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欧关系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欧论文,化与论文,关系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09)04-0091-03
原本稳定甚至曾被称为“蜜月”的中欧关系近两年来却屡兴波澜，起伏不定。从2006年开始，中欧摩擦首先体现在经济方面，具体事件为欧盟对华反倾销诉讼不断，欧中贸易逆差辩论不绝于耳，欧洲参与对人民币施压；到2007年，政治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开始凸显，2008年达到高峰：2007年9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总理府接见达赖喇嘛；2008年西藏爆发“3·14”骚乱之后，欧洲诸多国家媒体歪曲事实真相，进行不实报导；4月奥运火炬在伦敦和巴黎的传递受到藏独分子的干扰，特别是在巴黎，部分法国政客的言行引发中国国内民众和海外留学生的强烈愤慨；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曾酝酿抵制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12月同时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主席的法国总统萨科齐接见达赖，导致中法关系降至冰点。
进入21世纪以来，同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比起来，中欧关系曾长期保持相对稳定和和睦，一直到2005年都相当密切。那么为什么突然之间会发生现这么大的变化呢？对此现象已有多种解释，一是认为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更换，对华友好的希拉克和施罗德离任，另一种看法是在欧洲人权和价值观外交声音加大，还有一种观点更流行一些，认为欧美部分媒体和政客有意误导民众，煽动欧洲民众的反华情绪，致使中欧关系处于不理性的状态。这些分析皆有一定道理，不过笔者认为还应透过表象，探索中欧关系变化的深层原因，要看到中欧关系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即在全球化背景下，仅仅几年间双方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实质性转变，由原来的不对称趋向对称和平衡，中国利用全球化快速发展造成中欧经济关系中的竞争加剧，并引发欧洲民众心理变化，这才是中欧关系由积极转为困顿的根本原因。笔者拟对此进行详述，并以欧盟对华文件做例证，同时提出中欧关系走出困境、构建全球化时代新型关系的三点合作基础。
经济结构从互补到竞争
经济关系是中欧关系发展的基石，这一直是双方的共识。欧洲人对庞大中国市场的渴望可以追溯到18世纪，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开中国市场，为英国的工业产品，特别是机织棉布寻找销路。改革开放后，中欧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双方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总体上中欧间是一种互补的贸易结构，即中国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生产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如轻工产品，而欧洲则向中国输出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前商务部长薄熙来有一著名的说法，即“中国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买回一架A380空客”，这是对此种全球劳动分工的生动写照。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巨大商机促使中欧各领域关系都有了长足的发展，2003至2005年的中欧关系被媒体形容为“蜜月期”。
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却超出了欧洲政商两界的想象力，2003年中欧贸易额还不到1000亿美元，2005年突破2000亿，2007年达到3561亿美元，2008年1～10月已突破3593亿美元，[1]每年的增长率都保持在20%以上，欧洲原来预设的目标全部提前超额实现，中欧贸易发展速度之快也超过中国相关政府部门的预测。2003年中欧领导人会晤时，中方曾提出之后五年和十年的发展目标，到2007年中欧贸易额争取达到1500亿美元，2013年达到2000亿美元。[2]到了2005年，欧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欧贸易快速发展本是好事，但欧方不满的地方是，欧洲对华贸易逆差随着中欧贸易的扩展也越来越大，2007年欧方声称欧盟每年贸易赤字93%来自中国。导致中国对欧巨额贸易顺差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通讯、交通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大大提高了资金、人员的流动速度，导致全球产业分工重新分配，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从发达国家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的纺织、轻工产品在短时期内迅速扩张，达到规模效应，转而大量出口欧美市场；另一方面，中欧贸易的结构也产生一定变化，中国的机电等中高端产品的自给化率和出口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中国商品在巩固低端的基础上，向中高端延伸，一些门类的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品也能够出口欧洲。后一点尤其引起一些欧洲人士的关注，如德国总理默克尔2007年10月在德国联邦议会对联盟党议会党团演讲时就提到：“我们的竞争者具有难以想象的能力，这使我们非常困难。中国现在是一个钢材出口国并且对欧洲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欧洲钢铁工业经历过一个好的时代，但中国在此期间扩大了生产，成了出口国。”[3]
在投资方面，2002年中国就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资接收国，欧洲有大量企业外迁，在中国投资设厂，也增加了一些国家劳工阶层及社会党人的不满。总起来看，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欧经济的竞争性这一面比三年前增大了。欧盟及其成员国一方面享受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如中国扩大进口欧洲产品、中国廉价产品降低了欧洲通货膨胀风险、欧洲在华企业利润增加等，另一方面更惊愕中国发展的速度，注视中欧经济的竞争性因素。此外，欧盟各国对中国市场开放力度评价也不高，认为自己的目标远未实现。于是从2006年开始，中欧经贸摩擦明显增多，欧盟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调查愈演愈烈，时有指责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为市场准入设置壁垒、存在产品安全问题的声音。而双方经济关系的不协调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政治互信，尤其是中欧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更加剧了这种政治摩擦。2008年中欧间的一系列政治和外交事件即成为经济摩擦的续篇。
欧洲的失落心理
某些西方媒体的曲解和不实报道被认为是去年“3·14”事件等一系列影响中欧关系事件的“元凶”，但是要知道，媒体在很多时候是迎合读者和观众的心理取向来说话的。在全球化竞争中欧洲逐渐落后致使欧洲民众出现了很大的心理落差，这给欧洲某些国家掀起反华浪潮奠定了一定的民意基础。自工业革命以来，欧洲长期位于世界的中心，但二战之后这种地位不复存在。正如法国当代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an)所说：“欧洲缩小了。她现在仅仅是西方的一块碎片而已，但四个世纪以前西方却仅仅是欧洲的一块碎片。欧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她被抛到了历史的边缘。”[4]为应对全球化的挑战，2000年欧盟提出了为期10年的“里斯本战略”，目标是2010年将欧洲建成世界上最有竞争力、以知识为基础的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可是就现状来看，这一目标显得有些不切实际，牛津大学教授兼专栏作家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曾打赌，如果欧洲能成为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他就“把自己的帽子吃了”，“在我们越来越多的制造业转到中国，服务业移向印度，科学家跑到美国，欧洲福利资本主义的问题依旧”的情况下，这怎么可能呢？[5]
长期生活在高福利体系之下的欧洲民众，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欧洲的社会模式非常自豪，但是全球化要求全球范围资源最优配置，产品、服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政府放松管制，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而言，竞争的力度都空前加剧。对于工作是为了生活，强调生活质量的欧洲人，[6]以及秉承福利国家理念，坚持社会权利，劳动力市场相对僵化的欧洲国家来说，全球化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欧洲的一些舆论，特别是左翼舆论常把全球化看作一种“野蛮竞争”的运动，认为全球化不加约束地发展下去，资本只会向工作条件差、工资水平低的地方聚集，最后会造成环境恶化、工作岗位不稳定、工资水平下降等恶果，[7]他们相信这样的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但在无力改变此种全球化的情况下，不少欧洲民众对全球化的一些明显受益者，如中国，就产生了抵触情绪和厌烦心理。他们也乐于观看和讨论新闻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在相当部分欧洲人的认知中，中国变成全球化的代名词，成为全球化负面效果的替罪羊。
欧洲人对知识产权保护变得更加敏感，媒体和议会都要求政府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同时，政治人物更加强调，普通百姓更加信仰欧洲引以为傲的人权、民主理念，认为这些价值观应得到更多关注。2006至2007年中欧一些经济摩擦本就造成欧洲民众对中国的正面印象褪色，中欧关系出现下行趋势，2008年欧洲一些政党、政客和别有所图的非政府组织在西藏、人权等问题上大力鼓吹和煽动，西方媒体的大量不实报道，正好符合欧洲民众因经济不景气造成的不平衡心理，导致中欧关系急剧恶化。
欧盟对华政策的变化
从欧盟委员会近年发布的对华政策文件可以看出中欧实力对比的变化。1995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名为《中国欧盟关系长期政策》的文件，指出欧盟打算立足长远，发展同中国的关系；1996、1998、2001年欧盟委员会在1995年文件的基础上。又相继推出《欧盟对华新战略》、《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和《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文件实施情况及进一步加强欧盟政策的措施》的文件，随着中欧关系的全面交往，不断充实欧盟对华政策框架的具体内容，并且将中欧关系提升到“与欧美、欧日和欧俄关系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个阶段欧盟开始重视对华关系，意识到中国的经济潜力和未来的国际影响力。
2003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欧中关系之共同利益和挑战》，此文件在引言部分提出欧盟对华政策的目标最主要的是三点：一是通过政治对话，推动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二是支持中国向以法治和尊重人权为基础的开放社会转变；三是使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途径是让中国完全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并支持中国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社会经济改革进程。在此文件中，欧盟承认“经济的迅猛发展使中国成为地区和世界增长的一个火车头”，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成功转型为一个完全尊重民主、市场经济和法治原则的社会，一个稳定、繁荣和开放的社会，这无疑符合欧盟的利益。欧盟应该通过加强在各领域的合作和对话，毫无保留地支持中国的转型和改革进程”。在中欧经济政治往来愈益频繁之际，欧盟一方面进一步鼓励中国完全融入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参与全球化进程，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希望影响中国政治走向的意图。
到了2006年，欧盟委员会的报告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它在出台《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责任》政策文件的同时，以“1+1”方式同时发布题为《竞争与伙伴关系：欧盟—中国贸易与投资政策》的对华贸易战略文件。第一份文件指出“随着战略伙伴关系更加密切，互相的责任也在增长”，第二份文件更是直接提出“中国是欧盟对外贸易政策一个最重大的挑战”，该文件说：2000～2005年间，欧中贸易额翻了一番，欧洲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市场。文件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在欧洲商店里能买到廉价商品、欧洲企业能有更低的投入、欧洲公司更具竞争力、欧洲出口商有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欧洲有更低的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一个经济上强大的中国对欧洲有利，欧中双方都从经济开放中获益。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使欧洲面临着更难应对的新经济竞争。欧盟认为，中国的经济水平已经发展到欧方可以合理地要求中方承担更多的义务，欧盟与中国可以通过对话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欧盟委员会希望，将这些政策措施写入欧中将来要签署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使之成为双方都认可的措施。欧盟机构中最为务实理性的委员会的这种表态，充分体现了欧盟对华态度的转变。从此时起，欧盟不愿意再视中国为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竞争对手。
欧盟从“引诱”中国加入全球化，到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和义务，中国从总是阅读欧盟对华政策文件，到2003年也首次发布对欧政策文件，从难以辨别欧盟的复杂决策机制，到利用欧盟内部分歧实现自己的战略利益，都表明中国充分利用全球化实现了自己的快速发展，使得原本不平衡的中欧实力对比发生了改变，不过与此同时，也造成欧洲部分民众和政治人物的心态失衡，中欧关系出现波折。
出路：构建新型中欧关系
从上述可以看出，正是全球化造就了中欧关系的密切，但也是全球化让中欧产生了分歧。那么，中欧关系缓和并恢复正常的出路何在呢？笔者以为，既然全球化是随着新技术革命产生的，是不可逆的，那么未来的中欧关系就还必须继续基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发展一种成熟的伙伴关系。
所谓“成熟”，并不是指亲密无间、无话不谈，永远处于“蜜月”期，这不现实；也不是说时冷时热，双边关系大起大落，幼稚而不稳定。一种“成熟关系”就像同处一个集体的两个成年人，理性、冷静，对自己的利益和目的充分认知，并且宽容、尊重另一方的观点，善于沟通，不抱意识形态偏见，不偏执，有矛盾磋商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应如此，应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上，以对话代替对抗，加强合作，扩大共识，增进友谊。“成熟”的双边关系实际上应是冷战后全球化时代的理想模式。
具体看，应在以下基础上，努力构建一种成熟的新型中欧关系。
1.通过深耕和细分市场，发展平等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前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法国人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早在七八年前就预言，中国拥有的和法国、德国相同生活水平的人口将超过法德两国人口的总和。[8]法国、意大利的奢侈品，德国的高档汽车、精密仪器制造业，英国的金融服务，北欧的环保产业，南欧的农产品厂商，都能从中国中产阶级人数的剧增和整体经济发展中获得厚利。中欧间过去传统的分工模式已经显得过于简单，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欧洲完全可以展现自己的比较优势。中国市场的盘子越来越大，欧洲是可以从中获益的。同美欧经济关系比起来，中欧经济的互补性更强。
2.坚定多边主义主张，依靠国际机制解决全球问题，这是中欧合作的政治基础。中国参与全球议题的讨论和解决符合欧洲多边主义传统及其利益。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霸权国家的衰落和自私自利，世界各国已有充分和清醒的认识。欧洲一向重视国际机制，把国际组织当作处理全球治理中各种挑战的中心行为体，以国际组织协调国际行动。这是欧洲的利益和优势所在，欧洲在这方面有最丰富的经验。同时中国也需要在世界多极化的基础上，参与国际多边机制，特别是在当下，保证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对其进行合理改革，对保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十分必要。
3.以沟通和对话实现文明间的和谐共处。同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对话是欧盟对外关系的固定组成部分，欧盟同中国的政治对话可追溯到1983年。到今天，双方政治对话的密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除每年的领导人峰会外，双方还有数十个部级协议，每年都会举行定期对话，讨论从人权到国家安全、从国际恐怖主义到环境的各种问题。这些交流有益于消除误解、增进合作，但仍有很大的潜力可挖。目前双方已建立起沟通的制度管道基础，但更需要以对话转变心态，承认世界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各自的政治选择，跨越文明的鸿沟，实现文明间的和谐共处。
中欧关系历经30年的发展，已经“日趋成熟”，但还有诸多工作需要去做，最主要的还是要求中欧双方要以成熟的心态去面对中欧双方的实际情况。欧盟及其成员国需要正视中国正在快速发展的现实，采用正确的方式方法同中国打交道，视中国为可信赖的战略合作伙伴，真正落实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也应坦然面对双边关系中的一些新矛盾，这些新矛盾是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大国所带来的副产品，在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必然会与其他地区和国家产生摩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件好事。当然，这要求我们要运用技巧妥善处理，及时化解危机，变矛盾为友谊，实现“双赢”。
笔者相信，一个不断成熟、均衡发展的中国与一个心态宽和、从容老练的欧洲完全有能力走出困顿，建立一种全球化时代的新型伙伴关系，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