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治伦理的现实基础与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政治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现实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一面是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一面是民族和地区的矛盾和冲突。 它既是一个合作和整合的历时性过程，又是一个分化加快、多样性纷呈的共时性过程。自资 本主义诞生伊始的全球化进程，实质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全世界的支配和控制过程。进入 二十世纪下半叶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跨国公司日益强盛，经济一 体化进程加快；另一方面，文明冲突论、多元文化论盛行，民族主义势力抬头，本土化趋势 加 强，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人类进入了多元差异与整合统一并存的新全球化时代。这里的全 球化在实质上仍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的主导，集中表现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跨国化发展以及 对当代世界的总体控制，仍具有阶级、制度和价值的冲突的内涵。但世界政治文明的大潮已 向多样化、区域化发展，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和平等、共同担负和平与发展的政治责任、建 立和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政治伦理观已成为各国政治家和国际组织的 广泛共识，为全球政治伦理和政治文明的大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一、全球政治伦理的现实基础：全球政治意识伦理
由于当今国际社会面临一些重大问题，如人权和人道主义干涉，霸权势力的扩张，民主与 和平的国际浪潮，全球军事安全以及种族或民族冲突等问题，关于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政治伦 理的探讨已变得日益重要。“全球政治伦理”是指处理全球政治事务和国家间政治关系的伦 理规范，用来作为统摄人类所有的政治领域——包括不同的政治制度、政治意识、政治组 织和公民的政治活动——的价值权威。它既包括为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所需要的政治道德规范 ，如核 伦理、国际政治关系伦理等，又包括不同政治伦理体系间有共性意义的政治价值。它与各民 族国家的政治伦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主要特征是：
一、全球政治伦理在理论研究层面应当是多元化的，在行为评价标准层面却应是一元化的 。理论研究层面的多元化，意味着各文明区域、各民族国家形态的政治伦理学说、观点可以 并存，百家争鸣的局面有利于学科意义上的国际政治伦理学的发展，既可为全球政治伦理价 值标准的选择提供较多的参照系，又可为各民族国家政治伦理观念的变革、道德原则和规范 的更新提供思想源泉。让全球政治伦理价值学说作超前的探索，始终与现行的各民族国家政 治伦理规范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全球性和区域性的政治伦理的进步和完善，对人类政治文明 的发展，都大有好处。但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为避免由于不同地区、民族国家之间政治价 值冲突造成全球秩序的混乱，必须选择制定出统一的政治伦理标准，通过国家间政治上的确 认、文化上的渗透和国际舆论上的导向，使之具有权威性或主导性，这就是全球政治伦理价 值一元化的过程。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处理国际事务和国家间关系的“全球政治伦理”评价 标准的一元化趋势总是在不同理论层面、不同国家形态的政治伦理范式之间的冲突与争论中 发展，表现出相对的统一。
二、全球政治伦理在本质上应该是某种同质性的普世伦理，在表现形式上却是某种散裂性( fragmentation)的本土化、区域化的民族伦理。全球政治伦理理应具有普遍同质性，此种普 遍伦理的形成应具备如下客观条件：即全球政治与经济的同质化，全球利益的一体化，全球 价值的同一化，也就是要以“人类共主体形态”（注：李德顺：《普遍价值及其客观基础》，中国社会科学，1998(6)，第4—14页。）的客观形成为前提。可是由于现实国际政 治生活中政治的多极化、利益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性，这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实上， 全球一 体化只是意味着全球整体关联性的增强，并不表明各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异就会因此消 失。可见，寻求绝对普遍同质性的全球政治伦理是徒劳的，也是有害的，因为一旦宣称某种 政治伦理是普遍的，并强行推广实施这种政治伦理时，就会因不顾全球利益和价值观的差异 而存在着文化霸权的可能性。塞缪尔·亨廷顿就曾对西方学者推崇的普遍伦理的实质一语中 的：“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 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 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55 —56页。）
虽然追求普遍同质性的全球政治伦理是不切实际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政治伦理不具有 任 何现实基础或任何形式的可能性。我们认为，某种普遍意义的全球政治伦理若具备如下条件 便是可能的：一是只能建立在多元政治道德文化传统的相互对话和重叠共识的基础上，而不 能建立在任何单一的同质性原则上。也就是说，一种能够为全球化时代各地区、各个国家所 普遍认可并实际承诺的政治伦理，只能是各民族国家或地区平等参与和对话的契约性产物， 绝不可能是任何普遍形式掩盖下的文化帝国主义、甚至政治霸权主义的结果，任何凭借强势 行为，使某种民族性或区域性的特殊主义政治文化价值诉求普遍合法化，都是行不通的。二 是相对于每一种特殊的政治伦理文化传统，全球政治伦理只能是一种低限度的政治道德共识 （即约翰·罗尔斯所谓“最低的最大化”[minimazation]意义上的普遍政治伦理），一种共享 的全球性道德价值理想，一种需要得到的共同认可和接受的道德行为规范体系。我们姑且把 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全球政治伦理称作“全球政治意识伦理”。它在主观上不要求相关主体的 意识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只要求主体具有全球意识、全球视野；它在客观上不以“人类共主 体形态”的完全形成为前提条件，只以人类所处各政治文明系统的全球关联和平等互动为前 提条件；它在内容上具有开发性和宽容性，要求多极化的各个政治集团与多元化的各个文明 区域突破狭隘的民族国家和地区界限，以全球利益为重，适时调整乃至适度牺牲本国、本地 区的利益，协调和整合不同的政治伦理观念与体系，创造出包容并蓄的全球性政治伦理意识 和政治行为规范。这种“全球政治意识伦理”首先要平等尊重的就是以分裂化、本土化实际 表现出来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政治文化传统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或许正是全 球政治意识伦理才使得民族化的政治伦理的固有价值倍增，而正是民族化的政治伦理才造就 了全球政治意识伦理乃至全球政治文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今天，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一种自觉地超越种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政治意识伦 理”正在不同文明形态的政治伦理体系的比较中形成。这个过程有两个主要特征：
一是在纠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性启蒙心态的普遍价值标准一元强求的过程中形 成的。近500年来，西方的普遍征服，制造了西方价值观包括政治价值观的普世化过程，它 倾向于从经济模式、政治制度到人权标准为全球提供启蒙性的普遍价值标准，即使今天也正 在试图为西方主导的现代性造成的全球危机提供济世药方。然而这种药方医治不了由西方中 心论确立的价值观必然要面对的文化特殊性和人类普遍性的两难，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化帝国 主义的问题，使得西方不断地动用经济、政治甚至军事手段扩张和输出其价值观。这种药方 医治的结果就是为“全球政治意识伦理”的形成设置了三重障碍：政治利己主义、狭隘民族 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同时我们看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提供的以颠覆人类普遍价值为指针的 各种纠偏方案，导致价值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也仍不能解决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全球政治 伦理问题。
二是在多样性政治伦理观念的统一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政治意识伦理标示着全球政治伦理 发展目标的趋同性和政治伦理模式的多样性。它一方面将对民族国家的政治伦理形成挑战， 对各国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观念变革、基本原则、发展模式诸方面发生作用。各民族国家 必须承认和维护世界政治体系的共同价值标准，如民主、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等，其政 治伦理的选择和发展必须以这些共同价值为转移，否则必将为全球化进程所抛弃；另一方面 要求全球化进程中各民族国家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模式必须是多元共存，求同存异、 长同化异，逐步趋向民族性与全球性、区域性与普世性的统一。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 度不同，发展水平各异，应允许民主、平等、人权、自由、发展、稳定等价值观在不同的政 治文明体系和各民族国家政治伦理中各有侧重，在性质、内容和实现形式上有所差异，这种 差异不应成为国家关系发展的障碍。
二、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的发展：走有中国特色之路
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迁来说，具有双重意义，一是由古典社会进入现代社会， 二是由前工业时代向工业和信息时代做双重跨越。这场广泛而深刻的变迁影响到经济、政治 、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伦理发展也必将有着深远影响。
其积极影响表现在：一是政治价值目标的确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价值目标的定位， 既顺应了全球政治发展的民主化潮流，又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二是政治伦理规范与 制度建设、法制建设相结合。集中表现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立法中借鉴国外先进的行政管 理制度和立法经验，增强了我国行政管理制度和法制体系对国家政治生活中伦理道德水平的 制约和促进作用。三是政治观念的变革。近现代中国政治观念的变革经历了帝王等级政治观 的破灭、全盘西化政治观的破灭到多元平等对话政治观的形成，其间还经历了从两极对立政 治观到多元对等政治观的一个关键性转折，这是对全球化政治观念发展趋势的一个积极回应 。四是政治文化的创新。主要表现在民主、人权、平等、发展、稳定等价值观念上坚持文化 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辩证统一的方法和开放兼容的态度，创造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 化。五是政治伦理发展的模式选择。这一模式选择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形成的 “中国革命道德”为核心，同时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政治伦理观念，吸收其它国家和民族创 造的政治文明成果，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政治伦理。
其消极影响反映在：一是对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观念的挑战。全球化增强了国际组织等非 国家行为主体的协调功能，主权国家在特定的领域内必须服从于国际机构的协调，这在某种 程度上对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形成挑战。二是对我国崇尚和平、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等国家政治伦理观念的挑衅。西方打着维护世界和平和人道主义干涉的旗号，在全球范围内 推行一种激烈的意识形态战争和频繁的国际“警察行动”，日显其战争伦理和强权正义的用 心。在如何实现普遍持久和平以及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问题上，中西之间有着根本 分歧和对立。三是政治文化的侵袭和冲突。西方对自己的政治文化包括政治生活方式和政治 理想具有优越感，自认是人类自由、进步的唯一真正代表，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不断传 输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念。各种反华势力也加紧对我国进行舆论渗透，传播以批判 政治制度为目标的反主流文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一步加剧了两种政治文化的冲突。 这种侵袭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转型期社会利益分化和 文化多元状况的整合作用，阻碍了一部分人对邓小平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认同和信仰 。
如何顺应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政治意识伦理”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趋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政治伦理，以促进政治发展，是当前亟需认真对待的问题。
我们应持有两点基本态度。一是树立开放、包容、平等、负责的全球性政治伦理意识。中 国是全球化的后来者，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学习和适应国际政治活动的各种规范，以更积极 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尽管人类的文明存在着许多差异，但人类社会还是存在着不少共同的 政治价值理想，即“全球政治意识伦理”，我们不能因为有些政治价值理想是西方资本主义 或其它文明形态所推行的，就拒绝学习和对话。要通过平等、多元、宽容的心态进行对话与 交流，努力扩大共识，这既是提高自身政治伦理水平的需要，也是参与、影响和推动“全球 政治意识伦理”形成进程的手段。要具备对全球政治问题的强烈责任感，像核战争威胁，种 族仇恨，军备竞赛，乃至环境污染、贫穷与疾病等全球化问题，要从全球一体的视角，参与 制定并遵守国际性的协议和公约，谴责违反联合国宪章而采取非正义的侵略行为，为维护世 界和平尽责。二是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消灭剥削、差别和歧视，实现不同 层次、不同领域中不同主体间的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而倡导和平、坚持互惠互利 的正义观等价值理念，不仅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弱者提供了思想斗争的武器，而且迫使资本主 义 采纳了许多社会主义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西方势力在全球的扩张。我们相信，随着 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政治价值理念将更富有价值。要坚定地走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社会主义的使命就不可能改变。
我们应着力完成两大主要任务。一是政治伦理价值目标的定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确保政治稳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是与既呼应 全球化政治民主发展趋势，又强调发展中国家式民主即强调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与民主建设 两 个方面有机结合相一致的。政治稳定是建设当代中国政治伦理首先要考虑的价值，否则就谈 不上实现政治民主。这种价值选择根本上是由中国自身条件决定的，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 定的关系，是政治伦理价值目标的根本所在。二是政治伦理发展模式的选择：确立有中国特 色的政治伦理模式。人类社会不同的政治伦理模式对本民族、本地区政治发展有一定的约束 力，但它们只具有相对价值，不可能成为全球政治伦理的普遍原则。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发 展模式，应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积累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伦理为 支柱（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原则、集体主义原则、按劳分配的公正原则、人民当家作主 的民主原则、革命的人道主义原则以及民主集中制原则、立党为公原则等“中国革命道德” （注：参见教育部组编《中国革命道德》丛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为核心），继承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合理内核（如儒家传统政治伦理中强调“为政以德”、 “和同而治”、忠恕仁爱、廉洁勤俭等，仍有当代价值，现代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等将它视为 可与古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相媲美的具有人类文明意义的轴心式伟大传统之一 （注：万俊人：《儒家伦理：一种普世伦理资源的意义》，社会科学论坛，1999(5—6)，第38 —43页。）），借鉴和吸收人类的其它政治文明成果（如西方文明中区分个体作为社会公民、政治国民 和道德个人的不同文化身份，将社会公民的政治美德与个人生活道德区别开来，进而以深厚 的个人自由美德作为社会政治美德的基础这一古希腊政治伦理传统，东亚文明和世界多 个宗教伦理都强调社会共同的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对他人和集体的义务与责任心 等），实现“中国革命道德”与儒家传统政治伦理、其他文明体系和现代政治伦理的多重视 界融合，成为全球政治意识伦理确立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开出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