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中国时代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中国论文,以人为本论文,特色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08-0016-04
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是汲取了中外历史上“以人为本”相关思想的合理成分发展而来的，考察中外历史上“以人为本”相关思想以及它们之间的异同，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对于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对于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具有核心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在与中国历史上的“以人为本”相关思想的比较中凸显时代特色
（一）中国历史上的“以人为本”相关思想及其作用
在中国，“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最早可回溯到殷朝末周朝初。西周统治者认识到不仅要靠神权而且还必须兼顾人事，既“敬天”又“保民”。这种“保民”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可考证的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重视民的思想，也标志着中国“人”的意识的觉醒。把重“民”思想推向高峰并加以明确和系统阐发的是儒家文化，如孔子的君水民舟论。孔子相对来说是重民的，孔子对西周的巨大进步就是把人民从鬼神的魔爪中解救出来，如他在《论语·先进》中认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当人遇到鬼时要先人后鬼，并且他在《论语·乡党》中已有了先人后物的思想：“厩焚，子退而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的君民思想起了先河作用，孟子、荀子正是沿着这一思路继续的，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说，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民本思想的一个肇端。荀子更进一步地提出了君舟民水论，荀子的君舟民水论强调民对于君的主动性，相对于前人而言民本思想更重。
中国文献上最早出现“以人为本”话语的是在春秋时期。当时，管仲在其《管子·霸言》中最早提出了“以人为本”。管仲在对齐桓公陈述霸王之业时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中国历史上的“以人为本”基本上就是沿着这条思路传承下来的。西汉出现了大一统的儒家文化，具有民本主义因素的德治思想取得了统治地位。魏晋时期的思想家比较重视人的个性发展和情感生活，对个性情感的推崇，无疑增强了人的自我意识。汉唐比较强调人的气质、修养，重视奋发有为的社会意识。宋明时期的人文精神总体上是抽象的、唯心的，用真心真性去概括人的品格，把人的品格抽象化，并与无心无理相聚合，使人文精神从人间飞到天上。明末清初，出现了一股反礼制规范的人文潮流，之后，严复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自此，中国的人文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其核心就在于争取人性的解放和个性发展、争取个人独立自主的权利。
“五·四”以前的“以人为本”相关思想对于抑制过度的剥削和压迫，保护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在客观上限制了王权，保护了民众的部分利益，哺育了一批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思想家，舒缓了社会矛盾。但是，它本质上是为巩固和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服务的，只能是统治阶级思想的组成部分，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它压抑了人们主体意识的萌芽，否定了个性独立的社会意义，在客观上使整个社会失去了有力的激励机制，失去了勃勃向上的活力和创新进取的原动力。
（二）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时代特色
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具体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成果，它吸收了中国历史上“以人为本”相关思想的符合时代精神的合理要素。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吸收了中国历史上“以人为本”相关思想中的和谐观，不仅关注个人和谐，而且强调整体和谐。在个人和谐方面，要求个人严格塑造自己健全的人格，要做到“内圣”，切身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整体和谐方面，要求个人树立集体主义和群体精神，要有“家”、“国”观念，心存利他主义，以实现社会“大同”。科学发展观之核心“以人为本”同中国历史上（“五·四”以前）的“以人为本”相关思想存在以下区别：首先，前者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和目的，是从手段和目的统一的意义上讲的，而后者则是把人民当作统治阶级成就霸业和维护统治的手段，是仅仅从某种工具意义上来讲的，二者对人的创造者与享有者统一的主体地位认识存在不同。其次，前者是在人本位意义上讲的人本，而后者是在官本位意义上讲的人本，二者本位意识存在不同。再次，前者是在解放人和开发人的意义上讲的，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后者则是在控制人和约束人的意义上讲的，是为了造就顺民，二者对人的终极关怀存在不同。最后，前者是对政府官员行为的一种规范，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后者是在对人的恩赐、施舍的意义上讲的，二者对人的尊重程度和价值诉求存在不同。
总之，中国历史上“以人为本”相关思想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又有其落后的不适性，而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相对于中国历史上“以人为本”相关思想具有突出的时代特色。
二、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在与外国历史上的“以人为本”相关思想的比较中凸显中国特色
（一）外国历史上的“以人为本”相关思想及其作用
在西方，“以人为本”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公元前5世纪，以普罗泰戈拉（公元前490～421年）为代表的古希腊智者学派，已经从对自然和“神”的研究转向对人和社会的研究。智者学派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着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着不存在的尺度”[1](P183)。该命题充溢着人本主义精神的哲理，被认为是人本主义的最早宣言，也是外国历史上“以人为本”相关思想的源头。苏格拉底进一步宣称，“作为思维者的人是万物的尺度”[2](P67)。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早赋予“认识你自己”以深刻哲学含义、自觉地研究人的问题的哲学家。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哲学作了进一步发挥，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人既是它的出发点，也是它的最终归属。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哲学对人的认识上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他指出：“理性是思维的思维，只有在思维里面，才有客观与主观的相符，那就是我。”[2](P301)他把客观与主观的相符统一于人的思维，强调了人对社会以及人自身的本位性。至此，古希腊理性人本主义传统已基本形成。
从14世纪到16世纪末的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得以更多张扬。17、18世纪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本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政治上要求赋予人们以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权利，以人道主义思想表现出来，这个时期“天赋人权”的思想表现突出。19世纪以来，费尔巴哈继承了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的思想，第一次从哲学上提出了人本主义的概念，他把人当作其哲学的中心点，从而形成人本学唯物主义体系。20世纪后，前人的思想被德法等国的一批思想家继承，并进一步系统化和完整化。
外国历史上的“以人为本”相关思想，自古希腊智者学派至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总体上极大地打击了中世纪宗教神学、神权和封建专制主义君权的统治，在理论上从神本、君权转到人本，弘扬了人性与人权，推进了科学技术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推动历史进步的时代意义。但是，他们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在古希腊，智者学派的“人”处于被动的地位，他们将外部世界看成与自己的内在世界全然无关；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些思想大师那里，他们所讲的“人”是指自由人，广大奴隶是被排除在外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以人为本”思想推崇人的至高理性，而缺失人的社会性。启蒙运动和费尔巴哈的“以人为本”是资产阶级学说的“以人为本”，他们所宣扬的“人的一切特性”都是当时资产阶级的“特性”。所谓人有权享受“人的一切”的东西，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只能是一句空话，只能是“一种肤浅的虚伪的道德学说”[3](P489)。
（二）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
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具体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成果，它也同样吸收了外国历史上的“以人为本”相关思想的符合时代精神的合理要素。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吸收了外国历史上“以人为本”相关思想中对人的至高理性的崇尚以及对自然关注的思想，要求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时不削弱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同外国历史上的“以人为本”相关思想存在以下区别：首先，二者的阶级基础不同。前者建立在无产阶级基础上，从根本上超越了后者因阶级（非无产阶级）偏见而无法摆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其次，二者的根基不同。前者的根基在于社会实践，在于把握历史过程中的人，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而后者的根基在于理性形而上学，探讨的是抽象的、概念意义上的人。再次，二者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前者是针对社会发展中以增长率为本、以物为本甚至见物不见人错误倾向的，而后者最初主要是针对神学历史观的。最后，二者“人”的含义不同。前者中的“人”主要是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强调人的群体性，注重利他主义与集体主义。而后者中的“人”主要是指崇尚自我的个人，强调人的个体性，注重利己主义与个人主义。
总之，外国历史上的“以人为本”相关思想既具有其时代进步性，又具有其片面性和局限性，而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相对于外国历史上的“以人为本”相关思想更具有突出的中国特色。
三、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中国时代特色
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与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一脉相承，它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思想。
（一）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对马克思主义既具有一脉相承性又具有具体的落实和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贯穿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和马克思主义的一条脉络和主线。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宣告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哪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P294)。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思想政治工作时提到，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5](P114)。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6](P408)。培育“四有”新人的理论是邓小平对人的全面发展在新时期的创新。江泽民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他说，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7](P179)。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未来社会的实践方向。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8](P429)。
（二）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胡锦涛汲取了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予以发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9](P1095-1096)。胡锦涛汲取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以人为本”中的话语体现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人成为了科学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胡锦涛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0](P29)。
胡锦涛汲取了邓小平提出实现共同富裕和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思想并予以发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邓小平强调注重效率，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胡锦涛汲取邓小平实现共同富裕和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思想在“以人为本”中的话语体现是“生活质量”、“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不仅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而且要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此，胡锦涛不仅关注人的经济生活而且关注人的心理健康，这可以说是在邓小平基础上的发展。
胡锦涛汲取了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思想并予以发展。胡锦涛汲取江泽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在“以人为本”中的话语体现是“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仅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要“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此，胡锦涛指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能停留在口号和一般要求上，必须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落实，努力把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阶段性任务统一起来，把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群众利益无小事[10](P372)。从“代表”到“落实”，这可以说是在江泽民基础上的发展。
（三）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中国时代特色
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在与中外相关思想的比较中、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表现出了以下中国时代特色：
1.合过程和合目的的统一。“以人为本”全面体现在科学发展观下科学发展的全过程中，科学发展的主体是人民，科学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胡锦涛指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入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1](P30)。科学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走共同富裕道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具有合过程和合目的的统一的中国时代特色。
2.“以人为本”中的人的自身的统一。在胡锦涛的话语系统中，有“人人”、“最广大人民”、“每一个人”、“一切人”、“过去式”的人、“现在式”的人和“未来式”的人。科学发展观中核心的“以人为本”中“人”既是“人民”、“人人”、“最广大人民”、“每一个人”，“一切人”的统一又是“过去式”的人、“现在式”的人和“未来式”的人的统一。我们“现在式”的人既要尊重“过去式”的人，在他们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又要保护环境，为“未来式”的人准备条件，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3.党情、国情、世情的统一。要解决党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就要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只有“以人为本”，才能凝聚全体中国人以及热爱中国的世界友人的力量，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也才能发挥出人们的才干。21世纪是一个充满竞争和挑战的世纪，要赢得全球竞争的胜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在解决现实问题的维度上，党情、国情、世情统一于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党情、国情、世情的统一也就成为了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中国时代特色。
综上所述，根据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在肯定经济因素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同时肯定了上层建筑其他因素的作用甚至是单个人意志所形成的合力以及单个人的意志。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提出，正是在尊重单个人的意志（个人）和单个人意志所形成的合力（群众）的前提下实践科学发展。因此，具有中国时代特色的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执政理念正形成一种历史的合力，从而推动人类历史进程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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