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同异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小说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2)02-0021-09
中国小说在晚清与“五四”分别发生了两次重要的变革。两次变革的结果是结束了古典小说在中国文坛上的统治地位，形成以现代小说为主体的发展格局。但是，这两次变革无论是变革的方向、路径、方式和手段，还是对中国小说发展的作用、影响，都既有一定相近之处，又有很大区别。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对深化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认识，对考察近代中国文学变革的机制、规律和特点，对加强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变革的内涵研究，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如果从变革的最初动机来看，晚清与“五四”这两次小说变革有着非常相近之处，那就是它们都以“启蒙”作为文学变革的旗帜，把启蒙主义作为小说变革的原初动力。1897年严复、夏曾佑合写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发表，可以看作晚清小说变革由零散的创作试验走向明确的变革运动的标志。1902年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把这场变革运动推向了高潮。在谈到晚清小说变革动机时，严复、夏曾佑和梁启超都把它归结为“启蒙”。严复、夏曾佑认为：“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1](P17)梁启超更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P50)小说成为启迪民众、改良民族精神、改造社会的重要手段。类似的论述，我们在“五四”初期的小说变革言论中也可以看到。罗家伦曾针对古典小说过于追求娱乐性、可读性而缺乏启蒙精神的现象，认为小说变革的首要问题在于启蒙精神的注入：“所作的小说，不可过于荒诞无稽，一片胡思乱想，既不近情，又不合理。因为小说一件事，并非消磨他人岁月，供老年人开心散闷的。小说第一个责任，就是要改良社会，而且写出‘人类的天性’来！”[2]鲁迅后来也曾从启蒙角度肯定自己当初创作小说的动机：“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3](P512)
虽然“启蒙”是晚清与“五四”两次小说变革的共同起点，但是这两次小说变革的终点却有着很大不同。晚清小说由启蒙而走向了媚俗，其启蒙的精神基本上被淹没在政治说教、艳情游戏、搜奇猎异等功利化、世俗化、商业化的喧嚣波浪中，最终没有能够冲出古典小说的藩篱。“五四”小说则不同，从这里诞生了第一批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可以称之为“现代小说”的作品，为中国小说提供了一种区别于以往小说的新的小说形态，实现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那么，为什么两次小说变革有着共同的起点，却有着不同的归宿？它们的变革到底走过了什么样的不同路径？在这其中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历史因素和机制导致它们产生不同结果？
对两次小说变革的这一不同，以往人们习惯于用渐进性、连续性或阶段性的理论来解释，认为晚清小说和“五四”小说是近代以来中国小说变革的两个具有连续性的阶段。晚清与“五四”既有一种时间上的承递关系，更有一种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正是在晚清小说变革运动的基础上，才有了“五四”小说。有的海外学者更是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断，甚至认为晚清小说是比“五四”小说更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小说，只不过这种“现代性”被压抑了，“五四”小说不过是晚清小说的继续，而且其变革的“现代性”程度还不及晚清。“五四其实是晚清以来中国(小说)现代性追求的收煞——极匆促而窄化的收煞。”[4](P17)我认为，这样一种观点只是强调了两次小说变革的相近之处，而没有真正区分它们变革性质的不同，因而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文学批评家张定璜先生就曾比较过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之间的区别。他拿鲁迅的《狂人日记》和章士钊的《双秤记》、苏曼殊的《绛纱记》、《焚剑记》作了对比，认为鲁迅的这篇小说同章、苏的小说显然不属于同一种小说艺术形态。对此，他形象地描述道：“《双秤记》等载在《甲寅》上是1914年的事情，《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在1918年，中间不过四年的光阴，然而它们彼此相去多么远。两种的语言，两样的感情，两个不同的世界！在《双秤记》、《绛纱记》和《焚剑记》里面保持着我们最后的旧体作风，最后的文言小说，最后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最后的浪漫的情波，最后的中国人祖先传来的人生观。读了它们再读《狂人日记》时，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5]张定璜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批评家，作为当事人的这种亲身感受，我们是不能忽视的。那么，既然晚清与“五四”的小说变革都起因于“启蒙”，为什么晚清就没有像“五四”那样实现小说形态的最后变革，产生出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小说”呢？回答这个问题，应该从“启蒙”与小说的关系说起。
从小说发生的历史来看，小说与“启蒙”并无必然的内在联系。中国的小说起源于“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的稗官传统，属于民间私语的话语系统，并不担负着社会意识形态再造的功能。而启蒙则是一种面向社会公众的意识形态再造行为，其合适的话语方式应是政论，不属于民间私语的话语系统。无论是晚清还是“五四”，“启蒙”与小说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联姻。尽管梁启超曾利用“启蒙”理论将小说抬到“经国之大业”的高不可攀地位，但在晚清时期，小说的稗官传统和民间私语性质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对小说变革来说，启蒙主义无疑是一种来自于文学外部的动力。这种动力如果不同小说内部的变革欲求和机制相结合，不从思想追求转化为一种自觉的文学追求，便不一定必然导致小说形态的变化。“启蒙”如果想通过小说内部的变革，达到小说形态的转换，必须通过作家创作心理机制的自觉变化，形成话语系统的转变。在这个问题上，晚清小说的变革者们普遍缺乏来自小说内部的变革欲求和自觉的文学追求，他们只是把小说当作了实行“启蒙”的手段，变革只不过是在小说的外部展开，而没有真正回归到小说自身。这就导致了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具有不同的价值指向和变革路径，也造成了它们变革结果的不同。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是一个极为典型的文本。这部小说将小说体式与政论话语极不协调地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文体”[6](P2)的小说怪胎。
曾有海外学者为说明晚清小说已经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小说，陈述了如下几个方面的理由：其一是晚清小说具有无所不包的多元性，“从侦探小说到科幻奇谭，从艳情纪实到说教文字，从武侠公案到革命演义，在在令人眼花缭乱”[4](P12-16)；其二是这种多元性导致了小说作为文化生产的量贩化、商业化，“这是一个华洋夹杂、雅俗不分的时期，而读者不论有心无心，也乐得照单全收”，“晚清文人的大举创造或捏造与制造小说的热潮，亦必要引起文学生态的巨变”[4](P12-16)；其三是晚清小说意识体现了“现代性”的涵义，“如果我们追根究底，以现代为一种自觉的求新求变意识，一种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则晚清小说家的种种试验，已经可以当之”；其四是晚清几种主要小说形式包含了“现代性”的追求，“狭邪小说……在开拓中国情欲主体想像上，影响深远”，“公案侠义小说……实已暗暗重塑传统对法律正义(legal justice)与诗学正义(poetic justice)的论述”，“谴责小说……(代表了)整个文学市场机制的剧变”，“科幻小说”借助于科学知识制造了中国小说新的想像模式[4](P12-16)。但是，在我看来，以上列举晚清小说的这些“被压抑的现代性”，不过是中国开始进入现代社会转型期各种失去传统规范的生活现象在晚清小说中的表现，如对民族国家的想像、对革命乌托邦的虚构、对法律正义的重塑、对情欲泛滥的放纵、对商业娱乐的追求、对社会道德沦丧的谴责、对传统失落的感伤等等，而非晚清小说自身的内在“现代性”的显现。这些现象的出现，恰恰说明了晚清小说“启蒙”外在于小说的事实。
从变革的最后结果来看，晚清小说变革应该说是一次没有完成的变革。的确，如有的学者所言，晚清小说变革的规模和力度不可谓不大。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晚清小说的变革都远远超过了“五四”小说。尽管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是在1902年，但实际上晚清小说变革却远早于这个时间。至少从1897年严复、夏曾佑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开始，这个变革就已经全面展开。晚清小说变革同时还涉及整个小说领域的变革，各个层面的小说创作无一不被卷入这个变革的大潮。从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从严肃小说到通俗小说，从政治小说到言情小说，从说教小说到娱乐小说……真可谓花样杂陈，确实“令人眼花缭乱”。然而，在这场如此铺天盖地变革的背后，我们却没有能够看到对中国小说实现现代性转换的标志性成果，就连那些坚持认为晚清小说已经实现了“现代性”的学者们也很难指认出哪一个晚清小说作品能像鲁迅的《狂人日记》那样作为他所认定的“现代小说”的代表作品。难道是以往的学术界在这方面形成了集体盲点？还是确实如海外一些学者所言是我们“压抑”了晚清小说的“现代性”以至于对其能够显示出“现代性”的标志性作品视而不见？其实，答案很简单。这个答案虽然看似有些陈旧但却合乎事实，那就是在晚清小说中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作品，或者说晚清小说还没有足以形成能够称得上是“现代小说”的标志性成果。
为什么晚清小说有着如此之大的变革行动，却没有能够完成最后的变革呢？对此仅仅用渐进性或阶段性的理论来解释是说不通的。晚清小说之所以没有能够完成这一变革，是由于它的这一变革不是一个自觉的文学改革运动，在变革的价值指向上缺乏明确而自觉的“文学”追求，因而没有能够找到实现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真正的切入点。换言之，晚清小说变革强调的是“启蒙”，而忽视了“小说”。它没有能够通过作家创作心理机制的转换调整好“启蒙”与“小说”的内在关系，没有能够成功地把“启蒙”的公共话语转化为“小说”的个人话语。这其中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晚清时期没有能够形成一种真正促使小说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文化语境。当时社会普遍关注的主要是社会体制的变革而不是文化的变革、精神的变革，更缺乏个性解放的要求。对晚清作家来说，通过小说来呼吁社会变革远比通过小说来表达个人的精神欲求要明确而强烈。
从变革的方向来看，晚清小说变革有两个价值指向：一个是政治指向，另一个是商业指向。梁启超在倡导“小说界革命”时，是把这一革命定位在“改良群治”的基础上，把小说看作是达到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的手段，即所谓“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P50)。而梁启超所说的“新民”决非“五四”时期以个性解放为主导的“人的观念”的觉醒，而是群体性的“国民”意识的觉悟，是从“国民”意识的觉悟入手，而达到社会改良的目的。不能说梁启超的思想不是现代意识，但对文学变革来说，不是仅有现代意识就能够自然转变为文学的现代性。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用古文来表达现代思想的文章，我们能够说它是现代散文吗？当然，为了实现梁启超所说的“革命”，他和他的同志们也以“新小说”为途径进行了对小说变革的一些试验，但这些试验由于缺乏来自文化心理深层的精神动力，因而没有形成明确而自觉的“文学”导向，最终并没有能够获得真正的成功。那么，在商业指向上，小说变革的结果又如何呢？对于这一点，早在1917年刘半农就已经回答得十分清楚。他说：“‘小说为社会教育之利器，有转移世道人心之能力。’此话已为今日各小说杂志发刊词中必不可少之套语。然问其内容，有能不用‘迎合社会心理’的功夫，以遂其‘孔方兄速来’之主义者乎？”[7]商业指向的形成在于对“启蒙”为主导的政治指向的反动。它以放弃“启蒙”为前提，把小说的变革定位在如何迎合大众阅读心理，使小说成为社会娱乐工具和获取商业利益上。这种娱乐工具化和商业功利化的小说变革，同样不能够达到具有先锋追求的文学性变革的效果。由于商业化目的，晚清小说虽然在题材内容上有了不少更新，出现了诸如谴责、言情、武侠、公案、侦探、科幻等一批反映晚清“众声喧哗”文化特点、符合开放世俗口味的小说作品，但在小说精神上、艺术上却并没有真正走出古典小说的藩篱。即便在最应该导向个体化精神解放的“言情”小说中，也没有能够由“人的观念”的觉醒走向文学自由的自觉，形成小说美学的真正变革。关于这一点，胡适在当时就曾指出：“我以为今日中国所谓男女情爱，尚全是兽性的肉欲。”“此种书即以文学的眼光观之，亦殊无价值。何则？文学之一要素，在于‘美感’。”[8]而这些小说几乎没有“美感”可言。在这里，胡适所使用的判断标准并非传统的道学，而是现代的“人学”。正是用现代小说的“人学”的美学眼光看待已经商业化的晚清小说，他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说晚清小说没有向现代小说方向进行过变革的努力，只是这种努力因其在价值指向上的迷失而功亏一篑。路径没有选对，目的自然也就很难达到。“五四”小说之所以反晚清小说而行之，就是因为晚清小说变革的一些缺陷从相反的方向启发了“五四”一代作家对小说精神和艺术变革之路的寻求，在个性解放时代精神影响下形成了自觉而明确的文学改革意识，同时形成能够把“启蒙”与小说有机融合到一起的创作心理机制，从而开辟出变革中国小说形态的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能够使新的小说精神与艺术形成一体化即“心理化”的道路。之所以提出“心理化”这个概念，是由于“心理化”是“五四”那一代作家在“人的观念”觉醒下所找到的变革中国小说形态的成功路径。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被后来的文学史家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声春雷”的小说《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为中国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创作模式，鲁迅自己将其称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9](P1)。所谓“表现的深切”是指它展现了一个中国小说此前从未有过的生活世界——人的内心生活的世界；所谓“格式的特别”是指它采用了中国小说此前还尚不熟悉的独特的表达方式——“心理化”或内向化的感知、叙事及其话语方式。事实上，《狂人日记》已经被看作一个标志，一个对于中国小说的发展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它既标志着“五四”小说的诞生，也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创作模式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型，从这里开始中国小说呈现了一种同传统小说很不相同的形态，一般文学研究界将其称为“现代小说”形态。对“五四”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化”倾向及其所具有的历史革新意义，学术界很早就已经有所注意。至少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期，有的学者已经开始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从不同的侧面涉及这个问题。如陈平原在其《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就曾指出：“心理化”是“五四”小说一个重要的创作现象，其明显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小说结构的心理化，以人物心理而不是以故事情节为小说结构的中心；二是小说时空的自由化，按照人物‘情绪线’而不是故事的‘情节线’来安排叙事时间，可以倒装叙述，也可以交错叙述，而不必固守传统的连贯叙述”[10](P26)。
这样来切入对于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研究，丝毫不意味着抹杀晚清小说在艺术方面所做出的变革努力。这里所要指出的是，晚清小说之所以没有能够完成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其根本的原因就是缺乏整体的“心理化”的艺术导向，因而不能打破“故事化”形态对于小说的束缚与统治。“五四”之前的中国小说(包括晚清那些具有革新倾向的小说)，主要强调的是对人的外部生活世界的表现，缺乏对人的主观心理世界的探求意识与探索途径，因而难以形成对人的精神存在与心灵活动的深层次介入，即使有些作品涉及人的主观心理世界，也只是对一些表层心理现象的写照。这就使得中国传统小说主要是以故事性的情节小说为基本模式，甚少以情感抒发和心理显示为主要追求的“心理化”写法。在这样一种基本模式制约下，即使小说在一般的形式方面做出一些变革，并不能影响到整个小说写法的变化，也不能从整体上推动一种新的小说形态的出现。
举例来说，以“我”为叙述者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的运用，如果不同“内向化”的叙述视角和“心态化”的叙事结构相结合，总是给人一种新瓶装旧酒的感觉，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艺术方法，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和表达欲求。所谓“心理化”不仅意味着作家选择了一种特定的艺术表现方向，更意味着作家具有了一种不同于传统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欲求。这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欲求使他们能够从外在生活现象转化为内在心理现象的角度去处理小说所要表现的内容，达到“心理化”的效果，即如美国文学理论家里恩·艾德尔所言：“试图让读者进入人物的意识中去，‘从内部’来讲述故事。”[11](P27)晚清小说作家显然普遍缺乏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欲求，因而，无论他们在小说具体的艺术形式方面做出多少变革的努力，都无力改变中国小说固有的本来形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晚清小说作家在精神上缺乏个性解放思潮强有力的文化支持，因而不能形成来自作家内心的追求变革的强烈的艺术要求。他们把变革的重心放在了外部，从强调社会变革的角度来变革小说，变革主要在文学的外层空间展开，所进行的是一些外在的表现内容与表现方式的变革，而非小说内在审美素质和整体形态的变革。
如前所述，“五四”小说变革的成功，在于它找到了能够使新的小说精神与艺术形成一体化即“心理化”的道路。那么，为什么“五四”小说能够通过“心理化”的路径实现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围绕“心理化”，“五四”小说的变革又呈现出什么样的历史特征呢？
“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推动的“人的观念”的觉醒，无疑构成了“五四”小说发生这一历史转换的最为重要的文化语境。“人的观念”的觉醒所带来的作家个性意识的自觉与扩张，是“五四”小说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最直接的文化因素。由“人的观念”的觉醒，形成了“五四”知识分子在价值理性和情感体验两个重要方面的文化心理基础的变化，从而导致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看待人性、人生的眼光的变化。也就是说，在“人的观念”觉醒的文化语境中，“启蒙”不仅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再造的观念而存在，它已经内化为作家自我精神再造的文化心理。“五四”小说之所以能够表现出种种同古典小说(包括晚清小说)所不同的现代性的精神内涵，其原因便在于此。同传统小说相比较，“五四”小说展现出了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精神素质和艺术素质。这种精神素质和艺术素质，除了人们普遍指出的用“现代意识”来“反映与描写生活”和运用现代的小说方法、手段来从事创作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它实现了中国小说从精神到艺术的一个总体性的变革，这就是小说对人的深层心理世界表现的重视和小说内向化艺术倾向的发展。小说把艺术表现的重点由人的外部生活世界转向人的内部精神世界，由重视表现外在人的关系和行为转向重视表现内在人的思想、感情、意绪和心理，形成了小说精神和艺术特质从古典到现代的重大变化。而这一点正是“五四”小说所代表的中国文学现代性变革的关键所在。
为什么这个时代的作家会产生这种集体的创作行为的转换呢？在考察“五四”小说的“心理化”倾向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事实，这就是作家观察、表现生活的视角与方式的变化。与中国大多数的传统小说不同，“五四”小说几乎是普遍地采用了内向化的生活视角与心态化的结构方式。也就是说，作家们所看到的和所要表现的世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的生活世界，而是一个经过了他们内在的主观心灵过滤的世界。把外在的生活世界内化为自我的心理世界，用个体性的人生感受和体验取代以往群体性的生活感受和经验，再把这种个体性的感受和体验以相应的艺术形式给予传达，成为“五四”小说普遍追求的表现方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五四”作家表现出了远比他们的前辈作家更为强烈的对生活的主体性介入要求以及将这种主体性投射到客体之中的深切欲望。
“五四”小说所发生的这一变化，从其实质意义上而言，是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中国社会生活与文化的转型相一致的。“人的观念”觉醒的核心内容是对个人意义的重新发现，也就是茅盾曾经说过的：“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12](P61)个性意识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和理性引导，作用到每一个真诚信仰与追求着“个性解放”的个体身上，那就必然形成能够统摄这些个体生活的强大的感性力量，形成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看待生活与介入生活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五四”时期的启蒙者与晚清不同，他必须首先有一个自我启蒙的过程即个性解放，然后才能够谈得上对他者的启蒙。个性解放与晚清的民族国家想像、国民权利诉求等“启蒙”话语不同，它面对的不仅仅是公共空间，更主要的是个人空间。同晚清的启蒙行为相比，个性解放意味着生活空间的个人化扩大与个人支配生活欲望的增长。随着这种扩大与增长，作为直接对生活具有私语表现功能的叙事艺术——小说不可避免地重新进入到“个人言说”的阶段，从晚清注重对集体经验的表述转化到注重对个体经验的表述，从追求具有传奇性的故事转化到追求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提取人生的意义，进而从关注群体化的外在生活世界走向关注个人化的内向心理世界。借用福柯的话说：“五四”小说的出现，是基于“重建另一种话语”的需要，“重新找到那些从内部赋予人们所听到声音以活力的、无声的、悄悄的和无止息的话语”，打破集体的公共叙事对话语的垄断，从个人的角度“重建细小的和看不到的文本”[13](P33)。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五四”小说成功地把“启蒙”话语转换为了“小说”话语。我以为，这大概可以看作是“五四”小说“心理化”倾向形成的逻辑过程。
从这里不难发现，“五四”小说这一变革是有着明确而自觉的“文学”追求的，是在文学内部发生的。其价值追求也是指向文学自身的。有人会说，“五四”小说变革的动力仍然是来自于思想文化上的启蒙主义，而启蒙主义也是一种文学的外部动因而非内部。其实，这是对“五四”小说变革的一种肤浅理解。不错，鲁迅等“五四”作家都曾经说过他们是在启蒙主义感召下从事小说创作的，“五四”文学革命也的确是以启蒙主义为主导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从“五四”小说变革的实际过程来看，启蒙主义不过是这个变革理论上的一面旗帜，而变革的内在原因还是在于一种由“启蒙”所转化的作家对个人心灵的内在文学表达的需求。“人的观念”的觉醒形成了“五四”小说“心理化”的文化语境，但具体到“心理化”倾向的实际形成，还需要有一个直接的创作心理上的推动机制。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唤起的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人的观念”的觉醒，在他们心中造成了一种特有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引发了“五四”作家新的表达欲求，促成了“五四”小说的实际变革。在这里，启蒙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动力，毋宁说只是一种催化剂。
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触及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思想变革和文化变革。这场变革的实质问题是为了解决近代以来在同西方社会的对比中所显示出来的中国文化的落后与民族精神的衰微。那么，如何拯救和改变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这种落后状态和衰微趋势呢？“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提出了他们的变革设想，这就是借助于西方文化资源构建一种适应人类历史发展潮流的“新文化”，用这种新文化来取代中国传统的旧文化，通过“文化革命”达到本土文化的改造和民族精神的更新。如果单纯是一种理论上的设计，那么这样的文化变革构想具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看来，用当时的社会历史发展潮流作为坐标，来对比西方文化所取得的成就，中国文化已经陷入了一种自身无法摆脱的困境。如果不能充分吸收外来文化资源改造自己，这一有着几千年民族传统的古老文化就有可能由衰落而走向陨灭。但是，文化变革毕竟是一种社会实践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构想。作为社会实践，它在其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必然要面对历史的和现实的、外部的和内部的种种复杂而尖锐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同时也需要深厚的思想积累和扎实的文化建设。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发动者、参与者们在当时显然缺乏这方面的精神准备。从当时那些为新文化运动奔走、呐喊的启蒙知识分子们的言论来看，相当多的人对这场文化变革抱着“毕其功于一役”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期待着能够登高振臂一呼，就会出现从者云集、万人惊醒的景象，从而实现他们改造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拯救民族命运的启蒙理想。在这场运动中，他们“启蒙”的热情显然大于“启蒙”的理性。由于缺乏深厚的思想积累和扎实的文化建设，“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推动了中国新文化的产生，但作为一场企图改造整个民族精神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却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场灌注着“五四”知识分子深切希望和满腔热情的“启蒙”运动不能不说是一场失败或夭折的运动。新文化运动的这样一个结果，给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参与者们带来了非比寻常的人生影响，使得这些启蒙者们在这场期许甚高且颇具浪漫色彩的启蒙运动中，遭遇到了巨大的理想挫折、价值失落和情感困惑。这种理想挫折、价值失落和情感困惑同时也引起了他们同样巨大的心理波动与精神伤痛，刺激了他们文学表达的强烈欲求，从而为“五四”小说由晚清的公共“启蒙”话语向个体“启蒙”话语，进而由“故事”叙事向“心理”叙事方向的转换提供了相应的精神资源与表现空间。
许多“五四”作家都不约而同地说过，他们从事小说创作实际上是一种倾吐自己“苦闷”的需要。“五四”小说变革正是建立在“五四”知识分子这种精神危机及企图摆脱这种危机的心灵欲求的基础上。“五四”作家们出于倾诉心灵欲求的需要而找到了“心理化”这个艺术的突破口，把中国小说由主要承载宏大历史叙事的传统模式改造成了能够寄托微观个体精神现象的现代模式，开辟出了中国小说发展的新道路。考察“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发现：在“五四”小说的最初创作阶段，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化”的写法，但普遍的“心理化”程度并不高，如新潮社作家的多数作品，还受着旧小说的很大影响。鲁迅也曾对新潮社作家的小说提出过批评，认为他们的作品“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情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身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10](P2)。新潮社所出现的这些问题，一方面是由于“五四”小说还处在幼稚阶段，没有能够完全挣脱旧小说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的作家在创作心理上还缺乏足够的精神能量，使他们能够突破旧小说的樊篱走向自觉的“心理化”。只是到1921年之后，启蒙运动开始出现退潮的趋势，“五四”作家普遍感受到了精神危机和心灵苦闷，小说的创作才开始大显身手。茅盾曾经为《小说月报》撰文，说“现在青年的烦闷，已到了极点”[14]。他指出当时小说创作高峰的出现，是同青年们这种心灵的极度苦闷有很大关系。小说创作成了他们倾吐自己内心苦闷的需要，或者用当时颇受“五四”作家推崇的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话说，小说成了他们的一种“苦闷的象征”。把茅盾当时的这一发现同我们今天对“五四”小说变革的探讨联系起来看，是否可以这样说，“五四”小说“心理化”的形成是小说这一文学形式与“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互相需要、互为融合的结果。正是这两者的特殊结合，促成了中国小说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契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结果的不同，在于它们变革的价值指向和路径的不同。晚清的小说变革并不必然出现后来的“五四”小说变革。“五四”小说变革的出现得力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殊文化语境和来自文学内部的变革需求及其相应的创作心理机制。
我们知道，晚清和“五四”都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接受过西方小说的影响，但两者接受的方式很不相同。晚清小说是在基本不改变中国传统小说固有模式的基础上，接受了西方小说的一些艺术方式和技巧，使得中国小说原有的“故事”讲述方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那么，晚清作家为什么仅仅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接受西方小说呢？那就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要从根本的创作模式上变革中国小说，创造出一种新的小说形态，也没有从精神上感受到使用一种新的小说形态表达心灵欲求的必要。他们所看重西方小说的，除了“欧美之小说，多系公卿硕儒，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赜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用以醒齐民之耳目，励众庶之心志”[1](P48)这样的社会性功利作用外，再就是“文体曲折透达，淋漓尽致，描人群之情状，批天地之窾奥，有非寻常文家所能及者”[1](P58)、“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1](P111)这样的技巧性实用价值。他们对西方小说的选择既十分杂乱、盲目，又缺乏层次与品位的鉴别，只要看着实用就可顺手拿来，很多二三流的作品往往比一流的经典作品更为他们所青睐。而“五四”作家对西方小说的接受，是着眼于自身内在心灵表达与西方小说形式的一致性，或者说是精神需求与艺术表现的一体化程度。他们对西方小说的鉴别与引进并非是杂乱的，而是有着自觉的美学价值尺度。因为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借鉴西方小说模式来改变中国小说的审美素质，创造一种能够适应现代人精神需求的新的小说形态。所以，“五四”作家特别强调小说在表现社会人生状态的同时，要表现出作家的个人心灵状态。郁达夫曾针对晚清小说的情况说：“纪实的新闻，精细的账目，说明科学的记载，从真实的一点点讲来，当然配得上称作小说”，但是却没有艺术价值，原因在于这样的小说缺乏美，缺乏作者的个性和感情投入。“小说的表现，重在感情，同时也要讲究形式的美，在结构上要能够体现出一种个性化的创造。”[15](P6)周作人说：“内容上必要有悲欢离合，结构上必要有藤葛、极点与收场，才得谓之小说，这种意见，正如十七世纪的戏曲三一律，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16]陈炜谟说：“小说不但能摄取外形，它还能摄取内心；它不但能表示生活诸相，还能摄住抽象的、超平凡的空气；它是能从外面的东西渐渐移来抓住内里的灵魂。”[17]这些都说明，“五四”作家具有了一种远比晚清作家更为明确而自觉的小说变革意识。也正是从这种意识出发，他们能够根据精神与艺术一体化的要求，借鉴西方小说模式改变中国小说的固有形态。
有学者曾把“五四”小说所体现出的这种现象看作是“仅止于迟到的、西方的翻版”，认为这种“所谓的‘现代’只能对中国人产生意义。因为对‘输出’现代的原产地作者读者，这一切都已是完成式了。五四之后作家狂热推展写实及现实主义，却要被视为捡取19世纪西方的遗唾”[18](P7)。这种观点其实是对“五四”小说现代性的严重隔膜和误解。“五四”小说确实在变革中大量接受了西方近现代文学的影响，包括它的一些文学变革主张也有许多是从西方文学理论中引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五四”对中国小说的变革就是“西方的翻版”或“捡取西方的遗唾”。事实上，“五四”小说变革的根源深深产生于当时中国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本土生活之中。同样是用现实主义方法对中国的旧生活、旧传统进行批判，“五四”小说并非只是简单地挥舞人道主义的旗帜，而是渗透了对人的心灵与命运的深切体悟与理解。这也就是它为什么在诉说下层民众苦难和非人待遇，对旧文化熏陶下人们心灵所表现出的封闭、愚昧、麻木、奴性作深入揭露的同时，还往往流露出浓厚的怀旧情绪与迷蒙的乡土情怀的原因。而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接受，也是“五四”作家有感于这样的小说创作方法能够切合他们倾吐自己精神诉求的需要。郑伯奇在评论郁达夫的《寒灰集》时说：“我们的时代，是苦闷的时代，是激动的时代，是抗争的时代，是呐喊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就需要《寒灰集》这样的作品。“我们新文学运动的初期，不产生于西洋各国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而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所特有的抒情主义。”[19]所以，“五四”小说对西方文学的引入不过是“五四”作家从自己的本土生活和自己实际的精神需要出发，适应当时的时代精神氛围与文化语境的一种文化策略。在这其中，它已经对这些来自异域的文学营养进行了本土化的消化与转化，有些已经成为了我们现代性的民族文学的美学素质。譬如鲁迅的小说，我们能够轻易地把它说成是“西方的翻版”吗？倒是在晚清小说中，存在着许多未经本土生活消化与转化的西方文学的杂质，它们生硬地嵌在旧式小说模式中，形成了一批不伦不类、光怪陆离的文本。
以上是我对晚清与“五四”两次小说变革所作的大致比较。最后的结论是，晚清与“五四”是两次性质不同的小说变革运动，二者虽有一定的时间上的承递关系，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从晚清小说变革，并不必然地走向“五四”小说。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所促成的“五四”小说变革，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代小说”也许会是另外一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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