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向论文,民族论文,世纪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人类社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激烈和复杂的剧变。其中民族问题在这种动荡变幻的国际形势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进入新千年和面向新世纪的时刻，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势正在显示日益强劲的作用，人们对世界和平的追求和对社会发展的推进不仅需要重新审视和确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且需要重新构建和协调国际之间、族际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相容和睦发展的环境。民族作为当今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人的共同体形式，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国际社会和国家内部都是直接影响和平、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国家裂变、领土争端、地区冲突、部族仇杀、种族排斥、宗教纷争、霸权干预等一系列现象基本上都有民族问题的背景或直接来源于民族问题。因此，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并对新世纪充满和平希冀与发展愿望时，关注民族问题对新世纪的影响是毫不奇怪的。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大千世界来说，历史上的世界民族问题给现实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20世纪人类社会的民族问题对21世纪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我们判断21世纪世界民族问题基本走向的基础。
一、世界民族问题的历史遗产
人类社会的民族过程基本上是与国家过程同步的。自民族形成以后，民族问题就成为多民族国家内部社会关系的重大事务之一，同时也成为多民族世界国际关系的重大事务之一。在多民族国家中，阶级压迫放大到民族关系的结果造成了民族压迫；在多民族世界中，帝国征服扩大到国际关系的结果造成了奴役统治。所以，民族问题始终是在国家内部和国家关系两个层面上展开的。无论是闭关自守的国家，还是开疆拓土的帝国，民族征服、民族压迫是反映阶级社会本质的必然特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阶级社会解决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主流是暴力征服、强迫同化、分而治之、以夷治夷等强制性的措施，同时也存在因俗而治、和亲羁糜、分封归化等缓和性的措施。但是，强制也好、缓和也罢，都是建立在民族不平等基础上的政策。阶级不平等必然造成阶级斗争，民族不平等也必然造成民族反抗。所以，阶级统治及其民族压迫是造成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因。
人类对平等的追求可谓由来已久，但是将平等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变革思想还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当然，提出是一回事，实行是另一回事。资产阶级的先进性在完成了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之后，又成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保守势力，阶级社会的维系和工业革命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更加严酷，并在资源、财富、市场和劳动力的需求下扩大到了全球。古代历史中的世界性交往基本上是在帝国扩张中实现的。从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到奥斯曼帝国，欧亚大陆是民族征服、民族迁徙、国家演变、宗教冲突最突出的地区，当然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在这种扩张和冲突中得到了发展，而其他大陆的国家与民族基本上长期处于封闭发展的状态。从16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到西欧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使西方少数资本主义国家以掠夺资源、开拓市场、转嫁危机等方面的需要和倚仗“船坚炮利”的技术优势展开了全球性的殖民主义侵袭。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的那些文明古国和传统社会，纷纷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被西方少数国家征服和占领，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全球化研究中，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人类“全球纪元”的开端。如果仅仅从各大陆之间的交往来说也许是这样，因为毕竟这种交往突破了传统的欧亚大陆局限。但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全球性扩张是一种单向的侵略和残暴的征服，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广泛的一次帝国征服，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民族冲突最严重的时期，这种全球化是带给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民族严重灾难的全球化。如果一定要以欧亚大陆以外的洲际交往作为“全球纪元”的开端，同一时代中国的郑和下西洋之举倒是符合条件的例证。
如果说，漫长的封建社会造成了世界民族问题的浓厚积淀并对现实世界有所影响的话，那也主要存在于某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社会念残余中。而近代殖民主义全球性的扩张所造成的民族、种族、宗教和领土等问题却对现代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直接影响。例如，非洲地区大多数国家是建立在殖民主义势力领土分割基础上的，非洲地图上几何图形的边界划分不仅没有遵循国家形成过程的民族聚居和自然疆界传统，而且这种边界造成的同一部族、同一民族的分离现象也比比皆是，由此而产生的领土问题、跨界民族问题也成为影响非洲现实国家关系、社会稳定和族际团结的重要因素；美洲的印地安人、因纽特人，北欧的萨米人，澳大利亚的土著人问题也是殖民主义时代的遗产，他们的传统社会在殖民主义扩张时期被摧毁，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被破坏，传统文化濒于灭绝，今天的土著运动正在为历史公正和现实发展而进行着斗争；在亚洲，殖民主义时期造成的印巴分治遗留下来的克什米尔问题，是集民族、宗教和领土为一体的冲突，也是典型的殖民主义遗产。此外，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国家的民族和宗教冲突中也都有殖民主义时代的背景，包括印度尼西亚排斥华人的问题也可以追溯到荷兰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的“分而治之”和“以夷治夷”政策。当然，最广泛的遗产是种族主义，“种族优劣”、“白人至上”之类的观念和实践成为现代文明社会中最可悲的现象，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上还存在着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而种族歧视和种族排斥的现象至今仍然普遍存在等等。可见，我们今天面对的世界范围的民族问题大多是由西方殖民主义统治造成的，正是这份“丰厚”的民族问题遗产，造成了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全面释放，这种释放也构成了20世纪国际形势剧烈变动的动因之一。
二、民族问题全面释放的20世纪
19世纪末的世界虽然已经被西方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毕，但是瓜分者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西方资本主义构建的全球殖民主义体系，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体系，殖民主义宗主国同殖民地之间的冲突，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西方资本主义同传统的帝国之间的冲突，构成了这一体系的基本矛盾同时，这一矛盾体系的种种冲突中不仅都包含了民族矛盾，而且增加了资本主义所造就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这些矛盾的激化、聚集使20世纪的前夜表现出国际矛盾、族际矛盾、阶级矛盾的异常尖锐性。这三种相互交织、相互促发的矛盾导致了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全球性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新老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战争，其结果是奥斯曼、奥匈和沙俄传统帝国解体和德意志帝国的失败。与此相伴的是中东欧地区和亚洲等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高涨以及无产阶级政权在沙俄帝国废墟上的建立。奥斯曼、奥匈和沙俄帝国的解体，使中东欧地区出现了一系列以民族主义理念建立的独立国家，而以中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为代表的东方民族主义思潮，鼓舞了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构成了20世纪第一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德意志帝国的战败，导致其海外殖民地的丧失并被战胜者所瓜分；而前苏联的建立，则为人类社会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开启了新纪元。
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全球统治和资本主义世界形成了根本性的挑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围攻新生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不仅自身经历了经济大萧条的冲击，而且也为力图雪耻的德国和战后分赃不均的意大利的极端民族主义膨胀提供了条件，并最终导致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场浩劫中，法西斯主义实行的种族虐杀、民族征服、领土扩张政策对全人类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搁置了资本主义世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仇恨，消灭法西斯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建立在极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法西斯主义对种族主义的无上推崇和残酷实践，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其他国家历史上“白人至上”的种族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主的殖民主义“宗主国”构建的全球性殖民主义体系开始瓦解。在民族自决和战后联合国推动的“非殖民化”运动中，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为特征的政治民族主义运动形成全球性的浪潮，即20世纪第二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
冷战期间，前苏联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它与美国争霸的过程中，其社会主义建设走的是一条盲目判断和推进自身社会主义进程，从而导致简化处理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所有社会问题的道路，结果形成了对内实行大俄罗斯主义和对外实行大国沙文主义的霸权体制，从而逐步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出现了向传统俄罗斯帝国回归的取向。这种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体制，在同美国的对抗中不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实际发展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极力推行“苏式社会主义模式”一体化的思想禁锢和体制控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干预，其结果不仅导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僵化和社会主义活力的丧失，而且最终导致自身的瓦解，并使一批按照“苏式社会主义”统一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可避免地承担了这种弊端造成的恶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和干预都是为了消除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多样化。南斯拉夫虽然最早摆脱了“苏式社会主义模式”，但是始终没有摆脱苏联及其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预和压力，这也迫使南斯拉夫为了建设比苏联更好的社会主义而走上了脱离国情实际、更加激进的“自治社会主义”的道路，最终在追求“国家消亡”和绝对民族平等的目标下形成无度分权的形势，造成对地方民族主义的姑息养奸。如果说苏联解决民族问题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膨胀和社会化影响造成了非俄罗斯民族的分离主义，那么南斯拉夫解决民族问题失败的原因则走到另一个极端，即为了防止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而姑息甚至助长了各个联邦政体的地方民族主义。而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是危害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极端性表现，其结果只能是苏联解体和南斯拉夫解体。同样，就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外因而言，究竟是西方和平演变的渗透作用强大还是来自于被苏联长期控制的“卫星国”的民族主义反抗性强大，也是值得研究的。当戈尔巴乔夫向“柏林墙”发射了“新思维”的炮弹时，“柏林墙”轰然倒塌的反作用力直接作用于前苏联国内的政治演变和民族分立运动。前苏联这个事实上的现代帝国解体，同样伴随着其本土和势力范围的民族主义运动。20世纪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也由此发端，世界国家的格局也因此再次发生了变化，增加了20多个新的国家。
苏联解体意味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构建的霸权体制解构，正如历史上所有的帝国霸权体制瓦解一样，被压抑的民族问题通过封疆裂土、独立建国、领土争端和权利要求等形式释放出来一样，再次形成了民族主义的浪潮。美苏争霸是全球性的，这也决定了源起于前苏东地区的民族主义浪潮迅速向西欧、北美乃至全球的蔓延。如果我们将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和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算作冷战后前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的热点，那么它们在冷战后一系列全球性的以民族问题为背景的热点中并不构成数量上的优势，构成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民族问题热点主要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德国、奥地利等国的新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回潮，比利时佛来芒人和瓦隆人的矛盾导致国家的联邦化，西班牙的巴斯克“埃塔”组织谋求独立的恐怖活动加剧，法国的科西嘉民族独立运动随之高涨，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裔民族主义势力险些通过“全民公决”造成国家的分裂态势，美国的种族冲突从“洛杉矶事件”后持续不断，墨西哥印第安人的“萨帕塔解放军”与政府展开武装对抗。非洲大湖地区出现以布隆迪、卢旺达为代表的部族仇杀并向毗邻国家和地区的蔓延，土耳其、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再次出现高潮，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和希腊族的分裂形势更加严重，印度的教族冲突激化，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克什米尔冲突尖锐，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同政府军的对抗难以消停，菲律宾棉兰佬的穆斯林摩洛解放军同政府的对抗和阿布萨耶夫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制造的“人质事件”令世人瞩目，印度尼西亚排斥华人的暴行和亚奇、西伊里安的独立运动以及在苏门答腊等地普遍发生的教族冲突和分离运动相继爆发，斐济国内对印度移民的排斥行动形成热点，中亚地区以乌兹别克分裂势力为代表的极端主义对多国的困扰，加拿大因纽特人、北欧萨米人、中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为民族平等权利的斗争此起彼伏等等。这些热点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或再度高涨起来的。所以，冷战后的民族主义浪潮虽然在前苏东地区普遍表现出反苏反共的特点，但是就构成这股浪潮的规模主体来看，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难以解决的民族问题的现实。对于前苏东地区来说，民族主义浪潮的涌起是苏联霸权主义的必然结果：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种族主义回潮、少数民族的分离要求和土著民族的权利要求加强则是资本主义社会难以克服的痼疾在冷战格局结束后的爆发；至于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的民族、宗教问题及其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殖民主义的遗产和冷战霸权压抑并制造的问题所引发的，同时也包括冷战时期这些国家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错误政策所造成的积弊。
不难看出，20世纪的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都是同帝国霸权的衰落、瓦解直接相关的，是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结束相随相伴的。这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从总体上构成了对帝国主义统治世界历史的清算，是在帝国霸权衰落时的剧烈释放。当然，在这种释放中，争端和冲突乃至战争是难以避免的，民族主义的极端性在某些宗教思潮的影响下也表现为严重的暴力恐怖活动及其跨国性的特征，一些泛民族主义、泛宗教主义如同种族主义一样也沉渣泛起，而这正是民族主义“双刃剑”作用的必然反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民族主义浪潮及其对国际形势的影响，使一种“21世纪将是民族主义世纪”并将造成“世界国家数量成倍增加”的观点流行一时。但是，如果我们从帝国霸权与民族主义运动的互动关系的规律性来看待这一现象，就能够把握这种释放的现实原因和未来走向。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这些对抗和冲突最终只能通过和平方式得到解决的主流趋势。伴随着第三次浪潮的掀起，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垮台并建立起种族和解的新南非，困扰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也在和平框架下走向新的途径，长期难以消解的巴以冲突也达成和平协议并对缓和整个阿以矛盾发挥了积极影响，当然这些缓和的矛盾由于积弊甚深在实现完全和平的进程中还会有反复，但是这种“仇必和而解”的大势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必然体现。事实上，从9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世界民族问题热点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大部分都得到了控制或纳入了和平谈判的轨道。同时，冷战对抗造成的国家与民族分裂的局面也正在消除，除先期实现统一的越南外，继东西德国的统一之后，南北朝鲜实现高级会晤和自主和平的统一进程已经成为举世关注的和平热点。此外，一些在西方殖民主义体系全面崩溃后遗留下来的租借地、托管地也在陆续消除，如中国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以及东帝汶问题的解决彻底结束了亚洲地区的殖民主义历史；1994年贝劳的独立，结束了联合国在推动“非殖民化”进程中确立的委任托管制等等。可见，20世纪不仅是帝国霸权衰落的世纪，同时也是世界民族问题全面释放的世纪。
三、多样化与和平、发展的世界大势
当今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这一时代同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全球性扩张的时代是不同的。尽管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仍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但是它们面对的已经不是当年那些闭关锁国的古老国家和尚未进入国家进程的传统社会，它们面对的是数以百计的主权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而且是面向世界开放性发展的国家。所以，今天的全球化是世界各个国家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而形成的全球化，是发达的西方国家同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形成的双向、多向互动关系的全球化，尽管这种互动程度有强度上的区别，但是国际社会业已形成的和正在形成的制衡关系决定了这种互动的双向和多向性。这种世界各国、各民族参与的全球化，表现了人类社会多样性的发展趋势。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国际社会最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问题。20世纪的两次热战结束后，在少数大国的主导下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制”和“雅尔塔体制”，这些体制从实质上讲都是帝国强权体制，是压抑多样化发展的体制。冷战结束后，美国试图建立一统天下的“单极世界”霸权体制，但是所有从冷战霸权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国家都走上了开放发展 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道路，这使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走向缓和，缓和的基础是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和平主题的要求。同时，平等才能保持多样。在经济一体化所影响的现代化生活水准趋同的形势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也表现出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现代化只是一种社会发展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准而不是一种既定的现成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对于很多发达国家来说，现代化也不意味着“美国化”，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现代化也绝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现代化。这种多样性观念的确立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选择，也决定了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走向。对于国际社会而言，政治多极化就意味着国际层面的民主权利扩大，就意味着对霸权主义的遏制。同时，也意味着不同的政治理念和社会制度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而不是在对抗条件下的争霸。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哪一种主义具有社会制度的优势和能够实现人类社会充分的平等、自由和民主，要通过发展的实践来证明。发展权作为人权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不仅包括了发展的要求和实践必须得到尊重，而且也包括了发展道路的选择需要得到尊重。这一点在国际社会日益密切的交往中已经形成了理论上的共识，这是实现发展的题中之意，并且已经在发展的实践中开始体现。
人类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多样性共存共容基础上的社会，生物的多样性是奠定生态平衡的自然基础，动植物物种的消失在中断大自然生物链的同时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并直接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生物多样性所维护的生态平衡，对人类社会的启示是深刻的。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是统一的，但是在文化上是多样的，这种多样性是保证人类社会创造性和发展活力的基础，同时这种多样性也理应成为维护各民族共存共容和平机制的基础。但是，从历史上看，所有的帝国统治都是建立在对人类多样性的否定的基础上的，这从阶级社会解决民族问题的主导政策和基本取向中是不难看出的，从文化上消除社会的异质性就必然实行民族压迫等强制性的措施，因为文化的多样性是以民族为依托的。所以，帝国霸权、专制统治都是对人类社会多样性的反动，它们也必然遭到人类社会多样性的反抗。正如法西斯帝国试图以“纯正的日耳曼人”、“罗马帝国后裔”和“大和民族骄子”一统天下时，它们面对的是世界各个种族和各个民族的共同反抗，尽管那些民族有不同的信仰。20世纪后半叶，人类生存环境的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维护生态平衡是从保护生物多样性着手的。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成为国际社会追求现代化目标的路标之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问题又引起世人的普遍关注。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前提是各种文化在平等基础上的共容共存和通过借鉴、吸收而得以发展。那种将文化差异放大为“文明冲突”的观点是建立在传统的西方文化优越论基础上的。这种优越论是历史上“白人至上”的现代解释，是以种族、民族不平等为前提的。而文化多样性的观念是人类文明观的新境界，也是人类社会种族观、民族观的新境界，而这个境界是马克思主义已经提出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区分历来是阶级的而不是民族的和种族的。文化多样性的观念，是和平与发展世界大势的思想底蕴，它在实践中事实上已经提供了成功的范式，国际社会的奥林匹克运动就是这种文明范式的代表。
多样性是自然生态平衡的基础，多样性也是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人类的文明是世界各种族、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印度的伟大诗人曾说过，世界上各民族遇到的生存困难不同，他们克服困难的方法也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创造了人类社会五彩缤纷的文化，正是这些绚丽多彩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借鉴和吸收促进了各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同或相异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的现象，处理、协调或解决这种现象产生的矛盾不是建立在消除多样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基础上的。多样性是创造力和发展活力的源泉，多样性的汇聚和融通会形成人类文明的整合，同时会在更高层次上升华为新的多样性。2000年在法国和西班牙先后举行的文化多样性国际论坛，不仅突出了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而且也体现了反对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共同取向。在以经济一体化和信息网络化为代表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样性是维护和平与保障发展的基本条件，新的国际秩序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形成和建立。
四、21世纪是民族和解的世纪
人类社会的历史昭示世人，帝国霸权与阶级压迫是造成国际层面和国家内部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因。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三次大规模的释放，可以说主要是针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表现在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也大都包含着帝国霸权统治、控制和干预的背景。正是历史上和现实中帝国霸权对众多国家和民族内部事务的干预才造成这些国家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困扰与难度。因为在帝国霸权的影响下，特别是它们对小国、弱国的统治和控制下所采取的种种分化政策和转嫁危机的措施，往往起到挑拨离间、制造仇怨和相互制约的作用。这一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欧地区的民族和领土划分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殖民主义体系全面崩溃过程中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建国运动的干预方面，在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分势力范围的种种霸权行径都是十分普遍的，而且这种帝国霸权的影响仍在继续。
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作为一个奉行霸权主义的世界最强国，认为领导世界的时代已经来临。它在向全球推行“美国式的现代化”过程中，不仅通过打着“人权”、“民主”旗号的“炮舰政策”四处干预，而且也把利用民族、宗教问题作为分化他国实力、颠覆他国政权的“新干涉主义”口实。如海湾战争之后，为了从伊拉克内部造成萨达姆政权的垮台，支持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成为美国试图彻底战胜伊拉克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推动北约东扩的进程中，美国不仅介入波黑内战，而且利用南斯拉夫科索沃问题发动了残暴的侵略战争。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推行代表新霸权主义的“新干涉主义”政策时，它们所宣扬的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采取双重标准的。例如，美国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民族独立运动，但是对土耳其镇压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听之任之；美国反对南斯拉夫政府在科索沃对阿尔巴尼亚族极端势力分裂国家的行径进行弹压，但是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极端恐怖主义势力对塞尔维亚等民族的排斥和迫害却视而不见；美国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领袖本·拉登恨之入骨，但是对俄罗斯打击得到本·拉登势力支持的车臣恐怖主义匪帮却横加指责等等。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这种行径，是在继续制造世界民族问题的新遗产，原因是为维护和树立美国独霸世界的霸权新体制。美国的霸权主义及其利用民族、宗教等问题干涉他国内政的行径，如同历史上西方殖民主义帝国崩溃前所采取的保留其影响力的控制力措施是一样的。然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已经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禁飞令置之脑后；科索沃在以北约为主的维和部队控制下不仅没有实现和平，而且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制造“科索沃模式”的“鸡肋”成果；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解决车臣问题的干预，并没有阻止俄罗斯对车臣极端恐怖势力的清剿等等。这也不得不让人深思，苏联解体后，美国的霸权主义的全球性凸现究竟是霸权主义增强了还是霸权主义的回光返照？美国既然遵循帝国霸权的历史传统，那么它也必然遵循帝国霸权必然衰落的规律。因为霸权主义的天敌——民族主义的确是在高涨。这种高涨不仅来自发展中国家，而且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霸权主义仍将是21世纪国际层面民族问题的重要特征。
20世纪是世界民族问题全面释放的世纪，但是释放并不意味着解决。在这种释放中，历史上压抑越久，释放的力度越大，这就如同弹簧受到的压力越大，在撤除压力时的反弹越高一样，不过这种反弹力量的释放是随着弹簧的一次次弹跳而消减的。当然，表现在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中还存在一些以民族自决为口号、以独立建国为目标的突出问题，这些现象在当代民族、宗教问题国际性特点影响下还会掀起个别高潮。但是，民族自决作为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在20世纪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民族自决原则只适用于那些被帝国强权统治、奴役、控制的民族，而通过独立建国来解决民族问题的时代也已经过去。因为那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单一民族国家”模式，在人类社会今天的世界国家格局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世界上数以千计的民族分属于数以百计的国家必然决定了多民族国家是世界国家格局主体的现实，每一个国家中都或多或少存在少数民族，即便确实有单一民族的国家也由于日益增多的移民而表现出社会群体的异质性，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一轮移民浪潮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就冷战后出现的所有新建或重组的国家来看，可以说没有一个是单一民族国家，它们都面临着如何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任务。所以，试图通过建立独立国家来解决民族问题的选择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出路，单一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同样面对着国际层面的民族问题。众所周知，民族问题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同时民族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特殊组成部分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并与宗教等问题密切相关，加之很多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跨界而居的状态并造成国际关系问题，这使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国际性特点也十分突出。在这方面，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对国际和平和国家稳定造成的危害，美国霸权主义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弱化、分化他国和危及他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行径，已经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也使各个国家对民族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种认识，对各个国家处理和解决国际层面和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人类社会解决民族问题的着眼点是如何建立多民族国家内部和多民族世界范围的平等和睦、共同发展的机制，而不是分离和分裂。
从世纪之交的世界民族问题发展态势中可以看出，那种造成国家裂变的民族冲突的高潮已经过去，除少数热点仍在僵持外，如斯里兰卡、印巴克什米尔、巴以等，其他地区的热点基本上得到了控制，寻求以和平方式的政治解决已经成为普遍的选择。9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纷纷采取措施缓解民族矛盾，从联邦制（如比利时）、民族区域自治（如西班牙、加拿大）到地方议会（英国和北欧国家），从欧盟在维也纳设立种族主义监控中心到澳大利亚开展社会和睦运动，都代表了寻求族际和平的政治取向。包括正在冲突的斯里兰卡、菲律宾也都确定了建立自治区的和平方案。这也预示着新世纪的世界民族问题主要体现在各个国家内部如何解决自身的民族问题方面。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实际，通过某些政治形式（如联邦制、民族区域自治等）解决民族争端和消弥分离主义是实现民族和解的途径，和平是发展的保证，但是没有发展也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所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是解决民族问题最艰巨的任务，因为各个民族的真正平等是通过发展来实现的。所以，从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消长态势、世界各国对美国霸权主义的警惕和反对、世界各民族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可以预见21世纪将是世界各国致力于通过和平与发展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的世纪，也可以说是世界各民族和解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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