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化“中国制造”的制度特征与竞争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群论文,中国制造论文,竞争力论文,特征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7-0013-07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报刊开始出现有关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的争论。其中，大多笼罩着政治化的色彩，如“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极端化看法。但其中也提出了一些不乏值得深思的问题。如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问题、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以及持续竞争力问题、中国的市场环境对制造业的影响问题等等。2003年吕政主编的《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吗？》（经济管理出版社）归结了国内外学者的一些基本认识。但这些研究显然刚刚开始，许多问题值得从理论和现实政策上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制造”的企业组织方式或企业制度（enterprise system），对于美国经济在二战之后的世界领导地位以及与此伴生的美国企业制度（AES），是典型的通过并购和集中化而发挥出规模与范围经济的典范（钱德勒），其具有典型意义的企业制度或生产组织方式是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并进一步通过全球化组织的生产和分销将“福特主义”的效率原则发挥到极至。而1960年代之后在意大利等国迅速发展起来的“灵活专业化”和在日本制造业世界崛起中成熟的“精益制造”模式，从根本上动摇了福特式组织方式，而替代以外购、战略联盟与合作以及企业网络等企业制度安排。联盟资本主义或合作竞争模式表现在组织方式上的变革是深刻的，市场竞争与交易的性质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不难看出，一个国民经济或地区（区域）经济在全球竞争中的崛起而成为所谓“世界工厂”或制造中心（如美国、德国和日本），是与其适应特定竞争环境和技术特征下的企业制度创新的综合表现。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关于比较企业制度的研究得到许多学者的普遍关注（如青木昌彦等）。这样就提出了一个具有理论和政策价值的问题：随着中国制造在国际竞争地位的上升，可能有什么样独特的企业制度或生产组织方式来赢得新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假说或预言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中国制造如果仅仅以劳动力以及廉价的资源（如土地和能源）优势而维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那么，这一优势就完全可能是短暂和易于模仿的，是战略学者M·波特意义上的“低阶竞争优势”。
企业的集群化（M.Peng，1998）或网络化成长（李新春，1998）基本上被认为是中国企业的主导性组织方式。尤其在较发达和开放的沿海地区，在国有垄断局面被逐步打破之后，外资进入、民营经济发展以及各种集体或混合所有制的创新和地方政府的推动以及历史条件一起，在许多地区形成了在特定产业的企业聚集，产业集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模式。但对于许多集群的观察就不难发现，大多集群化制造基本上是集中在廉价品制造（注：很难用一个准确的概念来涵括这些产品的基本特征。这其中，部分的是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由于比较优势所确定的，如IT集群中大多是国际商品链中的低端制造部分，如计算机外设和组装。面向国内市场的加工主要是所谓市场的“拾遗补缺”部分，如钮扣、小五金、灯具。但越来越多的集群已进入主体市场的竞争，如制鞋、服装、电器等。但这些集群制造总体上是附加值低、价格低的产品。）上。所谓廉价品制造是指资本技术含量较低的低端产品制造，其产品的技术和工艺简单、附加值很低，或者是国际商品链中的简单组装加工部分（如在珠三角密集的三来一补加工业）。在劳工、土地和其他投资成本激烈竞争下，企业的利润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不少企业变成自我就业型的生存经济。从整体上来看，集群的可持续生存能力或市场竞争力受到严重挑战。周边或其他地区更具成本或政策优势（如土地税收优势）成为更具恶性竞争的集群转移条件。在这种环境下，许多先发展起来的集群开始考虑所谓的企业“生根战略”，（注：如我们调查的不少珠江三角洲地区就在迫切关注这个问题，如东莞清溪聚集了大量的港台厂商，但在近年内受到更具优惠条件的珠三角周边山区的吸引而有一些企业迁出或将新增的投资项目转移出去，这使得地方政府急切地寻求如何使得外资企业在本地“生根”的策略。）寻求地区持续竞争优势。本文试图分析的问题是，我国在一些沿海地区发展起来的产业集群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与发达经济下的产业集群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核心的问题在于，我国发展企业集群的制度特征和竞争力何在？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深入分析对于理解中国制造的企业制度基础是有价值的。
一、集群化制造
至少从马歇尔开始，产业在特定地区的聚集或集群成为“工业组织”（注：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关于“工业组织”的章节中，专门探讨了“专门工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在他认为“不是十分确切”的“地方性工业”概念下，他主要论述了其起源和利益以及一些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十分有意义的问题，这包括：专门技能的继承、辅助行业以及专门机械等。马歇尔似乎是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产业地区聚集或集群问题的经济学者。）中引起学者热烈讨论的话题。其中，对于集群的起源和利益的一般性考虑成为经济学的主要关注点，基本的认识是，集群为企业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产业环境。在其中的企业可以较分立的企业组织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关键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如熟练工人、原料、机器设备等。地区形成的辅助产业和专门技能、知识则使得企业的外购和协调成本降低。这一切无疑是集群内企业效率的重要来源。而集群的起源（或生成）在马歇尔看来主要是自然或历史形成的，如发展特定产业适宜的气候、原料产地（如矿山、优质葡萄原产地等）或交通便利（贸易便利性）等自然条件、甚至与宫廷或政府消费（采购）（注：政府采购导致产业聚集的现代例子如大波士顿地区的128号公路崛起的计算机和微电子产业带，见Saxenian，1994。）相近的历史条件。
显然，注重集群特征的一般性研究忽视了不同产业集群之间存在的本质性差异。在大型企业和纵向深度很大的产业集群，如美国的底特律汽车产业集群和日本的丰田系列汽车产业集群，瑞士的高精度机械表制造业集群，意大利北部具有工艺化特征的皮革、首饰加工和玻璃制品、陶瓷制造集群等，它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汽车产业集群基本上是以供应配套为基础的企业联结，机械表和陶瓷基本上是专门知识如制造工艺以及文化时尚性的地区聚集。这些历史形成的集群与现代工业化制造体系中的集群又有着不同的意义。现代的集群尤其是中小企业为主的集群与大型企业组织并存是很有意义的现象，其分工的一个重要理由在于其经济效率，而不是工艺以及其他专门知识。显然，在发达的工业化经济中，大型企业组织成为主导性的生产和营销组织主体，以中小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成为大型企业组织的一个补充，它们集中在一些高度零散性行业（M.Porter，1990）、传统的手工工艺性行业以及一些高度创造性需求（如高科技）的行业。集群的存在不是取代大型企业的规模和范围经济效率，而是在灵活性和创造性的优势上寻求生存空间。集群产业大多具有高度细分化和灵活性的市场需求，这时，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企业家精神似乎有效地解决了具有“时装化”特征的产业需求与制造销售之间的矛盾。
中国的许多产业集群与西方则有着一些根本性的区别。一个可以观察到的有意义的现象是，许多在西方被大企业组织主导的产业在中国却是以集群的方式组织生产和销售，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如建筑材料、制鞋、布匹和服装制造、家具、玩具、锁具、五金产品、灯具、家用小电器等。表现在产品特征上是价格低廉（附加值低）或需求的价格弹性很大、产品的可替代性很强，且市场成熟和高度细分。因为其附加值低、价格低廉，因此以其产品特征可以界定为“廉价品制造集群”，以区别于在西方发达工业经济下主要集中于手工工艺性、追求个性化和创造性的工艺品、奢侈品集群产业特征。廉价品的生产特征并不表示它们没有技术或工艺的要求，尽管缺乏在重大的技术创新上的能力和需要，但在外形、工艺上的创新却是许多廉价品工业的基本要求。对于集群研究有意义的问题在于，不少可以通过建立大型企业组织实现规模和范围经济的产品制造，为什么在中国却选择子集群化生产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的经济合理性何在？因此，我们的问题是，在中国，为什么许多具有典型的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特征的工业化“廉价产品”（区别于个性化的、具有文化品位的奢侈品）不是如同西方一样采取有效率的大型科层企业组织来生产，而是由许多中小规模企业组织聚集的产业集群方式来生产？本文的基本看法是，廉价品制造集群的形成在中国有其制度基础，同时也是地区经济发展“路径依赖”所形成的产物，而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环境和社会因素而被“锁定”在这条路径上。
二、集群化制造的制度基础
要理解中国产业集群集中在廉价品制造业这一现实，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计划经济的中央计划和部门组织的国有企业模式被逐步打破，国有企业原来只不过是中央计划下的工厂，并不具备独立经营和自主承担风险并获取收益的市场化企业性质。并且，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基本上是集中在重化工业（重型工业化的结果——林毅夫等），与日常生活消费品生产相关的轻型制造业被严重地忽视或受到人为的压抑。改革开放之后，“体制外”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初期常常以合资的形式存在）迅速地进入了几乎是市场“空白”的日常消费品制造业而取得丰厚的经济收益，市场化过程中激发出来的企业家精神尤其在经济较发达、政策环境较宽松的沿海地区得到大力鼓励。他们迅速抓住了这个难得的市场机遇。江浙一带在钮扣、服装、小电器、制鞋产业，广东在家用电器、玩具、服装、建筑材料等产业领域迅速获得了市场优势。这个过程如此迅速（大致在短短几年时间），以致于难以迅速发展出大型的垂直一体化企业组织，同时，资金、人才和管理技术的严重缺乏也在资源能力上直接地限制了大型企业组织的形成。结果是，大量的中小型企业迅速成长起来，以简单的设备、技术和管理建立起生产销售体系。
大量民营中小企业在沿海一带迅速形成产业集群化发展还有其深刻的政治基础。与西方包括美国和德国、意大利的产业集群不同，中国行政管理的条块分割和税收等政策向地方放权的过程造就了地方利益主体或地方保护（本位）主义的发展格局，大力发展地区性产业在最基层的行政单位上是地方官员政绩和利益的主要追求目标。而且，越是基层的行政单位如县镇级政府就越具有发展地区产业的利益冲动。因为作为一级财政实体是地区产业的直接受益者。在越高层次的政府，组织地区产业或产业协调整合不仅难度增大，而且也受到更多的利益“搭便车者”的制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行政税收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发展地区产业的政治制度支撑。分权的、具有市场化功能的基层地方政府往往成为地区专门产业发展的直接推动者，在不少地方，县镇工业局与下属企业成为了发展特定产业（至少在初始阶段）的直接推动者，政府主要负责人直接组织或推广产业，也包括在引进外资和改善地区投资的基础设施环境上的努力，这被Jean Oi（戴慕珍）概念化地称之为“地方法团主义”。在这里，我们倾向于认为，“地方法团主义”是中国特定的行政管理制度和财政政策下的产物。这一制度安排一方面造就了地方发展专门产业的目标冲动，同时也形成了以行政划分（而非经济范围）为格局的地区经济分割。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地区间争夺资源的产业集群同质化发展的竞争。
三、路径依赖与锁定
由于中国的主要现代工业制造能力和技术能力基本上集中在中心城市，乡镇发展经济的资源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地方产业发展的选择因此首先集中在一些技术含量较低、与国有企业较少冲突的日用轻工产品和生活必需品（“拾遗补缺”产品如钮扣、小五金产品等）制造上，这是集群发展“路径依赖”的必然逻辑。缺乏资金、技术装备以及人才，因此，其逻辑的起步是从廉价品开始的。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的成功和城市改革的相对滞后给乡镇经济发展带来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日用消费品的生产没有在城市经济中得以发展的原因在于国有和集体经济的衰退，不能继续作为市场竞争的主导性供给力量。结果是，乡镇的农民企业家首先抓住这个机会。在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目标推动下，地方政府官员和有强烈创新意识的私人企业家成为集群发展的领导者和发动者，他们敏锐的商业眼光和胆识、调动资源的能力在这时都发挥得淋漓尽致（见有关农村经济与乡镇企业研究）。这是制度和政策造成的机会非对称分布所形成的发展过程“路径依赖”。
至少还有一方面的因素是发展路径逻辑的过程，这就是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通过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来获取市场信息、计划控制的资源（如钢材、机器设备、资金甚至定单）以及建立销售网络等，是产业集群在许多情况下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为海外生产（出口）加工的产业中，海外关系同样成为市场延伸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特定社会文化结构中的非正式制度融入商业体系的一个自然过程，通过关系网络等非正式制度安排，企业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同时也大大减少了企业创业的不确定性。而且，在乡镇地区的社会结构中，相互的长期关系包括血缘亲戚朋友等社会网络使得集群发展所需要的行业专门知识的传播和相互学习变得容易。这无疑激发了地区的企业家精神。因此，可以认为，集群在中国乡镇经济中得到迅速发展，是中国社会中尤其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一个“路径依赖”的结果。
改革开放过程带来了国外的信息和产品，简单的模仿学习过程在利润动机下迅速得到实现。廉价品制造在市场高度短缺经济时期仍然是有着丰厚利润的，其低的市场进入壁垒（包括技术、资本和低质量需求）迅速吸引了大批跟进企业家的“蜂拥而入”（Freeman et al，1982），结果是，该产业领域的租金耗散（张五常）速度很快，即便先进入的企业也难以积累足够的资本和技术以提升其产品和管理。至少有几个因素促成了廉价制造的路径锁定：
一是地区丰富的企业家精神。不断裂变的创业和易于学习使得大量的创业成为可能，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以自我就业式创业进入，以极低的成本和利润预期参与竞争，这使得市场可能迅速成为具有新古典充分竞争的市场，企业的边际利润降到几乎为零的程度。
二是进入门槛低，技术和质量水平低下为大量的中小企业提供进入的机会。尽管在集群成长过程中，企业的进入门槛可能是不断提高的，这包括投资规模和技术一定程度的提升，但资金和经验的积累、甚至新的更先进设备的采购可能性为新进入者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性和后发优势。
三是丰富的或过剩的廉价劳动力供给。从农村和城镇改革与经济发展中释放出来的大量富余劳动力不断涌向较先发展起来的产业聚集地区，使得工资的上升非常缓慢。这维持了低成本制造的可能性，同时，也降低了企业主通过购买新的设备和优化管理来降低成本的压力。
四是创新的租金很难实现，很快被大量模仿所侵蚀。简单的工艺或外观设计创新很容易被模仿，而较具基础性的或革命性意义的创新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大量投入，对于快速发展的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短期化的、边际利益很低的差异化创新成为发展的主旋律。
四、集群竞争与持续竞争优势
集群企业主要面对两个方面的竞争：一是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竞争，二是同质性很高（相同或替代性很高产品）集群之间的竞争。集群内部企业之间争夺市场和定单的竞争在产业成熟或饱和的情况下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由于缺乏重大的技术创新和营销创新能力，基本上，企业的竞争手段是以价格竞争为核心。在较短的时间内，激烈的价格竞争就可能使得边际利润下降到几乎为零或负值，甚至降低质量、欺骗消费者以及隐瞒税收等都成为企业维持生存的手段。一些地区的产业集群为了摆脱这一所谓“恶性竞争”的局面，开始寻求通过中介组织如行业协会、商会等来协调（这其中可能不乏“串谋”或价格联盟）或组织企业联合的类似于“托拉斯”的组织。但显然，企业之间通过合并和其他重组方式甚至其他的组织创新可能是集群企业提升竞争力而步出廉价品制造路径依赖的一个重要方式，如低压电器集群浙江慈溪以正泰集团形成的从产权联盟到企业集团化的发展可能是值得重视的跳出“路径锁定”的变革途径。
在不同地区之间的集群优势竞争是新一轮竞争的关键，地区自然资源禀赋以及历史条件等形成的比较优势在这个竞争中得到充分体现。如江浙和广东的产业集群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将表现为产业传统和人力资源以及政府政策行政效率优势的竞争，这方面的竞争对于我国产业集群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是有益的，并可能最终改变产业集群陷于“廉价品制造”的路径锁定局面。显然，地区之间同样有害的竞争是在价格或政策优惠上的竞争。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先发展起来的地区与周边“后来者”之间在地价、人工和政策优惠上的竞争，使得一些传统产业聚集在地区间转移可能成为必然趋势，但如果不能将最终的竞争优势表现在技术和营销管理创新上，则同样可能导致地区之间简单的“价格战”。廉价制造的路径锁定将进一步成为发展的逻辑过程。下面以广东产业集群的情况做一个分析，这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有帮助的。
表1给出了到2002年广东主要的产业集群分布状况（以申报广东省专业镇的数据为依据），在所统计的50个地区产业集群中，纺织服装业集群达到9个，电子产品6个，机械五金6个。这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状况。实际上，这时的地区产业集群之间还是存在产品纵向或横向差异化上的分工的，因此，并不存在激烈的地区竞争。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产业发展的成熟化以及后进地区经济“起飞”条件逐渐成熟，在珠江三角洲内部和周边地区以及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地区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产品同质化竞争问题突显出来。
表1 广东主要产业集群行业分布（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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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 │ │
│序号│ 行业 │数量 │ │专业镇名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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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潮阳两英；东莞的大朗、虎门；佛山张 │
│ 1 │纺织服装│ 9
│ 18 │ 槎；海丰公平；南海的平洲、西樵、盐 │
│││ │ │ 步；中山沙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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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东莞长安、石碣、石龙；丰顺汤坑；江 │
│ 2 │电子│ 6
│ 12 │ │
│││ │ │ 门江海；中山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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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潮安凤凰；梅县雁洋：三水大塘；顺德 │
│ 3 │种植业 │ 6
│ 12 │ │
│││ │ │ 陈村；湛江麻章；中山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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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高要金利；江门蓬江；开平水口；南海 │
│ 4 │机械五金│ 7
│ 12 │ │
│││ │ │ 金沙；顺德伦教；中山小榄；揭东锡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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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陶瓷│ 3
│ 8
│ 潮州枫溪；佛山石湾、南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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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玩具│ 3
│ 6
│ 东莞中堂；南海官窑；汕头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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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不锈钢 │ 3
│ 6
│ 潮安彩塘；佛山澜石；新会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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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家具│ 3
│ 6
│ 东莞厚街；顺德乐从；中山大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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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建筑材料│ 2
│ 4
│ 南海大沥；云浮云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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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养殖业 │ 2
│ 4
│ 高明更楼；台山上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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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食品│ 1
│ 2
│ 潮安庵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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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皮具皮革│ 1
│ 2
│ 花都狮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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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包装│ 1
│ 2
│ 吴川塘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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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灯饰│ 1
│ 2
│ 中山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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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物流│ 1
│ 2
│ 东莞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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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珠宝首饰│ 1
│ 2
│ 海丰可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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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0 │ 100 │ 50个专业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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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根据广东省科技厅提供的各专业镇资料整理而成（戴吉林整理）。
我们对四个产业集群的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归类后发现，这些专业镇的发展基本上都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期形成阶段—产业迅速聚集阶段—扩张和优胜劣汰的阶段（见表2）。
表2 产业集群发展的阶段性——以四个专业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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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集群│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 第三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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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涌│1979-1985年 │1986-1992年 │ 1993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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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南庄│1982-1990年 │1991-1997年 │ 1997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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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世纪80年代末│││
│ 江门蓬江││1993-1999年 │2000年以后 │
│ │-90年代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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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西樵 │ 1980-1994年
│1995-1999年 │2000年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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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调研的四个产业集群情况来看，集群的初期发展阶段是相对缓慢的，在学习模仿和创新中积累产业知识和经验、各种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源在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组织下逐渐向地区聚集，市场的不确定性很大，企业家通过各种手段降低成本获取利润。当市场的不确定性大幅度降低（产业的成熟化和市场组织交易成本被大幅度降低）时，大批企业受到市场利润和成长空间的吸引而“蜂拥”进入，而形成第二阶段的产业迅速聚集过程。这一阶段一般持续时间不长，实际上，也只是到这一时期，产业集群才可能形成其地区的声誉或影响。集群的总体收益才可能弥补其投资成本而形成盈余。但到第三阶段，集群的持续创新能力或竞争优势成为其生存的关键问题，到这一阶段，由于大量企业的聚集，会导致在有限空间资源或生产要素供给成本的迅速上升，如果产业的利润空间不足以覆盖这些成本上升，或者，由于其他更具成本优势供给地区的竞争，现有产业集群都会面临生存的危机挑战。结果可能是部分企业在成本收益的计算下重新选择投资地区而形成企业在该产业聚集地区的退出，或者是一些高成本企业被市场所淘汰。
产业集群发展的这三个阶段以及成本结构变化规律在我们的调查中得到初步的印证。譬如南庄的地价从最初的每亩几百元上升到目前的25万元/亩，涨了近百倍，而同一时期的广东阳山的平均地价为300元/亩，肇庆为1万元/亩。与此同时，集群企业的利润率则大幅度下降，譬如南庄的陶瓷企业在1991-1993年间，利润率高达90-100％，而现在只有30％左右。这些集群企业为了能继续发展，或者向外转移，或者使用更低廉的劳动力。比较来看，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劳动力成本并没有上升，如果与物价相比反而是下降的，也就是说实际工资是下降的。以中山大涌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涌的家具企业雇请技术工人月工资平均是1000元，现在大涌的劳动力工资基本上还是维持在1000元/月左右，然而当地的消费和生活水平却比80年代有明显上升。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同时也体现在，在发达地区的市场管理体系比较完善，对于工人的社会保障和其他福利的社会化要求较高，而在较落后地区这些权利则难以得到体现，这也就变相地降低了人工的成本。但大多企业主降低成本的努力首先选择的就是降低工人工资或减少工人数量，结果是，用“较劣质的”人力资本（缺乏教育和培训）来替代较高质量劳工的需求，这又进一步限制了产业向较高附加值或高质量竞争水平的发展。路径依赖和锁定现象几乎成为廉价品集群发展的必然逻辑。
在先行发展起产业集群的地区和后来者之间形成的政策优惠竞争更加激烈。先行发展地区通过城镇化和产业化的发展实现了收入和消费的迅速提升，这同时也带动了土地、人工甚至税收成本的相应提高，而相比之下，周边较落后地区的成本明显低于这一水平。为了吸引企业投资，后来者优惠的投资政策使得集群中相当一部分企业转移到这些地区，由此展开了在先行地区与后来地区之间的政策竞争。一方面，行政体制所决定的地方利益本位主义是在地理区位优势类似的地区发展起同质化产业集群的基础，同质化集群之间缺乏必要的分工合作，更多的是在所谓“投资环境”或对于企业投资进行优惠补贴上的政策竞争。另一方面，廉价品集群被锁定在低价格、低品质之上，最终所能竞争的只可能是生产要素供给以及基础设施成本的价格，具体来说，主要是竞争地价、人员工资（包括受到政府管制的保险和福利要求）、税收以及能源价格等。地方政府之间留住企业从而保住地区工业产值的竞争最终导致在税收、能源价格甚至环境污染等方面进行政府补贴的“价格战”。
五、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集群化成长是我国非国有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集权化的中央计划体制向分散决策的市场化转轨过程所形成的“地方法团主义”以及差异化地区发展政策形成了集群化发展的制度基础。在“先行一步”发展起来的沿海地区生成的产业集群大多集中在廉价的“拾遗补缺”工业品和消费品制造上，这与西方以技艺、创新和时尚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集群有很大差异。多方面的因素使得这一发展过程形成“路径依赖”和“锁定”在廉价品制造上，这是以廉价的低素质劳动力供给和地价、税收等优惠或补贴为基础的“低阶”竞争力，这种竞争力是很容易模仿、易于转移和难以长期维持的。企业之间以及地区之间在产品服务和投资条件上的价格竞争（优惠政策竞争）是不利于竞争力的提升和产业升级的，集群化“中国制造”必须通过制度创新跳出这一“路径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