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的新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决议论文,两个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744（2000）01—0015—04
中国有着五六千年的文明史，建立过许多立国至数百年之久、威名远扬的强盛王朝。然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无论周秦抑或汉唐，绝对没有哪一个王朝能比得上像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后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在短短的50年岁月中，不但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还对全世界的繁荣与进步有重大建树。及时、科学地总结这段中华民族的最辉煌的历史，无疑会极大地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大的胜利，亦将有力地促进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东山再起”，走向新的复兴。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前《决议》）及其姊妹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后《决议》），从新的角度作了新的考察。结论就是两大历史决议实为中国共产党60年伟大历史的伟大总结，堪称总结历史经验的楷模。这主要体现于它们能正确地对待党、对待旗帜、对待领袖、对待人民、对待成绩、对待错误、对待过去、对待将来。
一 正确对待党
“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1]所以， 如果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却不能充分揭示党在革命与建设中的“火车头”地位，大力展现党在革命与建设中的战斗“堡垒”风采，讴歌党的历史，维护党的形象，坚持党的领导，那么，不管讲得如何天花乱坠，都是一个败笔。而两大历史决议之所以能成为党的伟大历史的伟大总结，首先就在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这一历史结论就犹如一根粗壮的红线，分别贯穿于两大历史决议的始终，渗透于两大历史决议的字里行间。“百年魔怪舞翩跹”，“敢问路在何方”？两大历史决议雄辩地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中国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转而进入社会主义。非但如此，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并成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没有一样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既然中国革命和建设过去的胜利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则中国革命和建设将来的胜利肯定无疑地也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因此，谁也不允许以党曾犯过错误作为削弱、摆脱甚至破坏党的领导的理由；“削弱、摆脱和破坏党的领导，只会犯更大的错误”[2]，并且将招致严重的灾难。当然， 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只要我们认真坚持和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就一定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巨大的责任”[3]。
二 正确对待旗帜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4]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能成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磁石”，就在于正如前《决议》的第一句话所言，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因而，不管两大历史决议怎样纵议政治军事，横谈经济文化，指点事件，定论人物，其所努力解决的实质问题就是如何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问题。两大历史决议通篇都在证明，用邓小平和江泽民总书记的话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老祖宗，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但是，决议更没有忘记：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来谈马克思主义，既没有意义，也没有出路，“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5]。所以， 虽然两大历史决议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条件，是由不同的党的领导集体主持起草和通过的，却都围绕着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一中心主题而展开。前《决议》批判历次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对照着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其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就是确立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尽管决议尚未使用这个科学概念）的指导地位，从而举起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6]——毛泽东思想这面中国人民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 而它也确实推动七大全面举起了毛泽东思想这面中国人民自己的第一面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后《决议》所要解决的“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7]的问题，就是彻底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这面中国人民自己的第一面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既然后《决议》彻底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应有权威，于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的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便有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事实上，通过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所初步找到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总结，后《决议》已开始举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优秀典型——邓小平理论（尽管决议还没有这样提）这面中国人民自己的第二面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从而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当代化”迈出了伟大的第一步。正是在此深远的基础上，十五大又全面举起邓小平理论这面中国人民自己的第二面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总之，用旗帜鲜明来评价两大历史决议是再恰当不过了。
三 正确对待领袖
政党是由领袖来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而党的领袖特别是其主要领袖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伟大旗手。这便使得如何看待党的领袖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所面临的又一大严峻考验。而两大历史决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众多不能正确对待党的领袖之事例的情况下，经受住了这个考验。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两大历史决议关于党的领袖的一些观点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其一，党的领袖有许多个，而不是一个，但是其贡献有大有小。后《决议》以毛泽东为例作了说明。其二，不应该把一切功劳都归于领袖，可是也不能低估领袖的作用。对此，后《决议》仍以毛泽东为例加以说明。决议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其三，领袖是人，不是神，他可能也会犯错误，我们不应当苛求领袖。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则表现为两大历史决议特别是后《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了非常科学的评价。前《决议》虽然在一开头就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却也并未把一切好事都记在他名下，他只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而已。后《决议》更顶着一些人企图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压力，有胆有识地肯定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永远大于他的过失，其功绩始终是第一位的，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而且，他所犯的错误那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并非个人品质问题，更与林彪、“四人帮”的故意破坏风马牛不相及。毛泽东生前自己也承认有错误，他说过，我死后如果能够得到三分错误、七分功绩的评价就满意了。毛泽东在天有灵的话，后《决议》的评价他应该是很满意的。
四 正确对待人民
党不能没有旗帜，不能没有领袖，更不能没有人民，因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两大历史决议之所以既不低估领袖的地位与作用，也不拔高领袖的地位与作用，就是基于这一点。在两大历史决议中，党始终是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利益即人民的利益，党发动和领导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打倒人民的敌人，使人民翻身得解放；党发动和领导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对于过去的成绩，两大历史决议不仅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而且断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2年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和成功经验也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决议也能把执行错误路线时期指导方针上的错误与普通党员和一般群众的踏实工作严格区别开来，并给予后者以充分肯定。前《决议》指出，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造成的损失特别大，但因为有广大干部、党员和广大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因而党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仍然获得了很大成绩，正是由于这种成绩，才能够支持反对敌人进攻的战争至数年之久。非但如此，两大历史决议还肯定人民群众也往往是结束失误重新走上正轨的决定力量。如后《决议》认为，1976年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人民群众的强大抗议运动，其实质就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两大决议能正确地对待人民，更突出地反映在后《决议》在论述毛泽东思想时把党的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之一，对它进行了科学的阐释和高度评价。决议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部分，离开了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会落空，而且都将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五 正确对待成绩
只有看到成绩，才能看到光明，才能提高勇气。既然是总结历史经验，就不免要谈到成绩。人们常说，成绩不容抹杀。而只有正确地对待成绩，才不至于抹杀任何成绩。那么，两大历史决议是如何正确对待成绩的呢？首先，两大历史决议毫不含糊地、理直气壮地肯定党过去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前《决议》指出，24年来，中国革命在我党的领导下取得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党在个别时期所犯的错误对于24年来在我党领导之下的轰轰烈烈地发展着的、取得了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来说，不过是部分的现象。后《决议》不仅明确指出，32年来我们取得的成绩还是主要的，而且严肃提醒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那么，成绩从何而来呢？前《决议》认为那是由于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之故；后《决议》同样认为那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两大历史决议不抹杀任何成绩。如前《决议》在否定历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同时，也指出了犯错误的同志并不是一切皆错，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仍然是一致的；后《决议》在批评华国锋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等一系列错误的同时，对他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有功也作了肯定。同时，两大历史决议对诸如八七会议以及三大改造等在一般人看来无可指责的事件也能在充分肯定其成绩的同时而发现其不足。如前《决议》在充分肯定八七会议挽救中国革命有功的同时，也指出了它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后《决议》在充分肯定三大改造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同时，也指出“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8]。真是“不溢美，不隐恶”！
六 正确对待错误
有成绩必定有错误，因为成绩与错误往往是一对孪生子。有错误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对待。只要正确对待，则错误又会成为正确的先导。两大历史决议也就是正确对待错误的典型。在两大历史决议看来，有错误就应当承认，忽视或掩盖错误就是更大的错误。后《决议》写道：“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9]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 两大历史决议就并不讳言党所犯过的错误、党的领袖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所犯过的一切错误。前《决议》毫不遮掩地承认，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十年，党既有伟大的成就，也在某些时期中犯过错误，其中以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个时期所犯的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后《决议》也是襟怀坦白地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党就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使我们未能取得本应取得的更大成就。但是，两大历史决议决不捕风捉影，人为地扩大错误，而是原原本本，有多大错误就说多大错误。对于前24年党所犯的错误，如前所述，前《决议》就认为那只是一些部分现象。对于建国后我们所犯的错误，后《决议》也同样指出，从长远看那毕竟只是一时的现象。而且，两大历史决议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能把各种错误加以归类，区别看待。如前《决议》就把前两次“左”倾错误与第三次“左”倾错误区别看待，在总结中国革命的教训时以总结第三次“左”倾错误为主；后《决议》就把“大跃进”、“反右倾”以及“两个凡是”的错误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相区别，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时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主。同时，对于过去所犯的错误，两大历史决议一般都由党承担了责任，并注重分析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与历史根源，而很少深究个人责任。更值得一提的是，两大历史决议还能对症下药，提出行之有效地克服错误的具体办法。前《决议》写道，克服错误的“左”倾和右倾思想，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教育的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七 正确对待过去
不能正确地对待过去，就是忘记过去，而“忘记过去就是背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不能正确对待过去的事真是太多了。当然，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却能正确地对待过去，两大历史决议便是明证。说两大历史决议能正确地对待过去，首先因为决议在总结过去时始终本着为过去负责的精神，非常尊重过去。这突出地表现为两大历史决议在总结过去时对过去的一切都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武断，不感情用事。因为有以上六个正确对待，这一点已无需多言。说两大历史决议能正确地对待过去，又在于两大历史决议在总结过去时能非常大度地对待过去。具体体现为决议总结过去能高屋建瓴，从大处落墨，只求“吕端大事不糊涂”，而决不借总结过去之机把过去搞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锱铢必较，过分地纠缠历史细节，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就使得分别只有两三万字左右的两大历史决议虽然囊括了党的60年的伟大历史，却约而不略，疏而不漏，轻重有序，主题突出。说两大历史决议能正确地对待过去，还因为两大历史决议在总结过去时非常珍重过去。在决议看来，总结过去是一次绝好的学习历史教训的机会，过去的“前车之覆”将永远成为我们的“后车之鉴”；如果漠视过去，就要受到过去的惩罚，如果割断过去，也就失去了将来。
八 正确对待将来
历史没有句号。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所以，能否正确地对待将来，这是衡量总结历史经验成功与否的最后却是最重要的一道关口。而两大历史决议非常漂亮地通过了这一道关口。首先，将来始终是两大历史决议总结过去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宿。也正因为这样，两大历史决议在总结过去时便能以大海般的胸襟，只求大事糊涂，而“不拘小节”。前《决议》很清楚地表明对过去作出正式的结论，是“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10]。后《决议》也清楚地表明总结过去的目的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伟大目标上来，而既然两大历史决议都是以将来为出发点和最后归宿来总结过去的，那它们必然也要为今后指出进一步前进的正确方向和奋斗目标。前《决议》就为全党指出了这样一个正确的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目标：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要在弄清思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后《决议》最后一部分的标题就是“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决议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充实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已逐步确立的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方向已经指明，道路就在面前，胜利已向我们招手，两大历史决议又以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将来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前《决议》的末尾写道，六届七中全会坚信：有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样三次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后《决议》与前《决议》前呼后应：“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伟大的前途，我国各族亿万人民有伟大的前途。”“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11]
不难看出，这八个正确对待相互关联，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由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党的前24年伟大历史时做到了这八个正确对待，使它们正如后《决议》所评价的：“曾经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12]正由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2年党的伟大历史时也做到了这八个正确对待，使它希望自己能起到与前《决议》“同样的历史作用”[13]，而确实也起到了“同样的历史作用”。
收稿日期：1999—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