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论文,传统文化论文,特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党为了能够更充分更好地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就应当学习和研究中华文化史，以发挥历史研究鉴古知来、资政育人的功能。
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包括语言、哲学、科学思想、教育、宗教、道德、信仰、法律、文学、美术、音乐、戏剧、建筑美学，生产工具、衣食住行器具及其制造技术、社会制度、社会机构、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极为鲜明的特性。
一、民族性与时代性
产生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伦理——政治型”范式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鲜明的民族特性，从秦汉到明清，一以贯之，成为世界罕见的不曾中断的文化系统。在中华传统文化系统中，从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孝道中引伸出忠君思想。在两千多年宗法专制的社会结构中，中华文化始终被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力量所驾驭，从而形成了以“求治”为目标的鲜明的政治范式。政治观念成为伦理道德的引伸，政事被归结为善恶之别、正邪之争、君子小人之辨。这一特性具体表现在，其一政治论高度发达与早熟。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开山之作《韩非子》便问世了。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维思的《君主论》要早1800多年。从此帝王的言行便成为是非的标准，其后的两千多年里，从理论、观念、制度上不断强化。其二统治者以“人治”为主，辅以道德教化。其三社会成员在履行义务时，总以伦理高于法律。宗法结构在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上打上了极深刻的烙印，遇事首先考虑的不是遵守法律和社会公正准则，其情感总是着重于从血缘上、对帝王的态度上考虑问题，表现出对绝对君权的莫名敬畏，十分注重人伦情感的和谐。其四对传统极端尊重。“祖宗之法不可变”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式。其五对忠孝的探索重于对大自然奥秘及人类思维的探索。其六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的三纲五常的伦理观阻挡、淡化了宗教精神对国民意识的渗透，这也是我国始终不存在像西方那样剧烈的宗教矛盾和斗争的原因之一。其七文化精英有着极为强烈的“入世”、“经世”意识。他们千方百计地使统治者采取自己的治国方略，最好能挤进统治集团亲自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
中华文化在有着稳定的鲜明的民族特性的同时，随着朝代的更迭和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也表现出特有的时代性。殷商时代，由于对自然的认识很少，所以那时的文化充满了浓浓的崇天尚鬼嗜酒的色彩。春秋战国时期，与诸侯纷争的政治经济形态相适应，各种文化异军突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极为活跃，极为繁荣。秦汉时期，在大一统时代的大趋势下，文化的扬弃与综合，快速地适应着政治局面的发展变化，表现为秦始皇父子严刑酷法，焚书坑儒；两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相互征伐，中华文化在战乱中走向多元化，同时由于多元文化的相互撞击、吸纳，也为以后隋唐文化的隆盛准备了沃土。隋唐时期，中华文化异常隆盛，洋溢着浓烈的欢欣鼓舞的情感，闪耀着耀眼的创造光芒，以一种巨大的历史力量给中国社会注入了生机与活力。这时的中华文化一方面突出地表现为色调热情奔放，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外充分开放，向外强力辐射，同时也大力吸纳外来文化。两宋时期，由于汉民族与北部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尖锐剧烈，中华文化出现了转型，表现为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愁苦的文化型，婉约的宋词充分体现了上述特点。明清已进入封建君主专制的强弩之末时期，中华文化总的是趋向沉暮与开新。明朝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时代，程朱理学被推上了至尊正宗的地位，刀兵威胁，思想钳制，科举摧残。但是文化专制也促使了反叛，文化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满族入主中原后造成了天崩地裂的时代动荡，直接动摇了某些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制度、原则和学说，但从总体上说，清初波澜壮阔的文化反思运动并未突破封建思想的规范。清初，疆域拓展，各民族付出流血与苦难的代价，实现了不同文化之间壁垒的破除和交流，从而使中华文化又一次出现了融合的高潮。但是，在经过康乾落日般的辉煌之后，很快便进入了沉暮，于是处于苍老之境的封建君主主义便进行了垂死挣扎，强化专制，钳制异端，关闭国门，结果还是风雨骤来，山河破碎，新生的文化因素逐渐滋长漫延。适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要求，推动社会前进的先进文化在经受无数屈辱，忧伤和困惑中，猛烈冲击和突破了凝固僵化的旧文化，开始了中华近代文化思想的启蒙史。
二、遗传性与变异性
从秦汉到明清，不论是朝代的更替，还是由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实行的都是封建制度，因此，中华文化有着鲜明的遗传性。她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化，但是在其系统中，孝道一直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以礼作为行为的规范，以孝作为思想的核心，以仁、义作为价值的标准，以智作为认知的手段，特别是被历代统治者推崇和传承不断的“内圣”、“外王”传统，成为中华文化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稳定的特征。社会心理也充分表现出极端重视传统，统治者世代继承儒学并一步步把它推向更加至尊的地位；学者思想家讲究学说的传承性；文人骚客讲究“文统”总以秦汉为文的范本，以盛唐为诗的范本；书法、绘画、音乐、建筑等艺术流派和工匠讲究“师法”、“家传”。
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生命过程。毕竟每一个朝代的政治、经济都是有差异的，它必然要求文化与之相适应，于是文化便出现了某些不同形态和特征，即变异。以中华主流文化为例，孔子删定诗经、书经、易经、礼经、乐经，春秋六经，创立了学林中的儒家，以重血缘人伦、现世事功、实用理性、道德修养而独树一帜。董仲舒适应汉统治者的需要，对儒学进行了再创造，把殷商以来的崇神尚鬼揉进儒学，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儒学便发生了如下变异：君权神授，天人感应，民服从君，君服从天意，以德配天。以后，天人感应观又诱导了谶维神学的怪胎出世，产生了极为恶劣的文化后果。到了两宋时期，思想家程朱等人虽然仍以儒学的礼法、伦理为理论的核心，但已与孔孟传统不同，它改造和吸收了佛学、道家哲学的思想，使之发生变异。中华文化发展中的变异，除了政治、经济的原因之外，还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例如佛教的传入，佛教文化惊人地迎合中国政治的要求，积极依附、融合、适应中华文化的要求，使中华文化发生某些变异。另外，儒学与玄学、道教与佛教的相互冲突、摩擦、吸纳、融合，也使中华文化发生某些变异。
三、稳定性与革命性
长期以手工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中华民族对于土地的深深眷恋，形成了稳定的自然经济、宗法专制型的社会结构，在这样比较稳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文化，自然也具有稳定性。“孔子以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虽多有变通，却大体上继承了‘内圣’、‘外王’的传统。中华文化的‘伦理——政治型’范式从‘内圣’‘外王’的矛盾统一体中获得坚韧的理论架构”。
文化的变革有两种情形，一是对入主中原的胡、蒙、满族等统治者来说，不是不抛弃其原来的游牧生产方式，适应汉文化生态环境，以巩固其统治。首先，以政治统治的需要为动力，统治集团往往带头实现其文化的汉化；其次，少数民族居民与汉民族居民杂居，其文化观念逐渐受到汉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满文化，目前不仅语言已经消失，就是文字也进了历史博物馆。二是延续两千多年的儒文化随着封建制度的式微而被变革。辛亥革命摧毁了封建文化所依附的清王朝的统治，将西方的民主共和政体引入中国，孙中山提出了民族、民生、民权的治国方略，促使了中华传统中文化的转型。先进的中国人逐渐触及了文化的觉醒、思想启蒙，特别是“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对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意识、思想体系、文化传统的空前大否定、大扫荡，为新文化注入了更加清新、更加强大、更加科学的思想活力”。同时，社会心理、社会风俗的转变也表征着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型。
四、排他性与包容性
文化的相互冲突和排斥，实质是在一定文化环境中相遇的不同质文化之间矛盾的外化，其形式包括内部各文化流派之间的相互排斥和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在激烈变革的春秋战国时代，学术异常繁荣，诸子百家林立，百家争鸣，相互驳难，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耀眼的篇章。魏晋时，儒玄二学剧烈冲突，玄学初出，便有与儒学一争高低的势头，儒学则给予猛烈的迎头痛击。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文化，总是以浓烈的民族情感来贬抑、抵制汉文化，但是由于其文化属于“低势能文化”，最后都被“汉化”。作为长期统治中华文化的儒学，高度重视伦理政治，从而限制、压抑了自然哲学和科技的发展，这是造成我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深厚的历史根源。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有代表性的是对佛教的排斥，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强调本土文化的传统观念、先进性和民族性。佛教传入时，其“无君无父”的主张与儒学的伦理纲常严重抵触，加之中国传统有着比较强烈的华夷观念以及无神论思想，佛教受到中华文化的排斥，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同时，中华民族又有着宽容大度和吸纳异质文化的心态，即文化的包容性。这竟可以使自然经济与小商品经济、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王道与霸道、儒学与佛学等貌似水火不容的东西为封建制度所容纳。世界上少有像我们中华民族这样对外来文化安之若素的受容性，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宽厚和兼收并蓄精神，例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经过短暂且不太剧烈的碰撞之后，便融入中华文化之中，再加上中国本土的道教，各教相安无事，并行不悖，甚至一人同时信奉两种以上宗教，中国人还有逢神便拜的习俗。中华文化这样的包容性是世界绝无仅有的现象，绝不像西方那样，不同宗教之间始终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矛盾和斗争。中华本土文化各流派之间也有着很强的包容性，主张“三纲五常”的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广泛地吸纳了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的营养，从而使其伦理政治体系更加庞大、完备，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其他学派也不同程度地吸纳了别的学派的成分。产生中华文化包容性的原因大体有五：其一中国人长期附着在小片土地上周而复始地劳作着，少有退路和迁徒，只得在故土上安之若素地包容各种外来文化，表现出宽厚和兼收并蓄精神；其二，中国的封建制度有着很强的再生能力和较大弹性，不断对地主与农民两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进行整合，在精神生产中，善于制造仿佛属于全民的文化偶像，并大力宣扬，如孔子等圣人、玉皇大帝等神仙、唐太宗等明君和寇准等清官，从文化上增进了封建制度的弹性与和谐性；其三封建制度还可以在让新旧、中外文化因素共存共处中，使本土原有文化借以延袭和再生；其四中华民族有着开放的文化观和强烈的文化认同心理，自觉地、有目的地选择先进的外来文化，不断地借鉴、吸纳和创新；其五强盛的国力是文化包容性坚厚的经济基础，只有在国力强盛时，才能有兼收并蓄的大气派，无所顾忌地包容各种形式、各种风格的先进的外来文化，例如外来文化在盛唐文化中，就能与之相映生辉。中华文化包容性的实现，要经过一个与外来文化由碰撞、磨擦到和谐的整合过程，即以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和价值观念为内核，在与外来文化的相互冲突和对抗中，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因素，构成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双向吸收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外来文化的“汉化”，又有中华文化被外部文化的吸收和融合。
五、封闭性与开放性
中华文化的封闭性表现为统治者对内部鲜活思想的禁锢，扼杀人们的创造精神；排斥外来文化，国门紧闭。这在中国封建制度进入垂暮之年的明清之际，表现尤甚。究其原因大体如下：其一统治者总自以天朝独尊，鄙视“夷”人，百姓则安分守己，盲目自足，这就是我们民族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劣根性；其二中国宗法社会特有的德性文化本身就具有稳定性、自我封闭性，缺乏新鲜的思想空气，并且进一步使其逐渐凝固化、绝对化，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的理论根源，制约着全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其三封建制度末期，统治者感到危机来临，强化了文化的封闭，明清统治者的多疑，制造阴森可怖的文字狱，对外严厉禁教，紧闭贸易窗口，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清朝，“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1/3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6页）
文化的开放总是包含着内部的开放和对外开放两个方面。从秦至清的2000多年间，中国作为亚洲历史舞台的主角，以强大的辐射力不断地将其文化传播向东亚、南亚、东南亚、西亚、欧洲、北非，并进行着多方面、多层次的广泛交流和吸纳。文化的对外开放与内部开放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唐朝就是一个文化充分开放的朝代，“唐朝到处是一片春回大地的光景，到处是有生的力量在喧腾，到处回荡着独立的声音。那充溢着欢欣、迸发出创造光芒的文化精魂，以一种历史大力，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力量。”在国力衰微的朝代则充分表现出封闭。可见，只有国力强盛，胸怀博大，才能对内对外实行充分开放的文化政策，才能带来繁花似锦的文化繁荣。因为只有文化系统开放，才能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进行新陈代谢。也只有在开放的系统中，才能保持其内部已生成的有序状态，还能从无序状态中生成新的有序状态，即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中华传统文化的上述特性，有产生的时代、表现形式、作用影响等方面各不相同，都是由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决定的。从上可见，中华文化有着极强的民族认同感和亲和力，以及稳定的延续力和继承性，从而形成世界罕见的一以贯之的文化系统，我们以德性为显著特征的文化，能够鼓舞、鞭策、约束人去维护正义，在特别历史时期，唤起民众，抵御侵略，复兴中华，不惜赴汤蹈火，保持着民族的高风亮节。同时，中华文化又有消极的因素，它将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因循守旧，习惯于厚古薄今、保守知足，缺乏进取、探索和创新精神。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受到以下启示：其一我国各民族文化之间、各宗教之间的相互包容、吸纳，形成了稳定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这是我国各民族相互融合、团结、生存、延续、发展、兴旺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应努力学习和继承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培养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其二国家政治经济强盛是文化繁荣的先决条件，反过来，文化又是国家特续坚实发展的强大支撑力，文化对政治经济的作用虽相对滞后，却是持久的、累积的、叠加的、稳定的和有力的，应深刻理解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变迁的过程；其三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广泛交往，必然引起文化的多元激荡，为文化繁荣提供沃土，同时，应注意将马克思主义与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在积极吸纳外部先进文化的同时，建立起对西方腐朽文化的有效过滤器；其四文化的内部开放与对外开放同样重要，文化专制和封闭必然走向死寂，但并不能阻拦文化在强烈反抗中走向新生；其五我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入世”、“经世”的积极态度，对于我国顺利步入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应建立起强有力的择优机制；其六努力建立起中华文化面向未来、批判创新的机制，从根本上扭转向后看和向上看的习惯。我们深信，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对外开放的发展，祖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国力的强盛无疑会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