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与个性：建国以来中国阶级教育价值取向的社会学观察_集体主义论文

集体与个性：建国以来我国班级教育价值取向的社会学观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价值取向论文,班级论文,建国以来论文,集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今这个文化多元、价值多元的全球化时代，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如何对青少年进行价值观教育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研究试图以我国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时空场域——新中国成立至今的“班级”教育作为视点做一探究。因为班级是学生在学校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家园，班级教育价值取向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生的价值观养成。

       班级教育价值取向是一定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观照。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特别是伴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引发了传统“道德人”和现代“经济人”价值理念的剧烈冲突。社会变迁牵动教育职能的跟进，我国的班级教育从价值取向、理论研究到实践探索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嬗变。为了有效分析我国新中国成立至今的班级教育价值取向，我们用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作为建构班级的概念模型，[1]将班级教育的理想类型分为“集体至上型”“集体与个性共生型”“个性至上型”三种(图1)。

      

       图1 班级理想类型建构

       “集体至上型”的班级教育以集体利益高于个性发展为价值取向；“集体与个性共生型”的班级教育谋求集体与个性各得其所的共赢格局；“个性至上型”的班级教育以学生个性的充分发展为第一要素。在现实层面，“集体至上型”的班级教育也会涉及个性发展，“个性至上型”的班级教育也讨论集体的发展，没有纯粹的“集体至上型”和“个性至上型”班级。上图中，虚线路径表示激进式班级教育价值变迁模式，实线路径表示渐进式班级教育价值变迁模式，逆方向箭头表示存在可逆的可能性。

       用这一概念类型比照新中国成立至今的班级教育价值取向，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班级教育价值取向是典型的“集体至上型”；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班级教育突破传统集体主义束缚，试图实现集体与个性的平衡；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的班级建设向“个性至上型”倾斜。

       一、“集体至上型”的班级教育价值取向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之前，我国的社会发展模式在经济体制方面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体现为物对人绝对支配关系的本质，决定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价值取向必须以整体的、全局的利益和需要为中心来构建其价值观念体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集体成为人们共同的生存方式。任何个人或单位，如果脱离国家的计划，自主活动和谋取资源，一般不具有制度上或声望上的合法性。因而，计划经济所要求的价值取向就是：以国家和集体为本位，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国家、集体的需要即是个人的需要，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和集体的需要。[2]大公无私、不计较个人得失、为集体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成为最有价值的人生准则。基于计划经济的时代背景，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我国的班级教育在价值取向上也是站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而奋斗的集体主义教育一端。

       (一)“集体至上型”的班级教育观

       “集体至上型”班级教育的理论建构，我国的研究者主要是翻译、介绍了前苏联以马卡连柯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教育思想并将之“中国化”。前苏联的集体主义教育思想最早由克鲁普斯卡娅根据马列主义学说提出，集体是形成新人的基本条件，而培养集体主义者则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目的。[3]马卡连柯提出的集体教育也是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总目的出发的。他说：“我们的教育任务就是要培养集体主义者”。[4]他对教育集体开展了为时16年的系统的自然实验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在集体中通过集体和为了集体进行教育”的著名原理。他在以《教育诗》和《塔上旗》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揭示了儿童集体发展的一般规律，阐述了集体的运动法则，构筑了社会主义教育集体的模式，提出了集体建设的原则和方法。

       (二)“集体至上型”的班级偶像观

       在青少年学生的偶像崇拜中，偶像与榜样密不可分。但一般说来，偶像是个体自主选择、自我认同的人格形象，而榜样是社会、媒体、学校或家庭向个体提供，号召青少年去学习、效仿的人格形象。在“集体至上”价值的引领下，50年代班级教育树立的榜样人物是一些革命领袖、为新中国成立舍生忘死的战斗英雄；60年代的偶像是一些爱岗敬业、先人后己的生产标兵。如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生得伟大、死得光荣的刘胡兰；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拦惊马的欧阳海；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王进喜……这些榜样人物的塑造和传递，除了报纸、杂志、电影的政治宣传外，主要渗透在中小学各种教材中，如《草原英雄小姐妹》《刘胡兰》《黄继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学习雷锋好榜样》(歌曲)等。

       在所有的榜样里面，雷锋的地位是巨星级的。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雷锋运动”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雷锋精神激励了无数成长中的青少年学生。他是新中国偶像里影响最大的榜样，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每年的3月12日雷锋日，我们仍以各种行动纪念和传承“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

       (三)“集体至上型”的班级建设观

       “集体至上型”的班级建设，首先坚持以集体主义思想为指导。1958年，《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在一切学校中，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群众观点和集体观点(同个人主义观点进行斗争)……”[5]

       其次，提出了培养集体的基本方法：(1)通过课堂教学，结合具体教材内容，通过上课的组织工作来进行；(2)通过课外活动和校外活动如各种公益劳动、小组活动、参观旅行、讲演会、文体活动等进行；(3)教师在组织、领导集体时，应遵守这样几点：有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内容；在集体生活和工作中要有远景；要依靠积极分子来进行工作，发展每个成员的主动性；巩固集体的光荣传统和树立集体的正确舆论。[6]

       第三，设置了班主任和班级组织机构。1952年3月，教育部颁发《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和《中学暂行规程(草案)》规定各班设班主任一人。班级组织包括班委、中队委(小学)和团委(中学)以及班队活动。

       二、“集体与个性共生型”的班级教育价值取向

       20世纪80年代，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在经济领域，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搞活”。在思想文化领域，1980年《中国青年》开展的“潘晓问题”的讨论，宣告了压抑已久的个人意识的觉醒；1983年以后，我国兴起了萨特热、叔本华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弗洛姆等西方文化思潮，这些文化思想的核心是倡导自我设计、自我选择、自我奋斗和自我实现，直接冲击了我国传统的集体主义思想；1986年后，中国又出现了强调个人本位，反对社会本位的伦理思潮，认为过去强调社会本位，把社会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是抹杀限制了人们的积极性，而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就要用个人本位来代替社会本位，要用自我代替集体，要用个人代替社会。[7]尽管整个80年代的思想异常活跃，但80年代的班级教育价值取向，并没有一跃进入个人本位的培养模式，而是在努力突破“集体至上”的价值导向，为学生个性的发展争得一席之地，表现为“集体与个性共生”的特点。

       (一)“集体与个性共生型”的班级教育观

       理论层面，一方面我国引进了前苏联以苏霍姆林斯基、彼得罗夫斯基的现代集体主义理论。苏霍姆林斯基在《让少年一代健康成长》中提出在集体教育中发展个性的思想，强调了个人与集体在精神引导方面的相通性。[8]彼得罗夫斯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指出：个人不是注定地依赖于集体，在集体中并不是要压制个体性并把个体性溶化在一般的群体之中，而是个人在群体中有自觉积极的立场，有个体性的蓬勃发展，有“我”和“我们”，“我的”和“我们的”的综合。[9]

       另一方面，我国引进了以美国教育社会学家帕森斯为代表的关于班级社会体系的概念，以及日本学者片冈德雄的班级社会学观点，从班级组织的性质，班级组织中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等方面阐述了班级的社会学立场。

       (二)“集体与个性共生型”的班级偶像观

       这一时期，一方面，流行音乐、武打小说、言情小说等推崇个性色彩的外来文化史无前例地丰富起来，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文化流，盛行于校园中；另一方面，宣扬集体主义、奉献精神为价值导向的传统文化仍以教材、课程、教学和教师等形式存在着。如语文课本中依旧有《我的战友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飞夺泸定桥》的课文。在这样的环境中，两股不同质的文化力量使学生的价值观和对偶像的认同走向多元。一份有关榜样教育的调查显示，[10]“集体至上”价值取向下学校教育长期宣传倡导的“榜样人物圈”，如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在80年代后期的几次调查中均无一人填写。班集体的偶像随着社会价值理念的变迁出现变化。

       在这一时期以榜样的力量影响青少年学生的偶像首先要提及的是面对病魔、自强不息的张海迪。张海迪更像一个普通的人，她不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集体主义者，不再只做听话的螺丝钉，而是不甘心命运的摆布，微笑着挑战困境，追求自己的理想。与张海迪几乎同时的，还有陈景润、聂卫平、中国女排。一位数学家之所以成为学生和社会崇拜的偶像，是他呼应了一个科学春天的降临；聂卫平、中国女排成为英雄，是他们成为一个民族重新崛起、走向世界的象征。这些新时期的偶像与张海迪一起，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时代的群英谱。80年代偶像体现的是“精神解放、自我奋斗、为国争光”。

       (三)“集体与个性共生型”的班级建设观

       我国学者龚浩然自1983年开始，以维果茨基的“三主体”的教育思想、现代社会心理学关于群体与个性的理论、彼德罗夫斯基关于集体的心理学理论为依据，开展了班集体建设与学生个性发展的研究，提出了班集体是学生个性发展的熔炉，人际关系是个性发展的依托，共同活动是班集体与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教学是班集体最重要的共同活动等观点。[11]

       另一学者唐迅进行了班集体教育实验研究。根据实验提出班集体建设一般经历三个阶段；(1)班集体建设的初级阶段——组织和教育集体；(2)班集体建设的中级阶段——指导集体自我管理；(3)班集体建设的高级阶段——在集体中发展个性。[12]

       这些学者在实践层面进行了“集体与个性共生型”的班集体建设的探讨。80年代的班级教育指导思想在强调集体主义教育的同时，关注了学生个体。1988年8月，国家教委颁行《小学德育纲要(试行草案)》，规定的德育培养目标是：自己管理自己、帮助别人、为集体服务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三、“个性至上型”的班级教育价值取向

       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属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13]市场经济的建立为个人自由权利意识的萌发提供了最为强劲的催生剂。人们被抛向了市场，成为独立的行为主体。由于市场经济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平等交换、平等竞争的经济体制，因此尊重行为主体的选择的自由、交换的自由、维护自身利益的需求，便成为一种必然的占支配地位的价值理念。社会是教育的土壤。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中，班级教育也从“集体至上”的价值取向走向“个性发展”的价值建构。

       (一)“个性至上型”的班级教育观

       强调个性发展，首先想到的是西方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就像一条永不枯竭的幽暗长河，已渗透到了西方国家及其文明的各个角落，并潜移默化地熏陶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进而变成人们一种“心灵的习性”。[14]这里的个人主义不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它强调创造性、开拓性、积极进取以及不向权威屈服的个性的发展；强调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的至上性；强调个人尊严和价值的个人主义。

       经济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呼唤人的主体精神，教育需要为社会培养有个性、有创造能力和开拓精神的各种人才。个性的核心是个人的创造精神。[15]创造精神是追求负责任的、理智的自主。鼓励了这种自主便鼓励了个性的发展，抑制了这种自主就阻碍了个性的发展。个性发展的教育目的就是要指引教育摆脱压抑创造精神的模式并建立有利于培养创造精神的模式，就是要培养出独立自主的、有创造精神的个人，他们有选择能力和自主意识。

       (二)“个性至上型”的班级偶像观

       这一时期每个偶像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往往是“各领风骚两三年”，变换非常迅速。学生的偶像一类主要来自歌星、影星、球星等。如港台的歌星周杰伦、四大天王、F4等，姚明、刘翔等体育偶像开始走向主流，这些明星通过各种媒体占据了青少年的眼球和感官。另一类趋向则是对“实用型”偶像的崇拜，对于成功、财富的向往使一大批知识英雄、企业家成为青年的新偶像，如比尔·盖茨，李嘉诚等。属于同龄人的80后作家也成为年轻人心中新的偶像，韩寒、郭敬明等人成为文学领域的明星。

       这些偶像带着不可抗拒的时代特征走入了学生群体，获得了学生的认同，班级教育的偶像观随着社会价值观的风向标趋向“个性至上”的价值理念。教材中宣传的榜样也随着时代变迁出现变化。2005年上海二期课改，周杰伦的《蜗牛》被收入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奥运冠军刘翔的事迹被写进语文课本，《狼牙山五壮士》一文在教材中被删除。[16]虽然这一增删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但个性至上时代的班级偶像观确确实实个性化了。

       (三)“个性至上型”的班级建设观

       关注个体生命活力的“新基础教育”研究的设计者叶澜，为了改变大多数学生在校生活中受支配、被管理的生存状态，提出了“把班级还给学生，让班级充满成长的气息”的重建班级的口号。在“新基础教育”班级改革实验中，研究者提出了“班级建设”概念以有别于新中国成立后通用的强调集体高于个人的“班集体建设”这个概念，主要想避免原来的“集体”观念中十分强调的制约性的管理与控制，集体利益凌驾于个体之上的弊端，强调班级建设主要的功能是促进学生个体社会性和个性的健康、主动发展；班级的建设过程是学生的成长过程；班级群体个性的形成是为了有助于群体中每个人的发展，而不是倒过来说，个人的发展是为了群体的发展。[17]针对传统班级组织结构的科层化与学生在班级中角色地位的固化现状，以及学生自我意识与成长需要的发展问题，班级教育在实践领域的变革主要体现在班级组织建设，班级文化建设以及系列班级活动建设三大方面。

       这一时期的班级教育依旧倡导集体主义教育思想，但在提法和表述上已有变化，将传统的“集体与个人”的说法改成了“个人与集体”，突出了个人的应有地位。2003年7月，教育部印发的《思想品德课程标准(实验稿)》，在“内容标准”的第三块“我与集体、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中指出：正确认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体会“团结就是力量”，能够自觉维护集体的荣誉和利益。

       四、结语

       班级是一个由群体和个体组成的公共空间。新中国成立至今的班级教育价值取向，摇摆于集体与个性两极之间，全息地反映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观的变迁。社会发展既需个性的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也需关爱他人的集体主义精神。走向“个性与集体共生”的班级共同体是本研究对当下及未来班级教育价值取向的期待。但21世纪“个性与集体共生型”的班级共同体不是简单回归20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过的“集体与个性共生型”的班集体，它凸显的是以尊重个性为前提的班级共同体，它彰显的是一种基于个体的新集体主义精神。

       当下及未来的班级教育价值观建构还将基于以下社会变迁的背景：

       第一，班级成员中的独生子女特点。有调查表明：独生子女群体已成为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的主力军，成为我国班级教育的主要成员。[18]独生子女身上特有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对强调“团队精神”的班集体教育带来很大的冲击。如何使独生子女在班级共同体中学会相互合作与共同生活，这是21世纪班级教育工作者必须面对和思考的新问题。

       第二，班级规模将日益缩小。较之20世纪80、90年代，我国班级普遍是大班集体教育，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很难顾及班级中的每一个学生个体，所以需要加强的是大一统下的个性发展。21世纪的当下，我国班级规模将越来越小，小班化教育将有足够的时间关注个性发展，容易被忽视的可能是学生个体在班级中共同体意识的培养，这给传统的集体主义教育提出新的挑战。

       第三，数字化班级的出现。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班级个体的时空意识、交往方式、学习方式、语言和思维方式都出现了变化。班级共同体形成、交流更多地将通过网络QQ群、博客等新的电子形式来实现，班级教育如何应对这一新的班级组织形式？在虚拟网络中如何实现班级教育的价值引领？

       班级教育需要在研究和实践中回应社会嬗变带来的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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