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问题研究的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新技术论文,开发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目前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达53个，遍布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这些高新区为培育高科技产业，带动地方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01年，全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的技工贸总收入、工业总产值、利润、交税、出口创汇分别是1991年初期的137倍、142倍、81倍、164倍、126倍；高新区收入上亿元的企业已达到1539家，这些企业实现技工贸总收入达到9911亿元，占当年高新区技工贸总收入的83.1%，超过了2000年高新区技工贸总收入之和。这表明，这些高新区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得到了快速、健康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基地。
1 高新区的定位研究
国家科技评估中心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评估报告”中，认为高新区的总体目标在不同时期分别侧重：“科技成果转化”、“高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和“推动民族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人大委员、政协委员、新闻界人士等各界代表对高新区的看法不一，认为高新区是国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目的在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实现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示范区；是向传统产业扩散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辐射源；是对外开放窗口等6个目标的比例分别为：82.1%、75.4%、68.9%、64.2%、51.9%和50%，而认为高新区具有造就科技企业家的学校、建设现代文明新城区的两个目标的比例只有44.3%和26.4%，这表明公众对高新区是否具有建设新城区和造就企业家两个目标存在较大分歧[1]。
吴敬琏认为，一个地区的定位或者开发目标定得是否正确，对它的开发进程有决定性的影响。很多人认为高新区是高新技术的创新中心，高新技术产业的创业基地，新型企业家的摇篮，其中第二点是关键，创业基地的这种提法同硅谷人的说法有些相近，他们说硅谷是创业企业的栖息地，即其地理、气候以及其他条件有利于高技术企业、高技术人才生活和繁衍的地区。麦肯锡公司则突出在其中繁衍的企业，把高新技术开发区称为“创业企业集群”[2]。
陈政高认为，准确的定位是高新区发展的前提条件，高新园区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新市区，园区内必须具有社会功能，具有配套齐全的服务系统和生活设施。这个新市区的主要标志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区，新体制的形成区以及21世纪的形象区[3]。
2 高新区规划研究
顾朝林、赵令勋认为，综合各国的经验教训，高技术区的区位选择，应依次考虑下列各项因素：智力密集程度、开发性技术条件、信息资源、基础设施条件、生产和生活环境。即高技术产业区的建设首先要选择那些智力资源密集、具有一定技术孵化能力的地区，这些地区一般要求有良好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丰富的信息资源，洁净的环境质量，优良的社区生活品位。这些都是在高技术区规划建设中应该充分考虑的问题[4]。
黄宁燕认为，高技术开发区从建设到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至少需要十几年时间，发展的长期性对园区规划提出了更高要求。高技术与传统技术、高技术区与周围地区应当保持适当的技术差距，落差过大对高技术的转移与扩散不利，同时，高技术开发区在技术的发展上也有一定的阶段性。成功的高技术开发区往往都是从一个小区逐步发展为成片的地带。因此园区的长远规划应该注意园区与周围地区发展的联系，在空间上为园区未来的扩展留有余地[5]。
3 高新区发展模式研究
顾朝林、赵令勋认为我国高新区的发展逐步向3种类型转化：一是创新与孵化器型，此类型园区主要凭借创新科技激发产业的潜力与创新能力，加速地区产业的新陈代谢，建立新的产业基础，一般多毗邻科技型的大学与研究中心，可供作为科技新兴的基地。北京、武汉、西安、长春等高新区可朝此方向发展。二是研究与开发型，这类园区设立的目的主要在于传统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园区一般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一般选择在大城市地区比较合适，如沈阳南湖、大庆、绵阳等开发区采用这种类型发展，对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可发挥重要作用。三是出口加工型，这类园区一般从事大中规模的开发与生产，主要利用沿海、沿江等区位优势及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发展外向型高技术企业。惠州、中山等高新区可向这个方向发展[6]。
徐江客、李晓春认为，我国的高技术园区的发展模式可分3大类：①开创发展模式。该模式适用于国内技术领先、具有一定的世界先进技术并具有借鉴嫁接世界先进技术的能力、具有较好工业基础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区。②跳跃发展模式。其核心不是以研究为起点，而是把重点放在技术引进及经济上以引进资金为主，呈现低投入、低风险、高产出、高效益，导致地区经济呈现跳跃式发展。该模式适用于市场经济较为发达、交通便利的沿海、沿江地区，如苏锡常、齐鲁地区。③跟进发展模式。我国中西部的大部分技术和经济有一定基础但不很发达的地区，可依靠自身条件和引进技术、资金，促使外来技术和自有技术相结合，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在区内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如西安、大庆、郑州等高新区[7]。
时云辉认为我国高新区的发展可以选择3种模式：创新基地型、高技术产业基地型和区域经济辐射型。北京、上海的高新区可朝创新基地型发展，它们有着最完备的信息基础设施，人才聚集，风险资本活跃，有充分的国际交往和合作，将组织技术创新放在首位；深圳、广州、青岛、苏州等地的高新区可朝高技术产业基地型发展，它们区内集聚了大量的全国性公司和一定数量的国际性公司，企业多已进入规模化生产，以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为主，出口能力较强，创新创业环境较好；大多数高新区可朝区域经济辐射型发展，这些高新区多以中小企业为主，也有不少专、精、特的公司，生产型企业占不到绝对多数，多集中在新建区内。同时开发区往往在市内开辟有政策区、科技一条街、科技楼、创业中心等，以加强了开发区与母城的联系，提高创新能力和发展活力[8]。
4 我国高新区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高技术产业的主要载体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十多年的辉煌发展后，社会各界对高新技术产业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寄予厚望。但我国的高新区建设在发展中表现出来的问题越来越明显。
国家科技评估中心在对国家级高新区的评估案例中指出，高新区所在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实力相差悬殊，影响高新区经济建设的进展。从全国来看，投资缺口和将要开发的面积规划不匹配。与国外科技园区相比，我国高新区的发展环境与工业化国家科技园区发展条件有较大差距；我国高新区的法制环境还不够完善，政府支撑条件有限，优惠政策针对性不强，形式单一；国外园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多属纯经济性或技术性的，而中国高新区遇到的问题主要属于体制性的[9]。
顾朝林、赵令勋认为，从发展的眼光看，我国高新区存在布局太多，一期开发规模过大问题，远远超越现阶段国家本土科技成果开发、吸引外资和国力承受的能力。一些开发区由于建设资金短缺，低价甚至免价大量批租土地，造成国有资产隐形流失。另外，高新区规划的产业结构雷同现象严重。来料或来件加工、装配者居多，关键技术性生产多在国外，本土科技成果开发落后[10]。
柳卸林认为，我国高新区国际竞争力不足与以下几个原因相关：第一，高新区的起点低，技术含量低，产业结构趋同严重，缺乏技术创新；第二，过于依赖计划与政策的推动。高新区的发展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过于强调政府科技计划的重要作用，过于强调用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第三，高新区内没有形成产业的网络和集群[11]。
匡致远、陈杰认为，硅谷等成功的高技术产业园区的经验表明，产业聚群是高新技术园区内企业乃至整个园区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有效机制。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中，由于多靠提供土地和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进区以及区内技术创新水平不高、持续创新能力不强，导致区内企业聚集呈现脆弱性；大多数区内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产业网络尚未形成，产学研合作等产业聚群机制不完善；另外区内缺乏鼓励冒险的企业家精神和重视合作与非正式交流的社团文化，以及高层次专门人才和复合型人才，这一切都难以适应高新区产业聚群的发展[12]。
5 我国高新区发展的思路及方向
吴敬琏认为，中关村十多年来与硅谷的距离拉得更大，问题可能出在计划经济的那一套领导科学技术工作和工业发展的方法上。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不是物质资本的数量和质量，而是决定于有没有建立起一套有利于高技术及相关产业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只有这样的制度安排，才是推进技术进步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检验一种制度安排是否适当的标准，在于它是否有利于发挥掌握着人力资本的专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13]。
盖文启、王辑慈认为培育区域创新网络是我国高新区发展的首要任务。我国的高新区大都重视区外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迁入，却忽视了区内行为主体之间的密切合作，这大大降低了区内衍生企业的能力和创新的机会，同时产业的非本地化将会使高新区内出现“空心化”现象（区内迁入企业的迁出、关闭以及关键资源的大量流失等）。另外，创造利于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和技术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以及健全的法律服务体系等，尽快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完善社会化的企业服务系统，重视区内中小企业的衍生和发展，都将有利于我国高新区的进一步发展[14]。
柳卸林从深圳发展的经验出发，认为深圳在许多先天条件不如北京的情况下，在短短的时间内，在缺乏必要条件的情况下，在我国的高技术产业中占领重要的一席之地，主要是由于有着促进高新区发展的7大要素发挥了重要作用，这7大要素分别是：充足的科技与智力资源、良好的创业环境、发达的创业投资、明晰的知识产权安排、政府管理的效率、产业的多样化和技术创新、产业的网络和集群化。而这七大要素正是高新区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15]。
张军咏指出，经过研究分析，高新区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有其基本规律：①良好的创业环境是高新区发展的必要条件。以人才为本、以企业为核心的良好的创业环境至少应体现在9个方面：政府服务环境；政策法规环境；企业孵化环境；产业配套发展环境；有效的投入环境；体制创新环境；人才成长与使用环境；创新文化环境；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②实现智力聚集是高新区发展的内在要求。高新区在着眼于其特点，有针对性地拓宽聚集渠道，形成智力聚集的高地的同时，要解决好两个问题：重聚集、轻使用的问题和重新进人才、轻原有人才的问题。③形成产业特色是高新区发展的优势所在，这有利于市场要素的高效聚集、提高同一类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带动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④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是高新区发展的重要基础[16]。
范柏乃、江蕾针对高新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建议尽快出台《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通过立法来指导、规范、管理、保障和促进高新区的健康发展。同时制定出台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进一步优化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环境。要大胆支持和放手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提高民营科技企业在高新区的比重，促进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产业更加富有活力地向前发展。另外政府要采取有力措施，集中财力，重点培育大企业和支柱产业，并根据国外发展风险投资的成功经验，引导民间资金投向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产业[17]。
杨水、雷德森主张，高新区当前应以创建大产业为发展目标，尽快提高企业规模和产业水平，高新区只有发展大产业，才能真正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基地，才有力量支撑新兴产业发展和带动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集团化是发展大产业的必由之路，从国内外发展大产业的成功经验看，大企业（大中型企业、军工企业）、大院校（高等院校）、大院所（科研机构）的联合作战、集团化发展，最有利于迅速形成一批大的新兴产业基地。这种产学研工程的发展模式，是推进企业集团化，发展大企业，加速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的最佳模式选择[18]。
6 高新区发展比较模式研究
萨克森宁在对比研究了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兴衰史后发现，硅谷有一个以地区网络为基础的工业体系，系统中企业内部职能部门的界限被打破并相互融合，该体系能够促进各个专业制造商集体地学习和灵活地调整它们的技术。128公路地区则是以少数几家一体化的公司为主导的，其工业体系建立在各自独立的公司基础上，这些公司把各种生产活动内部化了，这种工业组织方式限制了地区利用新技术的能力。两种不同的工业组织方式解释了硅谷和128公路地区不同的经济表现[19]。
胡德巧从硅谷与筑波的发展现状比较中，认为影响高新区发展的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即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两个科技园区由于体制的根本区别，导致了整套机制、整套作法和最终结果的完全不同。通过对硅谷与筑波成败体制原因的初步分析，他认为我国高新区应借鉴硅谷成功的先进经验和科学的管理方式，吸取筑波失败的教训，在坚持我国国情的前提下，以市场为导向，加快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努力造就中国的“硅谷”[20]。
樊宏认为我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基本上属于政府主导型开发模式，原因首先是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相比，发展差距不仅表现在科技领域，而且还表现在市场发育、思想观念等方面。其次是政府通过种种手段，促进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增强地区竞争优势，政府才有能力解决一些社会、经济问题。因此，我国采取政府主导模式有一定的合理性[21]。
黄宁燕认为，高新区的管理体制有3种类型：一是美国采用较多的“民办”的市场机制调节，这种类型的优点是使园区内的各个企业卷入激烈的自由竞争中，使园区充满活力，有力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不足之处在于分散性和松弛性。二是“官民结合”的政府经济指导型，日本的高技术开发区大部分属于此种类型。该类型的特点是官民结合、上下协调、统而不死，政府充分依靠行政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干预，对开发区实行有效地管理，既使国家计划得以保证，又让民间企业有很大主动性和自由度。但这种管理模式不利于基础性与探索性研究。三是“官办”的中央集中计划型。由于实行了高度集中，能与各方面协调并有效进行宏观控制。但从竞争的角度来说，容易束缚开发组织的活力，影响技术开发的效率及发展。当前我国高新区尚未实现由政府驱动向机制驱动转变，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运行机制是高新区发展的历史重任[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