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论传统认识方式与科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论文,方式论文,科学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蔡元培说：“严氏于天演论外，最注意的是名学，……严氏觉得名学是革新中国学术最重要的关键。”（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严复本人则对自己翻译《穆勒名学》的工作，给予了异乎寻常的估价：“此书一出，其力能使中国旧理什九尽废，而人心得所用力之端；故虽劳苦，而愈译愈形得意。”（《与张元济书·十二》。《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546页）考虑到逻辑学以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为宗旨，是影响和支配认识方式的重大因素，可以认为，严复对于认识方式在文化传统中的核心地位是有一定自觉意识的。因此，在探讨传统文化与科学的关系时，传统的认识方式与科学的关系就不能不是他的重要论题之一了。
一、科学认识方法是西方近代科学兴起和发展的关键
在近代史上，中国对科学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渐进过程。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主要从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的层面看科学。典型的观点即是魏源所说的：“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练兵养兵之法。”洋务运动时期的洋务派以及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依然主要从技术层面看科学，认为“西学”主要包括“西文”（外国语）和“西艺（西方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两部分。不过，他们已经开始注意到科学和技术的区分，注意到技术背后的科学成份。如王韬说：“今近一切西法，无不从格致中出。制造机器，皆由格致为之根柢，非格致无以发现真理。”（王韬：《格致书院丙午年课艺序》）于是，从洋务中期起，在继续引进西方军事科技的同时，开始大量翻译出版西方的算学、重学、水学和声、光、化、电等各门类自然科学书籍。在洋务后期，此类书籍占到译书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到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某些人对于科学和技术关系的认识就十分清晰了。如康有为说：“西人自希腊昔贤即讲穷理，积至近世愈益昌明，究其致用有二大端：一曰定宪法以出政治，二曰明格致以兴艺学。”（《万木草堂小学学记》）
但是，在中国最早认识到科学的深层结构是科学认识方法的，恐怕非严复莫属了。严复不仅对科学和技术的区别与联系有了异常透彻的了解：“诸公应知学术二者之异。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然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术之良者自呈。此一切科学所以大裨人事也”（《政治讲义》，《严复集》第1248页）；而且，他还敏锐地看到了科学尚有更深层的结构在。1895年，严复在《论世变之亟》这篇引起重大反响的论文中指出：“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西人富强的真谛，既不是技术，也不是科学，而是黜伪崇真的科学认识方法和屈私为公的政治原则。这里，已经分明把科学认识方法作为科学的深层结构看待了。严复称逻辑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穆勒名学》。《严复集》第1028页），也含这层意思。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严复对于反经院哲学的斗士和最早系统研究实验科学方法论的培根给予了高度评价：“是以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牛顿）；舟车之神，可推其原于瓦德（瓦特）；用电之利，则法拉弟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哈维）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培根）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29页）
在严复的心目中，科学认识方法最主要的内容是归纳方法和演绎方法的结合运用。其中，尤以归纳方法为重要：“然而外籀术（演绎法）重矣，而内籀之术（归纳法）乃更重。”（《名学浅说》，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4页）为此，他把近代科学认识方法论命名为“实测内籀之学”，他说：“科学所明者公例，公例必无时而不诚”。（《译斯氏〈计学〉例言》《严复集》第100页）“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为公例者也。”（同上）“外籀者，本诸一例而推散见之事者也。”（《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严复集》第280页）在《名学浅说》中，他详细阐述了归纳方法的“四层功夫”：第一，通过观察、试验，广泛收集有关事实材料；第二，在详细占有事实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研究，建立假说；第三，运用演绎法，对提出的假说进行推导；第四，用事实和实验对假说进行验证。他把这四层功夫概括为：“四层者何？曰：观察、设臆、外籀、印证也。”（参见《名学浅说》第67～74页）把观察方法、实验方法、演绎方法和假说方法等统统作为归纳方法的具体环节看待，归纳法俨然成为了整个科学方法论的代名词。这种做法异常突出地暴露了严复科学认识方法论思想的两项弊端：过分夸大了归纳法在科学认识方法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对整个科学认识过程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不过，归纳法毕竟是科学研究中一项举足轻重的方法，而且，本质上属于经验论的，而作为一个非职业科学家的严复又是主要出于反对具有浓重唯心主义先验论色彩的中国旧学向西方寻找科学认识方法论武器的。因此，理解稍有偏差是可以理解的。关键在于，他的最大功绩是看到了科学认识方法、科学和西方富强三者之间依次传递的内在联系和支配性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中国人对科学认识方法和一般认识方式的关注，以及对中国传统认识方式的特别审视。
二、中国传统认识方式亟待变革
严复指出：在科学领域，中国远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系统、有效的科学认识方法体系。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方式发展缓慢，长期滞留在日常认识方式的水平上。“乃由秦以至于今，又二千余岁矣，君此土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乱常自若，独至于今，籀其政法，审其风俗，与其秀桀之民所言议思维者，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然则此一期之天演，其延缘不去，存于此土者，盖四千数百载而有余也。”（《译〈社会通诠〉自序》，《严复集》第136页）这种传统认识方式和科学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如下：
1、宗经征圣
严复反复强调，秦以来的专制主义统治者一直对人民施行愚民政策，其主要措施之一，就是“取人人尊信之书，使其反复沈潜，而其道常在若远若近，有用无用之际。”（《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2页）使人们对某些官方钦定的所谓经典逐渐产生崇奉和依赖心理，遇事无不以经典为依据，从而达到专制主义用经典统一、束缚人民思想的目的。这就是所谓“宗经”。经典出自圣人手笔，宗经必然“征圣”，二者不可分割。封建社会大一统的专制统治造就和培养了中国人宗经征圣的思维定势。
严复认为，在中国，宗经征圣的思维定势的表现是十分顽强的。它导致人们“以谓世间事理，皆可即书本中求之。吾国人言，除六经外无书，即云除六经外无事理也。”（《名学浅说》，商务版1981年，第65页）“一切皆资于耳食，但服膺于古人之成训，或同时流俗所传言，而未尝亲为观察调查使自得也。”（《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严复集》第281页）更有甚者，即便明知圣人言与事实不符，也尽力文过饰非，百般开脱：“凡事不分明，或今世学问为古所无，尊古者必以秦火为解；或古圣贤智所不逮，言行过差，亦必力为斡旋，代为出脱。如阮文达知地圆之说必不可易，则取‘旁陀四聩’一语，谓曾子已所前知；又知地旋之理无可复疑，乃断《灵宪》地动仪，谓张平子已明天静。”（《救亡决论》，《严复集》第51页）至于对待孔子，则更认为他“生知将圣，尤当无所不窥”，因而对他的言论“武断支离，牵合虚造，诬古人而厚自欺”。（同上，第51页）宗经征圣的风气由士大夫侵渍到民间，流毒之深广，尤不堪言：“是以社会之中常有一哄之谈，牢不可破，虽所言与事实背驰，而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之余，群情汹汹，驯至大乱，国之受害，此为厉阶。”（《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严复集》第281页）
严复认为，古代的经与圣固然有许多可取的地方，不可断然抛弃。但是，如果事事都必须以经、圣为准绳，唯有俯首受教；不敢有半点差池，这就是谬误甚至是有害的了。严复分析说：“夫五千年世界，周秦人所阅历者二千余年，而我与若皆倍之。以我辈阅历之深，乃事事稽诸古人之浅，非所谓适得其反者耶！世变日亟，一事之来，不特为祖宗所不及知，且为圣智所不及料，而君不自运其心思耳目，以为当境之应付，员枘方凿，鲜不败者矣！”（《救亡决论》，《严复集》第51～52页）
2、“求诸方寸”
中国一向崇尚直觉，注意和强调运用直觉方法认识事物的本质。如老子讲“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老子》第四十七章）贬低感官经验，夸大内心体验作用。《庄子·外篇》也反对“以管窥天，以锥指地”的经验认识方式而提倡内心体验。张载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朱熹解释所谓“体”说：“体是置心物中”。“置心物中”即是直觉。王阳明将“格物致知”之“格”训为“正”。主张去人欲，致良知，“谓当格除外物，而后有以见良知之用，本体之明。”（《救亡决论》《严复集》第43页）将直觉方法作了进一步发挥。严复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崇尚直觉的思维特点，并把这一特点与中国旧学“不离文字”的学术传统联系起来。不过，他称直觉方法为“求诸方寸”。他说：“盖我国所谓学，自晚周秦汉以来，大经不离言词文字而已。……夫言词文字者，古人之言词文字也，乃专以是为学，故极其弊，为支离，为逐末，既拘于墟而束于教矣。而课其所得，或求诸吾心而不必安，或放诸四海而不必准。如是者，转不若屏除耳目之用，收视返听，归而求诸方寸之中，辄恍然而有遇。此达摩所以有廓然无圣之言，朱子晚年所以恨盲废之不早，而阳明居夷之后，亦专以先立乎其大者教人也。”（《〈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序》，《严复集》第237～238页）
“求诸方寸”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具有如下二点突出特征：
(1)“整体统观”。即着眼于整体看事物，不是通过分析整体了解部分，而是以整体驾驭部分。严复认为，中国许多学人凡事往往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能深求其故。原因何在呢？“此无他，得之以浑，而未为晰故也。”如何为晰？“盖知之晰者始于能析，能析则知其分，知其分则全无所类者，曲有所类。此犹化学之分物质而列之原行也。曲而得类，而后有以行其会通，或取大同而遗其小异，常、寓之德既判，而公例立矣。此亦观物而审者所必必由之涂术也。”（《〈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1046页）又如，“曰二仪，曰五行，中国言数与理者之宗也。……其为用，不独言物质而已。帝王德运之相嬗，鬼神郊祀之分列，推而至于人伦之近，物色之常，音律之变，藏府之官，无一焉不以五行为分配。”（《孙译〈化学导源〉序》，《严复集》第290页）区区二仪、五行理论，就把自然与社会、人间与地狱、人与物等等，统统联系起来，仿佛包容和解释了一切。然而，它“牵涉傅会，强物性之自然，以就吾心之臆造，此所以为言理之大蔀，而吾国数千年格物穷理之学，所以无可言也。”（同上）
(2)“臆想而非实测”。“求诸方寸”的思维方法是建立在片面强调和夸大“心”与“思虑”作用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按照这个方法认识事物常常沦于臆想而非实测。严复经常指责中国旧学依靠臆想而非实测。甚至，他认为中国旧学中相当多的一般性理论和学说是通过臆想得来的。如，他说：“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
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姝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妄乎？此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多病也。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1047页）说中国九流之学的普遍性理论大抵为心成之说，根于臆造，未免失之偏激，但中国旧学中的这种倾向确乎是比较普遍和严重的。严复强调指出，靠臆想是不会产生科学的。王阳明的所谓“吾心即理，而天下无心外之物矣”的观点和方法是错误的。“是言也，盖用孟子万物皆备之说而过，不自知其言之有蔽也。”（《〈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序》，《严复集》第238页）
3、短于逻辑
中国古代，辩证逻辑成就最大；形式逻辑方面，虽然《墨经》、《淮南子》等贡献良多，但应用不广，且曾长期中绝。为此，有中国文化“长于伦理，短于逻辑（主要指形式逻辑）”之说。如爱因斯坦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参见《爱因斯坦文集》商务版，1983年）中国传统文化在认识方式上短于逻辑说，或有争论，但严复显然为持此说者。也正是为了补救中国文化的这一缺陷，他于维新变法失败后的一个时期内才怀抱“闵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527页），翻译了《穆勒名学》等书，不久又译述了《名学浅说》，并自称若能使《穆勒名学》等书得转汉文，仆死不朽矣。
中国传统文化短于逻辑，表现在许多方面，现仅就严复提到的主要之点列举如下：
(1)知识不成系统
严复认为，真正的科学知识应当在具备客观真理性的基础上，同时也具备逻辑系统性。“是故西人举一端而号之曰‘学’者，至不苟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层累枝叶，确乎可证，涣然大同，无一语游移，无一事违反；藏之于心则成理，施之于事则为术；首尾赅备，因应厘然，夫而后得谓之为‘学’。”与此相对照，他认为中国的学术都“语焉不祥，择焉不精，散见错出，皆非成体之学而已矣”，（以上均为《救亡决论》，《严复集》第52页）很难称得上严格的科学。他明确地指出：“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则凡中国之所有，举不得以‘学’名。”（同上，第52～53页）中国许多门类的知识缺乏逻辑系统性，说明中国人逻辑思维意识比较淡薄。
(2)轻视归纳法
“吾国向来为学，偏于外籀，而内籀能事极微。”（《名学浅说》，商务版1981年，第64页）与此相适应，轻视归纳法也是我国旧教育的一大流弊：“盖吾国教育，……更自内外籀之分言，则外籀甚多，内籀绝少”。（《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严复集》第281页）中国人对于演绎法比较熟悉，而对归纳法比较陌生，典型的表现即是：“中国由来论辨常法，每欲求申一说，必先引用古书，诗云子曰，而后以当前之事体语言，与之校勘离合，而此事体语言之是非遂定。”（《名学浅说》第64页）
(3)概念含混闪烁
概念清楚乃逻辑思维和科学研究的前提。用严复的话说即“诸公应知科学入手，第一层功夫便是正名。”（《政治讲义》，《严复集》第1247页）然而，“所恨中国文字，经词章家遣用败坏，多含混闪烁之词，此乃学问发达之大阻力。”（同上）尤其不便引进和发展科学。对此，严复本人亲身的体会尤为深刻：“今者不佞与诸公谈说科学，而用本国文言，正似制钟表人，而用中国旧之刀锯锤凿，制者之苦，唯个中人方能了然，然只能对付用之，一面修整改良，一面敬谨使用，无他术也。”（同上）中国概念含混，有时竟可达到足以让人如坠五里云雾中的境地。严复说，一个精彩的例证，“即如中国老儒先生之言气字。问人之何以病？曰邪气内侵。问国家之何以衰？曰元气不复。于贤人之生，则曰间气。见吾足忽肿，则曰湿气。他若厉气、淫气、正气、余气，鬼神者二气之良能，几于随物可加。今试问先生所云气者，究竟是何名物，可举似乎？吾知彼必茫然不知所对也。然则凡先生所一无所知者，皆谓之气而已。指物说理如是，与梦呓又何以异乎？……出言用字如此，欲使治精深严确之科学哲学，庸有当乎？”（《名学浅说》第18-19页）此类例子还有很多，“他若心字天字道字仁字义字，诸如此等，虽皆古书中极大极重要之立名，而意义歧混百出，廓清指实，皆有待于后贤也。”（同上，第19页）诚然，中国讲究训诂，尤其有清一代，小学发达。可惜的是“其训诂非界说也，同名互训，以见古今之异言而已。且科学弗治，则不能尽物之性，用名虽误，无由自知。故五纬非星也，而名星矣；鲸、鲲、鲟、鳇非鱼也，而从鱼矣；石炭不可以名煤，汞养不可以名砂，诸如此类不胜偻指”。（《〈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1031页）
三、变革传统认识方式，促进近代科学发展
既然西方近代科学兴起和发展的关键在于认识方式的科学化，而中国传统的认识方式又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特征。因此，为了促进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必须从根本上对中国传统认识方式进行变革。严复所提供的变革方案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培养中国人的“尚实心习”。在他看来，尚实心习对于人们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诚人类极宝贵高尚之心德”（《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严复集》第282页），尤其对于中国人民是如此。“呜呼！使神州黄人而但知尚实，则其种之荣华，其国之盛大，虽聚五洲之压力以沮吾之进步，亦不能矣。”（同上）
具体言之，培养中国人的尚实心习，主要应从如下三方面入手：
1、“读无字之书”
首当其冲的是解决认识的方向问题，即认识的起点问题。严复反复强调了认识起点问题的重要性，并明确地坚持如下观点：“吾人为学穷理，志求登峰造极，第一要知读无字之书。”（《西学门径功用》，《严复集》第93页）“无字之书”意指外部客观世界，“读无字之书”即提倡直接研究外部客观世界，从外部客观世界获得第一手的实际经验，也就是他常说的“与万物直接研究”（《名学浅说》第66页），“与实物径按”（《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严复集》第285页。他坚决反对读第二手书，并一一指明了读第二手书的危害。他说：“赫胥黎言：‘能观物观心者，读大地原本书；徒向书册记载中求者，为读第二手书矣。’读第二手书者，不独因人作计，终当后人；且人心见解不同，常常有误，有我信之，从而误矣，此格物家所最忌者。而政治道德家，因不自用心而为古人所蒙，经颠倒拂乱而后悟者，不知凡几。”（《西学门径功用》，《严复集》第93页）他认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尤其是以陆王心学为代表的旧学，不论宗经征圣也罢，求之方寸也罢，说到底，就是一个耽于第二手书的问题。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是读第一手书，还是读第二手书？“诸公若问中西二学之不同，即此而是。”（同上）
严复之所以强调无字之书，这与他从培根、洛克和穆勒等人那里接受来的经验论有关。严复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较早地对认识的基本要素有了明确的认识。他说：“盖我虽意主，而物为意因，不即因而言果，则其意必不诚。”（《〈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1037页）人是认识主体，物是认识客体，脱离物所得到的认识必定是不可靠的。穆勒把人的知识分为元知与推知两类，并且说：“人之得是知也，有二道焉：有径而知者，有纡而知者。径而知者谓之元知，谓之觉性；纡而知者谓之推知，谓之证悟。故元知为智慧之本始，一切智识，皆由此推。”严复在包含上述文字的段落下面写下了如下的按语：“穆勒氏举此，其旨在诫人勿以推知为元知。此事最关诚妄。”（《〈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1028页）接着又举例作了进一步说明。可见，严复赞同和接受了穆勒的观点，肯定元知对认识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此外，他欣然接受了洛克的白板说，提出“心体为白甘，而阅历为采和”的认识论命题。（《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1050页）强调实际经验对人的心灵这张白纸画什么图案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可以说，这些舶来的哲学观点，乃是严复主张读无字之书的思想根源。
严复呼吁中国人从故纸堆里解放出来，以客观世界为认识的指向或起点，有点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思想家引导人们把认识的指向或起点从中世纪的神学天国转向自然存在的举动。遗憾的是，文艺复兴迎来的是一发不可收的近代自然科学大潮，而严复关于读无字书的呼吁却落落寡合、渺无反响，只是到了五四时期甚至更晚些，才真正融汇入时代最强音。
2、“不得以既成外籀，遂与内籀无涉”
认识的起点由故纸堆转向客观世界，这固然是形成尚实心习，进而有利于促进发展科学的重大一步，但是，读无字之书，毕竟主要是表达了一种尚实的愿望或意向，并不能保证在实际的认识过程中真正把尚实落到实处。为此，严复进一步讨论了认识方法问题，并提出了“不得以既成外籀，遂与内籀无涉”的认识原则。该项原则的实质是强调演绎不能脱离归纳而进行，演绎用以作为大前提的一般原理，一定要通过归纳方法从客观实际中得出。关于这一原则，严复在《穆勒名学》的按语中是这样说的：“案此节所论当于后部篇四第三节参观，始悟科学正鹄在成外之故。穆勒言成学途程虽由实测而趋外，然不得以既成外，遂与内无涉；特例之所苞者广，可执一以御其余。此言可谓见极。”（《严复集》第1047页）
严复提出上述认识原则是明确针对中国旧学的。他认为，从认识方法的角度看，中国封建旧学有三大特点：(1)偏爱演绎法。此前文已述及，这一特点和宗经征圣的认识心习有密切的因果关联。(2)演绎多疏漏。大部分封建文人未必精通三段论，他们运用演绎法往往是自发的。但这无关紧要。关键是他们脱离归纳法进行演绎，演绎所用大前提往往是没有归纳基础和事实根据的。用严复的话说即是“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何尝取其公例（普遍原理）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妄乎？”“无它，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不实验于事物，而师心自用，抑笃信其古人之说者，可惧也夫！”严复举例说，象五行支干的分配、九星各主吉凶等常用来做为演绎大前提的理论和观点，有什么根据呢？既然大前提有误，演绎推理的结论就很难靠得住了。所以，“原之既非，虽不畔外之术无益也。”（以上均为《〈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1047、1032、1048页）(3）要害在先验论。中国旧学为什么在认识方法上偏爱演绎法，而演绎又多疏漏呢？要害乃在于中国旧学本质上是属于唯心主义先验论的。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西语阿菩黎诃黎，(apriori，先验的）。凡不察事实执因言果，先为一说以概余论者，皆名此种。若以中学言之，则古书成训十九皆然；而宋代以后，陆、王二氏心成之说尤多。”（《穆勒名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92页夹注）
既然中国旧学有如上种种缺陷，那么，严复提出“不得以既成外，遂与内无涉”的认识原则，就可谓非常切中时弊了。同时，严复提出这一认识原则，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依据，那就是，他认为，这一原则是西方科学认识方法的关键，并且已被充分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他在提出这一原则后，紧接着就写道：“西学之所以翔实，天函日启，民智滋开，而一切皆归于有用者，正以此耳。”（《〈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1047页）
3、“严于印证”
检验是认识方式的重要一环。离开检验，认识结果的真伪不能判定，认识无所遵循，势必会影响认识活动的正常进行。严复十分重视印证即检验的作用，提出了“严于印证”的认识原则。他认为科学理论之所以具有不可轻易推翻的威严和力量，就在于坚持了“严于印证”的缘故：“而三百年来科学公例，所由在在见极，不可复摇者，非必理想之妙过古人也，亦以严于印证之故。”（《〈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1053页）他追随穆勒，认定“归纳实测”、“演绎推理”和“印证”是“明诚三候”，即认识客观真理的三个基本环节或步骤，并指出：“是以明诚三候，缺一不可。缺其前二，则理无由立；而缺其后一者（印证），尤可惧也。”（同上）至于检验的标准，严复先后提出是“实事”〔“虽系前圣所已言，已怀所先有，乃至人人所共信者，皆就实事试察信否。”（《名学浅说》第66页）〕“事实”〔“今夫理之诚妄，不可以口舌争也，其证存乎事实。”（《译斯氏〈计学〉例言》，《严复集》第99页）〕、“物”〔“是故吾心之所觉，必证诸物之见象，而后得其符。”（《〈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序》，《严复集》第238页）〕、“物物事事”〔“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救亡决论》，《严复集》第45页）〕，等等。尽管说法不完全相同，但大致可认为是客观事物或客观实际。虽未达到实践标准的高度，但仍不失经验论立场。
严复之所以提出严于印证的认识原则，同样也是针对中国旧学的。他认为中国旧学忽视检验，不讲或缺乏检验。事实上，旧学的许多理论压根儿就是不可检验的。“譬如今课经学而读《论语》至‘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此其理诚然。顾其理之所以诚然，吾不能使小儿自求证也，则亦曰：‘孔子圣人，圣人云然，我辈当信’。无余说也。”（《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严复集》第283页）孔子有些话也许是对的，但是，无法检验，人们只好盲目信奉，不及深究了，这种情况，旧学十分普遍。另外，象陆王心学一类的理论则师心自用，根本经不起检验，也回避检验。严复辛辣地嘲讽说：“夫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自以为闭门造车，出而合辙，而门外之辙与其所造之车，果相合否？不龃龉否？又不察也。”（《救亡决论》，《严复集》第44页）正是由于缺乏检验这一环节，才使得陆王心学之类伪科学障碍科学，危害国家，却恣意行于世，长期不得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