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天门方言研究综述
袁 盼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00)
摘 要： 湖北天门方言研究中，语言学前辈从语音、词汇、语法、语用以及整体研究五角度切入，目前为天门方言研究建立了丰富及完善的体系；湖北天门方言研究则多涉及语音、语法的研究入手，词汇研究相对薄弱；天门方言词汇研究目前在词汇探源、词汇释义方面成果丰硕，但针对天门方言词汇系统性研究在学术史上还是一片空白，此方面研究仍有扩展空间。
关键词： 湖北天门；方言；研究综述
天门方言属于西南官话武(汉)天(门)片，也称天(门)汉(阳)方言，天门方言古语属楚语。对于天门方言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天门方言的研究也是步步深入，成果颇丰。现就20世纪40年代以来学术界现有研究材料，从五个方面入手，将学术界对天门方言的研究现状梳理如下。
一、天门方言语音研究
天门方言语音中保留着大量的珍贵古音，是重要的研究材料。学界对于天门方言的语音研究主要从共时与历时的角度切入。
在全国大中型灌区中，工程配套率仅为70%左右，骨干工程完好率只达到50%，斗渠以上沟渠配套建筑物完好率不足51%。典型地区调研结果显示，6个县（区、市）的田间工程配套率也只为20%~70%。
(一)共时研究
1.音系描写。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等(1948)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从音系描写的角度，运用田野调查法、对比分析法等，首次进行对天门方言的全面调查与研究，总结了天门方言声韵调的特点。此调查报告对方言调查工作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该书偏重语音，在比较音韵方面只限于跟古音的历史比较，缺少跟共同语的平面比较。[1]陈章太、李行健(1996)《方言基本词汇集》(语音卷)，在音系描写中，运用田野调查法、形式分析法，整理和分析天门音系，为天门方言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基础资料。[2]
2.语音特征。谭麟、王群生(1984)的《湖北方言里有颤音r》对荆州专区十三个县市方言进行抽样整理，提出存在颤音 r 的地方为江陵、荆门、钟祥三个县的大部分辖地和松滋、公安、潜江、天门、京山五个县的部分辖地，共八个县五十个公社，它们连成一片，方圆约一万平方公里，使用颤音 r 的人口在两百万以上。这为天门方言语音特征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3]杨蔚(1993)的《试析湖北天门话中声母的特点》结合天门地区的历代行政建制，运用共时与历时相结合、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从历史融合的角度，对天门方言的声母进行考察与探析，指出天门方言无卷舌音、无边音，丰富了天门方言音系特征的研究资料。[4]范齐家(2008)的《天门：茶圣故里三乡宝地》在分析天门的地域特色时，运用文献研究法，结合《新唐书·陆羽传》，对地处鄂中腹地的地理位置、古音留存的方言特征、圣贤百出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指出天门是茶圣故里、三乡宝地，为天门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5]王宏佳、汪国胜(2011)的《江汉平原方言语音的几个特点》根据地理特征与历史史料，在语音特点的分析中，运用比较分析法，主要结合天门方言，指出江汉平原方言具有保留了入声；保留了微母字重唇音[m]；中古全浊声母今读送气音，带有赣方言的痕迹等三大主要特征，提出江汉平原方言的形成和人口迁移有关，与“江西填湖北”有直接的联系，扩大了天门乃至江汉平原方言研究的视角。[6]李文娟(2013)的《湖北天门方言声母特点研究》结合自身方言母语的优势，运用对比分析法，将天门方言中的声母系统与《广韵》音系、现代普通话音系的声母进行详尽比较研究，指出中古音《广韵》里的知系舌上音知组，正齿音庄组的大部分和章组在现代普通话中合流, 演变成卷舌音；古见组开口二等字往往仍读为舌根音；天门方言无卷舌音[tʂ]、[tʂh]、[s]，而独存卷舌音[
]；中古全浊声母今读送气音；天门话中来母字和泥母字合并，没有舌尖中浊边音[l]，混同于浊鼻音[n]。此研究对天门方言的音系发展历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7]
(二)历时研究
1.演变规律。谢之(2003)的《竟陵派钟谭韵文用韵所反映的明代天门方音特点》以明代竟陵派代表钟惺、谭元春的韵文为研究对象，运用韵文用韵研究法，以《广韵》音系及明代通语韵系做参照系，联系现代天门方言，分析出明代天门方音的如下特点：部分韵发音混淆；入声韵尾处于数而合一的发展阶段，为天门方言与古音研究提供了优秀的参考资料。[8]谢荣娥(2008)的《浅论明清竟陵方音“i
、(e)”与“in、(e)n”的混同现象》对先前的研究进行补充，运用文献研究法，结合《隐秀轩全集》《谭元春集》等诗文，做出三种推测：在明清天门方音中，这种混同现象仅存在于曾、梗摄的某些音；在明清时期这种混同现象在口语中已很普遍；天门方音里曾、梗摄与臻、深摄的混同在明清之前就可能已存在，此研究扩大了天门方言与古语研究领域的视角。[9]谢荣娥(2010)的《明清竟陵方音部分“
”与“u”混同现象》一文，从方言历史的角度入手，运用对比分析法，以《广韵》为参照系，综合分析明清各时段的混押材料以及现代天门诗文用韵情况，得出结论：其一，现代天门方音的“遇摄的某些音归入流摄” 这一特点在明代就已存在，可以明确地说，模韵合口一等的明、透、泥母韵字在明清时代就已与尤侯韵混同，即在明清时代天门方音里就存在部分“”与“u” 混而不分；其二，四五百年间天门方音的遇摄与流摄发生了变化，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及多方面影响，向官话音系靠拢，一部分混入流摄的字音又分离出来回归遇摄。这一研究对于天门音系的特征研究极具开创意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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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语音演变。鲜于名名(2018)的《天门方言中古合口韵摄在精知庄章中的演变》运用对比分析法、韵文用韵分析法，从共时的材料中得出：合口韵摄在精知庄章中的演变是“二分型”，即庄组遇摄三等，精组遇摄一等与庄组止摄三等、山摄二等知章三等二分。这反映了天门方言早期属于南京型。另外，知章合口三等的地域差异反映了天门方言由西南官话到江淮官话黄孝片的过渡特点。[11]此研究为天门方言音系的演变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天门方言词汇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目前成果呈现较为零散的现状，缺乏对其研究的专论论文与著作。若能结合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再进行全局式梳理与分析，对于天门方言的研究必然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天门方言词汇研究
学术界对于天门方言语法的研究，早从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郭忠(1995)的《天门方言的“两个”》一文，根据天门方言中“两个”非数量词性质的特点，运用功能分析法，从连词、介词的角度对“两个”的特殊用法与含义进行分析，指出作为连词，“两个”通常用来连接两项或三项表人的名词语，表示平等的联合关系(如“我两个他是大学的同学”)；作为介词，“两个”可以表示共同、协同，动作的对象，与某事物有联系，引进用来比较的对象等意义，此研究为天门方言虚词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20]邹德雄(2000)的《湖北天门方言的助词“起”和“哈”》一文，运用功能分析法，对天门方言“V +起(哈)+趋向动词”结构中“起”和“哈”的不同语义、语用情况进行讨论，并结合其他方言里的同类现象，探求“起”“哈”的语法性质和语法功能，指出“V +起 (哈 ) +趋向动词”中的“起”和“哈”是助词，能作为引进趋向补语的标志，且与方言中的“倒”“哒”呈不同的分布状态，二者有表示动词完成体或持续体的功能，相当于普通话中的“着”或“了”，二者在“V +趋向动词”结构之间不可以省略。此研究对于天门方言虚词以及句法研究都有着重要的作用。[21]黄亚兰(2008)的《湖北天门方言里几种特殊的“了”字用法》一文，运用形式分析法与功能分析法，对“了”字的适用范围与语用价值进行研究，提出“了”可以直接用于动词后面，加祈使语气，构成祈使句；不能直接用于动词加宾语后面；可以直接用于动词加补语后面；还可以在其后加其他语气词，如“啊”“吧”；单用“了”表示叮嘱时，叮嘱的意味不如“啊”，而略带点命令意味, 此研究对天门方言语法研究的具体化做了推进。[22]何亚萍(2009)的《湖北天门话程度副词研究》一文，通过列举、比较的方法，对天门方言程度副词的整体概况、语法特征、语义特征、语用特征进行探究，提出“蛮”“好”“死”都可以受VP、AP、NP修饰，还能进入某些特殊结构，如：与否定词“不”的组合；在语义方面，“蛮”“好”“死”都有表示对事物性质程度的一种确认的语义；在语用方面，“蛮”“好”“死”都表现为传达说话者多样的情态，这使得听话者能够获得除命题之外的说话者多样的话语情态的信息。此研究对于建立全面的天门方言程度副词系统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23]王慧琳(2014)的《湖北天门方言动态助词研究》一文，分别从语法功能和语义关系的角度，对“哒”“倒”“起”和“的”四个动态助词进行研究，揭示它们的意义和用法，对天门方言助词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24]王慧琳(2014)的《浅析湖北天门方言的词缀》一文，运用形式分析法，从天门方言的特殊性出发，重点分析与普通话不同的词缀，指出“的”“声”“气”“头”和“场”为谓词词缀，“子”“们数”“伙里”为体词词缀。这些词缀丰富了天门方言的构词方法，而且给方言增添了韵律感和节奏感。[25]赵静怡(2108)的《湖北天门方言“的”的用法探析》一文，在进行对“的”的用法描写与分析时，运用归纳法，指出天门方言“的”的用法大体上可以归为助词和介词两大类，其中“的”作助词的情况又可细分为作结构助词、音节助词、动态助词和语气助词四小类，为天门方言词汇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26]芜崧(2014)的《荆楚方言语法研究》一书，运用功能分析法，对天门方言的部分副词、叹词、介词、连词以及助词系统进行分析，为天门方言虚词的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语料。
(一)词汇探源
邵则遂(1997)的《“脚猪”的来源》结合天门地区的农业生产经验、周边仙桃、钟祥等县市的方言，在词语探源时，运用文献研究法，结合《汉语方言词汇》《潍坊方言志》等，对“脚”“脚猪”的来源进行探析，指出用“脚猪”指称种公猪是合适的。[12]刘高潮(2006)的《“香缨”的由来》一文，在词语“香缨”探源时，运用文献研究法，对于“香缨”的多种写法，结合《天门县志》《礼记》等文献，对“香缨”一词进行来源、发展阶段的探究，提出方言中谓“便宜”为“香缨”，或说成“占香缨”，丰富了天门方言古语的研究成果。[13]邵则遂(2011)的《“沓”、“遝”、“踏”、“搭”之“交合”义解》一文，在探析词语的外在联系时，运用文献研究法、文化参照法，结合天门地区的文献故训、神话传话、方言俗话，指出“沓”“踏”是上下关系，“遝”“搭”是前后关系，都具有“交合”的意思，“沓”可以上溯到原始的婚姻关系，野合生子，知其母不知其父。此研究为人类文化学、神话学、方言学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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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词汇释义
邵则遂(1994)的《读“金瓶梅词典”札记》一文，在词语辨析中，运用对比分析法、文献研究法，将王利器主编的《金瓶梅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11月)、白维国所著《金瓶梅词典》(中华书局，1991年3月)、李申撰写的《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3月)三本著作中有不同释义的具体词条：盘、散、壁子等，主要结合湖北方言中的天门方言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三本词典的部分不足之处，为《金瓶梅》词汇研究贡献了重要材料。[15]李文娟(2014)的《湖北天门方言特殊亲属称谓例析》一文，运用对比分析法，将天门市方言中的亲属称谓与普通话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比较，列举“爷”“伯”“外—”“大大”“妈妈”“娘”“老子”七个称谓词，初步归纳了天门市方言中的特殊亲属称谓，为方言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6]芜崧(2017)的《荆楚方言词汇研究》一书，运用韵律理论、“意象—图式”理论，采用对比分析法等，书中部分章节对天门方言词汇进行了描写与分析，如：“安些”“仰身”等，开辟了天门方言词汇研究的新途径。[17]
天门方言语音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就已开始，研究历史性强、范围广、视角全。近些年，对天门方言的研究，逐渐突破研究的局限，不仅仅限于天门方言内部，而能与其他方言相比较，为方言研究开拓了领域、夯实了基础。
三、天门方言语法研究
天门方言词汇与社会有着同步共变关系，是记载天门历史地理文化信息的活化石，地域文化特征浓郁。天门方言词汇的研究从词的本体与非本体两类研究入手。
(一)实词研究
高中数学的习题变式教学，贯穿了数学教学的方方面面.它不仅能适用于新课教学，还可以适用于专门的习题课以及课后复习.因此，就不同形式的课堂而言，习题变式也应该具有针对性.比如，在新课教学中，习题变式应该就新课的知识点为主要服务对象；而在专门用于练习的习题课堂和课后复习中，习题变式应该在原有数学知识点的基础上，渗透一些与该项知识点有关的数学思想及解题方法，以开拓学生的解题思维，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
周大璞(1959)的《天门话的疑问代词》一文，在四个疑问代词的分析中，运用功能分析法与系统参照法，以《广韵》为参照系，结合古音，对天门方言中四个疑问代词：谁、那、náng[na213]、sòngdi[so53ti55]的本源进行探究，指出四个疑问代词与普通话“怎么”的用法相同，读音的差异是由于古音的异变，为天门方言疑问代词的研究开辟的崭新的途径。[18]芜崧(2014)的《荆楚方言语法研究》一书，运用整合归纳法，对天门方言中的动词、形容词、代词、数量词的用法进行探究，为天门方言实词语法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9]
(二)虚词研究
由此可见，幼儿语言集体教学活动的延伸则是语言区，在进行语言区活动中，应该鼓励幼儿积极进行语言交流，教师应做好相关的引导工作，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素养，从幼儿语言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开展有针对性的幼儿语言教学活动，以便更好地帮助幼儿健康成长。
(三)句法研究
郭忠(1999)的《天门话的“xx哩”格式》一文，在句法分析中，根据“xx哩”词的特点，运用形式分析法和功能分析法，从语表形式、语里意义、语用价值三方面对这种语法现象进行了探讨，指出湖北天门方言里的“××哩”格式是一种隐含假设关系的紧缩复句，为天门方言的句法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27]卢红艳(2009)的《天门方言疑问句研究》一文，运用田野调查法、对比分析法，对天门方言的特指问句、是非问句、选择问句、正反问句、反问句、混合问句、天门方言疑问句与普通话疑问句的区别进行探究，指出天门方言句法表达形式较之普通话更加多样化。此研究为天门语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28]芜崧(2014)的《荆楚方言语法研究》一书，运用形式分析法，对天门方言常见的句法格式，如“说滴嘎别的”“N还得哈V”等，拷贝式格式，如“A又A”“N前N后”等，否定格式以及量范畴等语法形式进行深入探究，为天门方言句法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天门方言语法的研究逐年深入，对于天门方言实词、虚词、句法等角度的研究十分深入并且细致，学者们对于虚词的研究逐渐深入，形成了相对的研究规模。但是存在对于语法整体性研究相对欠缺的部分缺点。
四、天门方言语用研究
由中国曲艺家协会湖北分会(1983)编纂的《湖北小曲》一书，从音乐理论的角度入手，运用对比分析法，列出武汉、沙市、天门等地方言与普通话语调对照表，指出音乐研究要追本溯源，革故鼎新，开辟了地方乐曲与地区方言相结合的研究新视角[29]。谢荣娥(2004)的《明清竟陵代表诗文用韵与现代天门方音》一文，运用韵文用韵研究法、历史比较法、方言调查法、语言统计法，对天门方言进行整体描写与分析，对明清竟陵代表诗文用韵体例与诗文韵字判断、用韵中的混韵现象、用韵中的混押现象与天门方言进行探究，提出天门方言的“遇摄的某些音归入流摄”这一特点在明代就已经存在；四五百年间天门方言的遇摄与流摄发生了变化，向官话音系靠拢，一部分混入流摄的字音又分离出来回归遇摄。此研究为天门方音史的梳理作了重要探索性的基础研究。[30]李玉勇((2014)的《湖北民歌<幸福歌>的演唱分析》一文，根据《幸福歌》已濒临遗忘的这一民歌重新被人们传唱的社会现象，运用功能分析法、文化参照法，结合相关乐理，指出应结合本歌最初的发源地天门地区的方言，而非普通话，才能更好地继承和传唱这首脍炙人口的民歌。它延伸了地区方言与社会语用的研究维度，为天门方言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31]
(一)语音语用
天门方言的发展绝不是固步自封的。天门方言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联系。学术界对其的研究主要体现如下。
(二)词汇语用
沙玉伟(2009)的《从春晚小品被误解谈方言用语差异》一文，根据春晚小品《不差钱》中部分台词(屁精)被误解的现象，运用对比分析法，结合天门方言，对“屁精”一词与同性恋的联系进行分析，提出了解方言用语的差异，对于友好交流，避免误解由重要作用，这对于方言的日常使用提出了很好的建议。[32]赵静怡(2018)的《<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方言词汇研究》一文，运用整理与归纳、考释与引证、利用异文材料加以佐证的分析法，对《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中的方言词汇作了穷尽性搜集、整理与归类，并对疑难方言词进行了重点考释。[33]该语料所见方言词涉及契约名称、房屋建筑名称、货币名称、称谓语，以及其它义类方言词共五大类，提出该部汇编著作中所见方言词主要以天门方言特征词为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赣方言、客家方言、徽语、中原官话等地区的影响。此研究有利于了解近代湖北天门地区的土地制度、经济情况及文化习俗，同时也为天门方言词汇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与视角。
3.相关研究在当地的应用。汪雅琴(2009)的《论推动方言变异的社会因素—从天门方言窥视语言的变迁》一文，在推动方言异变的社会因素分析中，以社会语言学理论为指导，运用文化参照法，对天门方言的语音特点、词汇特点、句法特点以及三者的变异现象进行研究，提出高质量的教育、迅猛发展的经济、新变革的科技推动着方言与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34]李华斌(2016)的《武天片去声的分化和历史层次》一文，运用对比分析法、文献研究法，联系由于北方战乱(如永嘉、安史之乱)频繁导致的自北向南的进入汉江流域的移民潮这一历史背景，指出武天片内部去声产生分化，原因在于它与周围的方言接触有关，认为汉川、沔阳、天门、京山的去声沾染了大通片、黄孝片中阳去平调的特点，武昌、汉口、汉阳的去声沾染了它们阴去升调的特点。武天片有来自上古由平、上、入声转入的去声，有近古由入声派入的去声，有与三声相混的去声等，这些时间层次不同的去声揭示了底层方言的不同来源。这一研究对天门方言的形成原因有着重要的解释作用。[35]
2.2.2 右弓优势型DAA超声表现 ①3VT(图1b)：见“O”形或“/O”形血管环；②升弓部冠状切面(图2b和动态图2)：主动脉向左上方发出的第一分支(即发育不良左弓)与LDA连接后二者再共同汇入DAO。
五、天门方言整体性研究
在地方志方面，湖北省天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9)的《天门县志》一书，根据前人的相关研究，在民俗方言志部分，运用对比与归纳的方法，对天门方言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描述，研究资料丰富，内容详实，是天门方言研究的宝贵资料。[36]荆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年的《荆州地区志》，在天门方言内部区域划分中，运用对比与归纳分析法，将多宝、张港地区归为江陵——钟祥区，声调上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类，入声归阳平；竟陵、黄潭、杨林、芦市、小板、渔薪、蒋场、岳口、彭市、麻洋、多祥、马湾、石河，归为天门——松滋区，声调上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调类，蒋湖农场属于中原官话，同时对“小意”(谦和)“仰身”(马上)等天门词汇进行描写，为天门方言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37]
在专著方面，邵则遂(1991)的《天门方言研究》一书，运用文献研究法、对比分析法，对天门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进行整理分析，并重点对天门语音与北京语音的差异，天门方言的古语遗留，特别是天门方言中的“楚语”与古白话小说所见的天门方言词，进行探究，此书填补了天门方言研究的专论著作的空白。[38]王群生(1994)的《湖北荆沙方言》一书，根据地理位置与历史变革，运用对比与归纳的方法，将多宝、张港地区归为江陵——钟祥区，声调上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类，入声归阳平；竟陵、黄潭、杨林、芦市、小板、渔薪、蒋场、岳口、彭市、麻洋、多祥、马湾、石河，归为天门——松滋区，声调上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调类，蒋湖农场属于中原官话。提出推广普通话，要培养普通话语感，学好普通话腔调，突出重点，练、记结合。这对于天门方言的保护提供了新的途径。[39]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第二版)，运用图文分析法，将汉语方言和各少数民族语言加以分类分区，标出其地理分布，指出天门方言属于西南官话中的武天片，比较客观的反映了汉语方言分区的实际面貌，比较清楚地表述了汉语各个方言区的重要特点。此研究为汉语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40]
学术界对于天门方言的研究内容广泛，成果丰硕。无论是在专著还是在论文上，都呈现出众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但是天门方言的研究也呈现出极不均衡的现象。学术界对于天门方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音与语法，对于词汇的研究略少，因此研究天门方言词汇，对于天门方言文化的建设、汉语方言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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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07
文献标识码： 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 OSID)： 
文章编号： 2095-4654( 2019) 05-0088-06
收稿日期： 2019-04-10
责任编辑：熊 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