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期及南宋与西夏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夏论文,南宋论文,北宋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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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元年（1119）宋夏战事停罢后，西北地区的政治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宣和二年（1120）崛起于辽朝东北境内的女真族政权金与宋订立“海上盟约”，约定双方夹击辽朝，灭辽后，燕云地区归宋，宋则把给辽的岁币转送金朝。由于金的崛起和介入，此前宋、辽、夏三足鼎立的格局渐次被打破。特别是建炎以后，宋夏疆界为金、伪齐阻隔，宋夏间已无直接的边地冲突，为对付共同的强大对手金，成为南宋与西夏相互发生某些联系的主要因素。对于北宋末期与西夏的关系，目前学界还很少论及；对于南宋与西夏的关系，虽说有所论及，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拓展。本文试作全面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宣和靖康时期的宋夏关系
在金灭亡辽朝期间，宋与金结盟，夏与辽关系亲密，宋夏双方均试图借辽金的力量来攻击对方。先看西夏联辽。《东都事略》附录云：
宣和中，夏人知中国有事北边，遂与辽国书，约夹攻中国，天祚不听。
此段记载不见于《宋史》、《辽史》、《金史》三部正史的西夏传记（注：《西夏书事》、《西夏纪》的作者均将此事系于宣和三年。），但在《三朝北盟会编》宣和四年六月六日条下，引马廉访《茆斋自叙》所记耶律大石对宋使臣说：“河西家（指西夏）累次上表欲兴兵夹攻南朝，本朝每将表章付与南朝，不肯见利忘义，听用间谍，贵朝才得女真一言即便举兵。”（注：《三朝北盟会编》卷八，政宣上帙八。）说明西夏欲借助辽的势力共图北宋是其一贯政策，因而当“知中国有事北边”，遂与辽相约夹击宋朝，应不是子虚乌有，只是西夏没料到金朝崛起之迅速，辽的颓败已如山倒，自顾不暇，自然是不能与西夏联手的，而辽本身并无图谋北宋的成算也是事实。
北宋方面在与金联手谋取燕云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怂恿金与西夏交恶。宣和四年（1122）九月十八日，宋致金的国书云：“夏国素务矫诈，昨闻尝遣使诣金国贺功，其实力助契丹，至公行文字诋毁金国甚切，及勾集众兵借与契丹，闻累与金国接战，已占据契丹，金肃州、河清军、天德军、云内州，若不讨伐，常作隄虞（一作防），必为金国深患，其诋毁文字，可付与使人。”（注：《三朝北盟会编》卷九，政宣上帙九。）虽然宋廷极尽挑唆之能事，且金在追击辽天祚帝时又大败西夏援辽兵于昂河下水，但由于宋在攻打燕京和与金交涉燕京归属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腐败无能，遂促使金准备灭辽后，进而南征宋朝，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便主动与夏和解。金天辅七年（宋宣和五年）二月，在宋金商议归还燕云之地时，不仅要宋按照金所开价赎归燕京，而且粘罕明言：“自宁边州以西横斜至西京之北、德州之南及天德、云内州，云此地分待与河西家；又以西京地图指示，且言天德、云内、德州及龙门、望云两县，要做夏国往来道路。”（注：《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四，政宣上帙十四。）
宣和六年（夏元德六年[1124]），辽朝危在旦夕，西夏迫于金的强大武力，决定向金称臣，“夏国奉表称藩”，金“以下塞以北、阴山以南，乙室刺部吐禄泺西之地与之”（注：《金史》卷三《本纪第三·太宗》。）。金与夏结盟，使宋陷于两面受敌的孤立之境地。对于这种局面，早在宣和四年（1122）八月，参议官宇文虚中对宋廷引“女真夹攻契丹”的做法表示不同意见的上书“论收燕山利害”中就提醒最高统治者：“若西夏大兵助送旧酋（指辽天祚帝）不能入燕，不得志而归，蓄怒乘虚却于陕西、河东出没牵制作过，其利害如何？”“将有纳侮自焚之祸”（注：《三朝北盟会编》卷九，政宣上帙十四；《宋史》卷三七一，《宇文虚中传》。）。欧阳辙亦上皇帝万言书指出：“臣以是知西戎虽未动，亦当预为之防，无使二国合并为患，则难于支吾也。”（注：《欧阳修撰集》卷一。）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幸被宇文虚中、欧阳辙等有识之士言中。宣和六年七月，西夏应金国之约，“犯朔武”（注：《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八。），金兵“克宋朔州”，“武州为西夏所陷”（注：《大金国志》卷四。）。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金兵围太原，“夏犯丰、麟二州”（注：《东都事略》卷一二八附录。）。
正当金兵南下之际，宋徽宗急忙传位于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改明年为靖康元年。靖康元年（1126）二月，“金兵攻汴京，夏人乘间寇杏子堡，堡有两山对峙，地险阨，（刘）光世据之，敌至败去”（注：《宋史》卷三六九，《刘光世传》。）。三月“夏人遂由金肃、河清渡河取天德、云内、武州、河东八馆之地”（注：《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五，政宣上帙二十五，系此事于宣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八馆为兜答、厮刺、曷堇、野鹊、神崖、榆林、保大、裕民。）。四月，西夏攻陷距府州三百里的震威城，知城事朱昭死之（注：《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八。）。《宋史》本传记其事颇详，不赘。
九月，“夏人陷西安州”（注：《宋史》卷二十三，《钦宗纪》。）。十一月，“夏人攻陷怀德军”。《三朝北盟会编》引《遗史》、《幼老春秋》、《刘怀德死节录》记其事云：
先是十月，夏人攻怀德军，通判杜翊世御退之。是月，夏人再寇怀德军潜穴地道以贯城中，凡十数处。是日，曛黑众穴洞彻，贼蚁缀而升，城中惊骇，翊世大呼蹀血鏖战，以疲兵千余当贼数万，自度必败，即纵火悉焚刍廪帑藏，黎民尽逃，贼尽入官军歼焉，贼胁翊世使降，翊世瞋目叱之，义不受辱，遂火其室，举家毕死于烈焰中，翊世解红罗带自缢死。
靖康元年秋，五路之师率皆勤王，关辅一空，夏人乘虚遣太子及其国相李遇昌诱三瓜诸部兵合二十余万人，寇怀德军。经略使席贡念怀德为要冲之地，择威望可以当贼者，咸曰：瓦平寨第一正将刘铨忠厚得士心，若欲当贼非此人无可用，由是牒铨怀德军……虏人素闻铨之名，不敢为，易与计，屯兵绵亘数十里而围之，怀德城薄，以卑兵少而食不足。铨甫至怀德，昼夜修城为战守之备……贼攻城之具，智巧百出，铨悉以术破之，贼技不能逞，月余残杀夏人以万余人，太子惧，谋于遇昌，欲退。遇昌曰，城中纵矢石无多，数度亦无继，然连诸部不能下一城，益示弱。会城中矢石尽，时天大寒，铨教人团泥沃水，黎明成泥冰，用击虏，遇昌见之喜谓太子曰，果无矢石矣……攻愈急……穴地以入，铨亦于城中凿井以应之，置刍茭井中，
之，贼不得前，遇昌更凿入隧多置旗帜，乱铨之觇察，又及旬日虏知铨矢尽食绝外攻愈急，矢石交下如雨……是时，众寡之势既已不敌，饥饱之力又且不相侔，是夕大雪晦瞑，城之西北隅陷，贼众蚁附而上，达旦，城中虏骑布满于前后，守陴者犹死守不敢乱。铨集老弱民，纳小城守，贼攻之三日，铨度力不支，乃聚焚府库，环牙兵为三匝，出战谯门中，时十一月十五日也……城破……遂遇害。（注：《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一，靖康中帙三十六。）
从上述事实可看出，西夏乘宋陕西五路勤王之际，大举进犯宋朝，虽有朱昭、刘铨等人的拼死抵抗，但也难以抵挡西夏的攻城掠地，“诸城多降”。宋绍圣以来开边所得西夏境土，大部又被夏人收复。
面对西夏咄咄逼人的进犯，宋廷深深感到了“腹臂患”（注：《系年要录》卷一，建炎元年正月甲寅条。），因而为解西顾之忧，对西夏采取积极主动的安抚政策。钦宗即位之初，遣武功大夫王佑、武功郎马持告谕夏国，承认“曩时大臣误国”，劝谕西夏不要误听金国的蛊惑，“卿宜释去疑虑，抚谕将士，抽回甲兵，修好如故”（注：李纲：《梁谿集》卷三十三，《赐夏国主诏》。）。同时在经济上给以优待。靖康元年（1126）四月十九日，门下侍郎耿南仲言：“臣窃见陛下即位之初，夏国贺正人使，袭用前例持珠玉而来，欲邀厚利。三省同奉旨，夏人赍以珠玉更不收买，赐钱一万贯。”（注：《靖康要录》卷五、卷十一。）当然，对陕西沿边将士，宋廷下令严备西夏，对立有战功的将士予以奖励。“靖康元年十月八日，诏赐奖谕王似以夏贼乘同盗边，能获其酋长生至阙下，勉责功名，以副眷瞩。”（注：《靖康要录》卷五、卷十一。）
在宋对西夏表示友好之时，由于金不仅不兑现曾向西夏许下的诺言，而且还在靖康元年六月夺回西夏天德、云内等地。《金虏节要》云：“金人初欲攻辽，独虑力不能胜之，遂于海上许燕云以结朝廷（指北宋），既得志复叛盟取之，又欲入寇中国，亦虑独为不能，遂许割地结夏人，至是既见中国之易，又复取先所割天德、云内、武州及河东八馆，惟金肃、河清二军在大河之西不能取之。”（注：《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八，靖康中帙二十三。又见《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金人的出尔反尔，给刚确立的夏金关系投上一层阴影，也为宋力图与夏联手共同对付金创造了机会。
靖康二年（1127）金攻陷汴京，于二月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俘获北行，北宋灭亡。三月，金以宋朝宰相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并对楚与西夏的疆界作了划分：
东自麟府路洛阳沟东底黄河西岸，西历暖泉堡，
延路米脂谷、大谷、米谷、开光堡、临夏城、圣塔谷、威戎城、万安川、殄羌寨（卢关川）、杏子堡、鹁鸽谷、万全寨、木场口、累胜寨；环庆路、威边寨、麦川堡、定边军、贺家军、阿原堡、木瓜堡、九星原、通归堡、定戎堡、卧山台、兴平城、巢寨谷、曙鸡岭寨、秦市川、委布谷口、泾原路威川寨、贺罗川、贺罗口、板井口、通关堡、古肖关、秋山堡、绥戎堡、锹川口、中路堡、西安州、山前堡、水泉堡、定戎寨、乱山子、北谷川；秦凤路通怀堡、批乘川、征原堡、古会州，自北直抵黄河，依见今流行分熙河路，尽西边以限楚夏之封……（注：《大金吊伐录》卷四，天会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参见《金史》一三四，《西夏传》。）
金军撤退后，宋廷旧臣不再拥戴张邦昌，张邦昌只好退位。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改元建炎（1127），此后的赵宋王朝，习惯上称作南宋。
二 南宋与西夏关系的发展演变
金人夺走西夏占领的天德、云内两州，又凭借武力索回河东八馆之地，引起西夏的极大不满。为了缓解西夏的怨怼情绪，金人又答应“复分陕西北鄙以易天德、云内，以河为界”（注：《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作为补偿。建炎元年（夏正德元年）十月，“通问使傅雱见金左监军希尹于云中，希尹以国书授雱，为夏国请熙宁以来侵地，盖彼既夺其地，乃责赏于宋以报之”（注：《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但夏与金的关系，从其建立伊始，到西夏灭亡，始终未达到夏与辽联盟时的那种亲密程度。西夏对金一方面低首称臣，另一方面则严加防范。正是这样一种关系，自建炎以后，南宋每与金发生激烈战事，宋臣大都主张与西夏修好或联络西夏作为牵制金国的力量，尽管这种努力常得不到西夏的响应。
高宗即位之初，在讨论如何措置金兵入侵所造成的危局时，朝臣们多主张联合西夏以牵制金兵。大臣唐重上疏论今急务有四，其中一款是“通夏国之好，继青唐之后，使相犄角，以缓敌势”（注：《宋史》卷四四七，《唐重传》。）。宝文阁直学士赵子崧在上建三屯之议时，亦主张罢去熙河五路进筑不属紧要控扼去处的堡寨，“明谕夏人，以示德意”（注：《系年要录》卷一，建炎元年五月辛卯条。）。翌年宋廷遣主客员外郎谢亮出使西夏。《三朝北盟会编》在建炎二年（1127）八月二十九日主客员外郎谢亮抚谕夏国条下记事云：
先是春初，夏人谍知延无备，有可乘之机，宥州监军司忽移文本路，称大金以延割隶本国，须当理索，若敢违拒，当发大兵诛讨。延路经略安抚使王庶即口占檄词曰：“金人初犯本朝，尝以金肃、河清卑尔，今谁守之。国家奸臣贪得不恤邻好，以至如此，贪利之臣，何国蔑有，夏国躬蹈覆辙。比闻金人欲自泾原径捣兴灵，方切为之寒心，不图，尚欲乘人之急，幕府虽士卒单寡，然类皆节制之师，左支右吾，尚堪一战，能办此何用多言。”径檄兴中府，因遣谍间其用事臣李遇，伤虏主，乃谋移檄贺兰司，忽亦缩甲不敢复言。故朝廷议遣人（使人？）夏国，乃诏主客司员外郎谢亮往抚谕夏国，以继旧好。亮至陕西，庶又移书于亮曰：“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专之可也。夏国为患至小而缓，金人为患至大而速，方黠虏挫锐于熙河，奔北于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纪极，占据同、华，畏署休兵，阁下能仗节督诸兵将协同义举，漕臣应给粮饷，争先并进，虽未能洗雪前耻，而亦可以驱迫渡河，全秦奠枕，徐图恢复。夏人秋稼未登，饥饿疲赢，何暇兴兵，庶可保其无他。”亮不听。亮自环庆入夏国，使还，夏人随之以兵，掩取定边，而延无惊报。（注：《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炎兴下帙十八。谢亮使夏，《宋史》本纪和《夏国传》均系于建炎二年正月。王庶传檄夏国，《宋史·夏国传》和《系年要录》卷一六均系于建炎二年六月。）
虽然王庶认为联络西夏对抗击金人作用不大，但与西夏修好或者至少使西夏不再乘火打劫，则是南宋初期对夏的基本方针。宗泽在《奏乞回銮仍以六月进兵渡河疏》中就请高宗“遣知几辨博之士，西使夏，东使高丽，喻以祸福。两国素蒙我宋厚恩，必出助兵，同加扫荡”（注：《宗泽全集》第88页，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由于宋在金的打击下，国势衰弱，已不能以宗主国或强国的身份对待西夏而西夏国主对宋使者的外交礼遇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庆历后，夏国主尝以宾礼见使者，（谢）亮至，乾顺乃倨然见之，留居几月，始与约和罢兵。亮归，而夏之兵蹑其后，袭取定边军”（注：《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显然，弱国无外交，此时几不能立国的南宋求和好的信号，自然不能得到“偭乡无常”的西夏的积极回应。
建炎三年（1129），张浚主持川陕军事，谋北伐，“欲通夏国为援，奏请国书二封，一如常式，一用敌国礼”（注：《系年要录》卷二十五，建炎三年七月癸未。），“复以主宾客司员外郎谢亮假太亮卿，权宣抚处司参议官，再使夏国”，“乾顺已称制”，“迄不得要领而还”（注：《宋史》卷二十六，《高宗纪一》；卷四八六《夏国传下》。）。此处所言“乾顺已称制”，大致是指西夏不愿再以藩臣事宋朝，而谢亮出使前，张浚也已预料到西夏可能不以宾礼待宋使，故所修国书“一如常式，一用敌国礼”。由于西夏不再向宋称臣，宋用敌国礼，“毋复班历日”（注：《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并且从此宋与西夏的礼尚往来，均由朝臣边帅与夏国主直接联系，宋帝不再颁赐诏书，宋夏之间自继迁以来所确立的朝贡关系也至此宣告结束。
建炎四年（1130）九月，金册立刘豫为“大齐皇帝”，建立傀儡政权，与南宋对峙。金在决定是“并力南伐”，还是“先事陕西”时以为“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陕西，略定五路，既弱夏，然后取宋”。亦即“欲置江淮，专事陕服”（注：《金史》卷四十七，《宗翰传》。）。于是金集结重兵，攻打陕西。是年同月，金兵在富平大败张浚统领的宋军，南宋“丧师三十万，失地六十州”（注：《系年要录》卷一一九。）。翌年春金军由陇东而陇西，陇西而陇南，“陕西尽入于金”。其后金军欲乘胜由陕西挺进四川受到吴玠兄弟率领的抗金力量的顽强抗击。然而，金兵占领陕西以后，仍然没有履行割陕西北鄙地的诺言，而是依旧把麟、府、、延诸州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且把“既弱夏国”作为攻取南宋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这无疑使西夏统治者感到是一种严重的威胁（注：参见《西夏史稿》（修订本）第119～120注⑧，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绍兴初，宋川陕宣抚使吴玠在和尚原大败金兵后，希望能与西夏联合，共同对金，便给夏国主乾顺写了一封信，但未得到回答。及金在夺取宋陕西并赐给刘豫伪齐政权，而不兑现先前许愿划给西夏环、庆二州的承诺后，乾顺出于激愤，便送来了回函，金夏交恶，“夏国屡人来吴玠、关师古军中”，吴也上奏朝廷说：“夏国数通书，有不忘本朝意”（注：《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此后，西夏只要有隙可乘，便不放过攻略金城地的机会。当金宋议和，废除刘豫伪政权之机，西夏遂于绍兴九年（夏大德五年[1139]）三月攻拔府州（注：《系年要录》卷一二七。）。
这年，原伪齐（金）知同州李世辅（注：李世辅，字君锡，宋绥德军青涧人，年十七，随父从军。金人陷陕西，被迫任金职，知同州，绍兴八年十月计擒金帅撒里曷推之堕山崖下，奔夏。见《重刊宋朝南渡十将传》卷三·李显忠。），“说夏国发兵，可以取陕西五路，夏国主信之，发兵五万，别差都统与世辅共总兵政，以宰相王枢监其军，长驱至延安府二十里下寨”。时值金宋议和，金以河南、陕西之地归宋朝，废伪齐，世辅遂缚王枢归南宋（注：《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五，炎兴下帙九十五，卷一九七，炎兴下帙九十七。《系年要录》卷一二九，《宋史》卷二十九《高宗六》、《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均作招抚使王枢。）。五月，宋廷赐名显忠。六月壬申，签书枢密院事楼炤承制以李显忠为护国军承宣使，枢密行府前军都统制，率部兵及夏国招抚使王枢赴行在（注：《宋史》卷二十九，《高宗六》。）。约与此同时，夏国主乾顺死，其子仁孝即位，时年16岁。宋廷欲乘夏权力变动之时与夏国恢复朝贡关系，“命枢密行府与之通书”，而楼炤又建议“宜且纵（王）枢还”（注：《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西夏扣关》。）。九月己卯，因与金人议和划界已定，“命延、秦凤、熙河路招纳蕃部熟户及陷没夏国军民”。冬十月甲寅，又召王枢入见，并还近所获夏国之俘百九十人归之（注：《宋史》卷二十九，《高宗六》。）。翌年三月，宋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奉诏委知保安军杨顺与夏人议入贡事。《系年要录》记其本末云：
初，夏国招抚使王枢自行在归，送伴官王晞韩护之至境上，夏国三司郎君为晞韩言：本国荷朝廷送还枢等，乞叙旧日恩信，两国通和，约三月望日修公牒，来保安军入贡。韩不疑其绐己，闻于朝，且待之境上，及期，枢病不至，三司者为顺言：“吴七请和于我，我不之许，今诚结好，汝家国势非前日，约我兄弟可也。”顺怒报曰：“王枢在都堂，摇尾乞怜，请归求盟为臣妾，朝廷厚赐以遣我，岂须汝盟邪！”三司曰：“枢苟生语耳，是事在国主，在宰相，岂预枢事。”晞韩言不已，三司出一纸，书曰：王枢至，备陈秦仆射召至都堂，有欲与夏国讲和之意，息兵睦邻虽属美事，然须遣使临边计议，赴朝献纳藏之秘府，此为定式，与晞韩所申不同。顺以书还，三司不复出，录其语以示帅臣郭浩、世将备奏其事，后竟无耗（注：《系年要录》卷一三四，绍兴十年三月条。《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
宋金订立绍兴和约后，宋夏与金均处于相安的局面。而夏宋间因地理阻隔，很少有直接的联系。据绍兴二十九年归宋官李宗闵的上书，西夏此前曾“两使南朝，其礼义文法，非他国之比，自是观之，则知西夏恶金人，喜中国可知”（注：《系年要录》卷一八一，绍兴二十九年。）。但这两次来使均不见于《宋史》本纪，谅必是不甚重要的一般往来。
绍兴三十一年（夏天盛十三年[1161]），金完颜亮发动企图兼并宋的战争。十月庚子，宋将刘锜等檄告契丹、西夏、高丽、渤海、塔坦诸国“惟彼诸蕃之大国，久为钜宋之欢邻，玉帛交驰，尚忆百年信誓，封疆迥隔，顿疏两地之音邮，愿敦继好之规，共作侮亡之举”（注：《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一三○，《玉海》卷一八八，《系年要录》卷一九三，《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作吴檄。）。这一檄告很快就得到夏国仁孝的回应，西夏国檄靠大宋元帅刘侯、侍卫招讨成侯、招讨吴侯：
十月二日，承将命传檄书一道，切以恩宣大国，滥及小邦，远迩交欢，中外咸庆。孤闻丑虏无厌，敢叛盟而失信，骄戎不道，妄称好以和亲，始缘女真辄兴残贼，窥禹迹山川之广，覆尧天日月之光。将士衔冤，神人共愤，妄自尊大者二十余载，怙其篡夺者七八其人，皆犬豕之所不为，于春秋之所共贬。盖总辫缦缨之众，无阅书隆礼之风，惟知贪残，恣行暴虐，吞侵诸国，建号大金，屈邻址以称藩，率中华而贡贼……孤敢不荣观天讨，练习武兵，瞻中原皇帝之尊，望东南天子之气。八荒归贡，愿同周八百世之侯王，四海肃清，再建汉四百年之社稷，闻戡定，当贡表笺，檄至如前，言不尽意。（注：《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一百三十二。《西夏书事》卷三十六，亦引西夏回宋檄书，与会编所载文字大不相同，不知依据的是何种文献。）
这道回檄书，既反映了夏人对金妄自尊大“恣行暴虐”的不满，也表现出夏人对宋朝文明的钦慕和向往。但这道回檄书后，夏人采取了何种军事行动呢？《宋史·夏国传》与《金史·西夏传》所记颇不相同。据《宋史》说，西夏虽然回书声援宋之抗金，但并无实际行动，反而乘金兵南下之机，亦以骑兵二千至蔡园川等地，以及秃头岭、……，将分道入攻，宣抚使吴氏“命镇戎军守将秦弼说谕之。金兵败，夏人乃还”。请再看《金史》的有关记载：正隆末伐宋，宋人入秦陇，夏亦乘机取荡羌、通峡、九羊、会川等城寨、宋亦侵入夏境。世宗即位，夏人复以归城寨……兼夏国与宋交兵，人畜之被俘者亦多，连岁勤勤，士卒暴露，势皆消削。……从两种不同记述来看，《金史》记载更符合事实，即完颜亮南下，宋军反攻之时，西夏亦乘隙攻取金的陕西城寨，而宋军在入秦陇后，亦骚扰了西夏边境。这是因为西夏军所夺金的城寨，大抵只限于金镇戎州以北，距宋的边境甚远，而宋军攻克金的秦、陇、巩、河诸州后，实际上已抵达夏国边界，故尔《宋史》所记恐怕有误。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宋高宗内禅，传位于宋孝宗，改明年为隆兴元年（1163）。隆兴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宋臣陈康伯等致书夏国主传达孝宗的友好致意：“会今天子绍登宝位，慨然西顾，宣谕大臣曰：‘夏二百年与国也，岂其不念旧好而忘齐盟哉？’某等恭以国主英武聪哲闻于天下，是敢辄布腹心于执事，顾留神图之惠以报音，当告于上。议所以申固欢好者，同心协虑，义均一家，永为善邻，传之万世，岂不美欤！”（注：陆游：《渭南文集》卷十三，《代二府与夏国主书》。）
乾道二年（夏天盛十九年[1167]），夏国宰相任得敬专国政，欲分西南路和灵州、罗庞岭（在凉州境内）以自立。夏国主仁孝不能制，代任得敬向金国请求封册，遭到金世宗的反对，并下诏书给仁孝，“藩臣之礼既务践修，先业所传亦当固守”，明确表示支持仁孝。任得敬得不到金支持，便转向南宋寻求帮助，“夏国相任得敬遣间使至四川宣抚司约共攻西蕃，虞允文报以蜡书”，“得敬间使再至宣抚司，夏人获其帛书，传至金人”（注：《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系此两次遣间使于乾道三年，本纪则作乾道四年。）。其后任得敬的阴谋活动被仁孝发觉。仁孝设计诛杀任得敬。
淳熙十二年（夏乾佑十六年[1185]），宋廷忽得“故辽大石林牙假道夏人以伐金”的报告，孝宗原本锐意抗金，得此消息不辨真伪，立即密诏都统制吴挺与制置使留正商议，准备配合故辽北伐金国。所谓故辽，是辽亡之际，皇族耶律大石率兵西走，在中亚一带称帝，史称西辽。大石死于宋绍兴十三年。其后子孙相继，西方诸部仍以大石名之。对于来自西夏的这份情报，当时枢密使周必大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上奏劝孝宗“但当严备，随机应之，未几，上谕公（周必大）所传皆妄”（注：《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卷三十五，《孝宗纪三》，又见《玫瑰集》卷九十三，《忠文耆德之碑》。）。但是宋孝宗并不死心，翌年四月，再诏吴挺约结夏国，可是“当时议论可否及夏人从违，史皆失书”（注：《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因而吴挺结交夏国也就没有什么结果。
光宗、宁宗时期，宋夏联系很少见诸史载。直到宁宗嘉定七年，由于宋停止向金朝输纳岁币，宋金关系陡然紧张起来，既而便爆发战争，而夏金关系在此之前也因蒙古进攻西夏之时，金不仅不应西夏的请求出兵相援，反而宣称：“敌人相攻，中国之福，吾何患焉”（注：《大金国志》卷二十一。）的缘故而迅速恶化，它引起西夏的怨恨。金与宋、夏交恶，使得宋夏在抗击金朝上又有了共同点。嘉定七年（夏光定四年）七月，夏国“左枢密使吐蕃都招讨使万庆义勇者，令番僧减波把波赍蜡书二丸至西和州之宕昌寨，欲与本朝（宋）合纵犄角恢复故疆，蕃兵总管付翊得而上之董仁父（董居谊），初入蜀不之报”（注：《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西夏扣关。《宋史》卷三十九，宁宗三。《宋史·夏国传》，作“制置使黄谊不报”。）。嘉定十二年（夏光定九年），金人加强陕西防务，以知临洮府事石盏合喜为元帅左都监，行无帅府事于巩州（注：《金史》卷十五，《宣宗中》。）。夏国对此甚为忧虑，“畏其侵迫”，于是遣枢密使都招讨入四川商议夹攻秦、巩州。蜀帅聂子述俾利州安抚使丁焴答书，饬将吏严兵以待，不久聂子述罢去，丁焴虽书答夏国，但持议不可轻动，师不可出。及其安丙再任四川安抚使，答应西夏的请求，遂于嘉定十三年八月决意出师，联合西夏夹攻金军。夏兵攻巩州不下，退兵，安丙部署各军分路北伐，也师出无功（注：《宋史》卷四八六，《西夏传下》；《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十五、十六。）。
翌年，西夏再请求与宋兵攻金，未得到宋的回应，其后双方在各自的战场上与金作战，直到金哀宗即位，决定改变战略，结束与宋夏的战争，金正大元年（宋嘉定十七年、夏乾定元年）六月，宣布“更不南伐”。金宋战争的结束，直接影响了夏国的对金政策。这年十月，夏遣使与金修好，自称兄弟之国（注：《宋史》卷十七《哀宗上》，卷一三四《西夏传》。）。
宋夏金三方重新出现和平相处的局面。但这种局面只是昙花一现，过了不到三年，西夏便在蒙古的铁蹄下灭亡了，宋夏关系至此也走完了最后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