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博物馆的集体记忆呈现探究
——以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为例
□刘静伊
摘要： 2010年年初，攀枝花市委、市政府启动了“三线建设博物馆”的筹建工作，并于2015年正式开馆，用以展示当年涉及三线建设的全国十三个省、自治区的建设过程、建设成就，展现三线建设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该馆建立的目的是纪念三线建设五十周年，而作为官方纪念场所的博物馆同时也积极地运用色彩、模拟元素陈列、多种互动形式，试图唤起或者重塑观者记忆。
关键词： 博物馆；集体记忆；场景；陈列元素
一、引言
在我国的工业遗产中，“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有其特殊性。“三线建设”是1964—1980年我国在“三线”地区进行的以建设国防工业为主导的大规模工业和交通建设，而四川省攀枝花市是“三线建设”的主战场之一（刘吕红，阙敏，2010）。该馆建立的目的是纪念三线建设五十周年，用以展示当年涉及三线建设的全国十三个省、自治区的建设过程、建设成就，展现三线建设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陈蕴茜指出，近代民族国家出现后，共同的社会记忆是国家与社会运作的重要合法性来源，因此，作为人们对过去事件、人物表达崇敬、景仰和怀念行为的纪念空间日益受到重视，因为纪念空间具有调动情感、引发思考、唤起并塑造记忆的功能，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陈蕴茜，2012）。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作为一个三线建设运动的公共纪念场所，主要呈现的是官方对攀枝花三线建设做出的理解和记忆，那么这种官方权利是如何对三线建设记忆进行塑造的？对于到博物馆参观的攀枝花市民而言，他们对记忆主体熟悉且对被纪念事件具有体验或知识积累，那么他们的个人记忆和官方记忆有怎样的关系？是重合还是冲突？若是官方记忆和集体记忆冲突，官方又能否按照其预设发挥其纪念功能？个人又将如何进行记忆的处理？这些都是本次研究将要探讨的问题。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幼儿如何选择合适的绘本读本，则可以参照幼儿的兴趣、需要、色彩吸引力和内驱力，根据各个年龄段幼儿的特点进行选择。陈鹤琴说：“凡属孩子有绘画之兴趣，绘画是口语的先导，是表达美感之良器。”绘画活动对于幼儿而言，就是将自己所感兴趣的所见所闻，描绘出一个“无中生有”的世界。3～6岁的幼儿对于所探究事物的兴趣点与目的性存在着明显的年龄差异，符合幼儿年龄特点的儿童绘本才能引起幼儿的关注与绘画的兴趣。因而，教师要选择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绘本。
这里,, 为方腔流动的二维速度矢量, 为压力,,∂z) 为梯度算子. 考虑相邻双侧边盖驱动方腔流动, 即以相同的速度上壁面向右运动和左侧壁面向下运动, 如图1所示. 正方形方腔的高度作为特征长度L, 边盖驱动速度作为特征速度U, 由此可以定义控制方程的Reynolds数为Re=UL/ν, 其中ν为运动黏性系数.
在以往的教学场景中，多媒体教室通常使用传统PC机作为主要的教学信息化设备，由于传统PC机故障发生频率较高，给运维人员技术维护工作带来巨大困扰。常见的故障简要分为软件故障和硬件故障两大类。软件故障主要表现为系统文件丢失、病毒入侵造成的系统崩溃等；硬件故障则主要表现为硬盘、内存、显卡、主板等硬件损坏。
二、研究发现
（一）色彩设计唤醒年代记忆
在第四展厅临近出口端的展区，有两行金色足印铜板，上面是由100位劳模足迹组成的印记，博物馆利用足印谋求与参观者互动，并试图唤醒参观者的记忆。在足印的起点，博物馆的展品以照片的形式将1965年攀钢的主厂址弄弄坪和攀枝花市中心与现在做对比，对于亲身经历过三线建设的参观者而言，到了足印的起点即照片墙时强烈的对比将参观者记忆完全唤醒，参观者LDH说：“我们当年是看着攀枝花修起来的，我和我老伴一起从东北林场过来，我来这个博物馆看到了好多那个时候的东西，觉得这个馆还是有意义，至少年轻人看得到我们为攀枝花为国家做过什么，挺好的。（为什么要抚摸脚印呢？）我虽然不是劳模但是还是参与过三线建设嘛，摸一下有感觉一些。”
群体蜡像是按一定情节把几个蜡像有机地组织起来，配以背景、道具，组成特定的场景，特别适合表现重大背景题材。正如此处所展示的国家领导人视察攀枝花的重要历史时刻，此时参观者恍若亲临现场，产生激动人心的展示效果。蜡像展示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展示手段，使博物馆“教育国民、供给娱乐、充实人生”的3E原则更加直观化、生动化，更能引人入胜，因此有着不可比拟的展示效能（魏楚予，1989）。通过邓小平这一人物承担的关于中国人民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集体记忆，将国家重要领导人与攀枝花钢铁厂的形象串联在一起，塑造了一段虽不可见但可真切感受到的、象征了一定政治地位的纪念场景。
一进入第四展厅，“邓小平视察攀枝花”的群体蜡像映入眼帘，正中央摆着一个“弄弄坪钢铁联合企业模型”大型沙盘，沙盘前方屹立着三个逼真的蜡像，分别是钢铁厂总设计师、邓小平及其夫人，设计师蜡像拿着一根长棍指在沙盘中似是在为邓小平讲解，整个场景的上方悬挂着一幅大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攀枝花钢铁厂的厂址选得很好嘛”。
2、提高林业企业资源支配的科学合理化。地方政府部门应提高国家林业资源开发相关政策的贯彻执行力，扩大当地林业资源的优势，实现当地林业资源价值的最大化。相关政府部门应严格按照招标工作流程和标准来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并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来制定针对性强的考核目标。与此同时，还应加强对林业企业资源开发工作的监督管理力度，提高企业运营目标的阶段性和发展性，此外，林业企业还应根据不同的季节变化来开展相应的工作，最大程度的提高林业资源的有效利用率，避免林业资源被大规模损坏等情况的发生。
（二）陈列元素凝固微缩场景
博物馆除了群体蜡像外，还运用了大量逼真的草场、土地、建筑工业模型等元素进行劳动/工业场景的再造与还原，将数十年前发生的、现在早已不复存在的生活/工业样态以凝固、微缩的方式复刻在不到十平方米的博物馆场馆内，使一段尘封的记忆化为永恒。接连不断的场景变换使得整个展厅展演的意味被放大，也在不知不觉中拥有了一定情节的连贯性，场景的真实重塑与参观者的情感代入成为最直接的目的。而参观者在参观类似场景时，即便已知眼前所见为再造元素，却不妨碍其将自我纳入场景，感受未曾亲身经历过的记忆。
这样的呈现方式对于经历过三线建设运动的参观者而言则是记忆事件的重现，参观者置身于纪念物营造的空间还原状态下再接触红色标语信息，其视觉和神经上都产生了反应，这无疑会让参观者产生记忆空间倒置的主观感受。如参观者LT认为：“这个就和我们那个时候那些标语差不多嘛，什么响应国家号召搞好三线建设，多得很！那个时候，就是搞个红色的油漆刷在那个墙上，满大街都是。”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用色彩对博物馆进行了记忆空间的重塑，使参观者的记忆可以绵延至博物馆的场景，同时还利用色彩对比规划了博物馆空间，便于参观者接受并理解信息。
就能得出奇异值差分谱序列的峰值谱N,以及相应的重构阶数.如差分谱峰值dk,以角标数字k找出奇异值序列中的对应峰值σk,即在k值前的奇异值变化较大,而之后的奇异值将接近于某一值后稳定.说明峰值σk是信号与噪声的分界点,此时取k值前的奇异值重构信号,该信号就是降噪处理后的真实振动特征数据.
另一种主色调则是鲜艳的正红色，而这个颜色也有规律、可预测地出现在各类横幅（再造元素）与浮雕墙的刻字上，尤以口号、标语、诗句等语句居多。比如在第四展厅正式开始陈述攀枝花当地三线建设场景时，设有一道大红色的拱门，正上方立有一块毛主席头像，红色拱门以及照片与文字的组合富有极强的不可忽视的视觉冲击力，便于形成一种特殊的物理区隔和仪式感，参观者看到并进入该门，其实也就是进入了一个被塑造的场景与集群。大量红色元素的运用，使红色这一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颜色担当了一个重要转述者的角色，参观者在被场景唤起回忆的同时面对富有极强视觉冲击力的文字符号，以一种十分直接彻底的形式被灌输了承载于领导人话语中的记忆。
三线建设博物馆作为一个意图性纪念空间，利用实物展品之外的各种人工再造元素全面还原、再现场景，成为充满亮点的回忆塑造形式。
（三）印记、互动制造记忆重叠
整个三线建设博物馆充斥着两种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色调，一种是与墙体本身颜色呼应的土黄色，它不仅成为所有展品柜台的背景色，同时也是大部分画作、雕塑、沙盘的基底色。进入展厅首先感受到朴实无华、充满着黄土气息的厚重感，而这种感觉也与三线建设整体基调与时代背景有着密切关联，参观者置身其中，通过场馆内环境、灯光、解说词等不同元素的渲染，记忆在进入场馆后被一定程度唤起，代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与背景。
参观者脚印和前人的足印相重合时，他们便融入了博物馆当中，因为脚本就是人体的一部分，将脚以足印的形象具体化到铜板之上是身体参与的意图表达，他们成为了博物馆空间的一部分，而人的记忆是利用空间参考点表达的，在足印处参观者能够辨明自己所处的位置，并且能够据此整理自己的记忆。三线运动亲历者甚少会将自己的记忆与劳模的事迹做重合对应以完成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布鲁诺·佩基尼奥，郑可君，2012）；而对于三线建设运动的非亲历者而言，足印便是博物馆作为空间纪念设置者进行代际宣传的工具，非亲历者在此处与官方达成一种共同记忆，从而使事件体验者100位劳模的个体记忆变成集体记忆。
另外，博物馆还设置了电子触摸屏签名墙这一互动形式，签名墙具有“查看历史签名”以及“进入我的签名”两个功能，前者为参观者与参观者之间提供了一个跨越时空的互相交流的渠道，每个签名背后承载着不同的个体在相同的场景体验下的心境，后者则完全重视个人体验，只有当参观者真正“参与”到创作中，这一段参观的记忆才能以一种可见的方式长久留存。在三次深入观察博物馆参观者并浏览签名时，笔者发现，大部分签名都为年龄较小的孩童所作，字迹歪歪扭扭，除了签下自己的姓名以外，签名墙中还出现了一些诸如“邓超”“蔡徐坤”等明星以及“邓小平”这类领导人的姓名，显然这些参观者将该签名系统视为一种情感表达的工具，并没有与当下这段记忆关联起来。签名者LMN说：“我是跟着学校夏令营来参观的，看到这个觉得很好玩，写一下自己的名字证明自己也来过，爸爸妈妈问我看了什么，我还能给他们讲，这样说不定他们以后来参观的时候也能往前翻到我的名字呢。”
可以看出官方设想的互动与塑造记忆的方式在个体实践上具有一定偏差，但不可否认的是，参观者亲身参与的博物馆体验与实践对于参观行为的记忆是有加深与塑造作用的。各种不同的互动形式承载了官方对于个体记忆塑造的诉求，官方希望通过多样化的手段使参观者留下印记，达到他们想要的集体记忆塑造效果，但通过观察，发现在个体实践效果上不尽如人意，会出现一些误解与反抗的效果。
三、结语
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现为四川省党性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和统一战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官方为纪念三线建设所打造的纪念空间。
该馆利用色彩刺激参观者的神经系统，一方面让事件亲历者的记忆被唤醒，而非事件亲历者则能直观感受到三线建设运动的样貌，从而使脑海中抽象化的三线建设记忆被具象化重塑。在陈列元素上，该馆选择了大量与三线建设时期直接相关的物品，或进行陈列，或进行场景重现，这些元素在博物馆这一纪念空间中都扮演着超越时空、表达永恒价值的角色。该馆还利用足印交替制造记忆重叠的形式以及多媒体触控屏幕与参观者互动，使参观者主动通过参与式体验将自己融入官方记忆的塑造，成为博物馆空间的一部分。
在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中可以明确地感知到诺拉所探讨的纪念性空间所具有的双重功能：一是回溯性功能，即让人们回溯历史，唤起人们的记忆，特别是非意图性纪念空间向意图性纪念空间转换之后，这种功能更为明显；二是前瞻性功能，即通过纪念空间的营造，将历史事件与未来发展进行了勾连，让人们通过参观纪念空间而获得历史认同，从而确定未来发展。但是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目前影响力有限，如何将博物馆“推出去”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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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7级新闻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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