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回眸：妇女／性别史研究和学科建设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中国大陆论文,三十年论文,史研究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8）06-0004-08
概述：分期与概念
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新复兴，掀起了研究的新热潮并延续至今。回顾三十年的历程，检点成果，总结经验，找出问题，确定今后的目标，是很有必要的。
本文采用文献评述、过程回忆相结合的方法，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对已有成果和开展活动进行分期分类的评述，对研究主体的学术背景、理念方法之异同进行揭示的同时，也举出代表性的著述进行分析介绍。
本文叙述方法将遵照实际进程和研究特点大致将三十年分为三个时期：（1）20世纪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初期——妇女史研究的复兴期；（2）90年代妇女史研究的高潮期；（3）进入21世纪妇女／社会性别史本土化与学科化实践期。然后对各期研究和活动的时代背景（包括社会背景与学术风尚等）、研究主体在各自学术背景、理论框架、关注领域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主要贡献与局限等进行理论梳理、文献检索和过程回忆，力求勾勒出三十年妇女史学科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轨迹。
在这里需要说明何以将“妇女史”与“社会性别史”加以区别？笔者认为，妇女史与社会性别史的不同称谓和使用，在中国大陆语境中不但表现为时间前后的分别，也有研究者界别和性别身份的区分。如按时间分，从上世纪初到90年代末关于妇女的、与妇女有关的历史研究大家都称作“妇女史”（有学者把1980年代末受女性主义影响的妇女史研究称为“新妇女史”）；1990年代末才有“社会性别史”（简称“性别史”）的称谓，这与社会性别（gender）概念引入史学研究直接相关。女性主义史学学者常用妇女／社会性别史（或称“妇女／性别史”），表达出一种警惕“社会性别中立话语”再度把妇女消失在男性主导的历史中的忧虑，所以坚持在社会性别视角的历史研究中仍把“妇女”放在首要位置（蔡一平等，1999）。
自1990年代以来，关注妇女史有关概念使用的学者不乏其人，他们多来自史学界，参与了中国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妇女史开拓性研究，并在国内具有权威性的《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文章、笔谈，较成系统的论述是高世瑜和刘文明，笔者也经历了概念使用和研究实践的变化——1980年代初用“妇女史”，1990年代用社会性别概念开始进行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寻踪，21世纪以来以跨学科的社会性别史的“本土探索”以期服务实践。这里对三家概念分类与界定列表比较，以方便对历程的叙述和分析。
说明：妇女群体史参见：《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3期）和《历史研究》（2002年6期）有关论点综述；女性主义史参见：《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3期；性别史参见：《古史性别研究丛稿：序言》，200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新妇女史参见：《新妇女史在中国大陆的兴起》，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妇女史参见：《妇女史研究：女性意识的“缺席”与“在场”》，《妇女研究论丛》，1996年4期；妇女／社会性别史参见：杜芳琴《妇女学和妇女史的本土探索》，2002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8—218页、244—246页。
由于本文的重点不在对各家概念界定和分类进行评判，以上归纳仅仅作为以下论述的概念框架的基础。
历程：三个时期中的研究与学科建设
一、新时期：妇女史研究的复兴（1978—1989）
妇女史研究的复兴是相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热潮而言。从1949年到1978年，由于实行关门自足的现代化、男女平等的立法实现，“妇女已经解放”成为中国男女的共识，20年代形成的妇女史研究高潮此时明显退潮以至沉寂。到80年代中期始掀起新一轮现代化的热潮中，伴随着文化反省和向外看世界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思潮、理论和学术被引进，翻译热、建“学”热、丛书热，使得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异常活跃。就是这一特定背景激发了妇女史研究复兴并再度掀起热潮。
这一轮妇女史研究，推动的主体与关注的话题与前半世纪大不相同，以往是以男性社会精英和学者为主力、以改革社会为使命；新时期妇女史是妇联界首倡妇女运动史书写在前，与妇女研究界妇女史学科建设的追求和史学界新社会史旗帜下的妇女群体史写作形成三部合奏。下面分别论述该时期妇女史研究主体、研究议题和学术背景的同异。
（一）研究主体
新时期妇女史研究得到学界和妇联界的接纳，这与妇联的恢复、“妇女问题”研究需要历史的回应，更与“妇女学”作为“建学热”的一个领域得到学界女学者的响应有关。不过研究动因、关注重点还是有所不同——妇联更重在总结妇女运动的历史，特别是老一代妇女运动前驱的丰功伟绩；史学界出于拓展史学视野；妇女研究背景的妇女史学者则有为妇女写史和学科研究的双重动机。
（二）关注议题与成果
80年代初，刚刚恢复的妇联组织开始撰写中共领导的妇女运动史，从上到下有组织地进行妇女运动史料的整辑编纂，代表性成果有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史研究室所编《中国妇女文献资料汇编》系列，并在此基础上集体编著出版了《中国妇女运动史》①；个人写作则有刘巨才先生的《中国近代妇女解放史》。不过，两本书的时限皆在1949年以前。据悉由妇联主席顾秀莲主持的“百年妇女运动史”可望在2008年底问世。
追溯起来，学界中历史学界的妇女史研究比妇女研究界要早。最早重视妇女史研究的是刘乃和教授，她从1984年开始从文献整理的角度呼吁“重视和加强妇女史研究”②，并身体力行整理和研究女性诗人和科学家的史料。新社会史兴起，是史学界书写妇女史的另一个契机。所谓新社会史就是注重下层和边缘群体的日常生活，妇女也被视为边缘和下属群体受到关注。高世瑜的《唐代妇女》的出版，被视为“新妇女史”中新社会史的代表作。③ 这时期从社会史角度对妓女、妇女结社，婚姻家庭、贞节等方面有不少研究，多沿袭二三十年代的治学传统，进行史料搜集和描述性研究；妇女人物如冼夫人、武则天、王昭君、柳如是也成为关注的热点④。除了社会史，断代史不论古、近、现代，国别史（欧美），都有涉足妇女的研究。如北京大学的齐文颖专攻美国妇女史，郑必俊专治宋代妇女史；河南大学的荣铁生、郑永福和吕美颐一直在近代以来的妇女史研究领域进行开拓。
学界另一新锐力量是新兴的妇女研究界中的治史学者。1985年，李小江在郑州召开首届妇女研究信息交流会，其后，在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于1988年陆续出版“妇女研究丛书”，其中郑慧生的《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杜芳琴的《女性观念的衍变》，吕美颐、郑永福的《中国妇女运动》、《中国近代妇女生活》，闵冬潮的《国际妇女运动》都在此时问世，刘文明把这类著作视为女性主义的或受女性主义影响的“新妇女史”。实际上，当时西方女性主义对这些学者影响很有限，指导研究的理论除了唯物史观外，就是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
（三）研究队伍的集结与合作
妇女史研究队伍的集结合作与妇女研究中心的诞生直接相关。1987年，郑州大学率先建立妇女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南大学还有社科院系统，都有松散的妇女史研究团队。继郑州大学妇女学中心之后，北京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的妇女研究中心相继成立。这三个中心不断举办学术活动，成为集结妇女史研究队伍的场所。学者们从独立著述到以文会友，再到办会研讨、教学切磋，逐渐建立起京、津、豫之间妇女史松散研究网络，从而带动国内的研究。如1990年3月妇女史学者在郑州首次集结讨论今后研究方向；其后，分别于当年5月和1991年9月在郑州和天津举办了妇干校系统和高校系统的妇女史培训班和讲习班⑤。开始形成主流史界（特别是社会史和近代史）与妇女研究界的妇女史学者密切“结盟”，为下个十年妇女史研究新高峰的出现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妇女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提出：第二次研究高峰的出现（1990—1999）
这里说的“第二次研究高峰”是相对于二三十年代的妇女史写作高峰而言⑥。就介入妇女史的研究者构成较前期三支力量要复杂得多。90年代初，历史界的文化研究已有压倒社会史的势头，出现了商业化的消费妇女的庸俗作品和严肃的学术研究并存的现象。在史学多学科领域和专门史、断代史研究中也不断增加新议题，且有将原来的添加妇女的填补史向纳入性别的性别史转变的趋势。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于1995年在中国举办，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妇女史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妇女研究背景的学者和史界中对外交流频繁、学术敏感的学者。这时“社会性别（gender）”概念也引入中国。
（一）文化研究与妇女史
1.“文化热”与消费历史中的妇女。1990年代初的一场政治风波消解了80年代一些思想启蒙者们的现代性设计，而稳定和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新方略，思想界和学界激进的批判声音被经济为中心和弘扬传统的主旋律淹没。在伴随“经济热”的“弘扬传统文化”的声浪中，出版商与文人找到“弘扬”妇女“文化”商业炒作的热点和技巧，“宫廷文化”，“青楼文化”、“美女文化”，还有“尼姑”、“风流寡妇”、“风流才女”、“十大后妃”、“十大名妓”……都得以在继承传统文化中整辑、编写、出版得到“弘扬”；还有炙手可热的“性文化”，挂着解放思想、反封建、追求生活质量的“现代性”招牌，更迷惑人之处是打着“科学性”的旗帜，将“女”与“性”作为卖点进行兜售。商业开始渗透妇女研究领域，以“女”和“性”为招徕的文化炒作现象愈演愈烈，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后期⑦。再一次说明，不是所有的写妇女和关于妇女的历史书写都是“为妇女”的，更谈不上都能给妇女带来赋权和解放的。即使是标榜价值中立以社会史和文化史名义写“下层群体”的妇女，由于缺乏新视角、新概念，缺乏对史学、史料的反思、质疑，只在故纸堆中寻找“史学”出路，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妇女史。
2.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妇女史的努力。考察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文化对妇女的影响，是妇女史学者关注的中心之一。1980年代中期的《女性观念的衍变》和《阴阳聚姴论》（张允熠）都从传统文化入手对男性主导的妇女和性别的观念、规范进行探索。作为研究机构，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就传统文化与中国妇女关系的议题，开展多次研究、教学和国际交流活动。1992年11月举办的“妇女问题首届国际研讨会”，就有关于生育文化、教育文化、女书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从1993年开始连续两次召开“东北亚女性研究——儒家文化与中韩妇女地位”研讨会，并在1994年举办了“传统文化与中国妇女”国际研讨会，1995年9月在世妇会NGO论坛专门以该题目开设论坛。其成果分别发表在《中国典籍文化》（1994年第3期）和“女性文化系列”出版物中。该中心从1992年开始，曾在宋史研究方向招收妇女史研究生，以后又扩展到唐宋妇女史研究生培养。唐宋女主、公主、士大夫阶层的妇女、家法礼教、男女内外空间秩序等都成为研究议题，特别是内外空间秩序的研究开了国内宋代性别史的先河。
（二）主流史学中的“添加史”：从增添“妇女”到加入“性别”
1990年代中期，当“弘扬”历史女人的商业炒作使人大倒胃口的时候，史学界一些受到海外妇女史研究风气影响的学者，也开始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加上“妇女”成分甚至“性别”。这里“性别”还不是女性主义学术的核心概念和分析范畴的社会性别（gender），也不是父权制（patriarchy），而是男女间的“关系”概念。闵家胤主编的《阳刚与阴柔的变奏——两性关系和社会模式》一书最具代表性。该书受美国学者理安·艾斯勒的《圣杯与剑》的影响，将理想的伙伴关系建立在二元划分的“圣杯”（农耕文化的象征）与“剑”（游牧文化的象征）模式转换，即以“圣杯”以归依，并将这种模式中国化为“阳刚”与“阴柔”的变奏，甚至认为这一“变奏”把握达极致就是和谐。同时受世妇会在中国召开的影响，将妇女纳入史学视野的实证研究日渐增多，新视角、新方法、新材料不断扩展。
1.在专史中加进妇女与性别。高世瑜将妇女史界定为“妇女群体的历史”，真实地反映了90年代中期以前的状况。其做法是把妇女史分解为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不同的领域，分别添加妇女。当时的理论是唯物史观和阶级论。
经济史学家李伯重的《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和《“男耕女织”与“妇女半边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就是妇女经济史的代表。从经济史角度研究妇女的著述一向很少，李伯重的研究揭示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模式也是具有时代和地域的限定性的，到清代中期才在江南农村发展为一种支配性的模式。其他专题史新领域的开拓性成果也不断推出，军事史、教育史、绘画史、民族史都有新突破。如王子今的《中国女子从军史》（1998）开辟了女子军事史的系统研究，与二三十年代个别女英雄如秦良玉、梁红玉的研究相比大大前进了一步。曹大为的《中国古代女子教育》（1996）、杜学元的《中国女子教育通史》（1996）继续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别开体例，拓展领域，收集更加丰富的资料，奠定了女子教育史的扎实基础。女子艺术如绘画史的研究在陶咏白、李湜的《失落的历史：中国女性绘画史》开辟了新领域。
民族妇女史研究具有领域开拓和方法创新的双重意义，如定宜庄推出《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和《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1999），前者是全方位论述婚姻制度与满族妇女的具体生活，后者运用口述的方法弥补满族妇女史文献资料之缺。对西南民族妇女史研究成果有和钟华的《生存和文化的选择——摩梭母系制及其现代变迁》（2000）和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1997）。这四部民族妇女史著作都是由本民族女学者或熟悉所研究民族历史和生活的民族女学者撰写，经过多年田野调查和文本收集，特别是口述史方法的运用，与局外人的视角写作的民族妇女史有所区别。另外，上述女性民族学者也较早接触了女性主义理论，其著作具有刘文明所说的“女性主义史”的倾向。
2.通史和断代史：不断拓展领域的古代妇女史和活跃的近代妇女史研究。努力构筑通史类中国妇女史的是刘士圣等的《中国妇女通史》（1999，第2版），该书以朝代为经、人物为纬来编织妇女的生存画卷，以此来添加妇女。高世瑜《中国古代妇女生活》（1996），不受通史限制而以专题连缀妇女的生活画卷。
古代妇女史的论著在这时期激增，通论的、断代的如先秦、秦汉、魏晋六朝、隋唐、辽宋金元、明清不下200种。主要的分析概念还是“地位”、“作用”、“贡献”，内容仍围绕着女性观、贞节观、女主、魏晋妇女悍妒、唐代妇女开放、宫闱、离婚改嫁，……这些传承下来的题目，反映了史学界妇女史研究新视角和新信息的欠缺。“地位”仍是核心议题和分析框架，从家庭、婚姻、社会等方面谈妇女地位。唐宋妇女研究持续受到追捧，段塔丽的《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专著引人注目，该书是从社会史角度切入的，而用地位做衡量指标也开始受到人们质疑。也有一些讨论女性生育分娩的巫术的（王育成）、妇女人口素质（勾利军）、唐代工商业者婚姻状况（李志生）的新议题。
近代史妇女研究一直受到主流史学的接纳，研究的成果特别是论文，近代妇女史一改政治史、革命史的路数，对下层民众生活给以更多审视关注，如杨兴梅的《中国妇女缠足和反缠足的历史考察》（《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就把政府行为和民众的反馈结合起来考察。不过，这时期对著名政治人物的过度关注仍是一种倾向，如对宋庆龄的研究竟有近千篇，且多重复无新意。在战争与妇女的关系上“慰安妇”研究是一个国际性的热门和敏感的话题，苏智良的《慰安妇研究》（1999）一书填补了中国大陆在该领域的空白。
在近代以来的妇女史研究中，口述史在该时期异军突起，进入90年代，面对世纪之交，敏感的学者和媒体关于妇女口述记录的大规模采集也开始进行。启动于1992年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历经十年数百人参与，最终由三联书店出版了李小江主编的四卷本《让女人自己说话》的系列出版物，分为“文化寻踪”、“民族叙事”、“亲历战争”和“独立的历程”四册。中央电视台“半边天”专栏动员各界（特别是妇女史界）力量制作了大型电视系列片《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史》（1999）开创了妇女史音像出版物的先例，具有抢救史料、研究和教学参考的多种价值。将妇女发展项目和口述方法结合起来采集妇女口述实录的，以《大山的女儿》“西南卷”和“华北卷”为代表。
3.新理念、视角、材料和方法运用于妇女史写作。新理念突出表现在开始把妇女作为与男性相关的性别关系，并在传统制度史研究中加进人的活动和关系。主流史学一直把妇女史看作是社会史的一部分，婚姻家庭以及各层类的妇女向来是研究的重点，与上半个世纪社会史中研究婚姻家庭的不同之处是，学者开始更多关注妇女和性别关系，不像以往只见制度不见人，而是既谈制度又见人。新角度（如民族妇女）、新材料（如墓志、出土文书、档案的运用）和新方法（如口述访谈）的使用，给妇女史写作带来新的生机。
社会史研究加入妇女的范例在古代社会史方面如郭松义的《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近代社会史的代表性成果有罗苏文的《女性与近代中国》，定宜庄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是该阶段社会史与民族史成功嫁接的妇女史研究的代表性和标志性成果。
在新材料的使用方面，邓小南《六至八世纪的吐鲁番妇女—特别是她们在家庭以外的活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1999）和张国刚的《墓志所见唐代妇女生活探微》（《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1999），都使用了文献、档案、墓志、出土文书等多种新材料，发掘深入。其后，使用墓志、出土文书研究妇女性别史成为潮流。
（三）引入社会性别的妇女史研究的开端
社会性别（gender）1990年代中期开始运用于中国妇女史研究，一方面探寻本土社会性别的历史，一方面着手妇女—社会性别史学科建设。社会性别史开始是妇女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是由海内外妇女学者共同参与和推动的。1993年7月，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与海外中华妇女学会合作举办的“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研讨会，首次引入社会性别概念；运用它研究中国历史则在四年之后。在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妇女与发展：理论·经济·文化·健康”研讨会上《华夏族性别制度的形成和特点》和其后《中国妇女史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文章问世，标志着社会性别史研究和学科建设进入自觉阶段。1999年8月，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再度与海内中华妇女学会的妇女史同行合作，举办了“妇女史学科建设首届读书研讨班”。这次活动的过程和成果全部记录在《赋历史研究以社会性别》的专辑中（蔡一平等主编）。这次研讨活动的效应一是直接导致了福特基金会对延续6年之久的“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联合课题的资助，其中将妇女史作为一个重点学科方向；二是开启了翻译—梳理、读书—研讨、研究—课程并举的中国妇女史学科建设本土化的基本思路和推进策略。⑧
三、21世纪：妇女／社会性别史本土化与学科化实践和多种研究取向并存（2000—现在）
从上个世纪历程看到，中国大陆的妇女史研究者来自不同的界域，有不同的目标和主张。目前，在这个日趋多元化的世界，妇女史研究从主体到目标、策略、关注更非一种模式、一种理论和一种方法，而是多种研究取向并存的态势；尽管没有公开的学术争鸣讨论，但在各自的著述甚至使用概念上还是存在差异的。从学理上看，仍存在主流史界与妇女／性别研究界的“界隔”，这在古代史研究尤其突出；在妇女／性别研究界内部，又有使用“社会性别”与“性别”的微妙差别。⑨ 不过，从趋势来看，用“社会性别”的对译并赋予中国语境性意义来作为分析工具研究历史，已成为大势所趋。随着研究者代际的自然更迭，年轻一代学者掌握了这一分析武器用于本地研究的人越来越多。
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进入21世纪，尽管主流史学并没有接纳妇女／性别史这个新领域，也不被国内外研究基金重视，但妇女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活动依傍国际基金会支持的妇女学课题有了一些发展空间，如分布于京津沪辽的几个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主持的以妇女／性别学科建设的课题中，都将妇女与性别史作为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集体的学术活动对人才的培养和成果的催生尤其重要。分别综述如下：
（一）课题运作的妇女史研究与活动
追溯起来，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福特基金会就支持了郑州大学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1992—1999）、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与世妇会筹备相关的会议（1992—1998）、天津师范大学和江苏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会和后续项目（1993—1997）。进入21世纪，该基金会以单项支持转为对妇女学学科建设的支持，如天津师范大学、大连大学、北京大学都有妇女史的立项。
以社会性别作为分析框架的、由天津师范大学牵头的课题中将“社会性别与历史学”子课题放在基础学科的位置上，该子课题从2000年开始，进行了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如翻译、举办研讨会、编写教材、培训师资和研究人员、支持开设课程和建立研究生培养方向、出版印行译著、教材、专辑，对妇女史研究教学的人才培训和基础建设做出了探索（见附表1、附表2）。该子课题还在女性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家之间开展学术对话，一个成功范例是2001年5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唐宋社会与妇女”国际学术研讨会，该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与本子课题一起策划，国内外、妇女史界内外和男女各占一半，进行在唐宋妇女与性别史高效的交流和成功的接轨对话，这次会议的成果结集为邓小南等主编的《唐宋女性与社会》（上下卷）。
2002年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召集史学主流男女学者之间的对话，其后出版《历史、史学与性别》专辑，并在《历史研究》发了专栏，集中表达了史学界男性学者对妇女史的见解，也倾诉了女性学者的困惑与焦虑，令人深思和反省。2004年，该中心出版的口述史系列在史界和妇女研究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2004年复旦大学历史系与密西根大学妇女学中心合作举办“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将百年中国社会性别的变迁诸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对话交流，其成果选粹以中英文在国内外出版。2007年，在这两家合作的社会性别博士课程班中开设了妇女与社会性别史课程，继续进行跨文化交流和学术碰撞。另外，该基金会还支持了北京大学刘东主持的“海外中国研究译丛：女性系列（12种）”和妇女研究中心主持的“中国女性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英文写作、翻译与出版项目。
（二）研究成果简述
从妇女／性别史学科建设角度研究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一书的出版，这是国内外传统史学和女性主义史学学者合作首开本土社会性别制度研究的结晶。如对古代社会性别制度的起源、华夏族父权制社会性别制度结构，唐宋时代社会性别在法律与伦理，家庭的内外空间的活动都进行了探讨，有所创获。“华夏性别制度”这一本土概念被国内从事性别研究的年轻学者所接纳并有所发展，宋少鹏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社会性别体制系”，就是将西方、亚洲和本土的研究成果集合考察并有所创造。⑩ 学者的独立著述中关于中国近代父权制变迁的研究以金一虹的《父权的式微》为代表。该书对近代以来江南一带父权制社会性别制度的变革进行田野调查和文献论证的开创性研究。对父权制的理论探讨及在中国的传播也有学者发表文章（畅引婷，《妇女研究论丛》2007年第4期）
身在史界又受到女性主义史学影响的学者在该时期的成果空前丰富，专题史和断代史都有值得称举之作。
专题史有宗教史如《中国清真女寺史》（水镜君等著，2002），是国内外合作的代表性成果，首次揭示了鲜为人知的伊斯兰教女信仰者的独特的教育和宗教活动，以及她们的能动性。也有用传统方法研究道教女性的著作，如《女神、女丹、女道》（李素平，2004）。教育史有金一虹等撰写的《吴贻芳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和张连红主编的《金陵女子大学校史》（2005），开我国女子高校历史个案研究的先河。外国女子教育史有杜学元著《外国女子教育史》（2003），收集材料颇为丰富。女工工作史有佟新的《异化与抗争：中国女工工作史研究》（2003），将社会学与口述史方法结合起来，为本土该领域研究开辟新路。移民史有范若兰的《移民、性别与华人社会：马来西亚华人妇女研究》，开创了大陆海外移民妇女研究的先例。此外，大量的论文开辟了有关身体史、生育史等新领域，限于篇幅在此不能详述。
断代史的古代研究仍以唐宋两代为大端，两部关于唐代妇女的著作分别是姚平的《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2004）和张菁的《唐代女性形象研究》（2007），姚、张二著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别视角，前者侧重以女性个体生命历程用实证方法研究唐代妇女的生活，后者最大的特点是文史结合，从墓志铭和笔记材料中勾勒各类妇女群体的内心世界和风貌。两人的著作突破了上世纪整体妇女的宏观研究而深入到了对差异的妇女状况和她们的精神世界的揭示。明清时代有申海梅的《明清云南妇女生活研究》（2001），将时代与地域结合起来，与大量论文中关于徽州妇女、江南才女的研究具有将妇女状况地区情境化、具象化的导向作用。王子今的《古代性别研究丛稿》（2004），曹兆兰的《金文与商周女性文化》（2004）从更古远的商周秦汉继续填补着妇女的历史。
近代史的成果更是丰硕，全国妇联的《中国妇女运动百年大事记》（2003），个人著述有韩贺南、张莲波对近代妇女解放思想和思潮所进行的探索，仝华、康竹沛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发展理论史》更侧重在马克思主义妇女思想进行梳理。近代专题史著述中邵雍的《中国近代妓女史》，能够独树一帜。
国外妇女史的研究也十分活跃，以裔昭印为首的学者联合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世界妇女史》的写作计划并获准立项，在2001年裔昭印的《古希腊妇女》和刘文明的《文化变迁中的罗马妇女》等出版，为中国的欧洲妇女史研究开拓了道路。
对妇女／性别史的研究史和理论探索集中在杜芳琴的《中国妇女学与妇女史的本土探索》（2002）和畅引婷的《建构的历史和历史的建构》（2008）中，妇女／性别史研究和学科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理论探索，更需要创建基于本土特点的概念和分析框架，这方面的研究显得薄弱滞后。
（三）学科建设：薪火相传中的喜忧参半
一个学科的健康发展必须通过知识传承才能后继有人，通过妇女学项目运作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人已经成为学术骨干。十年来，京、津、沪、辽高校开展的依托妇女／性别研究中心的妇女／性别学科课题，频繁举办的读书研讨、培训活动，资助小型研究项目和课程开设，一批新锐年轻学人成为妇女史研究和教学的生力军。他们不但推出了新作，还培养了下一代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一些高校已经成为妇女史薪火相传的基地。如华北地区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华东地区的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中地区的武汉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湖南大学，华南地区的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东北地区的大连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等。以妇女史、性别史为培养方向的研究生逐年增加。但令人忧虑的是，导师多数是客串，无论是研究还是教学，专职人员廖廖无几，熟知和熟练运用社会性别更难满足学生的需求；另一方面，毕业的研究生流动性大，很少继续从事妇女／性别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经费更是筹措困难，国内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难，国外基金会也很少支持纯学术的研究。这些都是困扰妇女／性别史学科发展的瓶颈。
结语
三十年来中国妇女史研究和学科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理论发展滞后，本土化的实证研究量少质低。这与相当长的时间忙于项目活动，很少集中时间精力进行系统的研究有关。在学科建设发展方面，急于外部引进，本土化理论创建不足，忽略了文化和学术背景的差异，使一些传统史学界的妇女史研究者对外来的诸如“社会性别”、“社会性别史”产生隔膜感与困惑，如有的学者归纳了八大困惑和“殖民化忧虑”。男性史学家批评女性主义史存在着“强烈的价值取向导致历史真相的失实”，缺乏“客观平静的心态”，“过分强调妇女史的特殊性，实际上将其变成一个封闭的学术领地”，“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两性对抗的基础上，而这种对抗却是违背事实和逻辑的”等等。
批评是自我反思和自我调整的良机和醒脑剂，困惑和焦虑只是个别人暂时的不适反应；焦虑与困惑并不全是坏事，这是打开窗子思考新问题的开始。笔者认为，通过集体跨界的研究，特别深入到中国现实去感受实践对有效的历史研究的需要，就能够改变史界沿袭已久的单干、封闭甚至信息资源尤其是史料垄断与过于迷信史料的传统。笔者更坚信，不分代际、性别和界别的合作，开展多向度的交流，都有助于突破目前妇女史研究的“界隔”和“瓶颈”。从研究者来说，永远保持开放的心态、坚持谨严的治学态度，树立现实关怀，参与到开展协同研究和推进学科建设上来，共同开疆扩土，妇女／性别史在中国走向新的繁荣一定大有希望。
收稿日期：2008-09-12
注释：
①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文献资料汇编》，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中国妇女运动史》春秋出版社，1989。下引述著作如果在附录出版物一览表中列出，不再注释，特此说明。
② 刘乃和《要重视古代妇女史的研究》，《光明日报》，1984年10月3日；蔡宇《重视和加强妇女史研究》，《文汇报》，1987年6月2日。
③ 刘文明《“新妇女史”在中国大陆的兴起》，《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④ 这类著作的代表有万绳南的《冼夫人》，中华书局，1980；王兴瑞的《冼夫人与冯氏家族》等，中华书局，1984；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罗元贞的《武则天评传》，三晋古籍丛书，1988。
⑤ 郑州培训班于1990年5月在河南省妇女干部学校举办，分别有李小江、刘乃和、郑慧生、高世瑜、杜芳琴、郑永福等讲课。天津师范大学于1991年由妇女历史与现状研究组和历史系合作举办“高校系统中外妇女史讲习班”，为期两周，邀请齐文颖、郑必俊、高世瑜、艾伦．约（英）等授课。
⑥ 第一次高峰指出于现代性计虑以改革社会结构和呼吁妇女解放为目的的妇女史写作，如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等一大批著作，一直延续到三十年代末。
⑦ 《研究主体对妇女史研究的影响——妇女史出版物十年回顾（1981—1990）》，《发现妇女的历史——中国妇女史论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3—17页。
⑧ 这次研讨活动不但有妇女史研究如齐文颖、邓小南、杜芳琴、王政等，还有王金玲和郑新蓉等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的妇女研究学者，因而在会议期间设计课题中将历史学、社会学和教育学作为三个重点发展领域。
⑨ 使用“社会性别”概念占多数，尽管有时简化为“性别”，实际也是指社会性别；使用“性别”并有辨别功能的是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李小江主编的《历史、史学与性别》有详细的讨论，坚持不用“社会性别”是因为该翻译排除了男女的自然属性。
⑩ 如李英桃、王珺和宋少鹏等的博士论文，前两篇论文已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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