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需求制约经济增长的机理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机理论文,消费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中期以来，以市场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为主制约或导向经济增长的格局日趋明晰，与此同时，通货紧缩形成且趋向加深。本文力图探索这两个进程之间的关系，说明消费需求变迁的条件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经济增长制约因素的变迁
从经济增长制约或导向因素的角度看，20年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从改革前单一的资源供给约束，逐步转向为需求与供给双重的、以需求为主的约束；二是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从先附属于供给，之后从属于投资，转变为独自充当导向经济增长的主动因。（注：这里讲的“需求约束”和“资源约束”并非指供求失衡状态，前者不是指供大于求引致社会生产过剩的局面，后者也非指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而只是从经济增长动力源的角度来看需求导向或资源导向。）。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这种历史性变迁，根源于我国渐进式的市场取向改革不断深入，反映需求导向作用的逐渐深化。这既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供求双方在市场经济作用下运动变化的必然结果，同时又奠定了供求双方进一步变化的方向。
第一，经济增长制约或导向因素的变化。改革以来，单纯以资源供给导向经济增长的格局已经基本消解，明确建立市场配置和市场导向的格局，使需求愈渐成为调节资源配置的中心坐标。80年代，产业结构的校正和企业改革的起步，社会生产能力迅速扩大，致使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消费需求空前高涨，驱动了加工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增长，拉动了生产供给能力的进一步扩张，从而开启了供给不仅创造需求、需求不仅追逐供给，同时需求能动地制约或导向供给的新的互动机制。但这段时期，居民迅猛增长的消费热，虽然与各国经济增长起飞阶段相类似，有力地提升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基准，但也充分表露了我国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狭窄化与雷同化的弊端；一般加工工业的扩充超过了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负载能力，大量低水平的重复与盲目建设项目，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调的矛盾。受强劲的消费、投资拉动和成本推动，引发了明显的通货膨胀，即便是迅猛增长的居民及社会集团的消费需求也难以持续跟进生产能力数量级平面扩张的强劲势头，供大于求的矛盾逐渐凸现，最终形成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那场“市场疲软”。这是建国后首次由于即期消费需求疲乏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并进而影响投资需求和经济增长的波动。可见，这段时期的供求互动机制，虽然具有明显的粗放性，但是市场需求对于生产与流通企业的约束力几乎从无到有地形成并逐步加强，这表明了价格、居民收入、财政、金融和税收等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
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3—1996年加强宏观调控，重点推进金融、财税及投资等体制改革，抑制过热的投资和重复建造的制造业生产能力，打压通货膨胀势头，加强了对生产供给和投资需求的约束，单纯依靠铺摊子、上项目的外延式增长已难以为继，盲目扩充投资项目的冲动受到抑制。这期间力求按照市场经济法则调整经济关系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应予充分肯定。但是，对于国有企业改革难度增大和经济结构调整成效甚差的问题，各方面认识很充分，而对于90年代以来居民消费增长与发展的势头受到阻滞，却并非都有明晰的理解。正是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受阻的矛盾累积，导致了市场供求总体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
可见，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实践表明，市场取向改革的大方向，必然导致有实际支付能力的消费资料（含服务）和生产资料的货币购买力制约或导向经济增长。市场需求约束较之资源供给约束，更能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构造与成长，需求约束逐渐取代资源约束，是市场经济体制趋于成熟的标志。从微观上看，需求约束有利于形成健全的供给略大于需求的买方市场，促使企业面向市场需求配置生产要素，推进技术进步和产品的升级换代。现阶段这种供给与需求双重约束的、具有过渡性质的增长机制，必将进步和转换到相对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一的需求约束，但这不再是当前这种有缺陷的供给与需求，而是结构较优化、数量基本相宜、发展方向相对合理的供求。
必须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资源总量及资源结构的制约仍将在相当长一般时间内存在，要实现城乡居民消费大规模升级换代、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我国经济增长不仅还要受原材料、能源、交通及资金等物资资源的约束，特别要受科学技术水平、劳动力、管理人才等的约束，资源结构约束的矛盾还会相当尖锐。因此，现阶段既要重视利用需求对供给的约束力，促进生产和流通企业深化改革，加快构建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又要注重将改革与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结合起来，在产业素质提高的基础上，发挥供给的约束力。现阶段供给约束力能否发挥更大的作用，关键取决于能否实现生产能力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只有在结构提升基础上，才可能增强供给的导向能力和需求满足的程度，以此带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消费需求已逐步成为导向经济增长的主动因。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指出：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对于投资需求进而对于整个经济增长起着直接的和最终的制约作用，消费需求的变化方向及变动速度，最终决定着经济增长的方向和速度。但是，实施传统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居民消费水平低下，供给制、半供给制的消费体制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生产什么消费什么，生产多少消费多少”，不可能有消费的自主地位，更不存在其引导经济增长的作用。改革与经济发展20年来，消费需求制约或导向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逐步形成：一是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总量空前增大，结构层次升级且变动速度加快，奠定了消费需求主导经济增长的力量；二是长期的市场短缺状态基本消失，已大体形成了供给适应和追逐需求变动的市场环境；三是消费需求通过市场化、货币化予以实现和满足的程度已达到较高的水准；四是消费者自身行为趋向理性与成熟，自主权益的保护意识逐渐增强等。
其结果，正是消费需求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形成了消费需求导向经济增长的基础，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提升到首位。城乡居民个人及其家庭自主的消费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直接促进着消费物品和服务生产的增长与发展，进而带动了投资总量及投资结构的变动，由此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逐渐优化配置，引致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制约机制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这里值得重视的变化条件有：
其一，消费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国有企业改革，收入分配、价格、流通和金融、财税等体制的变革趋向深化，特别是实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取消和调整了多数福利性消费项目，消费市场化、货币化进程加快，形成了居民家庭预算硬约束的内在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改革进程的影响，为消费者实现自主决策和权益最大化创造了条件。消费者个人自主地位基本确立，消费行为逐渐适应了市场经济环境。对比80年代出现的抢购风潮，便能赞同消费体制改革已取得重要进展，消费者行为趋向理性与成熟的结论。但是，当消费者自主购买意识清淡之时，宏观调控消费需求增长的难度便增大了。
其二，消费需求从长期受制于投资需求，变为相对独立的运动态势。90年代初期起，消费需求增幅平淡、平稳，近几年逐步下落，而与投资增长大起大落、高低悬殊几十个百分点的波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与此同时，消费需求对投资需求的直接和间接导向力加强，成为决定投资收益及投资乘数效应的重要因素。1988年以后，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下降趋势明显，消费需求增势乏力成为90年代投资下滑的重要缘由。1998年以来扩大投资需求，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受自身关联度局限，启动效应不大，但更主要是由于缺乏消费需求的有力支撑，制造业的滞销积压难以化解，社会投资需求疲软，因而交通、电力及通讯等设施建设难以充分发挥应有的经济效益和拉动民间投资的效应，进而使经济快速复苏与增长的预期遭受挫折。可见，消费需求不仅与投资需求成为内需的双重拉动力，而且消费需求对投资需求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导向力和最终制约力日趋加强。
必须指出，我国现阶段投资需求的增长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力，这不仅是转轨时期的特征，更是我国产业尚未实现高度化成长的必然要求。但是，这种产业高度化的投资需求的最终动力仍然来自于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升级的需要。在新技术基础上的、大规模的企业固定资产更新，不仅是当前摆脱通货紧缩困境的基本途径，也是新世纪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总之，消费需求的增长及其变化，已经和必将进一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长远格局。而对此转折的认识不足，缺乏相应的思想理论准备，仍然习惯于将消费置于生产供给和投资增长的附属地位，致使持续疲软的消费成为扩大内需的“瓶颈”，这恐怕是不少人始料不及的。
二、消费需求制约与通货紧缩的叠加效应
近几年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殊现象。 GDP 增长率从1992年达到波峰后，已连续6年下滑， 进入了一种不同于历次经济增长波动的长低迷、长复苏的境地，特别是1996年以来抑阻经济下降的难度增大。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相反，可以简言之为物价总指数的持续下跌，但它不仅是一种货币现象，也是经济运行失衡态势的综合反映。从各方面情况看，经济运行已经显示出通货紧缩状态是不争的事实。1999年上半年，GDP、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商品零售额等的增长幅度均出现“高开低走”的态势，表明通货紧缩趋向加深，经济总体继续呈下滑趋势。这集中表现为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市场整体性供大于求、物价持续下滑、社会资金利润率下降，货币供应量增势乏力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大。同时上半年经济运行中也有令人欣慰的信息：一是企业面向需求限产压库取得成效，产成品库存增幅逐月回落；二是国有企业产销率提高，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出现上升势头；三是外贸出口降幅减少。但这尚不足以得出通货紧缩已走出谷底，经济已开始正常回升的结论，还需进一步密切观察其走势。
分析与判断当前这场通货紧缩的态势已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焦点。当前这种长低迷的经济运行状况，不宜简单地视为又一轮经济周期的低潮而已。因为此次经济增长失衡态势与历次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明显区别不仅在于紧缩时间过长、启动难度增大，更是因为其形成机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当前的通货紧缩是需求总量不足与供求结构性失调的矛盾累积与相互交织的结果，而主要矛盾是消费与投资的有效需求总量不足，突出表现为消费与民间投资疲乏。1998年以来，国家投资虽然上去了，重工业增长快于轻工业，扩张性财政投资政策起了作用，但是消费市场持续疲软，企业和个人投资意向仍旧清淡，致使财政投资拉动经济的乘数效应出现乏力的尾声势头。
问题在于，当前通货紧缩、经济总体下滑的根源何在？笔者以为，体制性障碍，主要是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受阻，产权制度远未理顺，长期低效率、低效益运行，这是导致经济总体运行乏力的根本原因；居民现期收入增幅下降、预期收支趋紧，导致消费需求增势疲软，是引发通货紧缩的直接原因；宏观上对我国经济增长运行机制的转折性变化，思想理论上准备不足，特别是忽视居民消费需求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力量，未能及时实施相应的化解积压滞销、预防通缩的调控措施，以及宏观政策导向与微观管理制度上出现脱节，也是促成及加剧经济总体下滑的重要的思想及制度上的原因。
笔者以为，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制约因素的变迁过程，特别是消费需求逐渐上升成为制约经济增长主动因的过程，与通货膨胀逐步转化为通货紧缩的过程相互交织。这两个过程的重合并非偶然，而二者又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对于改革和经济增长产生了“叠加效应”，这确实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方面，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的活力与竞争力，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需求制约或导向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但90年代中期以来，在市场需求制约趋强的同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受困，市场竞争力低下，产品滞销积压严重，价格下跌，相当部分生产能力闲置。特别是昔日无风险的就业机制和福利保障机制的根基动摇，失业率增大，不仅下岗失业人员收入大幅度减少，在职人员的收入增幅也下滑，现期消费乏力，进而影响农副产品销售困难，农民增收难度加大。市场需求不足的矛盾加重，直接影响到投资及GDP 增幅下滑。
另一方面，消费需求自身提高受阻，又直接加重了企业生产经营的困难。90年代中期以来，大部分城乡居民基本实现了小康生活水平，消费出现相对间歇与平稳增长态势，这原本符合消费需求阶段性递进规律。但与此同时，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阻滞了消费进一步增长：购买力的进一步提高遇到微观机制不活、生产及投资增幅下降的阻碍；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换代，既受到收入限制，又遇到产业结构调整不力、产品技术档次较低、成本居高不下的限制；消费者正常的购买心态遇到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影响，预期收入减少、预期支出增加，收入与消费心理发生较大变化，加重了现期消费的疲乏；城乡居民获取等值消费的合法权益，受到了市场流通中不法行为的干扰和侵害，挫伤了购买积极性；价格持续下跌，助长了城乡居民“买涨不买落”的消费心态；农业投入不足，乡镇企业发展受阻，农民负担过重，农副产品价格下跌，又抑阻了农民收入与消费的增长；城乡居民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的进步意识，受到传统陈旧的伦理观念的抵制与羁绊，等等。
总之，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消费遇到前所未有的内外条件的合力作用，使消费的规律性和制度性变迁以及消费者行为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扭曲状态，集中表现为消费需求不振，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窘境，进而加剧了通货紧缩的态势。可见，市场需求约束力加强→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加→居民收入增幅下滑→居民收支预期趋紧→现期消费需求疲乏→市场供大于求矛盾加剧→投资和消费意愿冷淡→企业困难加剧→市场需求约束力更趋强化。这还可以简化为：企业困难增加→消费需求疲乏→企业困境加深。显然，这是一个具有自我演变的、趋于强化特征的内生型通货紧缩过程，它表现为市场需求问题，根子和要害发端于微观生产单位。可以说国有企业的困境是产生通货紧缩的微观基础，消费需求疲乏是阻碍市场与企业良性循环的中介点。
与此同时，在上述各项外在及内在条件变化的合力影响下，消费者行为方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表现出合理与不甚合理的行为交织，在不同程度上又加剧了通货紧缩的格局。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保障储蓄需要，增强安定感。这是基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迁，特别是包括就业、退休、医疗、住房及教育等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改革，使消费者产生了增加储蓄、防患未来的理智的反映。问题在于，由于未深入探究消费者行为变动的机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决策一波三折，反复试点，错过了90年代前半期居民对收支预期仍基本看好的时机，而近两年企业经营困难加重之际，各项改革措施却集中出台，前期改革的滞后效应，叠加了近期改革的压力与难度。加之改革方案透明度差，媒体却渲染过多，更加之缺乏相应的收入补偿机制，客观上加剧了职工和城镇居民预期前景不佳、主动压缩现期消费支出的心理。其二，谨慎购买、观望等待心态明显。这既是基于对现期、预期收入与消费关系的新认识，也是对市场商品和服务质量不高、流通与消费环境较差的应对手段。低效重复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与日益提升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缺陷。它期待着企业加大技改投入，推陈出新；呼唤营造起社会文明的商业伦理道德风尚，完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规，严厉惩处各种侵权行为。同时，价格持续下降，又强化了期待商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再降价的心态，表现出某种非正常的延时消费倾向。其三，社会消费趋于阶层化、细分化。这既是消费需要层次进步的表现，也是基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社会群体收入差距扩大化所产生的结果，并非完全真实反映城乡消费者个体消费意愿的偏好。问题在于，缺乏市场竞争活力的生产与流通企业难以适应消费心理、消费者行为及其收入差距的各种变化，或者仍然习惯于大批量、多品种生产，企盼再次出现80年代那种购买对象高度集中化、雷同化的热销局面，或者热衷于追逐极少数高收入者的消费需要，也都加重了市场滞销、积压的困难。
综上所述，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力量上升及制度性变革，加快了经济增长制约因素变化的进程，这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的要求，也符合生产和流通企业转变增长方式和经营机制的要求，对于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各项深层次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但与此同时，现行国有企业普遍难以适应市场格局的变迁，尤其难以适应消费需求变革所带来的新变化。可见，90年代以来消费需求的变迁，既出现了加强需求约束、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又带来了掣肘投资及经济快速、健康增长的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反过来又阻滞了需求导向经济增长的市场取向改革的步伐，影响了人民消费生活的提高。在国内外各项经济社会条件的合力作用下通货紧缩逐步形成，以消费需求为主制约经济增长的走势叠加了市场总体供大于求的矛盾，加深了经济运行总体下滑的态势。
因此，在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必须对这两个重叠的进程加以密切区分，坚持需求制约经济增长的基本方向，继续推进我国经济市场取向改革的进程，不能因当前经济增长的困难而动摇和影响改革的大方向，同时运用各种手段着力解决经济生活中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尽快摆脱通货紧缩的干扰，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确立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的基本思路
当前，继续实施扩张性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以相机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采取更有力的、综合性的激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政策措施扩大内需，已经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从既强化需求制约经济增长，又尽快走出通货紧缩的角度看，必须尽快消除需求意愿不足的影响。为此，首先需要从形成通货紧缩的根源入手，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从根本上搞活国有企业，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提高职工收入，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增加城乡居民现期消费购买力，以激励人心；其次，综合运用财政转移支付、税收征管、消费信贷、外贸出口优惠、利率调整等各项手段，扩大财政和金融政策刺激需求的效应，特别要力争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增强城乡居民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的预期信念，以鼓舞人气；再次，抓紧当前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通过调整企业产成品库存、加大技改投资力度等，积极推进产品结构优化、技术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的进程，为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当前激励消费需求增长需要注意的是：一要实施综合协调，使各项政策的着力点和方向相互配套，而不能彼此抵消。例如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要与稳定居民预期收入心态结相合，宜分步实施，短期内力度不宜过大，时间不宜过分集中，并且视国家财力建立相应的补偿基金等；又比如开征利息税，这固然有益于抑制储蓄倾向上升，但是如果不具备储蓄存款实名制则难以实施，而减少低收入者有限的利息收入，又不利于稳定其收入的预期心态；又比如增加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薪金，固然有助于扩大社会消费额，但只要中、长期风险预期心态未能转变，其效应可能不如预期的大，而增加下岗人员生活保障金的措施会有较好的效果。二要开拓创新，不失时机地拓广新的消费渠道和消费方式。如消费信贷，当前迫切需要清除束缚开展信用消费的种种障碍，改革现行的不利于消费者乐于从事信贷消费的各种制度和办法，创造性地提出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特色的消费信贷管理制度。三要既重视短期见效的政策，也更重视中长期见效的政策；既要主动积极地运用经济手段，导向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又要切实尊重消费者自主的理性选择权力，切忌急躁与简单化倾向。四是注重宏观决策导向与微观管理的相互衔接与配合。为适应激励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导向，必须系统地清理和调整在长期供不应求条件下形成的抑制消费增长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办法，明确实施鼓励消费增长的对策，决不能因贪恋局部利益而损害大局利益。五是积极地导向消费观念的革新变化。不能因消费者观念的转变有难度而推迟甚至放弃思想导向，当前亟待系统地分析我国城乡居民历史和现实的消费的伦理道德观念，立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充分肯定和发扬优秀的思想观念，有说服力地摒弃其中陈旧落后的观念，同时借鉴发达国家居民消费文化中的优良成分，以适应我国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消费文化和消费风尚，引导居民消费需求增长。
应当明确，刺激消费不是缓解市场滞销积压的权宜之计，扩大内需也非最终目的，采取有力措施千方百计扫除阻碍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层次进步的障碍，保障我国人民生活消费持续、健康地增长，才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宗旨所在。为此，很有必要总结我们在居民消费问题上的经验与失误，确立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持续增长的基本思路。
第一，高度重视人民消费生活的提高，认真研究居民需求变化的规律性。持续不振的消费需求抑阻了内需扩大，引起了对居民消费问题的广泛重视，这值得反思。应当说，政府宏观经济研究部门一直重视对生产供给及货币、财政政策等的研究与运用，这无疑是重要而必须的，但是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消费问题的研究却显得粗浅，一般只是在论及生产、流通或分配时涉及到消费问题才予以分析，其广度和力度都显得较为薄弱。之所以对于当前增加消费遇到的阻力及矛盾缺乏应有的思想认识，与忽视消费问题的研究是分不开的。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主要在于：一是对于需求逐步上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的事实，对于供求之间呈现出来的新的矛盾走势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分析，依然习惯于从消费受制于生产供给的思维定势出发规划其增长和发展；二是对于消费者同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主体、具有主权地位的认识不足，而仍然习惯于由宏观计划直接安排居民吃穿用住行增长的简单做法，愈益显出脱离经济生活的实际。当然，强调对居民消费实施宏观调控，这无疑是正确而必要的，但是宏观决策的设计，必须与消费者已经基本形成的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相结合，与市场机制的运作相结合，否则消费运行势必会与宏观调控方向发生冲突。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大多数居民已经步入小康生活阶段之时，探索社会消费生活内在变化的规律、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与对策，以及消费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等问题，愈渐显得重要，这是我国经济学需要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只有在比较透彻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才有可能对于居民消费供求失衡的形式、原因及其治理对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第二、建立明晰的消费增长政策。我国长期以来，有生产政策、分配政策、流通政策，同时还有金融政策、财政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等等，虽然生产、分配和流通领域以及各方面的宏观调控政策，都需要继续进行相应的变革，但在每个时期总还有调控和实施的依据，相比而言，消费领域还缺乏明确的政策。可以算作指导性主张的有：在生活资料严重匮乏时期，提出了“先生产，后生活”以及“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的号召，这是抑制性消费主张；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偿还人民生活欠帐”、“能挣会花”，这是激励消费的主张。只是80年代针对“消费需求膨胀”提出的“适度消费”、“合理消费”，一般称之为消费政策。适度消费或合理消费强调了适应国情国力的、生产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的一种消费状态，特别强调积累对消费增长的重要性，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里的“度”，注重生产增长中能够用于消费的数量关系，使人感到有注重生产决定消费、消费被动服从于生产的意味，而对于消费主动地、能动而积极地作用于生产的意义未予表达出来，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需求主导生产，在相当大程度上又决定生产的意义未能得到反映，因而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尚难以认同“适度消费”为指导人民消费的政策导向。
我们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的消费政策，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明确地体现出人民群众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消费结构的不断改进，从而全民族身心素质获得全面的提升，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宗旨；明确社会尽力运用宏观调控手段，通过发展生产、维护市场秩序、维系生态资源平衡等手段，保障全体居民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得到持续、健康地发展；明确建立起微观人力资源与消费资源结合的最佳配置，以及消费者在社会经济条件作用条件下的自我约束机制，等等。我国现阶段的消费指导政策，应当立足于以全面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基本任务，促进小康生活水平的巩固、完善及进一步发展，推动生产供给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此，我们认为，确立以持续增长为宗旨的人民消费政策，更有利于充分表达上述指导性原则。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历史时刻，提出保障我国居民生活消费持续增长的指导性政策，不仅有利于各方面齐心协力地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增长，而且对于在生产发展、社会进步基础上实现城乡居民富裕生活水平的目标，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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