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重点的选择——对哈罗德—多马模式的一个细节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细节论文,重点论文,模式论文,哈罗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模式简介
发展经济学是近代才发展起来的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但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想不只是近代西方的事，其实早已有之[①]，而且现在关于这方面的思想发展得更为丰富、精彩。不过较早采用数学的方法将经济发展的思想模式化的的确出现于近代西方。在这方面，英国的哈罗德先生与美国的多马教授做出了令人钦佩的开创性工作。
在本世纪40年代末期，哈罗德与多马差不多同时根据凯恩斯男爵的收入决定论的思想把凯恩斯理论动态化和长期化，推演出一种增长理论，后来学者将它们合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式（简称H—D模式，下同），其基本推导如下：[②]
Ⅰ：设国民收入为Y，储蓄率为s，储蓄为S，则：S＝Y·s
Ⅱ：资本存量的变化即是投资，设资本存量为K，投资为I，△K为资本存量的变化，则：
△K＝I
Ⅲ：资本存量和产出（即国民收入）有一定关系，即资本—产出比率，用V表示，它代表1个货币单位的产出需要多少货币单位资本的投入（这是平均数的概念），或每增加1货币单位的产出需增加多少货币单位的资本的投入（这是增量的概念），则有：
Ⅳ：一国的总投资与总储蓄相等，即：
I＝S
将上述式子列成方程组，则有
由③与④有I＝V·△Y………………⑤
把②、⑤代入①有
S·Y＝V·△Y
两边同时除以Y·V，并移项得，
这个模式的形式相当简单，结论却非常诱人。它告诉人们经济的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与资本—产出比率之间的比例关系。假如资本—产出比例不变（事实上，H—D模式是这样假定的），那么储蓄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这虽然只是早期发展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但这种思想对于热衷于国内经济发展的政治家而言，无疑是使经济快速腾飞的绝好工具。
二、细节修正
至于这个模式是工具还是玩具，笔者不想多言。不过哈罗德先生和多马教授确实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极其简单的故事，一则好听的寓言。但寓言的适用范围依赖于它的一些不言而喻的或明确的假定基础，如果寓言竭力要表达的论点超出了它的假定范围，那么这种寓言可能将人们引入歧途。经济生活也是这样。一个有名的模式可能看起来说明了一些问题，如果模式想说明的问题越过了它的假定条件，那么这种说明就在传播错误。遗憾的是，H—D模式想说明的问题刚好超出了它的范围，至少在某一点上超出了。
H—D模式设想出了一种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方法，这种稳定的经济增长有赖于，（a）封闭的经济环境，即没有资本输入输出活动，（b）资本存量的变化即是投资，（c）每年的投资额等于储蓄，（d）不变的资本—产出比例。前面的三个条件，笔者不加多说，并把它们理解为：每一个国家在正常条件下每一年总有一定量的资本用于生产投资，对这一定量的投资我们总可以用储蓄率与国民收入（产出）加以粗略估算，并且这笔投资使资本存量增加。但对第四个条件，笔者不敢苟同，资本—产出比例真的会象H—D模式所说的那样保持不变吗？如果它真的是变化的，那么经济还会不会象H—D模式所设想的那样稳定增长呢？
R·M索洛教授在他的一本小册子里列举了大量的数字来说明资本—产出比例是可变化的。[③]事实上，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不必一一列举。哈罗德先生和多马教授之所以认为资本—产出比例不会发生多大变化，恐怕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资本—产出比例的表面现象：事先的资本投入与事后的产出有一个对应关系，如果投资越多，那么产出也越多。从长期的，平均的观点来看，资本—产出比例似乎变化不大，甚至不变。可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不仔细考虑就不会发现细微的变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因为资本—产出比例不能由事前的投资与事后的产出来定义，这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笔者认为资本—产出比例的大小不应为其外表现象所左右，而是由其内在力量所决定。它的内在力量，即资本结构决定了一定量的投资会带来多大的产出。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当资本结构发生变化时，资本—产出比例是必然随之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资本—产出比例是资本结构中各要素的函数，它的变化受到资本结构各要素变化的影响，对资本结构中各要素的投资增量不同，会改变资本结构，从而改变资本—产出比例的大小。
一般来说，投资可分为三项，一是用于不变资本的投资，如机器、设备、厂房、原料、燃料等，用c表示；二是用于可变资本的投资，即劳动者的工资支出，用l表示；三是对人力资本开发的投资，包括对劳动者和与社会生产相关的人员的人力资源开发的投资，用m表示。这三项投资组成总资本额，投资比例形成资本结构。一定量的资本如何分配到这三项投资，决定了资本—产出比例的变动范围，用公式表示：V＝V（c，l，m）
对H—D模式作了这个细节的修正之后，下面给出笔者的推导：
1.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一国的投资等于储蓄，即I＝S
2.一国的储蓄等于国民收入（产出）与储蓄率的乘积，即S＝Y·s
3.资本存量的变化即是投资，即△K＝I，这笔投资主要分配于不变资本投资（△c），可变资本投资（△l），与人力资本投资（△m）上，即
I＝△c+△l+△m
4.资本—产出比例是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l）与人力资本（m）的函数，即V＝V（c，l，m）。它在形式上等于资本与产出的比例关系，即
5.以上所有变量都是时间t的函数。
综合以上有关式子有
由④有K＝V·Y，对其求时间导数得
这个结果说明经济增长率（产出率）是由储蓄率与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量之差比上资本—产出比率所决定的。它们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率呢？下面我们就对这影响经济增长率的三个量进行简要分析。
1.储蓄率s。这里的储蓄率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积累率，它与经济增长率正向相关，即积累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快。但在现实生活中，积累率有上限，它受到人民基本生活水平的限制，积累率不可太高，否则会发生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影响经济的发展。这说明政府不可人为的，直接调高储蓄率，因而对投资者（政府而言）储蓄率s是常量。
2.资本—产出比例V。它与经济增长率呈负向相关，即资本—产出比例越高，经济增长率越慢。资本—产出比例V虽然是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函数，但资本—产出比例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上期的资本结构已成事实，无法更改。这样，这里的资本—产出比例实际上可写成V＝V（c[，0]，t[，0]，m[，0]）。V＝（c[，0]，t[，0]，m[，0]）即资本—产出比例的初始状态。
3.资本—产出比例的增量△V，即资本—产出比例的变化，它表示本期投资分配于资本各要素的增量对资本—产出比例变化的影响。资本—产出比例的增量与经济增长率呈负向相关即△V越小，G越大。这里的△V是一个可以控制的量，它决定于我们的投资决策，不同的投资决策将对△V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最优的投资决策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希望△V最小，从而G最大，为此，我们求下面的条件极值。
建立拉格朗尔等式
对各变量求偏导，并令其等于零，有
联立求解有：
即最优的投资决策是按投资增量的相等的边际效用路径进行的。
有必要的是我们不得不考虑新增投资的分配结果对资本—产出比例本身的影响。尽管存在规模经济不变的可能[④]，新增的投资应该使得V下降，即△V＜0，直到V下降到最低，那么就要求△V从负数趋向于零。如果存在V（c[*]，l[*]，m[*]）使得△V＝0，那么，就在点V（c[*]，l[*]，m[*]）上，经济就会按H—D模式所设想的那样，以G＝S／V的最优路径稳定增长了。可见稳定增长的结果并不糟糕，而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当然，这得靠我们的合理的投资决策来保证，否则经济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三、开发人力资源
现阶段，为了使V下降得更快，我们该如何选择投资重点呢？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及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投资，即对m的投资。所谓人力资源就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对生产具有潜在贡献的东西。人力资源的开发就是使这些潜能变为现实。人力资源的开发包括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多方面，而以教育为主。教育的主要内容有：一般的科学技术教育，思想素质教育，对劳动的感情，以及主人翁责任意识的培训等。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投资形成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对资本—产出比例具有重要意义。就一般意义而言，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与先进的机器设备一样，能够提高劳动效率，节约生产成本，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也就是“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⑤]从总体上说，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与人力资本对资本—产出比例而言，具有替代性，并且这三者均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如何选择重点投资对象是由在已有的投资结构上，把一定的投资量分配于各生产要素，使得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量最小，从而使资本—产出比例最低来决定的。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甚至有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在这方面也比我们重视得多。……总之，我们非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的费用不可[⑥]。”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比增加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投资创造的效用要大得多，即人力资本增量的边际效用比其他两项增量的边际效用大。这就要求我们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就是使m的增量增加。“只有几十块钱收入的知识分子，很多很得力的人，能够有稍微好点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就可以为国家和人民解决好多问题，创造大量的财富。”[⑦]而且不同的产业，不同的部门对资本—产出比例中各要素的比例要求是不同的，有些产业、部门非得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不可，尤其是高科技产业，服务部门。而有的产业则完全是由新技术、新的服务方式带动起来的。总之这种人力资本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具有较高的边际效益，而且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并使之适应新的就业。
对于人力资源的开发，我们一贯很重视，并积累了大量的人力资源的素材。我们有优良的革命传统，有光辉灿烂的文化，有较高素质的领导班子，有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战士。为此，我们“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⑧]。”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是尊重科学技术，但“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⑨]。”我们还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教育是对人力资源的全面开发，而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培训。应该说，教育是经济政策的目标，经济状况的好坏，教育发展的水平是一个检测标准。最优的投资决策也必须包括相应的人力资本的投资，即教育的投资，尤其是对贫困地区，文盲大量集中的地区投资。如果这样，那么我们的“希望工程”的真正希望也恐怕在此。另外，体育、卫生、文化事业的投资也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对人才的培养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一句，人力资源的开发必须适度，其结构比例要合理，即开发那些与现代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资源，而不必为教育而教育。
注释：
①参看李守庸《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思想初探——兼论经济发展思想不始于西方近代》，《经济评论》，1995年第4期。
②参看《发展经济学概论》，第18—21页。
③参看《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第6页。
④最优的资本结构满足下述条件：
求极值有
假若把满足上述条件的资本结构作为经济起点，并且每次投资都是最优投资，即，那么新增投资将不会再使V下降，即规模经济不变。但事实上有两个条件不能满足：一是已有资本结构不是最优的，二是新增投资是不平衡的，这受到投资量和投资决策的影响。所以稳定增长的状态（规模经济不变）将是我们长期追求的理想。
⑤ ⑥ ⑦ ⑧ ⑨《邓小平文选》（1972—1982年）第85页，第214页，第215页，第38页，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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