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转移进程中的国家意志制衡——以1895年英美解决委内瑞拉危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委内瑞拉论文,为例论文,英美论文,意志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国之间实力此消彼长及由此引起的权力转移是国际关系研究长盛不衰的话题。步入21世纪，中国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学术界对中美之间是否存在权力转移的极大关注。①其中不乏从更大区域范围出发，思考世界权力中心是否将发生转移的研究成果。②关于权力转移，国际关系学界已有诸多阐释，但有关权力和平转移仍未有圆满的解答。在什么情况下，充满战争危险的权力转移得以和平实现？本文试以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为例，通过对英美在拉美地区权力转移中的国家意志制衡的考察，重新审视影响权力和平转移的关键因素。 根据权力转移理论，国际体系中存在明显的等级制。处于顶端的国家基于其实力，拥有更多的影响他国的能力，主导着国际秩序现状，因而被称为“主导国”；因实力增长，影响他国的能力逐步提高、并日益超过主导国，不满和挑战国际秩序现状的国家，即“崛起国”。③所谓权力转移即是指主导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逐渐被实力超越自己的崛起国所取代的过程。④其中，在国际关系中，国家权力是指某一国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改变其行为的能力，学者通常用国家实力来衡量国家权力。⑤而国家实力则表现为由人口、军队人数、军费数额、能源消耗等一系列指标组成的国家综合能力指数。 狭义的权力转移可以理解为主导国相对权力衰落、崛起国相对地位上升的历史进程。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一国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不可能持久不变。但对于某一时期主导国和崛起国的认识，学术界存在一定共识。库格勒(Jacek Kugler)和奥根斯基(A.F.K.Organski)认为，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主导国，当前是美国；美国之前是英国；英国之前是法国。⑥崛起国则是那些意在使自己的大国地位获得认可和承认的国家，如18世纪的普鲁士和俄罗斯，19世纪的意大利，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美国和日本。⑦ 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在对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进行分析时就提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⑧这一判断被引申为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即“修昔底德陷阱”。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到20世纪德国的崛起，大国之间权力发展的不平衡，确实常常会引发动荡和战争。⑨正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奥根斯基提出权力转移，对主导国与崛起国间的权力变动过程进行理论描述，并提出权力转移将导致围绕国际秩序主导权的战争与冲突。⑩虽然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历史上有关权力和平转移的案例并不多见，但英美之间，特别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两国在拉美地区的权力和平转移为之提供了反例。 英美之间的权力和平转移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英美在拉美地区的权力和平转移只是迈出了英美在全球权力和平转移的第一步。本文要关注的即是在这一过程中，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战争张力为何能够得到消解，战争危险为何能够消除。但必须澄清的是，英美之间的权力和平转移，并不意味着美国实现了和平崛起，相反，美国在成为国际秩序主导国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战争。 19世纪下半期，美国实力迅速增长，国内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化。在1870年至1900年期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三倍多。(11)与此同时，英国经济也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但与美国的发展相比，英国明显迟缓。19世纪80年代，英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2.2%，远远落后于美国的4.1%; 19世纪90年代，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提高到3.4%，仍不如美国的3.8%。(12)不仅如此，此时的英国与其鼎盛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英国在1860年前后达到其权力的相对鼎盛，生铁产量占世界的53%，煤和褐煤的产量占世界的50%，并且消费的原棉占世界产量的50%。占世界人口2%和欧洲人口10%的英国，其工业生产能力相当于世界工业生产潜力的40%—45%，相当于欧洲工业生产潜力的55%—60%。(13)但是，依据“战争相关因素”(Correlates of War，缩写为COW)数据库的数据，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与美国、德国等崛起国不断上升的国家实力相比，英国已经处在相对衰落的进程中。(如表1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1880年时，美国的实力仍大大落后于英国，但到1895年美国国家能力的综合指数开始逼近英国，英美之间的实力大致相当。至1900年，美国的这一指数已超过英国。英美之间实力的此消彼长，开启了英美之间权力转移的进程。但需要指出的是，“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仅仅统计了英国本土的数据，而当时的英国是一个帝国，政府可以动用的权力资源绝非仅仅限于本土范围。 至一战前夕，大英帝国实际拥有的领土超过925万平方英里，人口达5700万。(14)海外殖民地还源源不断地为英国提供大量人力资源和资金。如在英布战争期间，5.5万名“殖民地”军人加入英帝国军队参战，殖民地还被广泛动员向皇家海军捐献资金。(15)不仅如此，在工业产值上，尽管美国在1890年已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一，(16)但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并未动摇。而在国际贸易领域，英国享有显著的结构性优势。就占世界贸易比重而言，在1890年，英国占有18.5%，美国占9.7%；到1900年，英国依然占有17.5%，而美国仅仅上升为10.2%。(17)至于军事实力，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海军实力远不及英国。(如表2所示)
总体上看，1895年的委内瑞拉危机即是刚刚开启权力转移进程的英美两国围绕拉美地区秩序竞争而爆发的。 英国与委内瑞拉边界争端由来已久，1811年7月5日委内瑞拉独立，当时就与英属圭亚那存在边界争端。后因英国政府进行单方面边界划定，索取更多领土，谈判无果，委内瑞拉于1887年中断了与英国的外交关系。其间，委内瑞拉政府曾多次要求美国依据门罗主义，出面制止英国殖民者的蚕食行动，但收效甚微。1894年3月31日，委内瑞拉再次向美国政府递交一份备忘录，力促美国协助解决纠纷。(18)此时，随着美国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其态度已发生转变。同年12月，美国总统克利夫兰(Stephen G.Cleveland)向国会提交的年度咨文中指出，英—委边界争端早日在公正和顾及双方荣誉的基础上解决，是美国已经确立的西半球政策。(19)美国态度的改变与委内瑞拉政府的策略和美国国家实力的增长有着重大关联。 1895年5月28日，对英国较为友好的美国国务卿格雷汉姆(Walter Q.Gresham)因病去世，美国总统克利夫兰提名奥尔尼(Richard Olney)继任。作为强硬派的代表人物，奥尔尼将美国的对外政策引向新的目标。(20)美国开始强势介入英国与委内瑞拉的边界争端，并由此引发了英美在拉美地区主导权的争夺战。这次危机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迈出了英美权力和平转移的关键一步。(21)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架构 对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美在拉美地区的权力和平转移，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有以下四种解释。 第一种可以称之为“权力制衡论”。偏重权力制衡的学者认为，崛起国强大的实力制约着主导国使用武力的可能性。英美之间存在的权力制衡导致了两国在危机时刻不敢轻举妄动，最终只能维系和平，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分歧，主要原因在于英国充分考虑了当时自己日渐式微的国际地位，以及于己不利的军事分布。(22) 第二种着重考虑的是英国的衰落，即“威胁制衡论”。学者提出，19世纪末，衰落中的英国面临美国、德国、俄国等相继崛起的现实，它们从各个地区不同程度地对英国霸权构成挑战。于是，英国选择将威胁较远的美国作为缓和的对象，这成为英美两国走向权力和平转移的重要因素。(23) 第三种主要从美国的意图出发进行阐释，可称之为“意图论”。学者认为，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无意挑战英国的主导地位，是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合作者；衰落中的英国对美国的崛起则具有更高的容忍度。双方将彼此视为善意的(benignity)，因此愿意采取和解的态度解决两国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导致两国在外交中不再将战争作为针对彼此的合法工具。(24) 第四种解释侧重文化认同，强调英美共同文化的制约及认同建构的作用。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尽管英美之间存在外交冲突，但是两国共同的文化观念有效地阻止了走向冲突的可能性。此外，英美两国从敌人认同到对手认同再到朋友认同的转变进程，与美国崛起、英美两国权力转移的过程相一致。因此，英美之间实现权力和平转移并非无意识的产物，而是两国有意识地进行文化建构的结果，朋友认同的建构在英美权力和平转换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5) 很显然，上述看法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各自的局限。如果将权力等同于经济实力，权力制衡无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国家权力绝不仅仅是经济实力。19世纪末，美国在经济实力上大致与英国经济实力相当。但如前所述，在国家整体实力上，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具备制衡英国的实力。而从威胁制衡论的视角看，无法解释为什么英国在其他威胁并不紧迫的情况下，对美国做出如此全面的让步，甚至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还助美国一臂之力。(26)“意图论”也存在不足，忽视了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日趋明显的颠覆拉美既有国际秩序的意图。而从文化认同等因素出发分析英美权力转移进程，同样不能自圆其说。北美独立战争的爆发已经证明，文化认同并不能阻止群体间的暴力冲突。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英美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处于紧张对峙的状态。就在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爆发之初，美国曾发出强烈的战争威胁和战争叫嚣。这是从文化认同视角无法作出解释的。 在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国家实力的变化引起国际权力结构改变，最终导致权力发生转移。而影响权力和平转移的关键因素是主导国与崛起国间的国家意志较量，即国家意志制衡(balance of will)。 国家意志是一国为了实现特定的国家目标而持有的国家意愿和采取的行为的集合。(27)具体到权力转移中的国家意志，指的是主导国维护现有国际秩序、崛起国重建国际秩序的国家意愿和行动的集合。国家意志通常由政府决策及由决策产生的国家行为表现出来，并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具体包括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联盟关系、经贸关系、国际规范等国际因素，以及国家实力、外交战略、公众舆论、政治体制及领导人性格等国内因素。尽管国家意志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但仍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因为国家意志一旦形成即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超越于各个部门、地方和个体的利益和意志之上，既是这些主体利益和意志的综合体，又不受其拘囿。(28) 在权力转移的进程中，主导国与崛起国围绕国际秩序主导权展开的国家意志的较量即国家意志制衡。国家意志的制衡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体现在国家所采取的行为上，不同的国家行为反映着国家意志的强弱。在一定的国际结构中，当国家目标认知不变时，国家意志在国家间的互动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当主导国维护现有国际秩序、崛起国重建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都同样强烈时，两国围绕国际秩序的竞争将以战争方式进行；一旦主导国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强烈，而崛起国重建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薄弱，现有国际秩序得以维系；如果主导国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与崛起国重建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同样薄弱，国际社会将陷入现有秩序失效，无法建立新秩序；只有在主导国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较弱、崛起国重建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强烈的条件下，权力才会发生和平转移。 具体而言，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崛起国和主导国往往通过口头行为、非武力实质性行为、军事对抗等展示其国家意志强弱(见表3)。国家意志更强的国家，期望通过危机升级来表达其意愿，以动用更多资源，迫使对方要么为对抗追加资源，要么让步；国家意志较弱的一方则更倾向于在国际危机中采取不断妥协让步的行为。当一国用相对较弱强度的国家意志可以实现其国家目标时，一国通常不再需要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国家意志。这也就是说，国家意志的强弱具有相对性，如果一国能够以较弱强度的国家意志迫使对方让步，这就意味着它的国家意志要强于对方。
之所以选取国家行为衡量国家意志，从理论上讲是由于国家行为是国家意志的直接表现形式，而从实践上讲，国家行为也是可观察的。不同的国家行为背后体现的成本是不同的，这就为衡量国家意志提供了参考。在主导国与崛起国关于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竞争中，它们的目标是既定的。换言之，它们的收益是希望主导国际秩序，关键问题在于投入的成本差距。军事对抗面临的代价要大于非武力实质性对抗，非武力实质性对抗的代价要大于口头行为。即便仅仅考虑观众成本，在一场国际危机中，领导人和公众通常认为，向他国发出威胁或者部署军队的行为都“关涉到国家的荣誉”，因此这些公开行为本身就会产生观众成本。危机的升级会吸引更多的观众，采取让步的领导人遭受的观众成本也随之上升。(29)换言之，在危机中，强硬行为推动了危机升级，而且也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和国际观众，增加了危机各方的观众成本。这种观众成本不仅仅来自国内，而且来自国际。如果一国在国际危机中虚张声势、违背诺言，在国际观众看来，该国不诚实、没有决心。这种认知会给该国在未来的外交活动中带来更大的麻烦和损失。(30)当然，参与交涉的双方当事人，在这一过程中展现的个人意志及其对事态的判断也必然对一国所展示出来的国家意志有重要的影响。(31) 需要指出的是，权力转移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依据权力转移理论，其进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因实力接近而权力持平的阶段，权力转移持平阶段之前即为权力转移的起始阶段，持平之后即为权力转移的超越阶段。据此，权力发生和平转移的可能性在不同阶段的结果是不同的。(如表4所示)
仅就权力差距而言，主导国维持现有国际秩序、崛起国重建国际秩序所面临的结构压力是不同的。在不同的权力结构压力之下，权力和平转移的可能性从大到小依次排列为，超越阶段＞持平阶段＞起始阶段。其中，对起始阶段的探讨更具理论价值，即分析在权力转移的起始阶段，权力和平转移是如何发生的。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意志因素所起到的作用更加显现。 为了更好地阐释上述理论，本文即选取了国际秩序变迁可能性较低的权力转移起始阶段，集中分析英美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中围绕拉美地区秩序而展开的国家意志较量，考察英美相互之间的国家意志制衡过程。 二、委内瑞拉危机中的英美国家意志制衡 如前所述，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爆发前后，英美两国恰处于权力转移的起始阶段。在委内瑞拉危机过程中，英国权力相对衰落，面对美国的挑战，其立场从拒绝美国的仲裁提议转向原则上接受美国要求，到最后大部分接受了美国的条件，体现了其维护拉美地区秩序的国家意志逐渐减弱。而美国则为了重建拉美地区秩序，通过秘密外交向英国提议仲裁争端；在遭到拒绝之后，美国公开谴责英国，并且采取实质性的调查行动向英国施加压力，直至英国接受美国提议，两国达成妥协。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维护拉美现有秩序的成本急剧上升，在美国所采取行动的压力之下，英国不断妥协，其维持拉美现有秩序的国家意志逐渐变弱。最终，英国承认了美国在拉美地区的主导地位。正是英美相互之间国家意志的制衡，导致了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的和平解决。 (一)英美国家意志的初次试探 1895年7月20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尼通过美国驻英国大使贝亚德(Thomas F.Bayard)发给英国政府一封措辞严厉的照会，意在迫使英国承认美国在拉美地区的主导地位。英国方面对于美国的主张不予认可，拒绝了美国的要求，从而拉开了英美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的大幕。 1.奥尔尼照会 在奥尔尼的照会中，他回顾了英—委边界纠纷的历史，列举了该事件的重要特性，并援引门罗主义来证明美国干涉纠纷的合理性。奥尔尼指出，门罗总统的咨文宣布美洲大陆不再是欧洲国家未来殖民的目标。他提议对英—委领土纠纷进行仲裁，其中包括对领土要求的法理依据进行仲裁。奥尔尼坚定地宣布，美国拥有这个大陆的实际主权，它的命令对于其干涉所及的臣民就是法律，因为美国在美洲拥有主人地位。(32) 这一照会得到美国政府高层官员的一致赞同，特别是克利夫兰将其称为“20英寸口径的大炮”。(33)奥尔尼照会除了言辞犀利，还有一个类似于最后通牒性质的要求。照会提出，如果英国不同意将委内瑞拉边界问题提交仲裁，那么应该在美国总统下一次向国会提交年度咨文(1895年12月2日)之前进行答复。最初这份照会是极为秘密的，但到10月，相关新闻开始出现在英美国内，并有报道称这份照会是美国提交给英国的一份最后通牒。 在等待答复的过程中，英国的一举一动牵动着美国人紧张的神经。第一个不友好的信号是，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亲自下令英属圭亚那进行军事准备。另一个更具煽动性的消息是英国政府向委内瑞拉发去了一份为期三个月的最后通牒，要求委内瑞拉为在争议地区逮捕英国人的行为道歉和赔偿。1895年10月22日，《纽约论坛报》将最后通牒的消息刊登在头版头条，并将之定性为打了美国一记耳光；10月29日，一位参议员在报纸上发表题为《即将与英国的战争：预测》的文章。(34)众议员维勒(Joseph Wheeler)、格罗夫纳(Charles H.Grosvenor)撰文提出，美国决不能允许英国的行为伤害门罗主义。(35)一些美国地方官开始谴责总统外交政策的软弱，催促美国政府执行更有力的政策。 在英美权力转移进程中，奥尔尼照会是美国政府强势干预英国与委内瑞拉之间边界争端的开始。美国积极要求仲裁英—委边界争端，展示了其重建拉美国际秩序强烈的国家意志。奥尔尼照会得到了当时美国政治精英和新闻界的广泛支持，表明这不只是决策精英的意愿表达，而是体现着美国的国家意志。 2.索尔兹伯里(Lord Salisbury)的答复 针对奥尔尼的照会，时任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的回复分为两份照会，一份讨论门罗主义，一份讨论英—委边界争端。在讨论门罗主义的照会中，索尔兹伯里认为奥尔尼的观点超出了门罗主义。英国不同意奥尔尼提出的观点，即当欧洲国家与南美国家发生边界争端时，美国拥有进行仲裁的权利，而欧洲国家应该同意将争端提交仲裁。(36)在第二份照会中，索尔兹伯里指出，奥尔尼关于英—委边界争端的观点存在许多历史错误。在争议地区，英国对“朔姆布尔克线”(37)以东的区域具有不容置疑的所有权，但是对于其他争议地区，英国可以做出某些让步。(38) 英国的态度实际上是否认美国以门罗主义的名义主导拉美国际秩序，但是在英—委边界的具体争端中，可以为美国的介入留有余地。这表明在危机初期，英国依然存在愿意维护拉美地区秩序的较强国家意志。 (二)英美国家意志的再次交锋 姗姗来迟的英国回复激怒了克利夫兰。12月17日下午，克利夫兰向国会提交特别咨文表达自己的愤怒，并提出美国单方面行动的路线图，向英国发出了明确的威胁信号。(39)英国方面要么拱手让出拉美地区秩序的主导权，要么面临着与美国发生战争的可能。面对美国强硬的国家意志，英国维持拉美地区秩序的国家意志开始变弱。 1.克利夫兰的特别咨文 在特别咨文的开头，克利夫兰驳斥了索尔兹伯里对于门罗主义的看法。他认为，门罗主义的实施对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及自由制度的完整是至关重要的。任何欧洲国家打破拉美现有领土分布状况的做法都是非常不合时宜的，英国政府拒绝仲裁的理由令人非常不满。克利夫兰提出设立边界调查委员会对英—委边界进行调查，并要求国会为政府任命的委员会拨出足够的款项，依据调查才能决定归属委内瑞拉的地区。为此，美国有义务以任何方式抵制英国占领或实施任何政府管辖权的行为。最后，克利夫兰表示，他充分地意识到承担的责任，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所有后果。(40) 克利夫兰的特别咨文具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措辞，特别咨文中充斥着“以任何方式”、“承担责任”之类的词语，暗指美国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英国驻美大使庞斯福特(Sir Julian Pauncefote)在给索尔兹伯里的信中指出，特别咨文没有实质内容，只是沙文主义的声音吼出了对英国的挑战；(41)二是形式，克利夫兰利用特别咨文的形式，公开表达了美国的态度以及对英国的回应；三是行动指南，克利夫兰特别咨文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指南，要求国会拨款成立调查委员会，采取单方面的调查行动。 克利夫兰的特别咨文展现了美国强烈的国家意志。此时，索尔兹伯里和张伯伦还没有表现出让步的倾向。1895年12月20日，张伯伦写道，欧洲国家进入美洲既不符合英国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无法接受对门罗主义反常的、前所未有的扩展。(42) 2.英国接受仲裁 克利夫兰特别咨文发表之后，英国国内要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的呼声很高。政坛重要人物格莱斯顿(William E.Gladstone)，尽管谴责了克利夫兰，但同时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接受以仲裁方式解决英—委边界争端。格莱斯顿尽管已经退休，但追随者不少，在英国政坛仍有很强的影响力。(43)索尔兹伯里的侄子贝尔福(Arthur J.Balfour)，19世纪90年代英国下院的领导人，也反对与美国发生战争。(44) 1896年1月1日，克利夫兰任命了边界委员会的五位成员。奥尔尼在一份发给贝亚德转交的照会中指出，美国总统任命的边界调查委员会已经组建，其职责是仔细、认真地确认与争议区有关的事实；同时，他请求索尔兹伯里政府向委员会提供档案、文件等各方面的资料。索尔兹伯里在回复中表示，英国政府正收集档案提交议会，一旦工作完成，非常愿意向委员会提交副本。(45) 1896年1月11日，英国召开内阁会议。索尔兹伯里虽然不同意无条件对美国妥协，但还是做了让步，提议对“朔姆布尔克线”两边的地区都进行仲裁，但要排除所有“已定居地区”。(46)为了试探美国的反应，张伯伦选择英国著名化学家普莱费尔(Lord Playfair)拜访美国驻英大使贝亚德。1月12日，普莱费尔向贝亚德建议：(一)通过欧洲国际会议讨论门罗主义的国际法地位；(二)委内瑞拉边界纠纷可以提交仲裁，但是“朔姆布尔克线”以西已经被占有的地区归占居者所有，只对“未定居区域”进行仲裁。(47)此时，英国已经明确表示接受美国的仲裁提议。 随着危机的升级，美国采取进一步行动，展示出积极进行仲裁的强烈国家意志。而英国在美国挑战的压力下，对于美国提出的仲裁建议，与危机开始时的明确拒绝相比，其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意志开始变弱。 (三)英美国家意志的最终较量 1896年2月21日，奥尔尼提出，为了尽快解决如何确定“已定居地区”这一问题，将谈判转移到华盛顿进行。2月27日，索尔兹伯里同意由英国驻美大使庞斯福特代表英国进行谈判。3月5日，索尔兹伯里提议，将英—委边界争端放在拟议中的英美总仲裁条约体系中考虑。(48)奥尔尼同意索尔兹伯里的部分观点，但提出总仲裁条约与英—委边界仲裁应该分开讨论，并强调仲裁法庭的决定应该是最终的裁决。(49)英国接受了美国的建议，双方达成组建仲裁法庭的共识，即由英美各推举两位仲裁员，然后由这四位仲裁员选出第五位仲裁员；如推选失败，则由中立国推选第五位仲裁员。 对于争议更大的“已定居地区”，英国于5月22日率先做出妥协。索尔兹伯里在给庞斯福特的一份文件中提出1887年1月1日之前英—委双方占领的领土应该排除在仲裁之外，(50)暗示“已定居地区”的定义是十年为期。6月22日，针对索尔兹伯里的提法，奥尔尼指出，通过国际协议规定占领的具体时间是不明智的，因为每一个案例都有自己的独特情况。(51)7月13日，奥尔尼对于索尔兹伯里定义的“已定居地区”给予明确答复，提出以两代人的时间，或者说60年为限。(52) 1896年11月12日，英美双方达成了解决英—委边界争端的协议，其中关于“已定居地区”的时间期限为50年。(53)至此，可以说这场危机已经结束。 1897年1月11日，美英两国签署了仲裁条约，英国同意将整个争议地区交付仲裁。1897年2月2日，英国和委内瑞拉在华盛顿签署规定具体条件的条约。依据条约成立的仲裁法庭在1899年10月3日做出裁决，委内瑞拉获得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奥里诺科河，而英国方面获得大片领土作为补偿。 在仲裁形式和地区等关键问题的谈判中，英国均对美国做出了较大的妥协和让步。英国的让步意味着在委内瑞拉危机解决的最后关键阶段，英国国家意志进一步变弱。而美国除了做了象征性让步外，以自己的行为展示了强烈的国家意志，获得了英国对其重建拉美地区秩序的承认。 三、委内瑞拉危机与拉美地区秩序变迁 在英美两国国家实力地位开始出现变化的背景下，1895年的委内瑞拉危机，使英国失去了拉美地区事务的主导权，使美国获得了在拉美地区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拉美地区事务主导权的变换标志着拉美地区秩序开始发生变迁。 (一)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英美拉美秩序之争 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是英美围绕拉美地区秩序主导权的争端。在委内瑞拉危机中，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实际运用了门罗主义。(54)门罗主义是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基石。1823年12月2日，门罗总统向国会提交咨文宣告，任何欧洲国家如干涉美洲大陆的政治制度或在这些大陆上获取任何新的领土，美国将认为是一种不友好意向的表现。(55)此时门罗主义主要强调反对欧洲在美洲的进一步殖民和对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的危害，但也反映了美国想要主导拉美地区事务的野心。 在美国领土不断扩张的历史进程中，美国多次援引门罗主义，抵制可能来自欧洲的干涉。例如，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英美加紧了对俄勒冈地区的争夺。1845年12月2日，美国总统波尔克(James Polk)在年度咨文中强调美国“对于欧洲强加于北美洲的任何干涉不能默许，一有此种干涉，决不畏艰危，立即抵制”。他声言，美国态度的改变在于欧洲强国“遏制我们的进展”。(56)1848年美墨战争期间，波尔克在向国会提交的特别咨文中重复了这一观点，其言辞更加强硬，甚至包含战争威胁。(57)这意味着美国主导拉美地区事务的国家意志开始变得强烈。 1895年7月奥尔尼的照会和12月17日克利夫兰的特别咨文则展示了美国主导拉美地区秩序更加强烈的国家意志。此时，美国所要求的是，英国必须承认美国在拉美的“主人”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赋予的权利。为了实现门罗主义提出的美国主导拉美地区事务的目标，对美国来说，最好以和平方式，如果不行，宁可不惜一战。(58) 总体上看，从门罗主义出台到两次扩展的具体背景和强调的要点来看，这是一个不断递进的过程。1823年，门罗宣言向欧洲国家表达的是“不要做什么”；1845-1848年，波尔克总统对欧洲国家提出的是“不要干涉我做什么”；而到了1895年，克利夫兰的关键用语则变为“承认我是什么”。此时，美国政府要求英国承认其在美洲的主导地位。换言之，美国要重建拉美地区秩序，并由美国主导。事实上，美国在此之前已经开始动摇英国主导的拉美地区秩序的合法性。 (二)拉美地区秩序的变迁 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之后，拉美地区秩序的主导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手上。此后，拉美地区秩序在政治经济以及国际规范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委内瑞拉危机之前，尽管19世纪下半期拉美大部分国家已经取得了政治独立，但实际在政治、经济、国际规范上依然受制于英国等欧洲强国。(59)随着委内瑞拉危机的解决，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不断加强。但是，英国为何在自己整体实力依然占据优势地位之际，表现出较弱的维护地区秩序的国家意志，美国又为何敢于在国家实力尚不及英国的情况下，表现出较强的改变地区秩序的国家意志？如前所述，这取决于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一国的总体外交战略。就英国而言，欧洲大陆国家的崛起对其安全冲击最大，维护英国本岛安全及其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才是其战略重点。拉美对英国固然重要，但若是不顾及帝国其他利益，倾其所有与美国一决高下显然非理性行为。而美国，尽管此时已开始具有海洋视野，但其基础定位仍在美洲。其次是公众舆论及政治精英的态度。英国国内公众舆论、内阁多数成员反对与美国进行战争的呼声，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英国在维护拉美地区秩序上拥有强烈的国家意志。与之相反，美国国内的公众及精英阶层对英国的敌意以及对于主导美洲的一致认识，恰恰促使了美国在重建拉美地区上形成强烈的国家意志。 英美权力转移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进程。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是美国建构拉美地区秩序的标志性一步。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美国之所以能够获得英国的支持正是基于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后英国对美国在拉美地区主导地位的承认。但美国并没有急于从英国手中接管全球的主导权。在美国成为拉美地区秩序主导者和国际秩序主导者之间存在一个漫长的过渡期。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也曾遇到可以与英法共享国际秩序主导权、成就世界霸权的机会，但是美国却专注于国内和地区事务，进一步巩固其在拉美地区的主导地位，在国际事务上拒绝发挥领导作用。(60)美国的这一战略不仅避免了与英国的对抗，而且还获得了英国的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实力大大超过英国，至此，英美才完成了权力和平转移的历史进程。而美国取得单一的主导国地位，还要等到苏联解体。 如前所述，尽管英美之间在权力转移的进程中并没有相互直接发生战争，但是美国的崛起却并不是和平的，在崛起过程中，美国挑起了美西战争、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并从中大大获益。 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发生在英美两国实力地位转换的历史时期，就长时段的国际结构变化进程而言，是英美权力转移的起始阶段。从权力转移理论看，在这一阶段，权力和平转移的可能性相对较低。然而，在委内瑞拉危机中，英美经过几番国家意志的较量，最终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两国在拉美地区的权力转移和拉美地区秩序的和平变迁。 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已过去一百多年，其最终的和平解决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首先，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建立在国家实力基础之上的国家意志制衡是影响权力和平转移的关键因素。其次，长期的地区秩序构想对崛起国的崛起有重要影响。1823年，建国不久的美国提出门罗主义，作为其对拉美地区政策的重要原则，随着美国实力增长，门罗主义不断地被扩展、使用，最终达成了门罗主义最初提出的战略构想。再次，所在地区内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对地区秩序主导权转移的支持和承认有重要意义。在英国和委内瑞拉之间的边界争端升级后，委内瑞拉多次请求美国依据门罗主义的原则干预其中，进行仲裁。委内瑞拉危机最终和平解决得到了拉美地区国家的支持，欧洲强国也接受了这一结果，默认了美国在拉美地区事务中的主导权。 本文选择的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的个案，发生在英美权力转移的起始阶段。至于权力转移其他阶段的案例，在理论验证上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另外，本文对国家意志的分析也还存在不足，只是考察了权力转移带来国际秩序和平变迁这一种情况中的国家意志制衡，对其他情况的研究仍待开拓。 ①关于这一话题的文献极为丰富，本文只就所见范围择取一二。Steve Chan,China,The U.S.,and the Power-Transition Theory:A Critique,New York:Routledge,2008; Zhiqun Zhu,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Power Transition and Peace,New York:Routledge,2006; David Shambaugh,China Goes Global:The Partial Pow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②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4—21页。 ③Douglas Lemke,Regions o f War and Peac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21-27; Zhiqun Zhu,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Power Transition and Peace,p.14. ④Woosang Kim,"Power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 from Westphalia to Waterloo," World Politics,vol.45,no.1,1992,pp.153-172；朱锋：《“权力转移”理论：霸权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24—42页。 ⑤K.J.Holsti,"Power,Capability,and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Charles W.Kegley,Jr.and Eugene R.Wittkopf,eds.,The Global Agenda:Issues and Perspectives,New York:Mc Graw Hill,1988,pp.12-13; Joshua S.Gold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Longman,2003,p.73; Joseph S.Nye,Jr.,The Future o f Power,New York:Public Affairs,1991,p.10. ⑥Jacek Kugler and A.F.K.Organski,"The End of Hegemony?"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15,no.2,1989,pp.113-128. ⑦Richard N.Lebow,"The Past and Future of 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4,no.3,2010,pp.243-270. ⑧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9页。 ⑨参见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London:Unwin Hyman Limited,1988; Edward H.Carr,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 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Macmillan &Co.Ltd.,1946. ⑩Ronald L.Tammen,"The Organski Legacy:A Fifty-Year Research Program,"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34,no.4,2008,pp.314-332. (11)杨生茂、陆镜生：《美国史新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29页。 (12)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70页。 (13)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p.151. (14)Stephen Constantine,The Making of British Colonial Development Policy 1914-1940,London:Frank Cass and Company Limited,1984,p.8. (15)P.J.马歇尔主编：《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樊新志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16)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4页。 (17)David A.Lake,Power,Protection,and Free Trade: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US Commercial Strategy,1887-1939,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p.31. (18)"Mr.Andrade to Mr.Gresham," FRUS,1894,pp.810-840,http://digicoll.library.wisc.edu/FRUS/Browse.html#agg,Jun.20，2013.(本文所引FRUS文献均来源于此网站，以下不再注明) (19)"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1894,p.x. (20)Nelson M.Blake,"Background of Cleveland's Venezuelan Polic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47,no.2,1942,pp.259-277. (21)赵学功：《第一次委内瑞拉危机与英美关系》，《历史教学》2003年第7期，第19—23页；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9页；托马斯·G.帕特森、J.加里·克利福德、肯尼斯·J.哈根：《美国外交政策》上册，李庆余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50页。 (22)Kenneth Bourne,Britai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n,1815-1908,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342; Christopher Layne,"Kant or Cant:The Myth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2,1994,pp.5-49. (23)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7页；朱锋、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6—147页。 (24)Jason Davidson and Mira Sucharov,"Peaceful Power Transitions:The Historical Cases," in Charles A.Kupchan et al.,Power in Transition:The Peaceful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Order,Tokyo: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2001,p.101; Charles A.Kupchan,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76. (25)Paul A.Kramer,"Empires,Exceptions and Anglo-Saxons:Race and Rule between the British and United States Empires,1880-1910," The Journal of America History,vol.88,no.4,2002,pp.1315-1353; Michael W.Doyle,"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0,no.4,1986,pp.1151-1169; Rudolph J.Rummel,"Libertarianism and International Violence," The Journal o f Conflict Resolution,vol.27,no.1,1983,pp.27-71；封永平：《认同变迁：英美权力的和平转移》，《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3期，第21—43页。 (26)Charles A.Kupchan,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p.79. (27)郑建君：《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方法与发展趋向》，《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4期，第59—67页；尹继武：《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知识谱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4期，第48—78页。 (28)杨鲁慧：《环境外交中的国家意志与公共政策协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6期，第33—50页。 (29)James D.Fearon,"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3,1994,pp.577-592. (30)Anne E.Sartori,"The Might of the Pen:A Reputation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6,no.1,2002,pp.121-149. (31)参见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Valerie M.Hudson and Christopher S.Vore,"Foreign Policy Analysis Yesterday,Today and Tomorrow,"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39,no.2,1995,pp.209-238; James N.Rosenau,"Pre-theories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New York:Nichols Publishing,1980,pp.115-169. (32)奥尔尼照会全文见"Mr.Olney to Mr.Bayard," FRUS,1895,pp.545-562. (33)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2分册)，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23页。 (34)Nelson M.Blake,"Background of Cleveland's Venezuelan Policy," pp.259-277. (35)Joseph Wheeler and Charles H.Grosvenor,"Our Duty in the Venezuelan Crisis,"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vol.161,no.468,1895,pp.628-633. (36)"Lord Salisbury to Sir Julian Pauncefote," FRUS,1895,pp.563-567. (37)“朔姆布尔克线”是德国自然学家朔姆布尔克(Robert Schomburgk)在英国皇家地理协会的赞助下划定的一条边界线。这条边界线不仅将埃塞奎博河以西大片领土划归英属圭亚那，而且其北端延伸到对委内瑞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奥里诺科河河口南岸。 (38)"Lord Salisbury to Sir Julian Pauncefote," FRUS,1895,pp.567-576. (39)R.A.Humphreys,"Presidential Address:Anglo-American Rivalries and the Venezuela Crisis of 1895,"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Series 5,vol.17,1967,pp.131-164. (40)"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to the Congress," FRUS,1895,pp.542-545. (41)(42)R.A.Humphreys,"Presidential Address:Anglo-American Rivalries and the Venezuela Crisis of 1895," pp.131-164. (43)T.Boyle,"The Venezuela Crisis and the Liberal Opposition,1895-1896,"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50,no.3,1978,pp.D1185-D1212. (44)Iestyn Adams,Brothers Across the Ocean:British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 f the Anglo-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 1900-1905,London and New York:Tauris Academic Studies,2005,p.12. (45)"Mr.Olney to Mr.Bayard,Mr.Bayard to Mr.Olney," FRUS,1895,p.576. (46)R.A.Humphreys,"Presidential Address:Anglo-American Rivalries and the Venezuela Crisis of 1895," pp.131-164. (47)Joseph J.Mathews,"Informal Diplomacy in the Venezuelan Crisis of 1896," 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vol.50,no.2,1963,pp.195-212. (48)"Lord Salisbury to Sir Julian Pauncefote," FRUS,1896,pp.222-224. (49)"Mr.Olney to Sir Julian Pauncefote," FRUS,1896,pp.224-228. (50)"Lord Salisbury to Sir Julian Pauncefote," FRUS,1896,pp.247-249. (51)"Mr.Olney to Sir Julian Pauncefote," FRUS,1896,pp.232-237. (52)"Mr.Olney to Sir Julian Pauncefote," FRUS,1896,pp.253-254. (53)"Heads of Proposed Treaty between Venezuela and Great Britain for Settlement of Venezuela Boundary Question as Agreed up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US,1896,pp.254-255. (54)赵晓兰：《19世纪末美国干涉委—圭边界争端的实质》，《拉丁美洲研究》1990年第4期，第27—30页。 (55)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1分册)，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28页。咨文全文见附注，第230—231页。 (56)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第127页。 (57)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2分册)，第30页。 (58)Henry C.Lodge,"England,Venezuela,and the Monroe Doctrine,"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vol.160,no.463,1895,pp.651-658; Joseph Wheeler and Charles H.Grosvenor,"Our Duty in the Venezuelan Crisis,"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vol.161,no.468,1895,pp.628-633; George B.Young,"Intervention Under the Monroe Doctrine:The Olney Corollar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57,no.2,pp.247-280. (59)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涂光楠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85页。 (60)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p.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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