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巴赫金时代的文化理论——2.后巴赫金时代——近二十年俄罗斯文化理论发展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理论论文,时代论文,文化论文,俄罗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0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6)05-0009-06
一、再发现：对巴赫金思想的整理和研究
巴赫金是20世纪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文艺学家和历史文化学家，上个世纪的60年代和80年代曾分别出现过两次发现巴赫金的热潮。迈入21世纪后，《巴赫金全集》（“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е”）（第二卷）和《巴赫金文集》（“Бахт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第四辑的出版标志着对巴赫金的“第三次发现”。近年来，俄罗斯相继出版了一些巴赫金研究专著、文集。这里我们向大家介绍其中的几部，它们大都是集体研究的结晶，代表着俄罗斯巴赫金研究的最新水平。
第一部是马赫林主编的《巴赫金文集》，这是在俄罗斯和世界文化语境中分析和评价巴赫金哲学思想遗产的出版物。文集从1990年出版第一辑以来，分别于1991、1997、2000年出版了第二、第三、第四辑。其中第四辑集中了俄罗斯国内外巴赫金研究的最新成果，包括与涅维尔哲学学派的历史相关的材料和研究，巴赫金的术语与范畴研究，图尔宾回忆巴赫金的文章，有关档案、评论与综述以及对近些年来俄罗斯国内外某些巴赫金研究大事件的反响，在“问与答”部分里全文刊登了马赫林访谈录。第四辑不仅提供了大量直接与巴赫金的生活和创作有关的材料，而且还提供了20世纪20-30年代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史较少涉及和研究的材料。
第二部文集题为《巴赫金与20世纪哲学文化》。该文集是1991年2月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巴赫金研讨会上的文章汇编。文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由“文化—对话—交际”和“巴赫金与欧洲人文科学传统”组成，这一部分着重于在世界科学、艺术、哲学思想文化语境中研究巴赫金的遗产。第二部分包括“国内语境中的巴赫金”以及文集后面所附的“档案”、“论作与译作”、“补充问题”。该文集的学术水平较高，强调在20世纪的思想文化语境中来评价巴赫金的思想，不回避矛盾和分歧。是以往的研究所不可比的。
第三部文集是1992年由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出版的《哲学家巴赫金》。该文集力图重建巴赫金思想的哲学和方法论的前提。他们正视巴赫金思想中的许多矛盾，并不单一地评价他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该文集注重在20世纪的哲学、语言学和文学艺术的广泛语境中研究巴赫金的思想，强调巴赫金思想的不可纳性，即不可简单地将之纳入德国新康德主义，或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当代的后现代主义等。
第四部文集是由塔·玛尔琴科、勃罗依特曼、萨捷茨基等人编撰的《巴赫金词汇大全：材料与研究》，于1997年在莫斯科出版。这是俄罗斯计划出版的系统研究20世纪俄罗斯最著名的人文科学家的术语汇编的系列丛书的第一部。该文集由三部分组成：“巴赫金词汇大全”词目表（草案）；“巴赫金学术语言问题”；“巴赫金学术概念系统词汇材料”。塔·玛尔琴科经过认真慎重的考虑收集了巴赫金采用的近三百条词目。由于种种原因，外文译本中对巴赫金术语多有曲解。因此，他们所作的重要修正有助于更充分、更确切地阐释巴氏语言。
第五部文集是由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巴恰罗夫主编的《巴赫金全集》，目前正在整理出版的过程中。全集拟分成七卷出版，第一卷：20年代的哲学美学；第二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29年）；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1929年）；第三卷：小说理论（30年代）；第四卷：关于拉伯雷的书和有关材料（1940-1970年）；第五卷： 40-60年代初的著作；第六卷：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63年）；60-70年代的著作；第七卷：巴赫金的周围。1997年首先出版了第五卷， 2000年出版了第二卷。第二卷发表了巴赫金上世纪20年代有关俄罗斯文学的著作，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29年）、论托尔斯泰创作的文章及有关档案材料、论托尔斯泰的文章，并首次全文刊登了20年代米尔金娜记录的巴赫金有关 19-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讲稿，包括卡拉姆津、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理到阿赫玛托娃、列米佐夫、扎米亚京、爱伦堡、费定、左琴科等36位作家。除此之外，还有鲍恰罗夫做的注释以及人名索引、术语索引等。
第六部文集是2002年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基督人文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的《米哈伊尔·巴赫金：世界文化语境中巴赫金的创作与文化遗产》，书中从6个方面介绍了世界各国学者对巴赫金的研究成果：1.志同道合者的研究成果；2.思想命运：对话、复调、时空；3.思想命运：狂欢文化；4.现代背景上的巴赫金；5.巴赫金研讨会上的学术报告；6.巴赫金思想的世界意义。
另外，瓦吉姆·列涅茨金的专著《反巴赫金——论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最好的一本书》（1994年）成为巴赫金研究的又一个方向。作者以纳博科夫为例，试图做出一个与巴赫金的理论相反的结论。
二、对话者：从洛特曼到比布列尔
巴赫金和洛特曼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创作思想上都体现出深厚的民主思想，因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狂欢理论是从地位平等的参与者的角度出发推断得出的，洛特曼的文化学思想也极其客观并富有民主精神，二者的追求都可谓对真理的追求。这里，笔者着重介绍洛特曼与巴赫金文化理论的差异，以及洛特曼对巴赫金理论的发展。
巴赫金与洛特曼符号学理论研究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时空论。洛特曼与巴赫金的分野表现在他们因不同的哲学依据而产生的不同的判断体系上，譬如对时空概念的不同理解。巴赫金在认识时间和空间的问题时把时间和空间融合为一体。例如，他在分析歌德的时间观念时总结出的不同时间的融合、空间中时间的视度所具有的完整性和鲜明性、事件时间与完成这一事件地点的密不可分性、不同时间（现在和过去）之间有目共睹的重要联系等特征。针对这些特征巴赫金又把文学中的这种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称之为“时空体”，认为文学中时空是不可分割的：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空间与时间在巴赫金的理论体系中相互等同。
洛特曼认为，“空间”概念在广泛的语言形式里可以表达“时间”概念（如俄语中бежит一词）。洛特曼将时间视为第二性的，认为它来自于空间范畴：“表达空间关系的语言……是第一性的、基本的，而时间模式则增筑在空间语言之上，是第二性的。”洛特曼指出：“在当代符号学中存在着两种对空间完全不同的理解……巴赫金从物理学观念出发（相对论），将空间和时间视为同一个现象 （有发源于康德的可能），而我们……则是从数学 （拓扑学）角度来理解空间的，因为这个意义上的空间可称之为彼此间存在连续性关系的各个客体或点的集合……从这一角度看，空间就是一种广泛的模拟语言（Язык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я）。试看，我们在日常交际中可以用表述空间的语言来表达时间范畴 （如предыдущий，последующий，время бежит，время остановилось等），而用表述时间的语言表达空间概念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在对时间与空间的认识和判断上，洛特曼与巴赫金有很大的差异。
第二，对话论。巴赫金对结构主义持批评态度，把结构主义者视为“索绪尔的跟随者”，建立了与索绪尔静态符号系统不同的动态符号系统，创立了与过去的“独白”理论相对立的“对话”学说，提出了对话与独白之间的对应关系，他说：“独白与对话的区别是相对的。每个对话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独白性（因为是一个主体的表述），而每个独白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对话，因为它处于讨论或者问题的语境中。”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主张“在一切中听到各种声音和它们之间的对话关系”。他以《叶甫盖尼·奥涅金》为例，研究多语体的作品中诸语体之间的对话，力求把自己对多语体的理解与洛特曼著作中的分析加以区别。他不赞成洛特曼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该作品，认为洛特曼把该作品的多语体性理解为一种重新编码，结果导致最重要的对话因素消失，不同语体的对话变成同一种东西不同说法的简单共存。他写道：“在有意识地采用多种语体的情况下，各种语体之间总是存在着对话关系。”巴赫金批评了结构主义方法“封闭于文本之中”的“机械的范畴”，即“对立关系”、“代码更替”及一贯始终的“形式化和非人格化”。
巴赫金当时还不了解洛特曼在文化历史方面的研究，也未能了解洛特曼符号学的全部思想（尤其是洛特曼在巴赫金去世后的文化符号学思想）。尽管巴赫金把洛特曼及其学派的著作《符号体系论丛》与当时著名的语文学家、科学院院士康拉德和利哈乔夫的著作并列一起看作是当时优秀的文艺学著作，但他始终对洛特曼及其学派持疏远态度。
事实上，洛特曼后期已由结构主义诗学向文化符号学发展，洛特曼本人对巴赫金与索绪尔的区分就说明了这点。“对话理论”也是洛特曼在研究中常常涉及到的一个问题，他从符号学角度给“对话”下的定义是：这是一种对新的、在对话关系之前尚未有的信息的加工机制。“对话”意味着对称，对称首先是通过对话参与者之间的（语言）符号构造之别来表示，其次是通过交际的轮流指向来实现。后者是指对话参与者轮流从“传达”立场转向“接受”立场，因而传达是在离散的、彼此间断的情况下进行的。他指出，在“对话”机制的内部，“作为一种符号的替代形式，对话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中还有其他联系形式，而且在各个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的单位之间对话也是不可能的”，在对话过程中每个情景参与者都力争转向“他人”的话语。
洛特曼强调，“对话理论”是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基本原则，是口头语言和描写语言、文学语言和戏剧语言、文学语言和电影语言相互补充的必然规律，该对话原则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和代码所构成的对话交际。这样，洛特曼就从符号学范畴强调了对话的动态过程。
洛特曼80年代的观点在某些方面与巴赫金十分接近，看似洛特曼完全改变了自己早期的观点。其实，洛特曼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只不过在早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拓宽了自己的学说，由结构主义符号学发展为一种更广泛的符号学。我们不难看出，洛特曼与巴赫金的符号学还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另外，在这里我们也将比布列尔和巴赫金的文化对话理论作一个简单的比较阐述，以此说明对现代文化理论的概述可以从任何一个观点出发来看待其体系的形成。
上述理论的基本范畴可能有以下几种概念：独白、复调、对话、狂欢、笑文化等等。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确立与这项工作的实质相一致的各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链。
就哲学而言，文化对话思想本身并不是新东西，但是，巴赫金所研究的，以及由比布列尔继续研究和发展的一些基本情况，进一步加深、拓展、明确了这一文化对话思想。巴赫金将文化理解为：
1.不同文化的人们交流和对话的形式；
2.个性自我觉醒的结构，以及他所具有的历史性和社会性；
3.首先发现和接受世界的形式。
这三种定义相互依存又相互转换。当我们谈论作为不同文化的人们交流的文化时，我们会怀疑我们当今遇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化。作为交流的文化不仅存在于现在，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形式，这种作品的形式被看作是个性交流中的“个人交流形式”，由于这种思想便产生了文化的第二种定义。作品是三个文化定义的基础，通过作品进行交流后，在现象、人、处世哲学的相互作用中，人们首先发现了世界。
人在反映其天性的心理生理品质的影响下，作为个体来到世界，只有在与自然的作用下，在与他者的交流中，个人才会获得品质特征，他才能形成个性，他越是个性，就越是与众不同。对于巴赫金的哲学，“他者”（交谈者，对方）的概念是关键，因为个人就是个人，把自己看作仅仅是与“他者”相关的个人。对于个人来说，文化是作为“个性中自我觉醒的形式和我们的生活、意识、思想的自我觉醒的形式”而显现出来的，作为个性的人的行动和行为的基础是自由的，其行动与行为在向外的同时，又指向内部，指向自己，这种自由决定了个性的自我觉醒，实现了自我觉醒的生机与活力（文化的调节功能）。但是，在文化环境中，个性中的个人自我觉醒只能出现在对话中，而这种对话是建立在下面三种思想的基础上的：
1.对话是人们相互理解的总的基础；
2.对话是所有话语题材的总的基础；
3.对话是交流。
文化对话概念本身具有交流特性，康德说：“思考就是与自己说话……就是（通过复现想象）倾听自己的内心”，内心的小对话是文化大对话思想的构成部分，通过作品、文本与他者进行对话是文化“长远时间”中的小对话。
比布列尔说，简单原始的对话概念是人的话语 （科学的、日常的、道德的等）中所遇到的对话的不同类型之一，在文化对话概念中，这些类型与对话思想没有关系。“文化对话”中，话语是指真理本身（美、善……）的对话，同时理解他者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现实的与潜在的）、不同逻辑思维、不同真、善、美……的“我—你”的相互理解。文化思想中的对话不是不同观点和认识的对话，而始终是不同文化的对话……
由于某些交流原子——文本，对话中的个性交流便产生了，巴赫金在自己的《话语创作美学》中写道，仅仅通过一个人创作的和正在创作的文本是可以了解这个人的。文本，在巴赫金看来，可以有不同的形式。
每一种形式中，文本作为文化的交流形式可能容易理解，每一个文本都依赖于它过去和未来的文本，这些都是作者创作的，有着他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世界图景和形象，在自己的世界中文本具有过去和未来的文化意义，它总是处在边缘，总是对话着，因为它总是针对着另一个文本，因此，文本的这一特点直接指向使它成为作品的语境。作品中体现了作者的一切，而这一切可能仅仅只是接受者的意思。作品的第二个特点是，作品每一次的出现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交流相互排斥的时候，才会有意思，正是通过作品的这种交流，世界才被首次发明创造出来。文本总是针对另外一个文本，在这个文本中，它才具有交际特点。作为作品的文本只有在被他者理解的情况下，才具有意义，而这只能出现在以下几种情况下：
·文本可能具有位于其中的内在的意思逻辑；
·文本可能建立在对交流者来说是共同的语言和文化题材传统的体系之中；
·作为作品的文本可能因语境而被理解。
文本—作品可以看作是两个沉溺于无限文化语境的主体的对话会晤，需要特殊的理解方法，其中包括四种行为活动：
1.接受文本；
2.了解和认识该语言的涵义；
3.了解和认识该文化语境；
4.积极主动的对话理解。
对作品加语境等于文本的作品的理解，要以下面三种语境为条件：
·描写语境；
·作者的语境；
·解释者的语境。
在结构和语境相互作用中的理解，不同于解释，是对文化对话观基本的认识方法。“解释仅仅是一种意识，一个主体；而理解是两种意识，两个主体……理解总是以对话的方式进行的”。
巴赫金是这样解释理解的：
·理解是相互理解；
·理解是交流（不是独自的认识）；
·理解是自我意识（与自己交流）。
对作品的理解从而可以产生对文化语境中的个性思想的理解，理解他对他者的态度、交往和关注。
不同理解形式的交流在于对作为人文思想特征之一的普遍性的追求，而人文思想的定义就是对话。
人文思想把理解看作对话，因此可以说，在一定的范围内，人文思想与对话思想意义相同。创作概念是中心的、透明的概念之一，用巴赫金的话来说，就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的概念，即文化中人的认识方法所显现出的创作范畴，或准确地说，文化中人的生活方法所显现出的创作范畴”。出现在社会文化交流中的创作，在生活和历史文化运动中，可以看作是文本（作品）的意识，这些文本具有一定的意义，是人活动的产品，是人精神活动的产品。文本，前面已经说过，总是针对他者，或者针对作为他者的自己。“任何同类人创造的产品都是‘书信体文艺作品’，这种作品按照自己的方式‘交谈’、提问、回答，并具有‘消息’作用，需要会‘听’这个消息，同时，这个消息在接触另一个文本的时候，便反反复复活跃于整个文化生活之中”。
创作概念中的重要作用就是把作为回答的意义转向个性心灵的审问，这一审问可能只有提出问题和寻找答案的人才能明白，改变意义的创作不是物质的力量，不是其技术上的事物或客体的创造，而是向另一个意义的过渡。创作的特征是个性活跃的程度，周围环境只是其媒介。
三、裂变中：当代俄罗斯大众文化研究现状
大众文化成形于20世纪中叶，它强调文化的群体性，它主要表现在大众传播手段的发展、精神财富生产与分配的商业化、大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充裕上。总之，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大众化。大众文化可能是民族的，也可能是国际的，大众文化不同于上流社会文化之处就在于它拥有众多的受众，而与民族文化的区别则在于它始终是大众自创自受的。
然而，俄罗斯现代化运动300年来不曾改变知识分子的“思想性”传统，文学家在创作上普遍追求精英文化，理论家和批评家向来严肃化，连形成于市场化运动中的电影电视和特别需要依靠市场机制才能生存的音乐、绘画、戏剧等也常常远离经济规律。这一传统甚至导致普通公众也主要是接受高雅文化，排斥大众文化。然而，在20-21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这个经久不衰的惯例正在遭受大规模的冲击。作为近10年来最突出的文化现象，一方面是俄罗斯文化发展显示出强烈的后工业社会特征，与国际文化发展呈现同步趋向，改变了俄罗斯文化的基本构成和惯例；另一方面全球化潮流中又没有俄罗斯大众文化的声音，连往日感动世界的精英创作的风景也不再重现。不过，大众文化发展的日趋全球化，尽管在俄罗斯发生时间很晚（90年代初），但它在形式上更趋于国际化了，前苏联时期那种统一于一种声音、一种色彩和一种思想的文化僵局消失了。
如何认识当代俄罗斯的大众文化景观，是21世纪俄罗斯知识界最莫衷一是的问题，因为俄罗斯传统的文化概念不足以解释大众文化特性，当代俄罗斯又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大众文化理论，更没有出现西方那种广泛影响世界的大众文化批评理论；又因为大众文化在欧美是合法化的文化工业，在俄罗斯则没有孕育出类似的大众文化认识论。另外，大部分批评家和理论家本身是精英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因而大众文化在理论上还是没有得到相应的积极研究。但是改革还是孕育出与精英文学相对立、非意识形态化的大众文化。特别是随着前苏联社会解体的到来，这类文化现象也逐渐从不合法变得合法，其边缘化位置也得到了大幅度改观。
按洛特曼的说法，“大众文学属于社会学范畴。它涉及的与其说是某种文本的结构，不如说是构成这种文化的文本系统的社会功能问题”。“大众文化”是当代社会学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它直接影响到现代艺术研究的理论建设，而且其各种情状直接与20世纪大众交流的技术成就联系在一起。苏联对大众文化的认识，一方面因为大众文化本身的审美特质远离知识分子思想性传统，而批评家和理论家却是正统知识分子代表，因而大众文化远不如精英文化那样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注重休闲、积极参与世俗化的精神消费，具有消解意识形态的功能，而这种特性正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精神消费的趋向，因而批评西方资本主义或批判苏联社会中资本主义的残余现象，便少不了对大众文化发表否定性意见。
最近十多年来，大众文化在客观上改变了俄罗斯文化构成，学术界不得不认真对待。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艺理论教研室教授哈利泽夫主持的俄联邦高校语言文学系《文学理论》教程（高校出版社，1999）中增加了“大众读者”、“大众文学”、“高级文学”、 “文学经典”和“轻松读物”概念，并梳理和分析了历史上对这些现象的认识，尤其是俄罗斯批评家和理论家的观点。与之配套的教材《文艺学导论》（1999年）也专门讨论“大众文化”问题。文学史家也对此开始关注，如戈尔多维奇主持的《20世纪祖国文学史》（2000年）专门增设俄罗斯“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章节，并且对这两种文化现象作了明确区分，认为它们尽管各有自己的读者群，在作者观点、主题、人物和语言等方面并不排除彼此之间的明显差别，但它们都根源于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大众文化性质认识上符合洛特曼的说法，然而在具体讨论大众文化时却问题重重，目前学术界关注大众文学的方法或策略还采用传统的文学形象分析法。
然而，尽管俄罗斯学者不得不面对或被迫研究俄罗斯大众文化现象，但是，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影响力上，都不足以形成规模，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大都停留在对其概念的解释和与精英文化的区别上，或者只是介绍大众文化是如何诞生的，何时出现的，有什么样的特点，大众文化的地位等等。
事实上，俄罗斯大众文化理论上的裹足不前，本质上还是因为其工业化程度不够高和传统民族主义理念、正统文化观念所致。又因俄罗斯大众文化理论因其生成过程中的自我封闭性，显然不足以应对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挑战，也不能解说在西方工业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大众文化现象，也许，这也是俄罗斯大众文化批评进入不了国际主流视野的原因所在。
［收稿日期］2006-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