层次的政治活动。(16) 二 外交决策分析：成长中的国际关系学范式 学者们对于FPA的性质有着很不相同的定位。相当多的研究者把FPA视为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子学科(sub-field)或具体问题研究领域(substantive area)。(17)赫德森曾明确地指出，“正是国际关系学的外交政策分析这个(实体)领域(IR's subfield of FPA)发展了作为国际关系学基石的具体行为者理论”。(18) 其实，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国际关系学主要包括三个实体分支，即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冲突/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经济学。(19)随着实证政治科学(positive political science)成为主流，规范和非实证的国际关系研究日渐式微，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难以被视为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具体问题分支。从逻辑上看，“理论”是区别于“历史”而存在的。国际关系史虽然对于国际关系学研究很有裨益，但它不是社会科学，而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到了今天，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涵日益单薄，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科学哲学以及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代名词。 国际关系学的三个主要实体分支颇有重合之处。贸易和平论(commercial peace)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和国际冲突学者都非常关注的研究问题。(20)结构现实主义既因其分析层次被划归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经验上又属于国际冲突研究的范围，因为它的因变量是(大国)战争/和平。尽管如此，上述三个分支各有独立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心是国际体系理论。国际冲突的核心问题是国际战争的起因，其衍生问题包括战争的过程、解决(resolution)、后果和复发等。某些主题(例如威慑和军事联盟)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冲突学者的“禁脔”。(21)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焦点则是国际关系中的发展与合作问题，例如第三世界的依附性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及国际金融和货币的政治学等问题。 显然，由于FPA的出发点是“单独或集体行动的决策者”，(22)把FPA与国际冲突等三个实体领域并列不恰当。近半个多世纪以来，FPA学者发展了一系列功能强大的理论和方法，最著名的有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23)多元启发理论(poliheuristic theory)、(24)操作代码分析(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25)矛盾转移理论(diversionary theory of war)(26)等。它们被广泛地用于分析或解释国际冲突、合作和发展中的问题。FPA没有垄断任何具体问题研究，只是通过提供微观基础(micro-foundation)和对决策者与决策群体的分析，(27)来回答国际关系三个实体领域的问题。如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国家偏好的假定不同，前者假定国家追求相对收益，后者假定国家追求绝对收益。不同的假定会推导出不同的外交政策含义：现实主义排除了长期合作的可能性，而自由主义承认这种可能性。这是体系理论与FPA的一个交集。民主和平论位于FPA与国际冲突理论的交界地带。(28)该理论的自变量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因变量是国家间和平/战争这个虚拟变量，因此是个国际冲突问题。在民主和平论者看来，民主国家间很少发生战争，原因是这类国家的领袖由公民投票产生。民主国家公民的生活质量和教育水平都比较高，但战争会消耗经济和人力资源，降低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所以他们厌恶战争。这种情绪通过公共舆论和选举传达给政府，迫使政治精英在做战争决策时异常谨慎，尽可能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家间争端。如果冲突双方都是民主国家，它们的领导人就会受到类似的制度制约，会非常谨慎地处理相互之间的冲突，尽可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这样就会极大地降低了战争的风险。民主和平论理论揭示了国家领导在对外决策时面临的制度约束问题，所以又是FPA的典范。 也有学者把FPA划入国际关系学方法论或方法的范畴。斯蒂芬·沃克(Stephen Walker)等把FPA定义为“行为国际关系学(behavior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认为FPA有一套独特的概念、方法和启示工具(heuristics)，构成一个研究领域。(29)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这个观点未必恰当。一方面，FPA学者的工具箱中确实有少量独特的研究方法，如操作代码分析，但它只是FPA学者所使用的诸多方法之一；另一方面，政治科学常用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形式建模(formal modeling)、统计/回归分析和个案研究——在FPA研究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30)鉴于FPA以其方法上的开放性和多样性而著称，把它界定为政治/国际关系学的一个方法分支是不正确的。 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严格地区分了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31)但从逻辑上看，国际政治理论反而是广义外交政策理论的真子集。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光谱中，凡是因变量为对外决策过程的环节或对外政策结果的理论，都可以划入外交政策理论的范畴。有学者把外交决策理论划分为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宏观理论包括体系理论(国际体系决定论)和社会环境决定论，微观理论则有组织过程模式、心理认知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32)按照这个分类标准，三大主流理论都属于宏观层次的外交政策理论。沃尔特·卡尔斯内斯(Walter Carlsnaes)指出，FPA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国内政治(innenpolitik)，另一个是现实主义(realpolitik)。(33)由于结构现实主义是经典现实主义后的重大发展，按照这个逻辑，国际政治(体系)理论也是外交政策理论。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是整体主义的外交决策理论，区别仅在于前两者是客观主义的，而后者是阐释主义的。(34)这种看法不无道理：所谓宏观或整体主义理论往往“过分强调了外交的客观因素而对决策者和过程的特性重视不够，忽略了外交政策出台前，客观因素必须通过决策者大脑的过滤”。(35)卡尔斯内斯认为，即使我们接受华尔兹功能同质性国家的假定，但如果离开了外交政策分析，华尔兹无法解释冲突为什么会爆发，也无法解释国家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全，因为两者都是政府高层讨论和决策的结果。新自由制度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都认为外交决策是有目的的国家在约束下制定对外政策的过程。现实主义者认为这一约束是国家间的实力分配。无政府的国际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安全顾虑，但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间制度性的信息和规则供给显著地削弱了这种不确定性。(3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现实主义理论是粗糙的外交决策理论。 本文认为，FPA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范式”，尽管它的发展程度还不尽如人意。国际关系学者对“范式”这个术语的使用比较随意，有时候指称三大体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这样的宏大理论体系，(37)有时则指基于国别的国际关系学整体，例如“美国式国际关系学”。(38)本文将范式定义为科学共同体所持有的某种价值观或信念、相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据此而做出的科学贡献的总和。(39) FPA的—个基本假定是个人是国际关系的起点。(40)这个假定同时也是一种世界观或信念，区别于“人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或“人性本恶”这样的普遍性假定。下文将要论证，FPA认识论/方法论和方法选择都取决于这个基本假定。正是以人为本的信念和相应的研究方法，赋予了看似纷乱的FPA知识体以内在的整体性和范式革命的巨大潜力。 三 把人放到国际关系的核心 作为一个成长中的范式，FPA在本体论上的特点就是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路德维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认为社会科学就是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是对“人对于环境和他人的反应而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行为”的系统研究。(41)相应地，FPA可以被称为国际关系的行为学。(42)FPA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个人是国际关系的起点。(43)国际关系虽然表现为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合作、竞争或战争等关系，但这些互动既由人这一最小的国际关系行为体所决定，在本质上又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虽然这些互动以及互动的结果并不总是线性地反映人的意图，但导致具体结果的始终是有意图的人。鉴于此，外交决策分析不仅关注个人的影响，也同样重视由个人组成的领导集体、决策团体和官僚机构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44) 但在主流国际关系学中，个人的地位被严重贬低了，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第一，研究的分析层次基本上被锁定在系统、国家和社会，小团体或个体层次的理论贡献相对很少见。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等学者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论争普遍地围绕体系、国家和社会，彻底地忽略了个体层次的分析。(45)建构主义者虽然关注规范-观念-身份等因素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拒绝理性选择学派的外生利益假定，(46)在原则上对认知-心理分析持开放的姿态，但迄今为止对个体因素的关注很有限。(47)这种情况在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中尤其严重。(48)华尔兹指出系统理论既要研究系统的结构如何影响单元，也要研究单元如何作用于结构。(49)然而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具体的个人并没有被作为单元对待。人被完全忽略了，国家则被抽象成了同质的个体，是国际关系物质结构的奴隶，其行为完全不由自主。 第二，把不同的个人同质化。这是理性选择学派的做法。该派学者并不否认个人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但他们假定人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即都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这样的理性显然是“机械理性”，(50)但它为逻辑演绎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由于人在功能上的同质性，只需要形势(situational)变量就可以推导出外交决策的内容。(51)众多的形式化和非形式化理性选择模型分析的层次虽然是个人，但由于人与人之间丰富的差异性被完全化约掉，由同质的个人叠加而成的小集体和国家因而也是同质的，个人层次的理论与国家层次的理论因此可以相互替代。所以，在理性选择的理论建构中，无论决策单位是国家、个人或集体，都近似于单一的理性人，在功能上都类似于国家。(52)这就抹杀了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性质、结构、动机和行为上的区别。 个人特点在国际关系进程中的重要性是无法否认的。如果不剖析个体变量，就无法解释国际关系中的许多细微区别。(53)新现实主义理论家假定所有国家在功能上和意向上都是一致的，即保障国家安全。(54)这个前提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等人的研究表明，如果忽略了国家动机，华尔兹实力分布决定军事联盟形成的观点完全站不住脚。(55)原因在于国家意图至少可以分为维持现状和修正现状两种。意图不同，在考虑军事结盟时的动机自然就不一样。(56)进一步说，国家动机又是由国内政治博弈形成，并由政治家总结和阐述出来的。军事结盟归根结底是具体的人的行为。另外一个例子也暴露了同样的问题。虽然冷战时期的大国间和平是结构现实主义的历史基石，乔·哈根(Joe Hagan)却认为，新现实主义对两极格局的国际关系体系的解释“差强人意”。他尖锐地指出，结构现实主义解释不了冷战期间很多重要的问题：二战时的同盟为什么会突然瓦解，甚至在欧洲差点因为柏林危机而兵戎相见？美国为什么会把其安全承诺扩展到西欧和东亚近海的边缘地带这两个战略要地之外？不仅如此，苏联在冷战期间的国际战略行为其实并没有受到一个臆想中的国际大战略的引导。相反，它的行为经常是临时性的。(57)这与理性选择的假定完全背道而驰。除非深入国际关系结构之下尤其是决策者本身，这样的问题很难获得令人信服的答案。 鉴于个体变量的强大解释潜力，政治心理学对人的假定——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很可能是正确的，(58)应该用作国际关系学的认识论基础。理性人的假定尽管简约，但在真实的世界，人类行为的目的不是优化，而是寻求最低限度可接受的结果，因为真实世界的理性是受时间、情绪、认知能力和环境约束的有限理性。(59)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为这个观点添加了一个注脚：“合乎情理的是，并非所有外交政策永远都遵循如此合理的、客观的、冷静的方针。个人秉性、偏见、主观爱好以及凡夫俗子往往难以避免的智力与意志方面的缺陷——这一切可能发生的因素，往往会使外交政策偏离合理的轨道。”(60)如果说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只是单向度的人，那么有限理性则有千万种可能性。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是如此不同，国际关系才不是机械的历史循环，而是人积极地、能动地建构世界政治的过程。个人的目标、能力和缺陷对国家的意图、能力和战略的制定与贯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个人不仅影响本国的行为，而且会对他国的行为形成约束。一个领袖的愿望、能力和进取心会影响外国领袖的知觉和决策。领袖还可以对其他许多关系变量施加影响，比如均势、公众舆论和官僚政治等。丹尼尔·比曼(Daniel Byman)和肯尼思·波拉克(Kenneth Pollack)探讨了希特勒、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拿破仑三世治下的法国，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巴沙尔·阿萨德的叙利亚以及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统治下与伊拉克作战的伊朗等6个案例。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具体的领导人对这些国家特定时期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有着难以替代的影响，个人创造了历史。(61) 以上的分析表明FPA是以人为本的国际关系学。它至少意味着围绕不同层级的外交决策者所做的中观和微观研究。这个导向与主流的国际关系学大异其趣，因为后者是结构导向的，其旨趣在于开展对地区和全球国际体系的宏观研究。对大规模、长时段和历史性趋势和变化的探索固然重要，但不应该是国际关系学的全部，也不是这个学科的基础。相反，国家行为往往是国内个人和团体小规模、短期行为的结果，但正是这样的行为在持续改变着国际政治体系：“许多影响着全球政治的重大决定都是由少数人做出来的。”(62)这样的发现反过来支持了FPA的一个衍生假定，即“单独或集体行动的人是国际政治中许多行为和绝大部分变化的根源”。(63)因此，要解释和预测构成民族国家的人类集体的行为，国际关系理论需要密切关注人的政治选择。 四 让历史回归国际关系学 正如秦亚青所言，“人的能动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的推动力，人的复活也是国际关系(学)的希望所在”。(64)国际关系学中人复活的途径就是回归历史。这是因为，人始终是生活在历史中的。现在是正在进行的历史，未来则是将要发生的历史。以人为本的FPA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特点是让历史回归国际关系学，成为国际关系学的知识来源与合法性依据。 历史曾经是国际关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国际关系学者来说，历史既是理论建构的重要来源，也是理论检验的重要手段。(65)摩根索、马丁·怀特(Martin White)等国际关系学的奠基人都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学家，同时也是出色的历史学家。他们的著作深深扎根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外交史和史学方法。在怀特看来，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就是历史。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只能是对国际历史的分析和总结。(66)而且，由于近代欧洲的政治传统、政府需要和决策者偏好潜移默化的影响，欧美传统的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国际关系学就是对外政策研究。(67) 当然，历史不是客观和绝对的。历史既是“建构的叙事”，又有赖于学者的选择、解读和阐释。(68)但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这是第二层级的问题。当代主流国际关系学与历史渐行渐远，这是个公认的事实，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国际关系学的技术性越来越强，但理论创新与社会现实和公共政策却日益脱离。(69)而且，国际关系学者对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预测都失败了。(70)与此同时，很多理论创新虽然得到了统计分析的支持，但却很难解释历史和现实中的任何一个国际关系事件。接受过美式政治科学训练的许多学者或许都有这样一种尴尬：理论创新并不难，但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案例来支持自己的理论却难上加难。(71)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学者不再学习国际关系史或外交史，而且即使在历史系，外交史也由社会史取而代之，逐渐走向消亡。(72) 脱离了历史的国际关系学呈现出一种“病态”，情况与19世纪末物理学的发展很相似。要走出这个困境，让历史回归，国际关系学必须经历从一般行为者理论到具体行为者理论的深刻变革。一般行为者理论与具体行为者理论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其理论形态和复杂程度，而是迥然不同的认识论和由认识论决定的方法论，(73)分别对应实证社会科学认识/方法论的两条泾渭分明的路径：(74)前者因袭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开创的工具主义，而后者则大致符合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等主张的实在论，或者说面向“真实世界”的社会科学。(75) 工具主义有三个要点：(76)(1)科学的目的是提出预测能力强的猜想。(2)假定的实在性(realism)无关紧要。(77)理论只是工具，无所谓真实或虚假。(3)优秀的理论必须简洁，要能够“以较少解释较多”。(78)与此相应，实在论者的主张也可以概括为三点：(1)科学的目的是解释真实世界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现象。用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话来说，理论是对“可观察的和可反驳的经验规律的描述”，而社会科学的使命则是检验理论猜想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是否一致。(79)(2)前提性假设必须是真的，在此基础上最好易于处理/操作。理论和理论术语必须是真实的推断。理论可能是错的，但如果理论与现实不符，要坚持寻找真实的理论。(80)(3)简约性不是理论选择的标准。(81) 根据以上分析，工具主义和实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针锋相对的。历史地看，国际关系学的“去历史化”是弗里德曼实证方法论被以经济学和政治学为主的社会科学共同体广泛接受的结果。(82)而要让历史回归国际关系学，则有赖于大力发展以实在论为基础的具体行为者理论。 第一，工具主义强调预测，而实在论则着眼于解释真实世界。社会科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对于任何一套经验数据而言，总有无数相互冲突的理论来解释手上的证据”。(83)在这些理论中，总有一个理论是真的或者说是与历史相符合的。否则，占星术与科学就丧失了本质的区别，因为占星术的预测未必不准确。(84)弗里德曼宣称理论只是工具，这就巧妙地回避了真实性问题。(85)作为真实性的替代，则是追求较高的关联性。原因在于：关联性分析的预测能力远比因果解释强大得多，(86)而这恰恰是定量分析尤其是回归模型所擅长的。(87)所以，工具主义支配下的一般行为者理论在方法上以博弈论、理性选择模型、计算经济学以及统计学大样本分析为主。(88) 实在论者的做法则相反。借用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话来说，科学的事业是不间断地寻找更完满的解释，而不是终极解释。(89)为了得到更完满的解释，研究者就必须深度解读历史，解读的基础是文本和场景化的知识积累。这正是FPA的特点之一：FPA是数据密集型的研究，要求研究者具有特定国家或区域背景知识和技能。(90)常规政治学家偏好跨越时空的普遍化结论，追求“如果，那么”的定律式结论。相反，FPA学者更接近于历史学家，对于普遍化的结论持谨慎的态度，更倾向于抽象程度较低的解释。相应地，一般行为者理论的很多方法也不适用于具体行为者理论，因为后者是“具体的、场景的、复杂的”，因此经常使用内容分析、(91)深度个案研究、过程追踪、(92)以施动者为基础的计算机模拟和建模等方法。不仅如此，具体行为者理论的很多变量也是难以量化的，比如文化、小群体动态(small group dynamics)、官僚政治等。(93)这些变量的作用在不同的案例中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存在于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生活中，通过决策者的言语和行为表现出来。研究者必须借重“档案、书信来往、日记、回忆录”，或者根据“已有史实”，进行合理的逻辑推理。(94) 第二，工具主义鼓励基于假前提的假理论，而实在论者强调基于真实前提的真实理论。根据形式逻辑，假前提可以演绎出假理论，也可以演绎出真理论。(95)弗里德曼式工具主义认为，理论只是工具，其真假并不重要，因此，研究者可以放心大胆地在理论演绎中使用假前提。(96)相对于真前提，假前提不仅更易于寻找，而且往往更易于操作。(97)对于逻辑演绎来说，使用理性人假设的效率要高得多。不仅如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假设越是简单，就越有利于数理工具的运用。这是形式理性主义模型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98)或许更重要的是，在弗里德曼范式之下，理论的真假取决于系统的经验检验。但至少最盛行的大样本统计分析中，由于研究者对数据和方法的操纵以及社会科学家对回归变量的统计学重要性和实质重要性的普遍混淆，导致检验本身失效，完全不可靠。(99)这就使得工具主义范式下的理论真假难辨。 实在论者重视前提的真实性，并把真实性置于比易于操作性更优先的地位。这是因为，在遵循演绎规则的前提下，真实的前提必然得出真实的结论。科斯强调唯有真实前提才有助于“理解经济体系为什么会以当前的形式运行”。(100)除了科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萨缪尔森都强调理论建构的前提是真实世界的事件、统计资料或“观察到的事实”，而不是工具主义所推崇的抽象程度尽可能高的假设，这就把理论奠定在了历史或真实性的基础上。(101)晚年的弗里德曼也开始强调真实假定的重要性。他说理论建构的前提是“必须研究自传和传记，而不是研究专著；必须由公理和实例而不是由推论或定理来推动理论建构”。(102)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通常是消费者、公司和商品，易于做实地考察，获得一手资料。相比之下，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对象往往是国家元首、外交部部长、政府高层官员，很难有机会直接面对。国际关系的“真实性”则往往来源于历史归纳、实验研究或者得到广泛承认的深度个案研究。比如，“前景理论”的基本假定是人的偏好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假定在心理学实验中得到了大量的支持，(103)可以暂时被接受为“真实”的。 第三，工具主义对简约的过度强调导致理论背离历史。华尔兹继承了弗里德曼对理论简约性的追求。华尔兹批评非体系尤其是单元层次的理论简约性严重不足。由于简约性与历史性/现实性恰成反比，以至“一个模型越接近现实，包含的变量就越多，因此……理论就会变得不简约，不那么有用”。(104)此处的“有用”概念是弗里德曼所暗示的较大的理论外延。一个理论有可能解释的事件的数量与该理论的内涵成反比，实证理论的内涵又是由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内涵决定的。根据这个逻辑，最具解释力的理论具有三个特点：第一，自变量的数量尽可能少，最好只有一个，因为增加一个自变量也就相应地增加了自变量集的内涵。第二，自变量的内涵要尽可能小。第三，因变量的内涵也要尽可能小。符合这个标准的理论应该用一个自变量来解释因变量，同时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内涵都尽可能小。这恰恰是实证政治/国际关系学追求的标准理论形态。华尔兹把这个理论形态发挥到了极限。他选择了国际体系的物质力量分配这个自变量。相对于次体系层次的任何变量来说，这个变量的内涵都是最简单的，在因变量战争/和平不变的情况下，保证了理论外延的最大化。 抽象是理论建构的重要过程。抽象程度、简约性和概念/理论的外延成正比。概念的外延越大，内涵就越小。这样的理论越有可能解释更多的经验事实，但也因此更可能僭越历史，在历史中找不到对应的事实。华尔兹在论及单元理论的缺点时指出：“在国际上，不同国家曾造成过类似的或不同的后果，而类似的国家也曾造成过不同的或类似的后果。相同的原因有时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相同的结果有时则源于不同的原因。这使我们质疑还原解释方法的有效性，因此揭示国际政治不能依靠分析性方法，而必须采用系统方法。”(105)这里的“有效性”指的是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洽性和一致性，而不是理论是否符合历史。实际上，所谓不同国家的相似结果、类似国家的不同或类似结果、相同原因的不同结果以及不同原因的相同结果恰恰说明了政治历史和现实是不能随意简化的，反证了有必要建构简约性较低但真实性更强的理论。例如，哈根对一战、二战和冷战发生的历史文献分析表明，体系理论的解释力很有限。外交决策远比体系理论所设想得要复杂，即使在战争逼近的危机时刻，这种复杂性也没有下降。他还发现，在20世纪这些主要的战争危机中，领袖们决策时面临的挑战包括巨大的不确定性、相互冲突的战略目标以及权威分散的决策机构。因此，理解决策过程对于解释领导人如何应对国际或国内紧急状况至关重要。(106) 实在论并没有对理论的简约程度做出规定。但和理性选择理论排除场景对决策者的影响不同，FPA理论注重行为的场景性。国际关系中的场景因素包括博弈历史、特定环境下的相对损失和收益、行为者的特性、价值观和知觉等。这就降低了理论的抽象水平，增加了理论的内涵。如果说国际关系学的使命是解释国际关系行为体间的互动，同时预测它们的行为，那么简约的理论无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相反，“一个包含几百个变量的复杂模型可能需要花一个月来运行，但如果这样的模型能够精确地预测国际关系行为，那就比只有一个自变量的模型远为有用，因为后者只能解释偶然现象，而且只能在很不确定的情况下才能做出这种解释。简言之，准确的复杂胜过不准确的简约”。(107)和一般行为者理论相比，具体行为者理论是复杂的：为了理解国际关系行为的相机性(contingency)，增加细节是必要的。(108)尽管具体行为者理论重视历史，但它是社会科学理论而非历史理论。作为社会科学家，FPA学者与历史学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研究历史是为了探索历史事件和过程本身，而前者则主要把“把历史视为数据以及发展和检验他们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的工具和手段”。(109)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就坦率地承认他对两次大战间历史和二战感兴趣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历史本身的魅力，他并不打算对战争提供一个崭新的解释，而是由于他的经验发现会挑战经典的现实主义理论和新现实主义理论。(110)此外，单独个案研究(single case study)是历史学家的常规研究方法，也受到国际关系定性学者的推崇，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历史学和政治学的界限。但是即使如此，两个学科的区别基本还是清晰的。对于政治学者来说，单一个案研究的价值主要在于由于其对猜想的验证或支持所产生的更广泛的理论影响。(111) 简言之，FPA试图在历史与逻辑、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追求一种微妙的平衡。作为社会科学，FPA也追求普遍性，但它的手段是“挖下去(burrow)”，而不是像一般行为者理论一样地“飞起来(fly)”。通过深入历史，具体行为者理论“剔除了理论不符合政治生活的东西，把政治事件的基础以及解释可观察的政治事件的核心过程暴露出来。这就把具体行为者理论置于抽象的、一般行为者理念和复杂世界的交界地带”。(112) 五 跨层次分析与国际关系理论整合 基于人本本体论和实在论认识论/方法论，FPA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是跨层次分析。(113)它既克服了单一层次分析的固有缺陷，又蕴含了理论整合的巨大潜力。 从外交政策研究的理论谱系来看，单一层次理论各有缺陷。系统理论极度简约和清晰，但突出的局限是很难验证相互对立的理论。现实主义者通常认为国家间合作受到各国在无政府状态下保障自身安全的严重制约，自由主义者则认为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会强化国家间合作。但是，学者们无法确定哪种世界观对国家行为更有解释力。托马斯·莫尔(Thomas Mowle)对此的解释是系统理论只研究国家的动机和行为，而忽略了国家内部的决策者。要检验这两个理论的真伪就有必要同时控制系统层次、国家/次国家层次和个体层次的变量。(114)国家层次的理论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例如，在解释外交行为时，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设定的行为者动机乃至行为都非常相似。为了比较哪个理论更有解释力，只能探索行为背后的动机。在对不同国家钢铁业反倾销协定的研究中，约瑟夫·格里科(Joseph Grieco)指出反倾销体现了现实主义者对相对收益的担忧，(115)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则认为绝对收益才是谈判国所关心的。(116)显然，在这个案例中，国家层面的经验事实已经不足以验证对立的理论猜想，必须打开国家这个黑匣子，把分析层次下降到次国家尤其是个人层面。原因在于，所谓国家动机或行为，只不过是具体的人和集团在博弈和讨价还价中的战略考虑以及此后采取的有目的的行为而已。(117) 个体层次的变量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最直接，但如果不控制其他层次的变量，很容易陷入非历史的心理分析的泥潭，而社会心理分析是一种“普遍的系统理论”，与具体行为者理论的追求背道而驰。(118)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心理分析是FPA的主流。它为FPA注入了信息加工和群体动力，但却剥夺了研究的政治性，政治博弈、混合动机、政治战略、管辖权目标和手段的冲突等都只作为背景知识出现，未曾纳入分析的框架。(119)张清敏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人格特点差异对新中国外交转型影响的研究是中国学者近年来FPA的佳作。对领袖的言语和行为分析基本证实了他的猜想。尽管如此，张清敏认识到，领袖的人格特点解释不了“思想封闭、成就导向”的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实施的开放性外交政策。对外政策过程受到多元因素的影响，是动态和具有活力的。相比之下，领导人人格类型这个理论框架却是相对静止的。要以静止的自变量来解释变化的因变量，必须控制其他国际和国内变量。(120) FPA为跨层次分析提供了天然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就是外交决策精英特别是国家领袖。体系和国内社会政治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都不是直接的，而“往往需要经过代表国家采取行动的领导人的认知、分析、选择等过程才能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121)只有通过个体层次的决策者，才有可能整合体系和国家等诸层面的变量。非个体层面的变量最终会体现为领袖和政治精英在决策过程中的言语或非言语以及行为和非行为。换言之，非个体层次变量的作用如果存在，只能通过给决策者直接或间接地施加影响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严格意义上的FPA是跨层次分析。这也正是罗西瑙对FPA的设想。罗西瑙把影响外交决策的变量分为五类，分别置于不同的层次，包括个体层次的决策者个人特点(attributes)、职位所赋予的角色功能、与政府的结构相联系的各种条件、社会层次的约束条件(比如社会的价值观和内部凝聚力)以及国际层次的诸因素。(122)FPA不是对同一事件或因变量的不同层次分析的汇总，而是通过决策精英的言语和行为来分析以上层次变量对外交决策以及政策输出的复合影响。 跨层次分析是FPA回归历史的方式。在罗西瑙之后，跨层次分析最有影响的倡导者可能是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他主张研究国内政治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123)实际上，在主流的研究中，地理、历史、政治(制度)和技术等客观环境变量被广泛地控制。但是，这些变量的影响却“由研究者来主观地阐释(interpretation)。研究者的知觉(perception)被等同于现实”。(124)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理性选择学派往往预设国家利益，但从FPA的视角来看，国家利益和期待只不过是“决策者的想象(conceive)”而已。(125)在对决策过程的研究中，探索政治家的行为动机是不可或缺的。但作为古典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摩根索反对寻找动机，原因有两个：第一，动机是“最难捉摸的材料。当事者和观察者的利害、感情都同样使动机遭到歪曲，往往会达到面目皆非的地步”。(126)第二，即使了解政治家的动机，也无助于“预测他的外交政策”。这显然是工具主义的思路，而FPA是实在论的。 跨层次分析还是促进国际关系理论整合的犀利工具。国际关系学的现状是派别林立、学说纷呈。很多学者认为这种状况是合理的，原因在于任何理论都只不过是片面的深刻，是观察国际关系这个多面体的一面或一个角落的工具。不能设想某个统一的理论可以解释整个国际关系。正如唐世平所指出的，“不同的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犹如一支支手电筒：每一支都能照亮人类社会的一个方面，但不能照亮整个人类社会”。(127)实际上，具体事实与统一理论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区间。虽然针对任何因变量，我们都不可能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但在这个区间里，要把理论的指针从具体理论向统一理论的方向移动始终是可能的。这或许也就是未来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方向。从经验上看，整合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基欧汉等学者提出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新-新综合”就是较近的一次重大尝试。(128)也有学者强调外交政策理论整合的重要性：外交决策的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都是片面的，没有把国内政治结构和国际政治结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辩证地结合起来”。(129)赫德森更是明确地指出，要解决国际关系理论中解释和理解、客观主义与阐释主义以及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无休止的争论，唯一的选择就是理论整合。(130) 以上分析表明，跨层次整合对于FPA克服单一层次分析的不足，实现理论整合有着重要的意义。尽管如此，FPA学者在这方面的成就还很有限。(131)跨层次整合是罗西瑙开创CFP的目标。在他设想的综合的外交政策理论里，任何层次和维度的变量都不能被忽视，或者被简单地处理为恒量(constant)，必须关注所有分析层次的政治活动。(132)在方法上，CFP学者着眼于用理论命题把不同层次的变量联系起来，并进行经验检验。(133)然而，他们的努力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跨国外交事件比较研究计划》(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Events of Nations，简称CROEN)是CFP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努力。CROEN记录了1959-1968年间加拿大、中国、苏联、美国、土耳其、冰岛等三十几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行为。数据库的变量有外交政策行动特点、资源状况、政策目的等几大类合计一百多个。(134)这个数据库搜集了与特定外交事件相关的不同层次的变量，例如国家元首、正式的小集团、财政部、经济增速、军事力量、全球性国际组织、地区性国际组织、文化等。(135)它兼容了FPA的三个传统，其基本模型是通过最终决策单位来过滤国际体系、国内各种制约和诱导因素以及具体的形势。(136)数据库的建设经历了两个阶段，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CROEN的影响始终很有限，并没有整合出所期待的普遍适用的外交决策理论，而且这个数据库也很少被国际关系和FPA学者使用。赫德森感叹这个项目“已经垂死”了，她“不知道将来是否还会出现这样的贡献”。(137) 跨层次整合面临着多重障碍，包括定性和定量数据的整合、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动态性、数据缺乏问题等。(138)但笔者认为，跨层次分析停滞不前的深层次原因是范式错配。当代FPA学者所遵循的研究程序其实是罗西瑙为CFP设定的：首先发展可证伪的普遍化命题，然后提出解释性的理论和猜想，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来进行经验检验。(139)猜想如果得到支持，就可以普遍化到数据样本所覆盖的所有国家年份。这恰恰是弗里德曼铺设的工具主义路径，也是常规科学的路径。所以，罗西瑙设想了一幅自相矛盾的图景：他试图通过跨层次分析在普遍理论与具体事实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但选择的程序和方法却是通往一般行为者理论的道路。 本文认为，FPA的理论整合或许可以采取另一种途径，即科斯等推崇的“面向真实世界”的研究方法，(140)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选择要研究的国际关系或外交事件。第二步，以该事件的一个主要决策者为重心，分析不同层次的变量，包括决策者自己的世界观和性格特点等对外交决策过程的某个环节或政策输出的影响，确定不同变量影响的有无和大小。第三步，从第一步中抽象出理论，将第二步的发现一般化(generalization)，并归纳出具体行为者理论。第四步，选择性质类似的第二个事件，重复第二步，以检验理论在何等程度上能够解释这个事件，得出结论1。第五步，选择性质类似的第N(N＞2)个事件，重复第四步，然后与结论1比较，得出结论2，直到结论N……(141)其中N个结论交集的大小代表了理论猜想被经验事实所支持程度的高低。 从研究过程来看，工具主义是从演绎到经验检验，而实在论则是从归纳到演绎再到经验检验。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范式并不考虑研究问题或理论的来源问题。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选择有三条路径：一是逻辑路径，即逻辑地拓展现有的研究纲领，主要通过理论批判、方法批判和跨学科批判来实现。二是历史路径，强调在现象世界中发现研究问题。三是逻辑-历史路径，即当发现理论与历史不符合时，通过修正现有理论或创造新理论来做出更好的解释。(142)FPA的选择是历史路径，而逻辑路径则是主流国际关系学尤其是定量分析学者的普遍选择，其缺点恰恰是很可能把严谨的学术研究变成与历史无关的逻辑游戏。 对历史事件的归纳是FPA假定和理论真实性的基本保证。这是工具主义方法论和实在论方法论的一个显著区别。FPA归纳的基础可以是学界公认的事实以及报纸和著作等间接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分析和推理。但更有价值的是关于政治领袖在决策过程中的档案、日记和回忆录等。沈志华深入研究了1950年斯大林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以及毛泽东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决策过程。他的一个结论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心理和思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由于“这两个关键人物都没有留下他们个人的回忆录”，(143)给理论推导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归纳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理论检验的过程。学者们创造出了不同层次的理论来解释某类事件，例如国际冲突的起因。(144)归纳的目的是在史料和观察的基础上，通过外交决策者的言语和行为，来分析这些理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某个事件，所以这也是理论筛选的过程。被这个过程证实的理论会进入下一个环节，成为理论重构的基础。即使现有理论都无法解释决策者的行为，历史研究本身所揭示的逻辑也会在下一个环节被演绎成理论。 同样重要的是用新的案例检验从旧的案例中抽象出的理论。社会科学的本质是比较研究。除非对从一个事实中发展出的理论用类似的事实来比较和检验，理论自身会陷入循环论证，无法实现所谓的理论突破，(145)也就是无法普遍化。正是通过至少一个案例的比较研究，才把政治/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学区分开来。FPA并不像罗西瑙所说的那样是“如果，那么”型的猜想，(146)但其理论普遍化的程度既取决于研究者对真实的假定和理论进行适度抽象的能力，也取决于事件的性质等因素。 六 结论 外交政策研究试图解释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及其规律性。这是国际关系学的“主导性问题”。(147)作为外交政策研究的半壁江山，FPA是国际关系学中一个潜力巨大的范式。FPA有助于克服主流国际关系学非人化、非历史化和分析层次单一的不足，为国际关系学提供了人本本体论，让国际关系学回归人和历史，并在跨层次分析的基础上整合国际关系理论。(148)当然，范式必然有盲点，即使FPA在将来成长为主流的范式，它也远远不是整个国际关系学。前文论及，作为实证科学的FPA有两类因变量：外交决策过程的环节以及政策输出。首先，那些不以这两类变量为因变量的国际关系研究不属于FPA的范畴，例如战争对宏观经济和社会整合的作用、国际援助对国家能力的影响以及地区经济自由化对政治变革的影响。其次，外交政策研究的自变量纵贯国际体系、超国家、国家、次国家、群体和个体等分析层次的诸多因素，包括国际军事力量结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国家的政治制度或政权类型、文化、国内的阶级结构、族际关系、公共舆论、大众传媒、官僚机构、领导人的个人经历、个性以及突发事件等诸多因素。作为外交政策理论，FPA可能是以下两种理论形态的一种：一是个体层次的理论，二是以个体层次为基础的跨层次的理论。从功能上看，FPA的目的并不是发展外交政策的通用理论，(149)而是试图尽可能完满地解释国际关系的事实。本文提倡FPA，参照系是美国的主流国际关系学。虽然美国既是国际关系学的中心，也是外交政策研究的中心，(150)但美国的外交政策研究远不是外交政策研究的全部。(151)因此，针对美国主流FPA的批判，也未必适合美国以外的FPA。例如，英国的外交政策研究始终致力于通过历史个案研究发展情景化的(contextualized)中观理论，关心如何把行为者和机构置于国际关系行为分析的中心。说这些学者不关心人在外交决策中的影响是不恰当的。(152)尽管如此，FPA多样性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批判是不必要的。批判的目的是促成范式转变，推动知识的增长。恰恰因为美国是国际关系学和FPA的中心，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的改变会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引导世界范围内的变革。 历史地看，FPA的复兴是冷战出乎意料地结束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大有可为的研究取向，但要取得显著的成就并不容易。虽然赫德森欢呼FPA已经在新世纪复兴了，(153)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繁荣是相对于冷战后期的低潮而言的。客观地说，FPA仍然处于国际关系学的边缘。(154)詹姆斯·卡波拉索(James Caporaso)等人在1987年对CFP发展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评估。他们指出，从事外交研究是在“冒险(venturesome)”。(155)这个断言似乎并未过时。放眼整个国际关系学，FPA的发展急需基于历史的定性分析和个案研究，但它们正在被形式模型和统计分析快速边缘化，不仅很难在顶级期刊发表，而且得到资助和出版的机会也要小得多，甚至其社会科学的地位也屡受质疑。(156)同样重要的是，FPA的人才培养也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FPA学者找到教职很难，这反过来削弱了FPA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影响。(157) FPA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从事FPA效率较低。FPA的学术要求比普通的定量和定性分析要高。抬高了的学术门槛要求投入巨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无法像流行的定量分析和形式模型那样高产。 第二，美国学者对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感兴趣的不多，不愿意研究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 第三，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之间壁垒森严。当代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普遍较为隔膜。国际关系学生不再学习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导致学者们普遍欠缺必要的历史知识，满足不了FPA对国别和地区背景知识的要求。(158) 第四，研究是自由的，但生活是现实的。科斯在论及经济学推行新方法的困难时深刻地指出：“经济学家要达到学术标准就要符合学术组织对论文、研究基金、发行物和就业的要求，而它们没有一个完全不受政治因素影响，这些标准可能是那么严格以致阻碍了新方法的发展。”(159)和经济学家一样，国际关系学者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面临着主流学派有意无意的打压等多重困境。(160)主流学派控制了绝大部分学术资源，并把它们的范式复制给下一代，结果是让新范式的成长更加艰难。(161) 第五，主流学者的工具主义信念。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看，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转向FPA就是从工具主义转向实在论，也就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hun)所说的“世界观的改变”。库恩在设想范式的革命性影响时生动地描述道：“科学史家们可能会惊呼，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162)然而，这种惊叹可能也只属于未来的国际关系学史的研究者。这是因为范式的改变并不简单地是实证或经验的结果，而是深受个人信念和理论偏好的影响，是“很个人的事”，(163)因此往往是非理性的。人很难改变自己的信仰，因为它意味着自我否定。FPA不仅挑战主流国际关系学的社会科学哲学信念和方法，而且其难以确定的理论形态可能也会让主流学者无所适从。正如赫德森在谈到跨层次理论整合面临的挑战时所描写的那样：“……挑战是FPA理论整合结果的解释能力和应用效果如何？它会像概率那样分布吗？如果真是那样，会沿着什么分布呢？是不同类型的外交政策行为或选择吗？我们又该如何界定这样的类型？应该在哪个层次抽象？或者，我们的理论输出可能看起来像一张‘应变图(contingency diagram)’，还是一系列的‘如果，那么’的陈述？或者，我们的理论创新是关于某个特定时刻、某个特定政权的普遍化倾向(generalized predisposition)的一套陈述？又也许，我们实际是在做点预测(point prediction)?”(164)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不能期待FPA在今后一二十年内会发展成国际关系学的主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场范式革命只能是静悄悄的变革。由于同样的原因，本文的研究尤其是对跨层次理论整合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是探索性和前瞻性的。 客观地说，FPA可谓“小荷才露尖尖角”。然而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来说，FPA或许是我们发挥“后发优势”迎头赶上的机会。中国学者发展FPA具有多重优势：首先，相对于主流国际关系学，FPA的知识积累相对薄弱，(165)便于我们在相对短的时期内批判吸收。其次，中国有深厚的史学传统。中国学者历来强调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结合。中国“最好的国际政治分析均出自于史学家或对中外历史有深刻了解的思想家”。(166)这是发展FPA优良的学术文化底蕴。再次，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始终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中心。中国学者并不擅长为理论而理论，政策关照很强烈。(167)最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的量化水平较低，同时主流学者对工具主义方法论的批判和反思始终没有中断过，(168)两者都是实在论认识论/方法论在中国扎根的肥沃土壤。综上所述，中国国际关系学要形成自己的特色或者学派，(169)外交政策分析是最值得考虑的路径选择之一。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截稿：2015年2月 注释： ①Charles Kegley,Jr.,and Gregory Raymond,The Global Future:A Brief Introduction to World Politics,Boston:Wadsworth Publishing,2009,p.4. ②本文采用广义的“外交(foreign)”概念。它等同于通常所说的“对外”。值得一提的是，张清敏严格地区分了“外交(diplomatic)”和“对外(foreign)”这两个概念：前者指主权国家政府与其他主权国家在正式场合高度形式化的互动，而后者则包括官方和非官方、正式和非正式的同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交流。参见张清敏：《外交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及近期研究议程》，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4期，第14-16页。也有学者使用广义的外交概念，参见岳汉景：《外交政策分析诸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6期，第94-97页。 ③James Caporaso,et al.,"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Vol.13,No.2,1987,p.34; Douglas Foyle,"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nd Globalization:Public Opinion,World Opinion,and the Individu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5,No.2,2003,pp.163-164。这里做三点补充说明：(1)FPA的直译是“外交政策分析”，但考虑到其重心是决策过程分析，因此本文将之意译为“外交决策分析”。(2)有学者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提出批评，认为用“分析(analysis)”这个词来指代政治/国际关系学家对对外政策的所有研究是以偏概全。至少就外交决策的认知—心理过程研究来说，分析既不是唯一的，也未必是恰当的方法。用“理解(understanding)”或“阐释(interpretation)”效果可能更好，参见Walter Carlsnaes,"Foreign Policy," 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s Angeles:SAGE,2013,p.298。(3)本文对FPA的界定比瓦莱丽·赫德森等的要严格。赫德森强调FPA是具体行为者(actor-specific)理论，但是实际上把整个外交政策研究都称为FPA，包括在个体层次、群体层次(小团体、组织过程、官僚政治)、社会层次(文化与国家身份)、国内政治以及民族性和国际体系层次上对外交政策过程和结果所做的解释。参见Valerie 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Theory,Lahnam:Rowman and Litdefield Publishers,INC.,2014,pp.39-182。因此，或许FPA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除非特别说明，本文讨论的是狭义的FPA。 ④Walter Carlsnaes,"Foreign Policy," pp.304-305.但是，赫德森在其经典文献综述中指出，FPA的结果变量是“人类决策者所做的、对本民族国家以外的实体会有显著影响(known consequences)的决定”，即外交政策输出，参见Valerie 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Theory,p.4。 ⑤Valerie 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Actor-Specific Theory and the Grou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Vol.1,No.1,2005,p.2. ⑥本文采用李志永对一般行为者(actor-general)理论和具体行为者(actor-specific)理论的翻译，参见李志永：《外交政策分析的路径与模式》，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92页。 ⑦Valerie Hudson and Christopher Vore,"Foreign Policy Analysis:Yesterday,Today,and Tomorrow,"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39,No.2,1995,pp.210-212. ⑧Richard Snyder,Henry Bruce and Burton Sapin,Decision-Making a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4. ⑨张清敏：《外交政策分析的三个流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9期，第8页。 ⑩Valerie Hudson and Christopher Yore,"Foreign Policy Analysis:Yesterday,Today,and Tomorrow," p.229. (11)Valerie 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Actor-Specific Theory and the Grou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5-7；关于二战后FPA的发展简史，可参考该文的第14-21页。另参见张清敏：《外交政策分析的三个流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9期，第8-13页。 (12)Richard Snyder,Henry Bruce and Burton Sapin,Decision-Making a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53; Valeric 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Actor-Specific Theory and the Grou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6. (13)Harold Sprout and Margaret Sprout,"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1,No.4,1957,pp.309-328; Harold Sprout and Margaret Sprout,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Human Affair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p.118. (14)James Rosenau,"Pre-theories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in R.Farrell,ed.,Approaches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6,pp.98-99. (15)James Rosenau,"Pre-theories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pp.98-99. (16)James Caporaso,et al.,"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p.33. (17)例如张清敏：《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以官僚政治模式为例》，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4期，第56页。 (18)Valerie 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Actor-Specific Theory and the Grou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2. (19)此处做两点补充说明：(I)国际关系学是政治学(discipline)的一个子学科(sub-discipline/field)，国际关系学下又有若干分支。(2)广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指战争或冲突研究以外的国际关系研究，包括国际组织(机制)、国际经济发展、国际环境问题、移民问题等。国内冲突探讨不同类型和强度的内战的起因、过程、结果和战后重建的策略及效果。国内冲突有时候也会涉及国际关系，例如内战的跨国界扩散、战后的国际维和行动等，例如Michael Doyle and Nicholas Sambanis,"International Peacebuilding:A Theoretic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Science Review,Vol.94,No.4,2000,pp.779-801; Virginia Fortna,"Does PeaceKeeping Keep Peace?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and the Duration of Peace After Civil Wa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8,No.2,2004,pp.269-292; Kristina Gleditsch,Idean Salehyan and Kenneth Schultz,"Fighting at Home,Fighting Abroad:How Civil Wars Lead to International Disput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52,No.4,2008,pp.479-506。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内冲突问题的解释变量和因变量都是国内变量，所以严格地说属于比较/国内政治的范畴。尽管如此，政治科学的传统是把战争研究划归国际关系，所以国内冲突也被视为国际关系的一个实体分支。 (20)贸易和平论较近的文献综述可以参考Susan McMillan,"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41,No.1,1997,pp.35-58; Edward Mansfield and Brian Pollins,"The Study of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Recent Advances,Open Questions,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Gonflict Resolution,Vol.45,No.6,2001,pp.834-859; Edward Mansfield and Brian Pollins,ads.,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s:New Perspectives on an Enduring Debat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6。 (21)尽管如此，军事联盟研究开始逐渐接受经济变量，演化成为国际冲突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交集，例如：Andrew Long,"Defense Pac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40,No.5,2003,pp.537-552; Andrew Long and Brett Ashley,"Trading for Security:Military Alliances and Economic Agreement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43,No.4,2006,pp.433-451。 (22)Valerie 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Actor-Specific Theory and the Grou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 (23)Rose McDermott,Risk-Tak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ospect The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 (24)Alex Mints,ed.,Integrating Cognitive and Rational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London:Palgrave McMillan,2002; Alex Mints,"Applied Decision Analysis:Utilizing Poliheuristic Theory to Explain and Predict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Vol.6,No.1,2005,pp.94-98. (25)Alexander George,"The Operational Code: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Decision Mak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13,No.2,1969,pp.190-222; Stephen Walker,"The Motivational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Belief Systems:A Re-Analysis of the Operational Code Construc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7,No.2,1983,pp.179-202. (26)T.Clifton Morgan and Kenneth Bickers,"Domestic Discontent and the External Use of For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36,No.1,1992,pp.25-52; Alastair Smith,"Diversionary Foreign Policy in Democratic Syste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0,No.1,1996,pp.133-153; David Sobek,"Rallying Around the Podesta:Testing Diversionary Theory Across Tim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44,No.1,2007,pp.29-45. (27)Valerie 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Actor-Specific Theory and the Grou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21. (28)Zeev Maoz and Bruce Russett,"Normative and Structural Causes of Democratic Peace,1946-198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7,No.3,1993,pp.624-638. (29)Stephen Walker,"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nd Behavior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tephen Walker,Akan Mallei and Mark Schafer,eds.,Rethinking Foreign Policy Analysis:States,Leaders,and the Microfoundation of Behavior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Routledge,2011,p.6. (30)Philip Potter,"Methods of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Robert Denemark,ed.,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Encyclopedia,Vol.4,Blackwall Publishers,2010,http://www.blackwellreference.com/public/uid=73/tocnode? id=g9781444336597_chunk_g978144433659729，登录时间：2015年1月29日。 (31)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0-104页。 (32)岳汉景：《外交政策分析诸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6期，第94-97页。 (33)Walter Carlsnaes,"Foreign Policy," 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302-303. (34)Walter Carlsnaes,"Foreign Policy," p.307.李志永提出了一个类似的类型学标准，即按照认识论的整体主义/个体主义以及方法论上的解释/理解来划分外交决策理论。按照这个类型学标准，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是整体主义+解释的体系中心路径，而建构主义则是整体主义+理解的观念结构建构模式，不一而足。李志永：《外交政策分析的路径与模式》，第94-95页。 (35)岳汉景：《外交政策分析诸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6期，第94-97页。 (36)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50-79; Kenneth Oye,ed.,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p.1-24; Arthur Stein,"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 Chris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201-221. (37)Stephen Walt,"International Relations:One World,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Vol.16,No.110,1998,pp.189-206. (38)Steve Smith,"Paradigm Domina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Social Science,"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6,No.2,1987,pp.189-206. (39)这个定义在形式上不同于托马斯·库恩对范式的经典定义，但抓住了它的实质。库恩的定义清晰，但不简练。库恩指出范式有两个特点：(1)它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2)“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除此之外，库恩强调了科学共同体需要“一套共同接受的信念”，因为这是“实践科学事业”的前提。他还把科学革命视为“世界观的改变”，认为“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科学家们由一个新范式指引，去采用新工具，注意新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在科学革命过程中，科学家用熟悉的工具去注意以前注意过的地方时，他们会看到新的不同的东西”。综合以上几点，可以认为库恩的范式定义强调世界观和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对于科学研究的决定性作用。参见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10、99页。 (40)Valerie Hudson and Christopher Vore,"Foreign Policy Analysis:Yesterday,Today,and Tomorrow," pp.209-238. (41)弗里德里希·米塞斯著，夏道平译：《经济学的最后基础》，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28-33页。 (42)Stephen Walker,"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nd Behavior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6. (43)Valerie Hudson and Christopher Vore,"Foreign Policy Analysis:Yesterday,Today,and Tomorrow," pp.209-238. (44)Jean Garrison,"Foreign Policy Making and Group Dynamics:Where We've Been and Where We're Go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5,No.2,2003,pp.177-183. (45)G.John Ikeuberry,David Lake and Michael Mastanduno,"Introduction:Explaining American Foreign Ecn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1,1988,pp.1-14. (46)Walter Carlsnaes,"Foreign Policy," p.313. (47)Vaughn Shannon,"Introduction:Ideational Alliance:Psychology,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Vaughn Shannon and Paul Kowert,eds.,Psychology and Constrn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 Ideational Allianc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2,pp.5-8. (48)Mark Schafer,"Science,Empiricism,and Tolerance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Mak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5,No.2,2003,pp.171-177. (49)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Boston: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79,p.53. (50)岳汉景：《外交政策分析诸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6期，第94-97页。 (51)Mark Schafer,"Science,Empiricism,and Tolerance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Making," pp.171-172. (52)Valerie 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Actor-Specific Theory and the Grou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30. (53)Daniel Byman and Kenneth Pollack,"Let Us Now Praise Great Men:Bringing the Statesman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4,2001,pp.107-146. (54)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Vol.30,No.2,1978,pp.162-214; Joseph Grieco,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Europe,America,and 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 Kenneth Waltz,"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1,No.4,1997,pp.915-916. (55)Arnold Wolfers,"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ory and Practice,"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1962,pp.117-132; Stephen 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Randall 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1,1994,pp.72-107; Randall Schweller,"Neorealism's Status Quo Bias: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Vol.5,No.3,1996,pp.90-121. (56)Daniel Byman and Kenneth Pollack,"Let Us Now Praise Great Men:Bringing the Statesman Back in," p.114. (57)Joe Hagnn,"Does Decision Making Matter? Systemic Assumptions vs.Historical Re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3,No.2,2001,pp.5-46. (58)Mark Schafer,"Science,Empiricism,and Tolerance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Making," pp.171-172. (59)Herbert Simon,"Human Nature in Politics:The Dialogue of Psychology with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9,No.2,1985,pp.293-304; Valeric Hudson and Christopher Vore,"Foreign Policy Analysis:Yesterday,Today,and Tomorrow," pp.210-211; Walter Carlsnaes,"Foreign Policy," p.298. (60)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61)Daniel Byman and Kenneth Pollack,"Let Us Now Praise Great Men:Bringing the Statesman Back in," pp.114-131. (62)Stephen Walker,"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nd Behavior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6. (63)Valerie Hudson and Christopher Vore,"Foreign Policy Analysis:Yesterday,Today,and Tomorrow," p.209. (64)秦亚青：《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载《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7期，第55-63页。 (65)秦治来：《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转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第86-88页。 (66)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4页。 (67)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68)Anne D'Auost,"Abusing History:A Critical Analysis of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sconduct," presented at the History Students' Colloquium,History Department,York University,Toronto,February 28,2004,pp.7-9. (69)美国学院派国际关系研究“为理论而理论”、与公共政策脱节是一个广泛承认的事实。近年来对这一现象最有影响的批判之一可能是约瑟夫·奈的文章，参见Joseph Nye,Jr.,"Scholars on the Sidelines," Washington Post,April 13,2009。 (70)卢凌宇：《预测与国际关系科学》，载《欧洲研究》，2014年第3期，第143-145页。 (71)关于国际关系定量分析的弊端，参见卢凌宇、胡美：《国际关系定量分析：科学还是反科学？》，载《欧洲研究》，2013年第6期，第126-150页。 (72)Stephen Haber,David Kennedy and Stephen Krasner,"Brothers Under the Skin:Diplomatic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1,1997,p.34. (73)根据政治学中主流的观点，认识论是关于知识的理论，主要探讨人类如何获得知识，关注怎么才能积累知识。同时，政治学家经常在两个意义上使用方法论：一是指主要涉及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的途径，二是指关于研究方法的知识整体或学科。参见Colin Hay,Political Analysis:A Critical Introduction,New York:Palgrave McMillan,2002,p.61,p.63; Jonathan Grix,The Foundations of Research,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4,p.60,p.61,p.81; Paul Furlong and David Marsh,"A Skin Not a Sweater: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eds.,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New York:McMillan,2010,p.184,p.190。本文认定了主流的认识论概念，但严格地区分技术性的方法论和元理论/理论性的方法论，称前者为“方法”，后者才是“方法论”。这里借鉴了林定夷的观点，参见林定夷：《科学哲学：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方法论导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根据上述讨论，工具主义和实在论的区别不仅是方法论上的，也是认识论的，所以文中两者并用。 (74)此外，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看，经济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是压倒性的，所以本文沿袭了弗里德曼和科斯的二分法。在国际关系学中，工具主义的旗手是布鲁斯·布埃诺·德·梅斯基塔，参见Bruce Bueno de Mesquita,"Toward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A Pevsonal View,"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9,No.2,1985,pp.121-136。较近的实在论的代表作应该是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参见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0-70页。 (75)所谓“大致”符合有两层意思：第一，赫德森等FPA的领军人物探讨问题的角度是技术性的方法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方法。而不是理论性或元理论的方法论。本文的类型学是在他们对FPA方法的论述的基础上抽象出的方法论思想。第二，至少赫德森本人将简约性视为理论评价的一个标准。她指出，“FPA打开了外交决策的黑匣子，为国际关系分析增加了许多细节。这固然有助于理解国家行为的相机性，其代价是牺牲了理论的简洁和优美”。参见Valerie 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Actor-Specific Theory and the Grou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21。但正如下文所述，科斯等实在论者至少不会优先考虑理论的简约性。 (76)Milton Friedman,"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Milton Friedman,ed.,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pp.7-14. (77)科学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realism”这个词的使用比较混乱。在大多数情况下，实在(realistic)指可理解的、直觉上合适的或合理的。布鲁斯·考德威尔认为，弗里德曼使用这个词所指是理论的真值(true value)，即与事实符合的程度，参见Bruce Caldwell,"A Critique of Friedman's Methodological Instrumentalism,"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Vol.47,No.2,1980,pp.368-369。 (78)考德威尔认为，简约性并不是工具主义的本质特征，而是习惯主义(conventionalism)的理论选择标准。习惯主义强调理论的组织功能：理论的功能就是把复杂的事实组织成(逻辑)连贯的整体。这正是简约理论的长处。据此，弗里德曼的思想其实是工具主义和习惯主义的杂糅。后文将要论证，正是这种杂糅导致了工具主义理论选择标准的内在冲突。参见Bruce Caldwell,"A Critique of Friedman's Methodological Instrumentalism," p.367；马涛、张洋：《经济学的特征是预测还是解释：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相关论争的评析》，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3-8页。 (79)马涛、张洋：《经济学的特征是预测还是解释：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相关论争的评析》，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3-8页。 (80)实在论思想也有折中，那就是在无法证明知识真实性的前提下，暂时承认某个时期的习惯看法为真实。参见Lawrence Boland,"A Critique of Friedman's Crit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17,No.2,1979,p.509; Bruce Caldwell,"A Critique of Friedman's Methodological Instrumentalism," p.370；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周其仁编：《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302页。 (81)实在论者对于理论的简约性没有特别的规定，故做此推理。 (82)弗里德曼的实证科学方法论在社会科学中大行其道是一桩令人费解的学术公案。在科学哲学中，弗里德曼所推崇的“科学的目的就是预测”是一个过时的观念，早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就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科学的目的是解释”这一观念。考德威尔指出，只有假定科学的目的是发现具有充分预测能力的理论，方法论工具主义才是切实可行的(viable)。当科学的目的是发现真实的(true)解释，工具主义就变得不适用、“不合时宜”了。当代经济思想发展史对弗里德曼工具主义提供的支持很有限。例如，约翰·凯恩斯(John Keynes)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的经济周期理论被广泛接受的原因就不是良好的预测绩效，而是对经济现象的准确描述。不仅如此，工具主义支配下的实证经济理论的预测绩效很不尽如人意。参见Bruce Caldwell,"A Critique of Friedman's Methodological Instrumentalism," pp.369-372; Vincent Tarascio and Bruce Caldwell,"Theory Choice in Economics:Philosoph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Vol.13,No.4,1979,pp.983-1006；罗纳德·科斯著，罗君丽、茹玉骢译：《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9页。 (83)Lawrence Boland,"A Critique of Friedman's Critics," p.509; Bruce Caldwell,"A Critique of Friedman's Methodological Instrumentalism," p.369. (84)此处转引汪丁丁引用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观点。参见汪丁丁：《何谓“直面现象”的经济学？》，载《读书》，2004年第2期，第117-118页。 (85)Lawrence Boland,"A Critique of Friedman's Critics," p.369. (86)Karl Popper,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New York:Scientific Editions,1961,pp.103-114; Bruce Caldwell,"A Critique of Friedman's Methodological Instrumentalism," p.371. (87)卢凌宇、胡美：《国际关系定量分析：科学还是反科学？》，载《欧洲研究》，2013年第6期，第137-142页。 (88)Valerie 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Actor-Specific Theory and the Grou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4. (89)Bruce Caldwell,"A Critique of Friedman's Methodological Instrumentalism," p.370. (90)Valerie Hudson and Christopher Vore,"Foreign Policy Analysis:Yesterday,Today,and Tomorrow," p.211.此外，赫德森也认为FPA的使命就是寻找“对国家行为更完满(fuller)和令人满意(satisfying)的解释”，参见Valerie 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Theory,pp.8-11。 (91)关于“内容分析”的概念和操作方法，参见Roger Pierce,Research Methods in Politics,Thousand Oaks:SAGE,2008,pp.263-278。 (92)关于“过程追踪”的概念和操作方法，参见Alexander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MIT Press,2005,pp.205-232。 (93)Valerie 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Actor-Specific Theory and the Grou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4. (94)关于苏联对朝政策变化的原因，参见沈志华：《朝鲜战争研究综述：新材料和新看法》，载《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第89-90页；杨奎松：《历史研究的微观与宏观》，载《历史与研究》，2004年第4期，第14-15页。 (95)这里引用斯蒂芬·夸肯布什的例子：(1)大前提：我的猫是桌子(假)；(2)小前提：桌子有四条腿(真)；(3)结论：我的猫有四条腿(真)。参见Stephen Quackbush,"The Rationality of Rational Choic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Vol.30,No.1,2004,pp.87-104。 (96)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工具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并不总是使用假前提。例如，梅斯奎塔等颇具影响的“政治生存理论”，其基本假定“领导人行为的基本动机是捍卫自己的权力”就远比全知全能的理性人假设更接近真实。这个原则实际上是“多元启发理论”所说的“非补偿性原则(non-compensatory principle)”，即领袖(外交)决策首先要剔除所有损害其政治地位的政策选择。该原则得到了实验研究和深度个案研究的广泛支持。参见Bruce Bueno de Mesquita,et al.,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Cambridge:MIT Press,1999,pp.3-36; Alex Mintz ed.,"The Noncompensatory Principle of Coalition Formatio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Vol.7,No.3,1995,pp.335-349; Alex Mintz,ed.,Intergrating Cognitive and Rational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2002; Alex Mintz,"Applied Decision Analysis:Utilizing Poliheuristic Theory to Explain and Predict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pp.64-98; Jonathan Keller and Yi Yang,"Leadership Style,Decision Context,and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of Decision Making: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52,No.5,2008,pp.687-712。 (97)Bruce Caldwell,"A Critique of Friedman's Methodological Instrumentalism," p.371. (98)卢凌宇、胡美：《国际关系定量分析：科学还是反科学？》，载《欧洲研究》，2013年第6期，第129-136页。 (99)卢凌宇、胡美：《国际关系定量分析：科学还是反科学？》，载《欧洲研究》，2013年第6期，第137-142页。 (100)罗纳德·科斯：《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第13-14页。 (101)马涛、张洋：《经济学的特征是预测还是解释：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相关论争的评析》，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7-8页；罗纳德·科斯：《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第217页。马歇尔的研究程序也是如此，参见罗纳德·科斯：《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第209-210页。 (102)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著，韩莉、韩晓雯译：《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297页。 (103)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ersky,"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Vol.47,No.2,1979,pp.263-291; Amon Tversky and Daniel Kaheman,"Advances in Prospect Theory:Cumulative Representation of Uncertainty,"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Vol.5,No.4,1992,pp.297-323; Jack Levy,"Prospect Theory,Rational Choic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1,No.1,1997,pp.87-112. (104)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24页。 (105)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47页。 (106)Joe Hagan,"Does Decision Making Matter? Systemic Assumptions vs.Historical Re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5-46. (107)Daniel Byman and Kenneth Pollack,"Let Us Now Praise Great Men:Bringing the Statesman Back in," pp.112-113. (108)Valerie Hudson and Christopher Vore,"Foreign Policy Analysis:Yesterday,Today,and Tomorrow," pp.209-238. (109)Colin Elman and Miriam Elman,"Negotiating 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Elman,eds.,Bridges and Boundaries:Historians,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MIT Press,2001,p.11.两位作者在同一页上也概述了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的异同。另参见Raymon Martin,"Objectivity and Meaning in Historical Studies:Toward a Post-Analytic Views," History and Theory,Vol.32,No.1,1993,pp.25-50; Gary King,Robert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p.15-17。 (110)Randall Schweller,"The Twenty Years' Crisis,"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Elman,eds.,Bridges and Boundaries:Historians,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181-212. (111)Colin Elman and Miriam Elman,"Negotiating 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Polities,"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Elman,eds.,Bridges and Boundaries:Historians,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13. (112)Ruth Lane,"Concrete Theory:An Emerging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4,No.3,1990,pp.927-940. (113)在此处有必要区别跨层次分析与多层次(multi-level)分析这两个概念。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说，多层次分析的实质是针对某个结果变量所建构的基于不同层次的多个理论，与将要论及的跨层次分析大不相同。 (114)Thomas Mowle,"Warldviews in Foreign Policy:Realism,Liberalism,and External Conflict," Political Psychology,Vol.24,No.3,2003,pp.561-593. (115)Joseph Grieco,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Europe,America,and 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1990. (116)Robert O.Keohane,"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the Realist Challenge After the Cold War," in David Baldwin,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p.269-300. (117)Thomas Mowle,"Worldviews in Foreign Policy:Realism,Liberalism,and External Conflict," p.563. (118)Stephen Walker,"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nd Behavior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5. (119)冷战结束之后，这一状况有所改善。参见Juliet Kaarbo,"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Back to Comparison,Forward to Identity and Idea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5,No.2,2003,p.163; Douglas Foyle,"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nd Globalization:Public Opinion,World Opinion,and the Individual," p.169。 (120)张清敏：《领导人人格特点与中国外交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6期，第93-119页。 (121)张清敏：《外交决策的微观分析模式及其应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1期，第15页；Laura Neack,Jeanne Hey and Patrick Haney,Foreign Policy Analysis,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ts Second Generation,Ens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Inc.,1995,pp.17-18; Walter Carlsnaes,"Foreign Policy," p.317; Stephen Walker,"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nd Behavior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4-5。 (122)James Rosenau,"Pre-theories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pp.21-95.罗西瑙的分类细化和优化了斯奈德等内部场景(internal setting)、外部场景(external setting)和决策过程因素的类型学，参见James Rosenau,"The Premises and Promises of Decision-Making Analysis," in James Rosenau,ed.,The S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New York:Evanston,IL:Free Press,1971,pp.195-196。 (123)Robert 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8,pp.427-460. (124)James Rosenau,"The Premises and Promises of Decision-Making Analysis," in James Rosenau,ed.,The S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pp.195-196. (125)James Rosenan,"The Premises and Promises of Decision-Making Analysis," p.197. (126)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18页。 (127)唐世平：《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http:/news.fudan.edu.cn/2011/0523/27975.html ?&userId=1，登录时间：2015年2月14日。 (128)秦亚青：《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论争到趋同》，载《国际论坛》，2001年第3期，第1-8页。中国学者所做的尝试包括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5期，第20-29页；丁志刚：《国际体系、相互依存、一体化、国际秩序：对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整合》，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7期，第5-8页；徐兰兰：《女性主义的“移情合作”与国际关系理论整合》，载《国际论坛》，2004年第7期，第56-63页；舒建中：《解读国际关系的规范模式：国际机制诸理论及其整合》，载《国际论坛》，2006年第3期，第12-18页。 (129)岳汉景：《外交政策分析诸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6期，第96-97页；James Fearon,"Domestic Politics,Foreign Policy,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No.1,1998,pp.297-298。 (130)Valerie 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Theory,p.184,p.265.卡尔斯纳斯的观点与此类似，但他进一步指出，理论整合只有当因变量为政策结果或行为时才是可行的，不能是政策过程。参见Walter Carlsnaes,"Foreign Policy," pp.316-317。 (131)比较赫德森的经典文献综述，FPA在跨层次理论整合方面取得的进展是很有限的。在2006年版的《外交决策分析：经典与当代理论》中，赫德森举出的例子主要是Michael Brecher,The Foreign Policy System of Israel:Setting,Images,Proces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Jonathan Wilkenfeld,et al.,Foreign Policy Behavior:The Interstate Behavior Analysis Model,Beverly Hills:SAGE,1980。在2013年的第二版中，该书单只增加了寥寥三四种，也就是：Mark Brawley,"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Strategic Calculations:Explaining Divergent British,French,and Soviet Strategies Toward Germany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1919-1939)," in Steven Lobell,Norrin Ripsman and Feffrey Taliaferro,eds.,Neoclassical Realism,the State,and Foreign Poli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75-98; Stephen Walker,Akan Malici and Mark Schafer,eds.,Rethinking Foreign Polity Analysis:States,Leaders,and the Microfoundation of Behavior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11.其中很值得一提的是赫德森称之为沃克学派(the Walker School)等正在从事的“行为国际关系学”研究。斯蒂芬·沃克指出，传统的FPA割裂了国家行为者和个体行为者。实际上，对国家行为者而言，外交决策受制于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相关联的约束和刺激；对于个体决策者来说，个人决策受到国内和个体的约束和刺激的影响。因此，沃克建议以国家行为者和个体行为者为双重分析单元。尽管如此，不能否认，跨层次分析的成就和影响还非常有限。参见Valerie 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Theory,pp.165-184; Valerie 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Theory,pp.185-200。 (132)James Caporaso,et al.,"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p.33. (133)Valerie 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Actor-Specific Theory and the Grou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0.这些成果主要有Harold Guetzkow,"A Use of Simulation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Harold Guetzkow,et al.,eds.,Simulat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Developments for Research and Training,Englewood Cliffs:Prentice Hall,1963,pp.541-568; Michael Brecher,The Foreign Policy System of Israel:Setring,Images,Process,1972; Rudolph Rummel,The Dimensions of Nations,Beverly Hills:SAGE,1972; Rudolph Rummel,Understanding Conflict and War,Beverly Hills:SAGE,1977; Maurice East,Stephen Salmore and Charles Hermann,eds.,Why Nations Act,Beverly Hill:SAGE,1978; Jonathan Wilkenfeld,et al.,Foreign Policy Behavior:The Interstate Behavior Analysis Model,1980; Patrick Callahan,Linda Brady and Margaret Hermann,eds.,Describing Foreign Policy Behavior,Beverly Hills:SAGE,1982。 (134)Charles Hermann,et al.,"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Events of Nations(CROEN) Project:Foreign Policy Events,1959-1968," http://www.icpsr.umich.edu/icpsrweb/ICPSR/studies/5205，登录时间：2015年1月28日。 (135)Charles Hermann,et al.,"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Events of Nations(CROEN) Project:Foreign Policy Events,1959-1968," http://www.icpsr.umich.edu/icpsrweb/ICPSR/studies/5205，登录时间：2015年1月28日。 (136)Valerie 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Actor-Specific Theory and the Grou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20-21. (137)Valerie 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Actor-Specific Theory and the Grou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20-21. (138)Valerie 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Theory,pp.186-187. (139)James Caporaso,et al.,"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p.32,p.34. (140)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程序同科斯等的方法的差别在于理论建构的基点是外交决策者。可参考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周其仁编：《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第293-297页；罗纳德·科斯：《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第210页；唐世平：《浅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关系》，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sxyj/2012/0210_53384.html，登录时间：2015年2月3日。 (141)这个程序只是本文对特殊行为者理论构建过程的一个初步设想。具体的设想和举例将另文详述。 (142)卢凌宇：《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选择》，载《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2期，第61-74页。 (143)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144)Jack Levy,"Causes of War and Conditions for Pea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No.1,1998,pp.39-65. (145)唐世平：《寻求国际关系理论突破：将中国作为一个支点》，http://big.5.locpg.hk/gate/big5/www.qstheory.cn/gi/gj_wydy/201204/t20120424_153421.htm，登录时间：2015年1月24日。 (146)James Rosenau,"The Premises and Promises of Decision-Making Analysis," p.208. (147)李志永：《外交政策分析的路径与模式》，载《外交评论》，2001年第6期，第90页。 (148)FPA还有其他次要的衍生特点，例如多因素解释(multifactorial)、跨学科性和施动者导向(agency orientation)等，参见Valerie 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Theory,pp.6-7。 (149)但是这样的尝试从来没有停止过，较近的一次是格伦·帕尔默和克利夫顿·摩根的著作，参见Glenn Palmer and T.Clifton Morgan,A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150)本文作者认为，美国中心主义在FPA中的表现主要有两个：一是实证主义认识论和在体系层次寻找行为原因的结构主义解释；二是大多数研究关注的都是美国外交的问题，对美国以外的问题兴趣很小。 (151)对FPA的非美国学派最新、最系统的研究是即将出版的Klaus Brummer and Valerie Hudson,eds.,Foreign Policy Analysis Beyond North America,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15。此外，赫德森在2014年的文献述评中简单地介绍了北美以外的FPA，参见Valerie 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Theory,pp.212-222。 (152)Steve Smith,"Foreign Policy Analysis:British and American Orientations and Methodologies," Political Studies,Vol.31,No.10,1983,pp.556-565. (153)Valerie 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Theory,p.185. (154)Walter Carlsnaes,"Foreign Policy," p.298. (155)James Caporaso,et al.,"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p.32. (156)Colin Elman and Miriam Elman,"Negotiating 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Polities,"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Elman,eds.,Bridges and Boundaries:Historians,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4-5. (157)2011年11月12日，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会中西部分会年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Midwest Annual Conference)”召开了题为“探索外交政策分析的新边疆：新领域和跨学科交界”的圆桌会议。卡梅伦·蒂斯(Cameron Thies)和库普·德鲁里(A.Coope Drury)等坦率地表达了对FPA学者生存状态的担忧。参见http://isanet.typepad.com/blog/2011/11/isa-midwest-conference-program.html，登录时间：2015年2月19日。 (158)秦治来：《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转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第86-96页。 (159)罗纳德·科斯：《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第38页。 (160)参考卢凌宇、胡美：《国际关系定量分析：科学还是反科学？》，载《欧洲研究》，2013年第6期，第143-144页。 (161)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著，冯克利译：《科学的反革命》，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 (162)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01页。 (163)Bruce Caldwell,"A Critique of Friedman's Methodological Instrumentalism," p.373.考德威尔与弗里德曼夫妇的观点可以相互印证，参见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第293、297页。 (164)Valerie 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Theory,p.187. (165)关于FPA的历史和现状，参见Valerie 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Theory,2013。 (166)王逸舟：《中国大陆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载《东亚季刊》，1999年第3期，第71-90页。 (167)例如苏长和：《从“政学相轻”到“政学相重”》，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44-46页；王缉思：《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脱节的症结与出路》，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3页。 (168)例如李滨：《科学方法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局限性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1期，第19-24页；秦亚青：《国际关系中科学与人文的契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78-79页；张志洲：《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进路：兼论国际问题研究的政策性与学术性》，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74-79页；卢凌宇、胡美：《国际关系定量分析：科学还是反科学？》，载《欧洲研究》，2013年第6期，第143-144页等。 (169)关于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生成，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比如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5-176页；鲁鹏：《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四种途径的分析与评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6期，第52-61页；王义桅、韩雪晴：《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第21-40页；宋伟：《核心概念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载《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4期，第9-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